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毛澤東早在1920年就說過：“嗚呼湖南，鬻熊開國，稍啟其封。曾、左，吾之先民；蔡、黃，邦之模範。”曾即曾國藩，左即左宗棠，蔡即蔡鬆坡，黃即黃克強。至於鬻熊，則相傳是楚人的祖先。也就是說，湖南人的精神，可以追溯到楚文化，但主要彰顯於近現代，並集中體現在曾左蔡黃（其實也包括毛澤東）這些先驅人物和領袖人物身上。近現代以前，“湖南人物，罕見史傳”。好不容易有個名叫劉蛻的湖南人在唐大中四年（公元850年）中了進士，還要被稱為“破天荒”（“破天荒”這個成語就是從這裏來的）。不過，劉蛻雖然破了天荒，真正讓國人對湖南刮目相看，還是在清代鹹豐、同治之後。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這是一撥；譚嗣同、唐才常，又是一撥；黃興、蔡鍔、宋教仁、陳天華，又是一撥；然後是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羅榮桓、任弼時等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正所謂“湘省士風，雲興雷震，鹹同以還，人才輩出，為各省所難能，古來所未有”（楊昌濟先生語）。其實，早在道光年間，邵陽人魏源即已應林則徐之請，編成了被日本維新誌士奉為至寶的50卷《海國圖誌》。日本人能夠取得明治維新的成功，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應該說也有我們湖南人一份功勞。可以這麼說吧，自魏源始，中國就進入了一個“湖南人的時代”。所謂“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沒有湖南人參加的革命不算革命”，便都是對湖南人在近現代曆史進程中所起作用的高度肯定。
問：這裏麵又有什麼原因？
答：原因當然是多方麵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鹹豐、同治之際，我們這個“天朝大國”已國勢衰敗，風雨飄搖，內外交閑，四麵楚歌，可以說是天都快塌下來了，非得有人霸蠻頂住不可。此後一個多世紀，都是中華民族的非常時期，也是特別需要霸蠻精神的時代。想想看吧，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這一百多年間，中國人做了多少驚天動地的事情，其中哪一件是輕而易舉不必霸蠻的？沒有吧？那麼誰最霸蠻？湖南人最霸蠻。這可真是“天將降大任於湘人也”。這個時候，我們湖南人不挺身而出怎麼行？難怪譚嗣同要說“萬物昭新天地曙，要憑南嶽一聲雷”了。
問：也就是說，湖南人的“霸蠻精神”在這時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湖南人也就大顯身手脫穎而出了？
答：正是這樣。因此，隻能說湖南人的“霸蠻精神”在近現代得到了發揚光大，而它的形成則應該有一個長遠的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
問：請問在這個長遠的過程中，起到較為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什麼？
答：無非生存環境與文化傳統。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湖南這地方，古稱“三苗”。山高路遠，地老天荒，曆來是遠離中原的“化外之地”，也是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雜處之所。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湘省連遭戰亂，人丁銳減，十室九空，於是有了大規模的兩次移民，即民間所謂“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韶山毛氏先祖毛太華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山民有刻苦強悍的習性，移民有開拓進取的精神。他們都要篳路藍縷忍辱負重，因此他們都得霸蠻。他們也都要通婚聯姻相互提攜，所以他們的後代也霸蠻，甚至更霸蠻。不霸蠻，活不下去呀！
問：你說的這種情況，其他省份也有。比如福建，古稱“閩越”，廣東，古稱“南越”，也是山高路遠，地老天荒，也曾有過多次大規模的移民，以及外來移民與當地土著的通婚聯姻，為什麼“霸蠻”不是福建人、廣東人的精神？
答：我想這恐怕就要歸結為文化傳統了。福建、廣東和湖南的文化傳統不同。從文脈上講，湖湘文化繼承的是楚文化的傳統，而楚人是比較霸蠻的。楚人原本是“南蠻”，周人管他們叫“荊蠻”，因為他們遠離中原。湖南就離得更遠，戰國時才被楚人占領，要算是“蠻中之蠻”。然而楚人霸則霸矣，蠻則蠻矣，智商卻不低。楚辭是可以和北方歌詩平分秋色的，楚歌也不比吳歌差，楚國的政治家更是多為棟梁之材。更重要的是，自強不息的楚人居然並不以“荊蠻”為恥。上下君臣，都自稱蠻夷，專一和華夏諸侯作對，五年不出兵，就算是奇恥大辱，死後不得見祖先。春秋前後，楚吞並的諸侯國，大大小小四十五個，終於成為南方之強。春秋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有他，戰國七雄（秦、齊、楚、燕、趙、魏、韓）也有他。而且五霸也好，七雄也好，要說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還得數楚國。戰國時，楚的疆域，東至海濱，北至中原，西有黔中，南有蒼梧，差不多占了當時中國的半壁江山。也就是說，楚國原本也有資格有條件統一中國的。所以，秦滅六國，楚最不服，以至於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不是說楚人主張民族分裂反對國家統一，而是認為要統一也該由我楚人來統，輪不到你秦老西。這種精神，可謂楚人共性，所以湖北人也很厲害，“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