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四年以來，中國以及世界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國內貨幣M2供給量增長迅速，加劇了國內物價水平的不斷攀升，工人名義工資收入改善，受彙率機製傳導，以美元衡量的中國工資水平出現更大幅度的上調，事實上以國內購買力衡量的工資水平出現下降，這扼殺了中國國內的消費能力，不僅不能享受人民幣升值帶來的進口商品降價收益，甚至還因出口漲價降低了工廠的國際競爭能力，增加了失業風險。人民幣國內購買力下降，與其國際購買力上升並存的現象形成了對普通收入群體的福利剝奪，對高收入群體的福利補償，這種“劫貧濟富”的貨幣與彙率政策機製不利於中國中產階層的發展，對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因此未來必須穩定中國的貨幣政策，保持國內物價水平穩定。
（二）從中國“入世紅利”耗盡角度考慮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已經十一年，目前中國對外資企業在華發展的政策，以及對外貿易政策等基本均以2001年中國入世之時的承諾為基礎。盡管中國在部分領域存在著自主性自由化，但整體上，中國對外資、外貿的政策相對於入世時的承諾並沒有更大程度的開放。由於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第一輪多邊回合“多哈發展議程”久拖未決，已經嚴重影響了世界貿易和投資領域的進一步自由化，作為世界上的開放大國和經濟大國，為了使得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能夠在新的開放環境中解決，無論在“多哈回合”框架之中或在其外，中國必須采取更加自由開放的對外經濟政策，將更多的領域尤其是服務業對外資開放，激活國內服務業，並將更多的級差關稅水平降低，提高國內消費者的商品福利水平，用新的“開放紅利”代替已經褪色的“入世紅利”。
（三）從國際競爭角度考慮。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紛紛采取措施吸引外資，鼓勵本國海外企業尤其是製造業企業回國投資發展。這種國家間的政策競爭，需要中國積極考慮並應對，因而政府應改善企業發展的環境，減少對企業經營的審批權和幹預權；在稅收上，應逐步進行稅收體製改革，設定合理稅製結構，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實現稅收收入整體增長的政企雙贏局麵。根據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一個國家的國家競爭優勢由該國企業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來體現。因此政府製定產業政策應以鼓勵企業自由競爭為出發點，通過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放開企業經營的不必要限製，提升本國企業的國內競爭力，進而提升其國際競爭力。
（四）從國家經濟安全角度來考慮
中國入世以來多項經濟指標表現優異，但內在的嚴重失衡預示了未來的風險。中國的指標與世界各種類型的國家相比均表現除了極大的差異性，無法借鑒其他國家的發展規律，這樣的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是否會危及未來國家的經濟安全，這樣的問題必須得到回答。國家經濟安全在短期內指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在長期內應體現為經濟發展的國民福利增長性。很顯然，中國過去以及當前的經濟與外貿發展路徑隻是在短期內保持了穩定性，但如何實現長期的國民福利增長是一個亟須解決的問題。因此，在未來的政策製定中，必須加強對工人權益的保障，提高政府的社會福利投入，並從城市到農村不斷擴大社會福利覆蓋範圍。
注釋：
① 統計年鑒中的工業包括采礦業、製造業、建築業以及水電氣的生產；而UNCTAD世界投資報告以及WTO有關規定均將建築業和水電氣的生產和供應作為服務業統計歸類。鑒於中國作為WTO成員方，其在相關產業開放中嚴格按照WTO的相關規定執行其承諾，因此本文為了規範統計口徑，采用UNCTAD和WTO規定，即將國民經濟部門區分為初級產業（Primary ），采礦業歸入其中，其次為製造業（Manufacturing），第三為服務業（Services），建築業以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歸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