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時，蒙古族入主中原，其疆域古今第一。隨著東西路交通的打開，中原與西域的經貿人員往來進一步加深，民族融合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明王朝聲威不如漢唐，時受韃靼、瓦剌等北方民族的侵擾，但在海外移民在大明時頗有成效。滿洲統一中國後，其版圖可與漢唐相比，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中華民國時期，孫中山先生倡導的民族一律平等，催生了中華民族的雛形。
這樣郭維屏首次對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作了勾勒。郭維屏所畫的中華民族發展的這幅圖像雖然粗糙而簡陋，甚至沒有分清中華民族史與中國史的不同，但仍不失為中華民族史最早的一幅圖像。
然後，郭維屏從地理方麵論述了中華民族的發展。他認為中華民族發祥於黃河流域，後沿著長江流域，向珠江流域，雲貴高原；沿著長城，長城內外，西域，青藏高原發展。至近代，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已經在中華大地各區域紮根，與其他兄弟民族共生，共榮和諧向前發展。郭維屏根據中國民族分布的這個現狀，從地理的角度，把中華民族所居棲地劃分為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雲貴高原、滿洲、蒙古、新疆、西藏、西藏等9個區域，根據中華文化潤澤至當地的先後逐一進行了論述。
除此以外，郭維屏還就中華民族在秦漢、三國、西晉、宋和明清等時期，向南洋、美洲等地移民的情況作了簡要論述。
在中華民族史的研究上，郭維屏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有以下幾個特點：一研究的是中華民族發展的整個曆程；二對中華民族的理解已經跳出了僅僅指漢族的範疇，他已經自覺的把滿族、回族、蒙古族、藏族以及苗族、瑤族、黎族、倮倮（彝族）、擺夷（傣族）、西番（藏族的一支）等少數民族納入中華民族之列加以研究；三較為充分的論述了中華民族源於帕米爾高原的“土著說”假說；四從時空的二維角度論述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這樣，郭維屏的《中華民族發展史》就把常乃惪開拓的中華民族史研究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二）俞劍華的《中華民族史》（1944年）
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反複說明了他對“中華民族”整體認同的理解。基於“中華民族”有著共同“曆史的演進，文化的傳統”，說明了“我們五大宗族是生命一體”。因而“中華民族是一個”，其各個組成部分都不能單獨稱為“民族”，隻能稱為“宗支”。
蔣介石的這一說法，在抗戰時期曾得到廣泛播揚，並一度幾成“正統”。當時出版的一大批有影響的民族學和民族史著作，都分別從各自的角度對蔣介石這一觀念做進一步發揮。俞劍華所著的《中華民族史》就是其中之一。俞劍華論著的整個構架，是以中華民族的來源為開篇，以中華民族的“五大宗支”的發展曆程為核心展開的。
論及中華民族的來源，俞劍華質疑了郭維屏論著中，關於中華民族源於帕米爾高原的觀點。他認為，“西來說”的不成立，已足以反正“土著說”的可信。在論述這個觀點時，俞劍華除了羅列西方學者支持中華民族“土著說”的觀點外，還把“北京人”考古發現的情況進行了簡要的敘述，借此來夯實“土著說”的基點。
俞劍華的可貴在於把考古學的材料引入了對中華民族史的研究。1921年，中外專家學者開始對中國的史前文化進行考察和挖掘工作，發現了不少新舊石器時代的遺跡和遺物。1921年8月，瑞典的地質學家安特生和美國、奧地利的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地區，發現了生活在距今大約70一20萬年“北京人”化石以及其他遺物。這表明，在70一20萬年前，中華大地就已經開始有人類活動。1923年，法國傳教士Teilharddechardln和F.licent在寧夏、鄂爾多斯和陝西榆林等地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遺物。在舊石器時代考古不斷取得新發現的同時，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成果也頗喜人。仰韶文化遺址出土了許多新石器時代的石斧、石刀、骨針……以及數量可觀的彩陶等等。新舊石器時代遺址和遺物的發現，向世人展現了史前的中華文明。同時也從另一個角度支持了中華民族來源的“土著說”觀點。這些考古新發現，不僅證實許多傳說的可信，同時也把中國的曆史向前推進了幾十萬年。俞劍華運用這些考古材料對中華民族史前的情況進行了簡要的敘述。
關於中華民族的內容，俞劍華論著的論述與前麵的兩部論著的大同小異，在此不再贅述。有所不同的是，俞劍華在論及漢、滿、蒙、回、藏等所謂宗支時，把“許多近似的附屬小宗族分別附加”入其中，內容上，也較前麵兩位學者的論著更為詳實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