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應該”、“必須”等條條框框，它們編織了一個很大的誤區，將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網羅其中，而我們很多人往往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照“章”行事。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於一個社會群體之中，因此，我們不可能是一個完全孤立的個體，我們的思想和行為可能時時受到世俗的約束與製約。在我們生活的世界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應該”、“必須”等條條框框，它們編織了一個很大的誤區，將現實生活中的人們網羅其中，而我們很多人往往習以為常、不假思索地照“章”行事。對於這些規則和方針，你也許不以為然，但同時又無法擺脫束縛，無法確定自己應該遵循哪些適用的規則和方針。
一、摒棄經驗是聰明的開始
當鑒別經驗時，創新思考的方法應為：要看到以往所取得的經驗既有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也有隻適用於某些時間、場合的局限性。在所思考的問題上，對某一經驗是否會妨礙、束縛創新探索，不能不加以鑒別。
1985年夏天，某市發生了一起印好的35000元鈔票被盜的案件。這是一起重大案件，引起了廠方和市裏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廠裏保衛部門的工作人員和市裏派來的公安人員一起勘查現場，分析案情，後來斷定案犯是該廠的職工。可是盡管反複地逐一甄別，摸底排隊，內查外調，查了兩年也沒查出個結果。
為什麼如此引起高度重視的大案，經過那麼多人、那麼長時間、那麼認真細致地對廠裏的職工進行逐個審查，竟然還是把案犯給漏掉了呢？這主要是因為，辦案人員根據自己長期以來查這一類案件的實踐經驗，他們著重注意的是：一段時間以來，哪些人在經濟上有支出明顯超過收入的反常表現；哪些人有過作案記錄；哪些人收入少而又喜歡揮霍……當時這個廠裏有個年輕工人，工資較低，平時在工作上有些吊兒郎當，這時他又恰好買了一輛新摩托車，於是他便成了重點懷疑對像，被審查了好幾個月。而實際上的作案人是本廠職工張某。此人顯得老實，做事循規蹈矩，工作上一貫認真負責、積極肯幹，是廠裏的骨幹。一直到這一盜竊案發生之後，他還被廠裏保衛部門派去地區治安聯防值班。最後還是張某因去銀行存款，被機警的出納員看出破綻才破了案。
在這個偵查案例中，罪犯張某由於有以上種種“表現”，竟得以消遙法外達兩年之久。這顯然與辦案人員過分相信和依賴自己的經驗分不開。如果他們一開始就能警覺地鑒別一下：自己這方麵的經驗，在這個案件中究竟有多大參考、借鑒的價值？是否會對案件的偵破起一種妨礙、束縛的作用？那麼，案犯張某怕早就被“揪”出來了。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前埃及軍隊連續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規模軍事調動和演習。以色列依靠美國的“大鳥”衛星，對埃及軍隊的一舉一動了解得清清楚楚。10月6日，當埃及軍隊進行第23次大規模軍事調動向蘇伊士運河方向集結時，以色列軍事方麵的領導人，由於有前22次都是軍事演習的經驗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對這次埃及軍隊的調動，以為不過是又一次軍事演習罷了，因而一點未作戰鬥準備，甚至還放假讓官兵們去過猶太人的“贖罪日”節。結果，埃及軍隊突然向以色列發起進攻，一舉攻破以色列耗資2億多美元修築起來的“巴列夫防線”，獲得了震驚世界的輝煌戰果。
在科技研究中，由於老是陷在經驗的範圍內打轉，遲遲提不出超越經驗的新設想，這樣的事是很多的。
20世紀中期，美國和蘇聯都已具備了把火箭送上天的物質和技術條件。相比之下，當時美國在這方麵的實力比蘇聯更強。但雙方都存在一個卡脖子的問題：火箭的推動力不夠，擺脫不了地心的引力。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當時美蘇雙方的專家都是根據自身長時間以來的實踐經驗，盡量設法增加所串聯的火箭數量，以不斷增強推動力。盡管火箭的數量已增加了不少，但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後來蘇聯的一位青年科學家，擺脫了不斷增加串聯火箭的思路。他突破這一思維定勢，產生了一個新的設想：隻串聯上麵的兩個火箭，下麵的火箭改為用20個發動機並聯。經過嚴密的計算、論證和實踐檢驗，這個辦法終於獲得成功。因為這樣一來，火箭的初始動力和速度一下子就大大地增強了，達到了足以擺脫地心引力的程度。於是一個長時間使成百上千專家束手無策的技術難題，由於這樣一個簡單的新設想的提出，很快便得到了解決，從而使蘇聯搶在美國之前，於1957年，首先將人造衛星送上了藍天。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同盟軍的最高決策層做出橫渡英吉利海峽在法國登陸的決定後從3個可供選擇的登陸地點中，選中了比較理想的諾曼底。但是碰到了一個大難題，諾曼底沒有大型碼頭，大型運輸艦無法停靠。要是停在海上，然後再用登陸艇進攻，那麼，重型武器上不了岸，登陸艇就容易被德軍擊退。必須迅速興建一個大型碼頭，可是這談何容易。根據眾人的一致經驗，即使盡量抓緊時間，沒有三年五載是不行的。各方麵的有關人員紛紛提出了不少可以進一步縮短工期的建議，但也至少要一兩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