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子不必再多舉了，楚人的文化實在是漢人精神的骨子。這種文化的特質是什麼呢？假若我們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說最近於數量的、科學的、理智的、秩序的。具體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質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鎮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別），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記》所謂“金有六齊”）；街道吧，是像詩人所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東》）。他們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實，那農業社會的精神狀態乃是像詩人所歌詠的農作物似的：“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大雅·生民》）這種凝重堅實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銅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這恰可以作一個對照。它是奔放的、飛躍的、輕飄的、流動的，最好的象征可說就是漆畫了。這兩種文化，也可以說一是色彩學的，一是幾何學的。在周文化那裏，仿佛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楚文化這裏，卻是像“青黃雜糅”的大橘林似的，鮮豔奪目。簡單一句話，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這種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漢代，而司馬遷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至於楚文化何以在漢代有這樣大的勢力，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為原因的事實來。第一，我們必須注意到楚的實力之大，蘇秦所謂“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可知唯一能和秦對立的隻有楚。第二，我們必須考慮到楚國的民氣之盛，報仇心之切。我們看範增初見項梁時的談活：“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人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立楚後也。”項梁聽了他的話，才把楚懷王的孫子——一個牧羊兒——找了來，又立為懷王，以為號召。可見楚的潛勢力了。第三，我們不要忽略楚國占地之廣。自從兩次遷都後，已經擴張到了現在江蘇的北部；在某一種意義上說，劉邦一班人已經是楚人，不要說項羽了。第四，在漢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年）曾把楚的貴族昭、屈、景、懷遷入關中。這一方麵固見出楚的勢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麵卻也見出這是楚文化之直接對漢代的傳遞。大凡一個時代的文化，往往有一個最顯著的共同特點，這就是時代精神。漢代——特別是西漢的時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調，而楚文化者恰與這切合，自然為人所熱烈吸取了。
假若再問何以楚國產生的文化是那樣的？我們可以說經濟力的膨脹乃是一個大因素。我們試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誇楚，為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史記·春申君列傳》）再看《招魂》、《大招》裏的鋪陳，那生活的豪華富貴更不難想象。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之下所產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農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產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們用這同樣的原因不唯可說明楚，而且可說明齊，又可說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說明漢代文化的本身。
節選自《司馬遷人格與風格》，三聯書店1984年版。李長之（1910-1978），山東利津人。著有《司馬遷人格與風格》等。
屈騷傳統
李澤厚
當理性精神在北中國節節勝利，從孔子到荀子，從名家到法家，從銅器到建築，從詩歌到散文，都逐漸擺脫巫術宗教的束縛，突破禮儀舊製的時候，南中國由於原始氏族社會結構有更多的保留和殘存，便依舊強有力地保持和發展著絢爛鮮麗的遠古傳統。從《楚辭》到《山海經》，從莊周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的“南方之強”，在意識形態各領域，仍然彌漫在一片奇異想象和熾烈情感的圖騰——神話世界之中。表現在文藝審美領域，這就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