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紀30一40年代中華民族史研究的勃興
有了常乃悳《中華民族小史》的基奠，20世紀30一40年代，中華民族史研究的借此得以勃興。1933年曹鬆葉出版了《中華人民史》，1936年郭維屏出版了《中華民族發展史》，1941年李廣平出版了《中華民族發展史》，1942年張旭光出版了《中華民族發展史綱》、李震同出版了《中華民族的來源》、馬精武年出版了《中華民族的形成》，1944年，俞劍華出版了《中華民族史》，1945年臧渤鯨出版了《中華民族新論》。上述20世紀30一40年代出版的著作大都以中華民族的起源、構成成分、地域分布和曆史發展的分期（包括幾大民族混合時期）以及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性格與精神等為研究內容。盡管他們各自的觀點不盡相同，但都不約而同的圍繞樹立和傳播“中華民族”民族整體意識這個主題展開論述，目的就是“敘述中華民族曆史之悠久與光榮，以振起熱烈民族意識”，激發團結抗戰的力量。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是郭維屏《中華民族發展史》和俞劍華《中華民族史》。
(一)郭維屏的《中華民族發展史》（1936年）
常乃悳對中華民族即漢族傳統觀念的顛覆得到了郭維屏的全力支持。深受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五族共和”等思想影響的郭維屏，在其所編著的《中華民族發展史》一書的構架上，就體現了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由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野蠻到文明的發展曆程及其盛衰的變遷。
中華民族所包涵的內涵極為豐富並且很複雜，難以分析研究。因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容量最大，同化力最強的民族。因為容量大，所以寬大和平，能包涵許多弱小民族，構成大中華民族。因為同化力強，所以能吸收各種外族的文化，融合外族的血統，造成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洋洋大國。”盡管如此，但郭維屏認為中華民族成分還是有可以分析研究的途徑的。這就是文化發展程度。郭維屏認為，中華民族的各成分在文化發展上有高低之分，尚存開化和未開化之分。漢、滿、回、蒙古、藏等諸民族為開化的民族，而苗、瑤、黎、倮倮（彝族）、擺夷（傣族）、西番等少數民族是未開化的民族。抓住文化因素來分鬆中華民族的成份，這應該算是郭維屏的高明之處。相比之下，郭維屏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所包括的中華民族的成份比常乃悳的《中華民族小史》要廣泛得多了。
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郭維屏認為“土著說”和“西來說”都不可靠。他認為，中華民族並非外來，而是源於中國本土。他據《山海經》所載：“昆侖之墟，方八百裏，實為帝之萬都，有黃帝之宮”認為，昆侖之墟（即今天的帕米爾高原），蔥嶺一帶，就是中國的古都，帕米爾高原就是中國民族的發祥地。據郭維屏的推測：遠古時期，因地球環境巨變，造成海平麵上升，陸地多被海水淹沒，最後人類遷徙至帕米爾高原得以存活。後人類從帕米爾高原分到下山，遷居平原。往西遷徙者，至中亞，阿富汗，波斯，阿拉伯，歐洲等地，發展成今天的白種人；往東遷徙者，到新疆，青海，中國內地，蒙古，朝鮮等地，發展成今天的黃種人。但是，郭維屏的這一假說後來並沒有得到證明。
中華民族的發展是郭維屏論述的重點，他從曆史方麵的論述了包括中華民族的起源至中華民國時期。他認為古代，中華大地群居或散居許多的族群，黃河流域有諸夏族群，長江流域有苗夷族群，北方有狄族群，西麵有戎族群等等。如此眾多的族群，是怎麼最終走向融合與和諧共生、共榮，終成今天的中華民族的？
他認為，中華民族祖先從帕米爾高原下行至黃河流域以後，就形成了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發展態勢，但其中心地位受到長江流域苗族群的覬覦。禹時，“敷文德降苗，順者留居，逆者逐之，此為中華民族勢力擴張之開始”。至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民族的勢力進入了漸盛時代。這個時期，漢族的各諸侯國都在擴張自己的生存空間，齊國吞並東夷，楚國滅南蠻等等。從而推動了漢文化向黃河流域以外地區釋發影響，東及大海，南達五嶺，波及長城內外。秦統一中國後，促進了各民族的融合，但同時也受到了匈奴的威脅。漢武帝時，舉兵討伐匈奴，匈奴大敗，造就了“漢族第一次大統一時代”。漢文化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北逾大漠，西達蔥嶺。晉時，五胡亂華，中原族群大舉南遷。中原文化的南移，促進了南方文化的發展，中原民族與南方諸族的進一步融合。入主中原的北方諸族亦主動或潛移默化的受到受漢文化的影響，漸被漢文化同化。唐統一中國，漢室恢複中原。隋唐兩朝國力的日益強盛，深受漢文化影響周邊的諸民族，也逐漸臣服隋唐中央王朝。隨著他們與隋唐經濟、文化等往來的民族日益增多，居住長安等大都市的外族人口與日俱增，隨之加速了各民族間的融合、同化，促成了“漢族第二次大統一時代”。李唐衰敗，北方民族興起，逐一與宋爭雄，逐鹿中原。宋敗南遷，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往，融合，甚至同化。宋室南遷，促進了江南文化的發展，漸成中國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