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楚人蠻狂得無法接受，卻讓人感到可愛？這就是原因。楚人為什麼常常無心為文，卻可以有“第一等文章”？這就是原因。
然而，如果隻有以上這一層把握，我們對楚湘少年的了解還是不完整的，也無法將其蠻勁與北方人的剛烈耿介分開。楚人的蠻勇不同於子路結纓而死，不同於荊軻刺秦王；楚人的童心不同於顏回樂處陋巷不改其樂，不同於孔孟式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它沒有那麼嚴肅與鄭重，而總有一種放任獨行、桀驁不馴的東西若隱若現於其中。
楚人的蠻狂是執著堅韌，同時也是僭越否定。這是一種很有意味的性格結構。
雖然有諸夏對“蠢爾蠻荊”的頻繁征討，雖然有綱常名教對這個地區的多輪改造與同化，然而其不守規矩的少年因子卻深埋在這片土壤中，這就是楚人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生活方式的自由特性。如果把中原比作一個莊重成熟的老者，楚湘卻更像一個少不更事的少年。先秦諸國確實比楚國先脫離巫文化原始狀態，而在倫理道德、法製規範、科學邏輯和文學藝術上進入理性主義。楚國雖然也有對於道德理性的接納，骨子裏卻仍然是無規無矩，我行我素。
沒有一個兒童喜歡長時間地擺弄同一種玩具。如果沒有新的代替，他們就拆了重新組裝，他們更樂於進行天上人間的無邊際的幻想。沒有一個少年天生喜歡循規蹈矩，如果跟隨爸爸媽媽一起散步，他們常常不走直線。
楚人的少年品質，表現為對常規思維方式的挑戰、否定，行為上敢為天下先。
靠著懷疑、否定和浪漫的少年品質，楚人為中國貢獻了一個“道可道，非常道”的哲學世界、一個天馬行空的藝術世界、一種標新立異的價值傳統。
靠著這種少年品質，楚人一次次向周王朝統治者發起反抗，對正統的綱常名教離經叛道。試想，如果楚人溫文爾雅，一切從周，不敢走左道旁門、以自為本、獨行其是，中國曆史上便絕不會有與北方文化雙峰對峙而又互相映照的文化品種。
這一文化品種，湖南與湖北有著相異的風采。如果有興趣尋找其近現代典型，最好是到湖南；但如果要了解古代的情況，最好是去瀏覽湖北的典籍，或者去搜集那些流傳在民間的傳說與故事。
（三）
說到楚湘少年，我們很容易想到“狂放不羈”、“形而上學”、“浪漫主義”之類的字眼。那麼是什麼造成了這種氣質而又將它代代相傳？有人將其歸因於老莊和屈原，當然有理由，然而沒有告訴我們，在這個地區何以可能有老莊和屈原？他們的氣質為什麼可能被人所接受，而成為一種地域性文化品格？這種大問題，可以從社會曆史變遷等多角度探討，篇幅所限，本文對此存而不論，交給專門家好了。好在這樣的論述很多。
作為“地域文化”叢書的編者，我隻是提請讀者注意楚湘的地理環境。
麵對一群北方大漢，不需要任何背景襯托，你都不會把他們當作南方人。反之，將一幫南方青年置身於高原大漠，用白羊肚毛巾裹其頭，用秦腔晉調配其音，你也不會說他們來自黃河秦嶺。不管人類如何掙紮，它始終是自然的作品，是那個特定時空的作品。體質人類學上是如此，文化人類學上亦複如此。
那麼楚湘水土與楚湘文化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瓜葛？
孔夫子說：仁者樂山。朱熹這樣解釋道：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山，故樂山。這種說法不能一律，至少在楚湘有點例外。這裏並不缺山，比如湖南就有山國之稱。然而對於湖南人，山，不僅沒有成為他們“安於義理”的場所，反而成了阻隔義理的屏障。
當齊魯儒生在一本正經地“之乎者也”的時候，楚地的年輕人卻在天高皇帝遠的山頭盡興地對唱情歌；當燕趙百姓在恭恭敬敬地祭祀神祖的時候，楚地的蠻子卻在深山老林野性十足地跳巫舞；當中原婦女端方虔誠地死守節烈的時候，多情的湘女卻“獨立兮山之上”，人而鬼、鬼而人地盡顯風流。湖南人一向並不“厚重”，而且以“遷”聞名。而湖北，更有內地最著名的僑鄉。
遠離中原文化，天高義理遠。然而，為什麼同是高山，它可以養成北方人大山般厚重、守成的性格，而在南方，它卻沒有這個功能，反倒成了人們盡興嬉戲的背景或道具？這就是說，還有一種更為決定性的地理因素，在製造這種差異。
能在飛機上鳥瞰再好不過了，但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一個地球儀，一張地形圖就可以告訴你這樣一個地理差異：北方是大漠黃埃，楚地是江河湖汊。簡單地說，前者為土，後者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