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體問題，在京能否拒絕署名，不言而喻。若問良心，則誓死不承。……若雲反複，以總統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論要言！”
其實，他一直暗中與梁啟超頻繁來往，與雲、貴兩省軍界密電交加，籌劃護國大計。梁當時可以說是執輿論界牛耳，連袁的大兒子袁克定也說他“領袖名流”，得他一言，“賢於十萬毛瑟”。蔡鍔對帝製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梁的影響。“籌安會”發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訪恩師，梁說自己的責任在言論，必須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對。他則是軍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韜晦，勿為所忌，乃可以密圖匡複”。
不久梁啟超就公開發表了著名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蔡鍔則隔幾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們先後南下。蔡於1915年11月中旬秘密離開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轉河內，12月19日抵達昆明。梁則於12月18日到上海。臨行前師生相約“事之不濟，吾齊死之，決不亡命；若其濟也，吾齊引退，決不在朝”。
袁曾對身邊的親信說從蔡鍔臨行時的深謀遠慮來看，“此人之精悍遠在黃興及諸民黨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現在遠走高飛必為心腹大患，並感歎“縱虎出柙”，言辭之間隱有悔意。雲南獨立前的一天蔡鍔最後一次忠告袁，“痛哭陳詞”。此後的宣言、文告中則一律列數袁的罪狀，稱其為叛逆、“謀殺凶犯”。
等到袁被迫取消帝製，他雖然堅決反對袁繼續當總統，但他也說自己對袁“多感知愛”。多次表示袁對他“禮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願其凶國害家之舉”。他起來反袁，是為保衛民國，為了公義，不能“兼顧私情”。由此看來，他對袁是有一定個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製自為，他就要起而反對，毫無回旋餘地。在他看來，這是“為國民爭人格”。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從1911年辛亥革命後至1913年進京前，蔡鍔曾通電發表過大量政見，他的政見前後也有些變化，但作為一個堅定的共和主義者，誓死捍衛民國的立場從未動搖過。
他認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種族革命。他致電孫中山等堅決反對君主國體，無論滿人還是漢人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見、黨見，唯才是舉，變革要穩健、漸進等。這些見解即使今天看來也不無見地。
他認為結社自由是文明國的通例。袁上台後，他提出應組織政黨內閣，其他政黨在旁邊監督。鑒於當時政黨林立、黨同伐異，意見紛歧，水火不容，他主張解散各黨，另組健全的政黨，並願意先取消他領導的共和統一黨。他說“破壞易，收拾難，建設尤難”。並勸說黃興“功尚未成，身何能退！”
此後，他首倡軍人不入黨，自己身體力行，謝絕參加一切政治組織。同時，反對軍人結社，認為因政見不同而以武力為後盾，很可能破壞和平，推倒內閣也太容易。
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著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稱帝，他第一個起來反對。雲南舉義目的就是擁護共和國體，使帝製永絕於中國。
等到勝利在望，他一再表示功成身退，決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他致電梁啟超“對於國事，除萬不得已外，擬不發表何種政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