暫歸匆別意如何，三月昏昏似夢過。
殘剩河山行旅倦，亂離骨肉病愁多。
狐狸狐搰摧亡國，雞犬飛升送逝波。
人事已窮天更遠，隻餘未死一悲歌。[17]
1940年暑假，聽說歐洲方麵戰況稍有好轉，陳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機。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國如能去，則弟必須去，因弟複牛津函言去，故必須踐約也。”[18]想不到這次又出了差錯，剛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國駐英大使郭泰褀（字複初）發來電報，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陳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聯大，恰在此時，日軍為切斷廣西與越南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出兵攻占南寧，陷落昆侖關，滇越交通中斷，致使陳寅恪無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髒病外又患子宮病。陳氏走投無路，一麵寫信請傅斯年“如本所及聯大有遷地之消息，乞速示知”[19]，一麵做攜家眷遷川之打算，並通過許地山在香港大學暫時謀得一客座教授職位，以換取微薄的薪金維持生計。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已遷往四川南溪李莊，傅斯年致信陳寅恪，告之消息，並雲西南聯大也即將遷川，其時已在四川敘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撐，可攜家眷由香港直接轉赴四川李莊，專任史語所研究員兼曆史組主任。但此時陳家已一貧如洗，根本無資遷川，處在兩難中的陳氏在走與留問題上搖擺不定，“蓋居港地，進退維穀”。1941年2月12日晚，幾近陷入絕境的陳寅恪在答傅斯年信中道：
現除飛機外，尚有由廣州灣至桂林一道勉強可通（亦需經過無窮苦難）。內人及小孩等不計其生死存亡，令其遷至廣西居住，通計載運人身及搬運行李，據最近車船夫轎之價，約近四五千元國幣，若此能設法籌出，或者於五六月，敝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廣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於廣西，以免多費川資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時此道能通與否耳！總之，於今年暑假將屆時，即五月間，能設法為弟借貸國幣五千元或英金百磅（與朱、杭諸公商之如何）以為移家至內地之費，則弟或不致愁憂而死，否則恐與兄無見之機矣！
又近六月來，內子與弟無日不病，隻得輪班治療服藥，以二人不能同時治病也，因此病又時發，未能全恢複健康也。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約七八萬言，又考證唐人小說二篇（《會真記》、《東城老父傳》）約一二萬言，現因無人謄抄故，尚未能一時寫清寄上求教，約暑假前總可謄清也！[20]
2月28日，陳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為前封信的補充：
內遷既已決定，則廣州灣亦有製限行李之事，衣被不能多帶，故乘天氣尚寒時，將皮袍棉袍盡量穿在身上帶渝，以為過冬禦寒及當作被蓋之用。如有暇則赴李莊一看情形，以為遷後之準備。大約昆明地太高，心髒不能堪。如不能去李莊，敘永不知如何？
傅斯年接信後，想方設法為陳寅恪籌集川資，但來回奔波幾圈，幾無所獲，最後不得不與西南聯大的楊振聲協商，先從北大文科研究所資助3000元以解燃眉之急。但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軍截斷，任憑陳寅恪捶胸頓足，仰天大呼自己身家性命如此之苦，但蒼天卻板著麵孔，未有半點憐憫之意，陳氏一家隻有在水深火熱中備受煎熬。陳寅恪在給史語所助理研究員鄧廣銘並轉呈傅斯年的信中道：“弟居港下半年，即六月以後便無辦法，行止兩難，進退維穀，頗如待決之死囚，故半年來白發又添無數莖矣！”同時明確表示，“弟一人至川，而將家眷由廣州灣赴廣西居住，因路短費省，且可略帶行李（運費極昂）”。最後，陳寅恪特地囑鄧廣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