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最著名的弟子張栻是南宋抗金名相張俊的兒子，張栻遵父命求學於胡宏，“遂得湖湘之傳”，歸長沙，在妙高峰下創建城南書院（今長沙第一師範校址），後主教嶽麓書院。適時朱熹來書院講學，大批學子來聆教，所乘馬匹一時間竟將嶽麓書院前的池水喝幹。
湖湘學者主張在日用倫常和經邦濟事的活動中，去察識心性義理，形成了把心性哲理和經世致用結合起來的湖湘學風。胡安國以《春秋》為“經世大典”；胡宏主張“理欲同體”，“聖人不絕欲”，隻不過天理與人欲作用不同；張栻強調“知行互發”，以及湖湘弟子留心經濟之學，無不是這一學風特色的具體體現。王船山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氣、物、情、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礎之上，抑製了理學走向空疏、虛誕的嚴重弊端，適應並推動了實學思潮的發展。
船山以氣為本的哲學思想體係，近代各家都從中汲取了自己所需的養料。曾國藩等理學經世派從船山理學思想中吸收了儒家倫理內核以及“明體達用”的學術思想特色。譚嗣同則汲取了其理學思想中的精深哲學體係的形式，服膺其“道不離器”、“理欲同體”的哲學命題。楊昌濟則繼承了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的思想，提出“力行尤要”的主張。
船山學說中經世致用的實學傾向，深受近代各家各派推崇。湘軍集團的治理軍隊、興辦洋務，便是這種實學的具體體現。而船山學說中的濃厚的民族主義意識，其“華夷之辨”的議論，反滿的激烈言論，對近代民族意識的激發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說到湖湘文化、湖湘學說對近代湖南人才群體的影響，我們不能忽視嶽麓書院的作用。
這座香樟護道，始建於宋太祖開寶九年的宋代四大書院之冠，坐落於嶽麓山下已曆千年。宋真宗賜書的“嶽麓書院”四字門額曾使書院名聲大振。宋代全盛期曾有“道林三百眾，書院一千徒”的民謠，可見學子之眾。書院曾經兵毀重建。清代康熙以“學達性天”四字賜給書院，乾隆亦賜“道南正脈”匾額。
書院的前廳、正廳兩邊壁牆之上，刻有四個大字：忠、孝、廉、節，每字高1.6米，寬1.2米，手書石刻，相傳為朱熹手跡。兩廊的正麵刻有乾隆年間禦史歐陽正煥所書“整齊嚴肅”四字，形略小於朱熹字。前廳後有文昌閣，舊製書院生員凡及第者，均題名於閣內。湘水校經堂，為道光十六年湖南巡撫吳榮光所建。六君子堂，為祭祀創建或修複嶽麓書院最有勞績者。半學齋，為五開間一進的舊式房屋。“半學”兩字取自《尚書·說命篇》“惟教半學”一語，意為半教半學，教學相長。此齋為曆代書院山長、高等學堂領導者居住之所。
書院是幽靜的，院中石頭鋪地，庭前古木參天，樹皮上敷滿苔青色，不時有鳥聲從枝葉間透出來，讓人感到確是個極好的讀書處。於靜謐中，我想到書院的曆史，尤其是近代史中湖南的那些著名人物，幾乎都是從這裏走出去的，而湖湘之學，大抵也是在這裏薪盡火傳，影響了整個中國命運。這書院，也該是“動極而靜”、“靜極複動”，動靜“互為其根”，致使人世間“萬物生生變化而無窮焉”吧。
湖南近代的幾個人才群體，曾就讀於嶽麓書院、城南書院者，先後有賀長齡、賀熙齡、陶澍、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郭嵩燾、曾國荃、劉長佑、唐才常、沈藎。譚嗣同雖沒有直接在書院就讀，但其師歐陽中鵠深受湖湘文化影響，尤崇拜王船山，後還有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光緒二十四年肆業於嶽麓書院。
毛澤東青年時代受楊昌濟的教育、引導，對哲學有濃厚興趣，他注意經世致用，倡導實踐躬行，湖湘文化的三大要素：推崇理學、經世致用、倫理踐履，在青年毛澤東身上都有著明顯的體現。城南書院，即毛澤東就學的長沙第一師範的前身。1916年，毛澤東曾寄居嶽麓書院讀書。1918年6月再次寓居書院主編《湘江評論》，被查封後，1919年，毛澤東又在書院半學齋主編《新湖南》。
無湘不成軍
說船山史論是一部軍事理論經典，從軍事戰略角度論及，是不差的。在湖南，“士乃囂然喜言兵事”，“無湘不成軍”，幾成傳統和特殊的社會風氣。
對於船山的史學宏論，“於曆代兵事謀之甚詳。湘人服膺其書、多明將略戎機，遂能削平大難”。湘軍的領導人物，郭嵩燾、彭玉麟、羅澤南等，在組建湘軍之前就被窮論古今興亡、講求經邦治國的《讀通鑒論》、《宋論》所吸引。而被楊昌濟稱之為實踐船山理論的實行家曾國藩，刊刻《船山遺書》與湘軍鎮壓太平天國戰爭高潮同步進行。320卷遺書，曾國藩親自校閱了117卷，為了校對訛字，“乃複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訛者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