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古代四大盛世還有其它很多成就，如完善的科舉取士的文官製度，對現代西方文官製度影響很大，這裏不一一列舉。還有些成就雖然不是在盛世時期取得，但盛世為這些成就的創造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
二、盛世的形成原因
在長達2300多年的封建曆史中，盛世時間不到400年，盛世是比較短暫的，盛世的形成雖然有其曆史的必然，但在那個朝代形成卻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軍事、統治者素質等多方麵的原因。
（一）重視農業生產
在古代封建社會，農業乃立國之本，“農業豐，民心穩，天下安”。盛世的統治者深知農業的重要性，積極實施寬鬆惠民的農業政策，充分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文景之治時期，大力推行輕徭薄賦的經濟政策，讓農民休養生息，發展農業生產。漢文帝重視農業，曾多次下令減租降稅，勸課農桑。公元前178年和公元前168年漢文帝先後兩次“除田租稅之半”，即是租率最終減為三十稅一，比西漢立國之初的稅率還要低。公元前167年，漢文帝特別下詔“除田租之稅”[8]，即全免田租，這在封建社會中絕無僅有。“漢景帝時，減少地方徭役、衛卒，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困農民耕種，並頒布賑貸鰥寡孤獨的法令。”[9]這些措施很好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促進了農業的大發展。貞觀之治時期，唐太宗推行“均田製”，允許狹鄉少地的農民遷到土地荒閑的地方進行開墾耕種，使大量的荒地得到開發利用；在均田製基礎上又實行租庸調製，允許農民的徭役可以用絹或布來衝抵，有利於保證農民耕種時間，保障農業生產。開元盛世期間，唐玄宗發起“檢田括戶”運動，打擊地主豪強霸占、強占土地，把檢查清理出的土地一律沒收，分給農民耕種，有效減輕農民稅賦負擔，促進農業生產。康乾盛世時期，清朝對農民負擔一直是較為重視，無論是康熙皇帝，還是雍正、乾隆皇帝都盡量不增加農民負擔，尤其是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亂”耗財巨大之時，沒有向農民加稅，1712年，清朝實行“孳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雍正皇帝推行“攤丁入畝”政策，減輕農民負擔，抑製土地兼並，同時鼓勵農民墾荒，增加農業產量。這些政策大大刺激農業生產，促進農業經濟持續發展，為盛世提供了堅實的經濟物質基礎。而很多王朝在這方麵做得很失敗，濫用民力，亂用兵，橫征暴斂，摧毀農業經濟，不可能形成盛世。
（二）保持政策相對連續穩定
政策變，人心動，影響社會、國家的穩定。盛世的統治者很注重政策的連續性，不管是經濟政策，還是民族政策、國防政策都保持了很好的穩定性，不隨便改弦更張。西漢“蕭規曹隨”，文帝、景帝守祖製，較為一致地延續了漢高祖劉邦統治時期已經製定的基本政策製度，尤其是漢初確立的“輕徭薄賦，與民休生養息，無為而治”治國精神思想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揚。在文景之治時期，農民負擔更輕。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時期，唐朝的政策保持穩定連續，穩中漸變，有效保持了國家和社會的穩定。康乾盛世期間，盡管宮廷內部發生多次權力鬥爭，但宮廷內部矛盾和鬥爭都被很快化解，沒有影響大局，使康雍乾三朝政局總體基本穩定，從而使得各方麵的戰略、製度和政策能一脈相承，如滿漢一體、維護國家的“大一統”、懲治貪賄、嚴禁朋黨、重視農桑、獎勵墾荒、興修水利、免賦賑災等等，前後相繼又各有發展，使得從事財富創造的普通百姓有穩定的預期，專心從事財富的創造，積極性沒有得到削弱，很好地維護了社會的穩定，使社會財富和生產力不斷積累，從而孕育了盛世。而有的王朝隨意改變國家政策，社會陷入動蕩混亂之中，迅速滅亡。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隋煬帝一反其父的基本國策，建宮殿、修運河、亂用兵，很快把隋朝的元氣折騰盡。
（三）重賢任能
盛世不是一兩個統治者所能形成的，需要大量人才的共同努力。人才強國，人才是國家治理的核心要素，一個統治集團吸收的人才越多，它的統治越有效、統治時間也越長久。人才對統治集團製定正確的治理政策和政策的有效實施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盛世的統治者深刻認識到人才對社稷江山安危和國家能否長治久安的重要性，不斷積極發現人才，並給予高官厚祿，提拔重用。為了得到優秀人才，他們往往放下高貴的身架而禮賢人才，使人才願意為皇家統治效力。漢文帝重用賈誼，盡管賈誼遭到當時老臣的排擠，未充分施展才華，仍體現漢文帝的愛才之心。唐太宗李世民不計前嫌舊惡用魏征，“房謀杜斷”傳為佳話。唐玄宗信任姚崇、宋璟，大膽使用。清朝康熙皇帝親自登門求賢，使漢族知識分子釋懷。君主們的這種行為大大增強了執政統治對人才的凝聚力，形成執政合力，“人心齊，泰山移”，再複雜的政事也能處理好，做出良好的執政業績。而很多王朝人才使用不盡人意，打擊人才，迫害人才，尤其是元朝把漢族人定為下等人（賤人），把大量的漢族知識分子排斥在外，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執政基礎和執政能力。
（四）堅持反腐倡廉
盛世的統治者對腐敗的危害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自身比較廉潔，對執政官僚要求廉潔從政，努力消除腐敗現象。漢文帝在位期間多次下詔痛斥腐敗，積極采取措施抑製腐敗。唐太宗時常以“民可載舟，亦可覆舟”警示自己，腐敗會喪失民心，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解決唐朝吏治問題，貞觀之治期間，出現了少有的廉明的政治局麵，甚至有人評價此時的唐朝是唯一沒有腐敗的王朝，雖然該評價過高，卻說明那時的官吏是比較廉潔的。康雍乾三朝堅持澄清吏治，打擊腐敗，最典型的事例是乾隆處決了原任兩淮鹽運使、後任內務府總管的高恒以及他的內弟普福。而那幾個沒有形成盛世的王朝始終無法抑製腐敗，腐敗愈演愈烈，威脅自身統治，加速自身滅亡。
（五）注重武備強兵
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支持，盛世隻是表象的繁華。在那個時代，盛世的形成意味著一個強大的王朝出現，周邊民族或國家對我中華民族恭謹有加，不敢來犯。無論是文景之治時期，還是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時期，以及康乾盛世時期，盛世的統治者都非常清楚軍事力量對維護社稷安危的重要性，從不廢弛武備，都具備令周邊民族國家不可小覷的軍事力量。當時西漢、唐朝及清朝的兵力是周邊民族國家不可比擬的，周邊民族國家入侵掠奪的欲望受到有力的抑製，才能和睦相處。同時對國內封疆大吏、皇親國戚的圖謀不軌的野心有極大的威懾力，很好地保持了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穩定。一個王朝沒有強大的軍事做保障，即使創造出巨大的社會財富，也極易被周邊強大的國家或民族入侵掠奪一空，不可能形成盛世，宋朝便是典型的例子，宋朝沒有形成盛世，它沒有強大的軍事力量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六）生活儉樸節約
不節儉而浪費，再大的家業，積累再多的財富也會揮霍一空，盛世需要統治者的儉樸節約才能鑄就。漢文帝和漢景帝是出了名的生活儉樸的皇帝，文帝在位幾十年，它的宮殿、使用車輛和服飾沒有什麼改善和增加，史學家班固對文帝儉樸生活的大為稱讚：“讚曰：孝文白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増益，有不便輒馳，以利民。嚐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嚐恐羞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曵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陵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8]這充分說明文帝十分節儉。景帝也不例外，他下詔不接受地方朝貢的錦繡等奢侈品，禁止地方官員購買黃金珠寶，違者以盜竊論罪處罰。唐太宗在位期間，崇尚節儉，他最初住的宮殿是隋朝時修建的，都很破舊，積極節製自己的用度開銷，對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的奢侈之風嚴加限製。公元627年，他下令限製王公以下貴族住房過於豪華，並對貴族生活用的車馬、服飾以及婚喪嫁娶的具體標準等做了規定，違犯者，嚴厲處罰。開元盛世時期，玄宗甚為節儉，遣散宮女，減少宮女數量，規定三品以下的大臣及內宮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製作的各種飾物，以節省國家財政開支，並下令全國各地不得開采珠玉及製造錦繡等奢侈物品，大大改變了武則天以來宮廷的奢靡風氣。康熙是一位嚴於律己、躬行節儉的封建皇帝。他吸取明朝君主奢侈亡國的曆史教訓，以身作則，尚儉戒奢，盡量把皇帝宮廷生活消費控製在最低限度之內，自覺地過著儉樸寡欲的生活。雍正皇帝生活樸素，他吃飯做到碗中無剩飯，顆粒必盡，他經常勸誡臣下要珍惜五穀，以暴殄天物為戒，不要浪費糧食。他甚至為宮廷剩粥剩飯特意下詔禁止浪費糧食，厲行節約。一位日本京都大學研究中國曆史的曆史學教授盛讚雍正節儉支出，稱“雍正朝後宮一年支出費少於明朝萬曆帝後宮一天支出費用”。乾隆皇帝即位初期也不會奢侈浪費。而那些揮霍浪費的皇帝很快把祖宗家業消耗一空，整個國家也迅速陷入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