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俞劍華論著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認為中華民族是“由小宗族合而為較大的宗族，由較大的宗族合而為更大的宗族”，經過彼此間的長期接觸交往或戰爭會盟，最終形成今天的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就像一個五世同堂，支庶極多的大家庭，而中華民族史就是一部世界最大的族譜。漢、滿、蒙、回、藏等族就是中華民族民族的宗支。俞劍華就是根據這個框架，以五章的篇幅，運用曆史文獻，分別詳細的論述了漢、滿、蒙、回、藏等民族，從發祥直至近代，由小到大，由野蠻走向文明，由弱到強，從獨自發展到民族交往、融合，終成中華民族的一員的發展曆程。
有意思的是俞劍華在《中華民族史》中從平等性、統一性、團結性、調和性、保守性、豎韌性、和平性、永久性、吸收性、獨立性等l0個方麵，論述了中華民族的特性，對於研究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有參考價值。
在中華民族史的研究中，俞劍華的《中華民族史》有二個顯著的特點，一是一反過去的學者將中華民族視為多元的一個集合體加以研究的傳統，首次將中華民族視為一體的一個整體加以研究；二是首次運用了考古材料，初步複原了中華民族的史前史。
綜觀以上所述，20世紀30一40年代中華民族史研究雖然勃興而取得相當的成果，但終因當時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又受到曆史的局限，所以大多成了蔣介石的中華民族論的解釋者，為蔣介石抬了轎子，並沒有能反映出中華民族曆史的真實麵貌。但這是時代的局限，今天我們不能苛術他們。
三、20世紀50一70年代中華民族史研究的台灣一支花
興盛一時的中華民族史研究，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困在中國大陸沿寂了下來，而跌入冰點，但在台灣卻繼續了下去，出現了一技獨秀的態勢。據目前的材料所知，在這個時期台灣出版了王寒生的《中華民族新論》和陳致平的《中華通史》十二冊。
(一)王寒生的《中華民族新論》(1971年)
王寒生的《中華民族新論》雖然號稱“新論”，其實並不新，從其本人在《序》中所言：“中華民族，萬流同源。我全麵敘述各宗係，及與漢族有密切的關係，並不對某部分，加以強凋，亦不專論漢族，以大我代替小我，分漢滿蒙回藏苗仍是小我，不免畛域”實際上還是對蔣介石中華民族觀的又一種解讀版本。
《中華民族新論》全書分為15章，遵循他不專論漢族的宗旨，從第2章到第6章以5章的篇幅分別論述了東胡族、蒙古族、匈奴族、藏族、西南夷等少數民族，從體例到內容都大大不如三四十年代郭維屏等人的論述。
而王寒生的新論主要表現在：一是增加了對民族一詞的釋義，算是有一點民族學的色彩；二是論述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從分析黃帝世係入手，運用了體質人類學的材料和曆史文獻資料，討論了中華民族的定型問題，其間雖突顯了漢族中心主義，但也算是又有一點民族學的色彩。
(二)陳致平的《中華通史》(1974一1979年)
在台灣的中華民族史研究中，以陳致平最為用心，他以個人之力，自1974年到1979年出齊了12冊，340餘萬字的《中華通史》，成為2O世紀5O一7O年代中國中華民族史研究在台灣的一枝花。
陳致平的《中華通史》在開篇的緒論中，有一節專門探討了什麼是中華民族·開頭一句話就是“我們中華民族，是自古以來摶合了許許多多民族而構成的一個龐大的民族。它本身雖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但以一個主要民族為其中心，而同化其他民族，遂形成一種單元型的多元民族。這個中心民族，在先秦上古時期，稱為夏族或華族，秦漢以後則稱為漢族。”這裏有三層含義：一中華民族是一個由許多民族構成的一個民族；二中華民族是一種單元型的多元民族；三中華民族的中心民族是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