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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使者去了高昌國才得知，“解辮削衽”並沒有實行下去，當使者問起改革失敗的原因時，麴伯雅含混其辭地說道：“使臣有所不知呀，我高昌國多年臣服於鐵勒，受其經濟盤剝、政治壓迫，此次解辮削衽雖仿效華夏，無奈鐵勒從中作梗。本國隻能屈於壓力，停止改革。”
聽到這裏，玄奘不禁淡然一笑道：“此言不實。當時的鐵勒早已今不如昔，在射匱可汗的壓力下，他自顧尚且不暇，哪裏還有心思去過問高昌人改變胡服的閑事？先王伯雅為何要掩蓋事實真相？莫非有什麼難言之隱不成？”
宇文王妃苦笑不已：“法師當真是目光如炬，你說的沒錯，莫說鐵勒沒那心思，便是東突厥的射匱可汗，因為懼於中原的壓力，也沒有插手高昌的事務。”
玄奘點點頭：“如此說來，阻力來自高昌內部了？”
“正是如此，”王妃歎息道，“高昌這個國家，曆來就是貴族勢大，國王並不能完全控製住他們。當年的張孟明、馬儒都當過國王，全是被國人給整死的。”
玄奘道：“國人整死國王，想必是這個國王虐待百姓。”
宇文王妃搖頭一笑道：“說是國人，其實還不都是那些高昌本地的貴族？他們雖多與王室聯姻，彼此之間還是會結成不同的團體，相互對立。若是有人影響了他們的利益，即便是國王，他們也會毫不留情。”
玄奘恍然大悟，麴氏父子的“解辮削衽”改革，表麵上看是一場變胡服為漢服的運動，實際上卻牽扯到各個集團的利益之爭。
高昌國內雖然以漢人為主體，但也有許多雜胡，比如突厥人、鐵勒人、吐穀渾人甚至粟特人、中亞人，他們對漢文化並不是很了解，如此倉促地讓他們改變多年的生活習慣，肯定會有不滿情緒。
即使是漢人，因為多年受西域胡人的影響，也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改胡服為漢服，在他們看來根本就是多此一舉，並且這種粗暴的一刀切政策也令人感到厭惡。
高昌是一個商業國家，那些在貿易中獲得利益的人們，希望政府能夠運用一些靈活的外交手段，保護本國的經濟利益，他們壓根兒就不需要什麼保護國。
這部分人在高昌一直存在，他們隻關注高昌，不問高昌以外的事情。高昌富足的生活已經使他們感到滿意，如果誰要是主動向一些保護國靠攏，一定會遭到他們的反對。因為他們知道，保護國是要加自己的稅的。
“解辮削衽”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取悅於隋朝，貴族們害怕隋朝的勢力會控製高昌，使他們現有的利益受到削減，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原的輿服製度是一種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生活規定。皇帝有單獨的服色，下麵的太子、皇子以及各品大員按品級分別有各色服裝，從內到外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得僭越。顯然，這些輿服、儀仗背後的等級與陣勢也是吸引麴氏父子的重要因素，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環境創造嚴肅的氛圍。
然而，這種反映森嚴的等級特權以及君臣父子間差別的輿服製度並不適用於高昌。因為在高昌，國王的權力並沒有那麼大，一些貴族甚至王族成員都會對王權施加壓力，任何一種試圖削弱貴族權利的行為，都必然會遭到他們的反對。他們會在這種較為寬鬆的環境下充分享受自己的特權及經濟利益，如果他們的權利受到削製，即使是國王，他們也會義無反顧地反對。
因此，“解辮削衽”令下達後，立刻遭到王室、高昌貴族、平民等各種利益團體的集中反對。無奈之下，麴伯雅隻好放棄了改革。
“可惜已經晚了，”宇文王妃幽幽地說道，“放棄改革並沒有能夠挽救先王伯雅，一場政變悄然而至……”
玄奘對這場政變也有所耳聞，延和十二年，反對麴伯雅的一批人結成同盟，在一個麴氏王室中人的號召下，一舉推翻了麴伯雅的政權，改年號為“義和”。
這次政變對高昌的社會影響並不是很大，麴氏的權力也沒有因為政變而受到削弱，義和政權的年號是承麴伯雅的“延和”而來，完全遵守麴氏王國製定年號的規律，絲毫沒有新立政權的意思。雖然政變成功，但前後隻是國王不同，麴氏王國並沒有改變，所以在高昌國內也沒有引起很大的震動。
麴伯雅被推翻後，自然選擇流亡國外，跟隨他的是世子麴文泰，以及以文化貴族自居的張氏家族成員。
此番流亡一去便是六年，由於恰逢隋末戰亂，他們沒有流亡到中原，而是投奔了麴伯雅的好友，西突厥的處羅可汗。
也正是在這次流亡期間，世子麴文泰的能力開始嶄露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