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標簽化報道會帶來這麼多的負麵效果，記者為何還要寫諸如此類的報道呢？在這些報道中，有的是因為記者專業素養不夠，而報社領導又把關不嚴造成的。如果記者對事件的複雜程度及本質認識不夠，就容易產生輿情誤判。按照誤判的思路去做報道，出現標簽化報道就不可避免。
靠輿情研判撕掉錯誤標簽
2012年12月，有網友發微博說，“河南羅山縣有一座公路橋，現在河流幹涸了，奇跡出現了：鋼筋混凝土製的公路橋，竟靠木頭支撐”。
該微博附帶的圖片顯示，一座高高的混凝土大橋，橋墩眾多，但其中入水的至少有兩個橋墩均由許多木樁支撐。
由於該微博附帶有照片，一些網絡媒體在轉載該事時，毫不猶豫地為其貼上了“豆腐渣工程”的標簽，並戲謔地稱其為“橋堅強”。而網上的聲音均為一邊倒的聲討，可謂群情激憤。
對此，《大河報》記者沒有盲從，而是先自我普及了橋梁專業知識，靠此進行前置性輿情研判。
記者首先采訪了一些橋梁專家，獲知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中國有不少橋梁甚至一些房屋，都是采用木質樁。這種樁基經過處理後，非常堅固耐用，曆經百年而不腐爛，而舊時的施工技術，不能完全用現代的施工工藝去衡量比較。
隨後，記者又采訪了“橋堅強”所在地的政府部門，並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儲備，仔細詢問了該橋的曆史年代，結果發現該橋建於民國時期，如今已棄用33年。
此事至此，已真相大白。但《大河報》沒有就事論事，就此打住。
《大河報》總編輯楊青在值夜班時發現此稿後認為，這應該成為一個靠傳統媒體記者的專業調查，揭掉網絡報道錯誤標簽的典型事例。她告訴記者，通過此事不但要還原事件的本來麵目，更要告訴網民，靠自己有限的知識儲備，想當然地給一些未經調查的事件亂貼標簽是不靠譜的。傳統媒體不但不能推波助瀾地寫標簽化報道，還要主動地揭標簽，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為此，這篇稿件的標題就被修改為《強大的網民們，這次你們罵錯啦！》
隨後，報社設置議程，引導輿論，刊發《“橋堅強”洗清冤屈 意義非凡》的報道，報道指出“橋堅強”事件的曝光，讓舊時那種橋墩基座采用木樁支撐、與現代造橋工藝有著顯著差別的建橋法走進了廣大讀者、網友視野，並旋即成為輿論熱點。隨著認知的深入，先前指責大橋建設係“豆腐渣”、“偷工減料”的拍磚聲，也逐漸被認同聲取代。
而網友的態度由感性到理性的轉變，正是由於傳統媒體經過精準的輿情研判，靠記者的專業理性調查，撕掉了網絡熱點事件的標簽，成功引導了網民盲動的情緒。
通過這個事例可以看出，記者在科學、理性分析的基礎上，介入對熱點事件的調查，再去采訪有關部門，就少了情緒化，多了專業化，報道自然就不會存在標簽化的誤導。如果在“橋堅強”的報道中，記者看到網友極具迷惑性且帶有現場照片的爆料，不提前做各種橋梁專業知識方麵的儲備，直接去質疑官方的回應，自然就會被網民綁架攜裹著，給報道貼上“豆腐渣工程”的標簽，更起不到撥雲見日的作用。
而諸如夏俊峰案之類的標簽化報道之所以出現，也和采訪部門領導對輿情判斷有誤，沒有及時指導記者調整報道方向有關。報社領導得到記者的報題後，應該和記者一起分析夏俊峰案的核心元素，提前告誡記者采訪的誤區，幫助記者進行精細的前置性輿情研判，讓記者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報道，不過多渲染情緒化的東西。同情的歸同情，法律的歸法律，不能讓同情取代專業的法律解析，而這需要記者大量的調查，需要記者的專業素養。
在夏俊峰案報道中，亦有媒體發出了冷靜的聲音，而這明顯是建立在正確輿情研判基礎上，跳出事件而進行的宏觀調查，從而找出突發悲劇後的製度性缺失。比如，2011年5月，《東方早報》發表文章《“夏俊峰案”倒逼城管製度》，通過夏俊峰的個案悲劇，回顧了時間不長卻複雜的中國城管史，並指出如果相關製度不變革，類似夏俊峰案的悲劇還會再度發生。而《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則刊發了《誰給脫韁城管套上籠頭》，從一部可能製約城管製度的《行政強製法（草案）》說起，最終提出通過法律、製度的完善來對城管執法等行為進行約束。
（作者為大河報社會新聞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