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掉熱點事件的錯誤標簽
刊首快語
作者：溫中豪
在信息交換異常發達的新媒體時代，標簽化報道的表現形式更加多樣、繁複，嚴重影響著公眾的正確判斷，推波助瀾的惡果也更加明顯。而媒體精準專業的輿情研判，不但是杜絕標簽化報道的利器，更能幫公眾撕掉錯誤的標簽，起到正本清源的效果。
警惕貌似真實的標簽化報道
隻要碰到警察、官員等公眾眼中的“強勢群體”和百姓發生衝突的事件，不少人首先會發出“強權欺負百姓”的慨歎。
群眾為何會主動給警察、官員，乃至“富二代”、“官二代”等貼上“無惡不作”等標簽？公眾的這種標簽化判斷難道是天生的嗎？心理學研究表明，這種對立思維定勢均來自外部世界的投射。我們不否認，在警察等被標簽化的群體中，的確有害群之馬，但除了這個客觀因素，媒體在輿情錯誤研判下產生的標簽化報道，亦是讓讀者產生標簽化判斷的重要推手。
所謂標簽化報道，就是非黑即白，人為地給某一群體中的所有人貼上相同標簽，或通過貌似公允的客觀描述誤導讀者形成標簽化印象，以簡單的對立思維來判斷紛繁複雜的新聞事件或新聞人物。蟻族、富二代等一大堆不斷更新的群體標簽，很少是自封的，大都是網民創新和媒體記者製造的，這種標簽化的詞彙，發軔於以前高大全的典型人物報道，卻泛濫於信息交換發達的全媒體時代，並呈現了不少新特點。比如變得更加隱蔽和貌似公允，但誤導性更強。
在商販夏俊峰遭遇城管執法，用刀捅死兩名城管隊員的案件中，針對網上呼籲不要判夏俊峰死刑的洶湧民意，一些媒體雖然沒有直截了當地在報道中聲援，卻通過對夏家貧窮的現狀、淒慘的結局等大量細節描寫，把夏俊峰塑造成了一個遭遇不平敢於反抗的“悲情英雄”。
當然這些不幸都是客觀存在的，但問題是，很少有媒體用同樣的筆墨講述被捅死的城管隊員的家庭不幸。兩名城管隊員的家也都是普通百姓家庭，家境同樣不好。這樣的失衡報道，看似沒有說假話，但由於沒有客觀全麵地傳達整個事件中的複雜信息，公眾自然會順著媒體的引導同情記者濃墨重彩表現的夏家，而對城管方則留下了強權淩弱的印象。
這樣的標簽化報道，相比網民單純的觀點宣泄，對民眾的誤導和蒙蔽性更強，因為專業媒體人通過對客觀事實的精心選擇取舍，通過給一起普通案件的當事雙方分別貼上“弱勢商販”和“強勢城管”的標簽，會讓公眾更容易相信並接受媒體所貼的標簽，其傳播效果可想而知。
當事人或網民的情緒化爆料或表達，肯定會影響媒體人的判斷，而媒體人在輿情誤判下做出的報道，將導致讀者產生誤判，從而形成一個標簽化傳遞的惡性循環。從以前的媒體單方貼標簽到如今媒體和受眾一起去貼標簽，全媒體時代這種受眾和媒體的標簽化互動效應是前所未有的，參與人群更加廣泛，推波助瀾的惡果也會更加明顯。
在目前的標簽化報道中，有的是對整個龐大的群體貼標簽，諸如“富二代”、“官二代”等，報道時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用極端的個案取代對整個複雜群體的認知。有的是對單個人物進行標簽化報道，比如對“夏俊峰”的報道，逐漸為其貼上了“悲情英雄”的標簽。而對於死去的倆城管隊員，則利用人們對城管隊員固有的不良印象，慢慢貼上了“黑惡城管”的標簽。
標簽化報道嚴重影響公眾的正確判斷
僅從新聞操作的專業層麵講，標簽化報道容易使報道的人物千人一麵失去個性，容易把複雜的事件簡單化、出現一葉障目的錯誤，無法凸顯複雜事件的本質。而從社會影響而言，標簽化報道會使讀者對繁雜的社會產生簡單、局部甚至錯誤的認知，扭曲其價值觀，甚至影響政府的工作和社會穩定。
這種主觀預設立場的報道，首先傳遞的是一種偏見，是把媒體從業人員的這種偏見，通過專業化的手段，巧妙地嵌入到新聞報道中，並嚴重影響讀者的判斷。即便記者有所謂的客觀描述，但這些描述都是為記者預設的立場提供佐證的，壓根無法產生客觀的效果。
比如將夏俊峰當成一個“悲情英雄”來報道，導致讀者不去關注這起凶殺案中最重要的關於“正當防衛”等方麵的法律問題，而是情緒化地同情夏家，並質疑法院判決，進而和其他網友一起呼籲法院刀下留人，使法院非常被動，也給公眾留下了司法不公的印象。
近年來媒體流行的“最美”人物報道，就有將新聞主角刻意籠罩上神聖光環的傾向。盡管稿件中的“最美”人物的確有感人的故事，但是貼上“最美”標簽後，容易給人誇張變形的感覺，多了神性，少了人性，會使得讀者對這個“最美”人物無法做更深入的、更全麵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