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坤
（一）
坦白地說，我並不怎麼欣賞“地域文化”一詞。這首先是因為天性害怕狹隘，更與一哄而起的鑼鼓喧鬧有關。多少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兩湖作了一次曆時近兩個月的漫遊。然而，對古老大地的親近感和興趣並沒有減弱反而強化了我對鑼鼓的反感。“讓什麼什麼走向世界”當然是不錯的，但我總感到本來很博大浩渺的時空反而被某種人雲亦雲、有口無心的聲音弄小了。在一塊有著鴻蒙旋律的土地上放起了留聲機或者喇叭，一定有礙於對前者的聆聽與感受。
不過，我也開始檢討自己，對“地域文化”的態度由此變得複雜起來。那段時間，我先後拜訪了一些有成就的學者，也讀了不少相關著作。
應該承認，楚湘是一片費解的土地。
有一位學者指出，“兩千多年前，秦人率先征服了東西大陸外在的可見的世界，楚魂隨後彌漫了中國人內在的不可見的宇宙。作為社會行動的秦人和作為曆史夢遊者的楚魂，從此成為中國心靈的二元象征”（謝選駿語）。也許沒有人能否認這種象征的真實性。楚湘之地的出土文物不斷地報道著這種夢遊之魂，這個地方的現代故事仍然見證著這種夢遊之魂。在世界文化的大視野下，批判性地解讀這片土地，無論如何是一種極具學術價值的工作。
打那以後，我倒有點慚愧自己無能為力於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或者文藝創作。不然我也許會離“地域”更近一些的。比如說做田野考察。
可我現在隻能在遠離田野的課堂上，講康德“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講荷爾德林的“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講凡·高的“農鞋”……這當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話題上總是舍此就彼、舍近就遠，卻是沒有理由的。有一次，我對十多個聽講的研究生說：“咱們到學校後邊的森林上課去吧。”他們居然一致讚成，躍躍欲試。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與忙於跟世界“接軌”的學生以及更年輕的少年朋友一起，觀照一下腳下的“大地”和身邊的“農鞋”，則是我經常記起的。盡管我知道，無論“大地”、“農鞋”，還是“星空”、“道德律”，在原本的生命意義上，並無什麼東西之分、古今之分。
受托編輯這個讀本，與我的一廂情願當然有不小的距離，但畢竟是某種補償，所以我樂意為此。
（二）
楚，是一個有彈性的用語，細說起來有些複雜。兩千多年前的楚人活動區，曾北達豫魯之南，南經九嶷蒼梧而至嶺南，西與巴山雲雨相會，東則鞭及長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按文化的相關相近性來畫一個今人容易識讀的地理圈，它主要指以洞庭湖為據命名的兩兄弟：湖北與湖南。“兩湖”作為固定詞組即是一個印證。曆史上，人們在稱謂湖南時，常常楚、湘兼用，可見二者常常是交叉的。但是，湘畢竟有別於楚，而且在文化的演進中，它們同時存在著一種若即若離的張力關係。為了體現這種分別，本書取名為《楚湘讀本》。所以請讀者倘遇到用語模糊時，不要過分拘泥於字眼。就像兩兄弟的一些關係總有點界限不清，倘若不作學究式清理，不必過於認真。
按照叢書的體例，我應該在此對楚湘文化作一個概述。這當然是必要的，但用一篇短短的前言作一種周至的概述則是不可能的。這不僅超出了這一小小讀本的負荷，而且因為已經有了很多成熟的研究，這裏隻是聊天式地略說一點體會。
什麼是楚湘文化的特點呢？如果讀者要求一言以蔽之，我寧可將其表述為一種“意象”。
這個意象不過是一個少年或者兒童、孩子。
少年並不一律，其中有嬌兒寵兒，也有棄兒流浪兒；有規行矩步者，也有異想天開者；有早熟的乖孩子，也有少不更事的赤子或者混小子。楚湘少年屬於後一種。
這個發現來自梁啟超先生。我曾經很佩服他的眼光，可是後來覺得，這種發現其實不要什麼特別的眼光。任何一個人，如果他稍微多一些地接觸楚湘文獻，都可能會有這種發現：
現成的文字就擺在那裏，比如老子的“嬰兒”說，李贄的“童心”說。
現成的人物也擺在那裏，從古代放言無忌的屈原大夫，到近代任才使氣的湖南少年。可以說，這本書涉及的人物，多具孩子氣。
這是怎樣一種孩子氣呢？很多人注意到了楚湘人的蠻狂，那我們從這裏說起。
蠻，在兩湖是一個常用語。這個字直到現在也還是含有貶義。然而兩湖人對這種蔑稱並不介意。在楚湘之地，“蠻子”往往是對一個孩子的愛稱。“蠻好”是一個褒義詞，理解為一個主謂詞組也行。其他地方的人很難想象楚湘的蠻，那就不妨看看《馬橋詞典》中的那位羅江“老倌子”。為了討回三毛擺渡錢，他不覺得丟下河邊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麼不妥，他不算這個賬，隻知道認死理，坐我的船就得拿錢來，否則跟你沒個完，追到天邊也要追。湖南人把這種德行稱為“霸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