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政治道德強調的是“憂”還是“樂”？
這種憂患意識，一方麵是由於真正達到治國平天下是非常困難的，危機會隨時出現的，我們這個國家可以說一直是穩定、發展，動蕩、戰亂，改朝換代然後又是新的發展、新的動蕩、新的戰亂、新的改朝換代，這幾千年來我們國家經曆了非常艱難的曆程。《易經》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天下可保也”，就是在你平安的時候不忘記危險，在你存在的時候不要忘記滅亡，在你各方麵都很有秩序很規範的時候不要忘記混亂，這個是非常深刻的道理。孔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他這個提法也很深刻，終身之憂，憂是終身，到死為止，每天你都要思考，要擔心一些問題，都要考慮一些事情往壞發展的可能，都要有麵對不良事件、不良情況甚至是某些危險的準備，如果有這種終身之憂，你就不會有一朝之患，你平常都好，日子都過得很好，行政也做得很好，公益也做得很好，就不會說是突然會出事，傳染病來了，自然災害來了，一個社會的動亂發生了，甚至於是其他一些想不到的事情會突然發生，不論發生什麼，你都“憂”在前麵，有了準備。
終身之憂，就是一輩子都不放鬆這根弦，隨時有憂患意識，你才不至於發生一朝之患，就是說你終身要思考謀劃，做好壞的準備，才能夠沒有災難。這樣的道理在我們中國文化裏是講得非常多的，即使是一些不在位置上的，不是官員，不是大臣，不是君王，不參與朝廷的決策和運作，這些人也有這種憂國、憂民的傳統。從孔子、屈原一直到魯迅到孫中山到毛澤東，都有這樣的一種憂國憂民的傳統，這是一種憂患，政治的理想不容易實現，不容易變成現實，這是憂患。你身不在廟堂，不在朝廷，但是你關心眾生，這也是一種憂患，那麼還有一種憂患，在中國的文化裏頭從古代就提出來的，就是對個人命運的憂患，這個也是孟子最早提出來的，孟子最有名的話，毛澤東主席也最喜歡的一段話：“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中，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裏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也。”從個人的命運上來說，這種憂患意識也是必不可少的，誰也不要想著自己能夠直線前進，光滑前進。我們的人生哲學是強調樂的，但是我們的政治責任感、我們的政治道德是強調憂的，這是後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很大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的憂樂觀為什麼以“憂”為核心？
如果說你的樂是有感染力的，那麼你的憂的感染力是超過樂的，憂使一個人變得偉大崇高。
前邊我已經講了，正是因為我們對政治，對國家的一種期待，所以我們的憂患是非常多的，因為有許許多多的東西是達不到這種理想的，而為一些不理想的東西而憂，是一個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的表現，甚至也是一個人思想深度的表現。我曾經看到有一些媒體在討論一個問題，我覺得也很有意思，他說有的人善於把苦日子當好日子過，就是說你不怕貧賤，不怕貧窮，自己有一種高尚的胸懷，這很好；他說有些人善於把好日子當苦日子過，這話我開始覺得挺不好聽，你過著好日子為什麼要當苦日子過，但他有一種解釋，他說有許多人，由於他的理想主義，他總是在好日子裏邊找到了許多問題，他為這些問題很憂愁，為解決這些問題而費心。
前幾年演過一個小劇場的話劇，叫《切·格瓦拉》，格瓦拉我們知道他是古巴的一個革命家，古巴革命成功勝利之後，他不在古巴做領導，不在古巴做官，而是到其他的拉美國家發動革命，整天都是在這種風餐露宿、遊擊戰爭中，最後犧牲在這種革命鬥爭中，他的魅力就是在於能夠把好日子當苦日子過。今天我們不是談拉美的政治形勢，隻是談的一個人的一種精神狀態，所以他有深刻性，有他的吸引力，有他的魅力。羅曼·羅蘭講：“我們讚美幸福，也讚美痛苦，痛苦能夠使一個人變得深刻而且高尚。”他講要讚美痛苦，人是應該懂得痛苦的，應該能夠忍受痛苦的，也是能消化痛苦的，能夠體驗痛苦的。俄羅斯的一個很痛苦的作家，就是奧斯特洛夫斯基，他有一句名言，他說：“我一輩子，我感到悲哀的是，我自己是不是配得上承受那些痛苦。”就是說我承受了那麼多的痛苦，我深刻嗎？我智慧嗎？我偉大嗎？我高尚嗎？他說一個人總是要考慮這個問題，這個說得遠一點，這是從世界上來說，所謂焦慮，所謂痛苦，所謂承擔，對於一個男子漢，對於一個公民，不分男女，有一定承擔的能力，這裏邊我們中國的文化裏頭，實際上也是向這個方向發展。到了範仲淹那裏把這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提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