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發展友誼
1989年2月11日，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國際機場。
一架銀礬騰空而起，飛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北京。
對於年僅36歲的巴基斯坦女總理貝·布托來說，這並不是一次普通的出國訪問。她把自己擔任總理後出訪的第一個國家定在中國，是有著特殊意義的。
繁忙的國事，使這位年輕的女總理略有倦意。飛機裏，貝·布托緩緩地合上了雙眼，想稍事休息，因為再有兩個小時就要到達目的地了。但她的思緒卻飛回了1964年的春天。
1564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與陳毅副總理出訪巴基斯坦。當時貝娜齊爾·布托的父親佐·阿·布托擔任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長。在周恩來總理訪問期間，作為外交部長的佐·阿·布托全程陪同中國政府代表團，並且在國事活動之餘，特別設家宴款待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副總理和夫人，還把自己的家人介紹給周恩來與陳毅夫婦。當時，身為長女的貝娜齊爾·布托才11歲，梳著齊眉的短發，兩隻明亮的大眼睛一閃一閃的，十分招人喜愛。家宴後，佐·阿·布托全家與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夫婦合影留念。貝娜齊爾就站在周恩來總理與陳毅副總理中間，陳毅副總理還親切地用兩隻手環抱著她與她的大弟弟米爾。貝·布托至今還保存著這珍貴的照片。
進入70年代，隨著佐·阿·布托成為巴基斯坦政府首腦，巴中友誼進一步加強，布托一家與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也與日俱增。
1972年7月20日，剛剛與父親佐·阿·布托總統一起赴印度西姆拉與印度總理英·甘地舉行首腦會談並簽署了《西姆拉協定》後回國不久的貝·布托，又利用暑假率領大弟弟米爾·穆爾塔紮、妹妹薩娜姆·西瑪、小弟弟沙·納瓦茲應邀來中國進行友好訪問。貝·布托當時年僅19歲，是一名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大學生。她的父親常常對他們談起中國的革命和悠久的曆史，告訴他們如果對中國這個偉大的國家沒有第一手的認識，那麼他們所受的教育將是不完整的。所以佐·阿·布托除了自己多次訪華外，還非常高興送子女們來中國見見世麵。
在北京期間，周恩來總理和夫人鄧穎超親切地會見了貝·布托姐弟四人，這是他們繼1964年2月後第二次見到中國的這位偉人。貝·布托雖然與父親一起參加政治活動，見到過許多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但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可以與周恩來相比。周恩來總理博聞強記，思維敏捷，親切和藹，談笑風聲。雖然作為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總理要日理萬機，但周恩來總理卻還能準確地叫出貝·布托姐弟四人的名字，並關切地詢問他們的學習生活。周恩來還與貝·布托這個受美國教育的大學生討論了對美國政治和一些國際問題的看法。一小時的會見充滿了歡聲笑語，使貝·布托至今難以忘懷。
貝·布托姐弟四人在北京遊覽了中國的名勝古跡。遊覽長城時，貝·布托對這個人類創造的奇跡讚歎不已。登長城時，她跑得飛快，以致於警衛人員擔心她出意外而緊緊地在後麵追趕，累得氣喘籲籲。而貝·布托登上頂峰後，卻高興得開懷大笑。
7月25日，貝·布托姐弟四人又到南京和無錫進行參觀訪問。7月30日，他們到達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港口，與貝·布托的家鄉、巴基斯坦最大的港口城市卡拉奇通航。所以到了上海，貝·布托姐弟四人感到格外親切，參觀了工廠、農村和學校，所到之處，受到了熱烈歡迎。
8月9日，貝·布托姐弟四人結束了對中國曆時20天的訪問回國。在這次訪問中，中國悠久的曆史、燦爛的文化、友好的人民，都給他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們希望有機會能再來中國訪問，更深入地了解這個偉大的國家和她的人民。
想到此處，貝·布托的唇間不禁又露出一絲笑意來。是呀，多麼美好的往事。時光荏苒，十多年都過去了。此刻，已是17年後的春天了！
貝·布托去年大選獲勝後首先會見的外國使節就是中國大使。在那次會見中，貝·布托向巾國大使通報了總統和陸軍參謀長已同意由人民黨組閣的情況。12月8日，貝·布托在拉瓦爾品第總理府再次接見了中國大使，並表示在她的任期內將進一步促進巴中友誼的發展。她明確地告訴大使，待按照伊斯蘭教規去沙特阿拉伯的聖城麥加朝覲後，中國將是她出任總理後第一個正式訪問的國家。
今天，她真的又來到了中國。
飛機開始徐徐地降落了。貝·布托收回了奔騰的思緒。
2月的北京，仍然頗有寒意。飛機的艙門緩緩地打開了，年輕的女總理走下弦梯，仍然是那樣風采照人，臉上掛著恬淡的微笑。她看見了機場上歡迎的人群，心中不禁又洋溢起一股暖流。
又來到了北京！又來到了這個美麗的都市、友好的國家！
但是，這次卻與上一次不同。那時，她還隻是一個涉世不深的大學生，而現在她是以一國總理、一國首腦的身份出現的。現在，她代表的是一個國家，一個與中國友誼源遠流長的國家。她感到了自己此行責任的重大。但她堅信自己一定會不虛此行。
1989年2月11日，晚6時。北京，人民大會堂。
剛剛走下汽車，貝·布托就感覺自己置身在一個歡樂的世界、花的海洋中。她看見中國的李鵬總理含笑向她走來，兩人互致問候（遵照伊斯蘭教習俗，貝·布托在訪華期間不會同任何一位男性的中國領導人握手）。中巴友誼的一個新篇章又開始譜寫了。
在接受了一個可愛的中國兒童的獻花後，貝·布托走進了人民大會堂的中央大廳。中央大廳依然是那麼在嚴而雄偉，讓人感受到了一個正在發展中的大國的恢弘氣勢。
在李鵬總理的陪同下，貝·布托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李鵬總理隨後向她介紹了出席歡迎儀式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外交部長錢其深，中國政府陪同團團長、紡織工業部部長吳文英等。貝·布托也向李鵬總理介紹了自己的丈夫阿希夫·阿裏·紮爾達利先生及外交部長雅各布·汗等巴方隨訪人員。
歡迎儀式結束後，李鵬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了盛大宴會，歡宴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年輕的巴基斯坦第一位女總理貝娜齊爾·布托。
李鵬總理在宴會上致歡迎詞說，閣下就任總理後不久即首先出訪中國，這充分體現了閣下、貴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巴關係的高度重視和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意。李鵬指出，多年來，巴基斯坦堅決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正義鬥爭，為300萬阿富汗難民提供了慷慨的人道主義援助，並為尋求阿富汗問題的全麵政治解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貢獻。對此，中國政府表示高度的讚賞。中巴兩國和世界上其它國家一樣，希望阿富汗各種政治力量在沒有外來幹涉的情況下通過和平協商決定自己的未來，盡早建立一個基礎廣泛、能為各方接受的聯合政府，使阿富汗的獨立、和平、中立和不結盟地位早日得到恢複。
李鵬總理還高度評價了巴基斯坦在改善和加強同鄰國的關係及促進區域合作方麵所做的積極努力。
李鵬總理重申，在巴基斯坦維護國家獨立、主權，爭取國家發展和促進世界和平的正義事業中，中國政府和人民將永遠是巴基斯坦人民可以信賴的朋友。
貝·布托總理致了答謝詞。她講道，這次訪問使自己夙願得償，同中國朋友重聚一堂，這對於她來說，猶如回到離別多年的家鄉，令人為之動情。
貝·布托回顧了巴中兩國的傳統友誼和1972年她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對她的盛情款待。
貝·布托說，巴基斯坦堅持認為，印度洋不應成為不加控製的軍事化的舞台，大國及沿岸和內陸國家必須製定一種製度來限製本地區軍事化的規模，均勢與適度行為是防止一場耗資巨大的軍備競賽的唯一出路。
貝·布托指出，對於隨著逐步消除三大障礙，中蘇關係改善的前景，巴基斯坦表示歡迎。巴基斯坦認為；中蘇兩個鄰邦緩和緊張狀態，解決彼此間懸而未決的問題將有助於我們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印度總理最近訪問中國後，中印關係得到了改善。
貝·布托最後說，中國支持關於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思想，巴基斯坦對這一支持尤為感興趣。她保證將竭盡全力促進、發展巴中兩國之間的傳統友誼。
李鵬總理的夫人朱琳也出席了宴會。中方出席宴會作陪的還有吳學謙、黃鎮、賽福鼎·艾則孜、陳慕華、司馬義·艾買提、羅幹。錢其深、丁衡高、林宗棠、吳文英等有關方麵負責人。
貝·布托的丈夫阿希夫·阿裏·紮爾達利先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雅各布·汗等巴方隨訪人員也出席了宴會。宴會前，李鵬總理接受了巴基斯坦記者的采訪。李鵬說，中巴之間的友誼像喜馬拉雅山一樣的高，像海一樣的深。他說，經過曆史的考驗，任何一屆巴基斯坦政府和中國政府都會把這種傳統友誼保持下去。
中巴友誼的確是源遠流長，而且經受住了曆史的考驗。
巴基斯坦與印度原為一個國家，是古代印度文明的發祥地，曾創造了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巴基斯坦可以說是古老的人民，年輕的國家。
中巴這兩個親密的友好鄰邦，自古以來兩國人民就和睦相處，雙方互事貿易，發展經濟文化交流。用周恩來總理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國“從曆史的黎明時期起，就開始了友好往來”。
中巴兩國友好交往的曆史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前。公元3世紀，巴基斯坦在貴霜王朝時期，曾派特使前往中國進行友好訪問。公元5世紀，巴基斯坦的名僧那崛多和耿跋羅曆經千難萬險來到中國，傳播友誼，交流文化。公元405年，中國東晉的高僧法師周遊健陀羅、竺刹部羅和弗樓沙（今拉瓦爾品第、白沙瓦一帶）等國。公元6世紀，中國北魏的使者宋雲亦曾到過白沙瓦。公元7世紀上半葉，唐代高僧玄類克服數以萬計的困難，走流沙，穿峽穀，跋山涉水到巴基斯坦取經講學。他先後到過布路沙布羅（今白沙瓦）和坦義始羅（今天的塔克西拉）。至今在塔克西拉的古城堡的山坡下，還完整地保留著一座石砌的當年玄奘的講經台。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就是從中國的新疆經過巴基斯坦北部地區通往西亞和歐洲的。進入近代，1757年，英國殖民者開始侵占印度。到1858年，整個印度淪為英國的殖民地。在“兩個民族”理論的指導下，巴基斯坦人民同印度人民一道為爭取國家的獨立同英國殖民者進行了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在1947年8月14日獲得獨立，與印度分治，成立巴基斯坦自治領。1956年3月23日宣布成立獨立自主的巴基斯坦共和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新中國的成立。同時向世界宣布：“凡願遵守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事關係。”
當時，國際上除了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立即承認並很快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外，以美國政府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不僅不承認新中國，反而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經濟、政治封鎖，企圖將新生的中國扼殺在搖籃中。
在這種危難情況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對是否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采取了觀望的態度。而巴基斯坦政府立即對毛澤東主席的宣告作出了積極反應，於1950年1月4日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除社會主義國家外，世界上第三個承認中國的國家。1951年5月21日，中巴兩國正式建交，這是繼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瑞典和瑞士之後，世界上同中國建交的第六個非社會主義國家。
1954年9月23日，周恩來總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各國人民應當有權在不受別國幹涉的情況下選擇自己的國家製度和生活方式。他還說：“中國一向重視同東南亞國家和其它鄰國的和平合作”，“我們也認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樣也適用於錫蘭、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雖然和中國在意識形態、信仰上完全不同，但是，卻非常讚同中國總理的觀點，並認為可以同中國和平共處，相信中國沒有侵略鄰國的野心，認為兩國沒有任何根本的矛盾存在。這樣，中巴關係一開始就展現了一個美好的前景，彼此建立了真誠信任的基礎。
兩個國家若想要友好相處，必須在誠摯、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基礎上才能實現。這是曆史證明了的一個真理！
巴基斯坦在獨立後不久，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參加了反共軍事條約組織，並同美國保持了密切的關係。
50年代，美國政府實行了所謂的“遏製共產主義擴張”的政策；美國的艾森豪威爾—一尼克鬆—一杜勒斯也十分重視巴基斯坦在反共政策中的作用。當時，巴基斯坦軍隊總司令阿尤布·汗將盡力欲使巴基斯坦軍隊現代化，也努力使美國政府相信它是可靠的盟友。1954年5月，巴美兩國簽訂了《巴美共同防禦援助協定》，巴基斯坦同美國結盟。
1954年9月8日，巴基斯坦又參加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馬尼拉條約》），與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結盟。1955年9月23日，巴基斯坦又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1959年8月9日改稱“中央條約組織”）。
這些條約、組織都是旨在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中國和蘇聯的。但巴基斯坦是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才參加這些組織的，並不反對中國。中國政府理解巴基斯坦的難處，對於巴基斯坦參加這些反共組織。保持同美國的密切關係能夠理解。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了著名的亞非會議。中國的周恩來總理本著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精神，專門款待出席會議的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裏，給他同當時名氣很大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同樣的禮遇，引起世界的矚目。
當時，作為萬隆會議五個發起國之一的巴基斯坦總理穆罕默德·阿裏對周恩來總理說，巴基斯坦雖然參加了軍事條約組織，但巴基斯坦並不反對中國。他還說，巴基斯坦不擔心中國會侵犯巴基斯坦。這位總理還對周恩來總理保證說，如果美國要利用軍事條約搞侵略或者美國發動世界戰爭，巴基斯坦都不會卷入其中。
1956年10月，巴基斯坦總理侯賽因·沙希德·蘇拉瓦底訪問中國期間司，中國政府再次表明對巴基斯坦參加軍事條約組織的理解。周恩來總理向客人說：“我們對巴基斯坦參加各種軍事條約組織的動機是理解的，我們甚至不認為巴基斯坦參加‘東亞集體防務條約’等組織是反對中國的行動。”
1956年12月，中國總理周恩來回訪巴基斯坦，受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極為隆重熱情的歡迎。整個巴基斯坦國在慶祝一個盛大的節日，到處是鮮花，人民由衷地歡迎這位風度翩翩的中國總理。
1959年3月，中國西藏上層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發動叛亂，中國政府勝利地平息了叛亂。當時聯合國幹涉中國內政，巴基斯坦在聯合國大會投票讚同對中國的所謂“譴責”；與此同時，阿尤布·汗總統又向印度提出簽訂“共同防務條約”的建議。
這些行動似乎意味著中巴關係步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但是，中國除據理反駁聯合國的無理指責外，中巴關係並未受到影響。因為中國深深地理解“一個努力保護自己的小國所受的限製，在戰略上理解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作出的決定。”
阿尤布·汗總統在其回憶錄中評論中國對他向印度提出簽訂“共同防務條約”建議的反應時說：“中國人原本可以追問這樣的條約是針對誰的。但是，中國的領導人對此沒有興趣。也許他們知道，我們對提出的建議並不是認真的。他們知道，不解決克什米爾問題，巴印關係必然是不穩定的。”
中巴兩國的友誼不僅僅表現在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地區和平、世界和平，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困難時，中巴兩國彼此能相互支持和幫助。
巴基斯坦前總統開亞·哈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巴基斯坦的每一個危急時期，中國都是站在巴基斯坦一邊的。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一直給予巴基斯坦援助。”
巴基斯坦是一個小國，政治上剛剛獨立，經濟上又麵臨著許多困難，加上與印度的關係問題，國內的東西巴矛盾，使這個本來就弱小的國家又增添了許多災難。最令人難忘的就是1965年的印巴戰爭，它使中巴友誼經曆了一次真正的考驗。
第二次印巴戰爭爆發後，美國政府立即宣布對印巴兩國實行武器禁運。這個決定表麵上看是不偏不倚，實際上是暗中支持印度。因為在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期間及其後美國和蘇聯部向印度運送了大批的武器。這時候美國對巴基斯坦實行武器禁運，而蘇聯的武器卻源源不斷地運往印度。在這種危急情況下，中國政府的態度極為明朗。中國一方麵公開譴責美國和蘇聯在印巴戰爭中偏袒印度；另一方麵，明確、堅定地支持巴基斯坦反對印度侵略，以維持南亞地區的和平。
1965年4月，印巴在庫奇·蘭恩地區發生衝突後，中國政府立即發表聲明堅決反對印度的侵略行徑。9月7日，印度軍隊越過印巴兩國邊界進入巴基斯坦後，中國更是予以嚴厲譴責，堅決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侵略的正義鬥爭，並嚴正指出印度政府對它任何一個鄰國的侵略都會引起所有鄰國的關注，它應承擔侵略行徑的後果。9月16日、19日，中國政府先後兩次向印度政府發出最後通牒，並對印軍“攻擊拉合爾是印度的防備措施”的說法予以義正詞嚴的反駁。
除了這種道義上的支持外，中國還給巴基斯坦提供了相當數量的軍事援助。據巴基斯坦有關材料的統計，1966年月，中國給巴基斯坦1．2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到1970年，巴基斯坦坦克的45％、飛機的33％、截擊機的65％和90％的最現代化的戰鬥機都是由中國提供的。
中國對巴基斯坦道義上和軍事上的支持和援助完全是為了伸張正義，是從維護南亞的和平安定考慮的。因此，中國政府同時也要求兩國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的停火決議。所以，後來巴基斯坦輿論稱讚“中國為南亞和平事業提供了有價值的服務。”
中國在巴基斯坦最困難的時期給予巴基斯坦人民堅定的、無私的支持深深地印在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心中，使中巴友誼深入人心，並代代相傳。同樣，在中國人民有了困難的時候，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為中國伸張正義，也給予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熱情的支持和幫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長期被蔣介石集團非法占據。在這件事上；巴基斯坦態度極為明確，多次聲明支持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陰謀。到1971年，巴基斯坦每年都是關於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決議草案的聯合提案國之一。
在中美關係恢複上，巴基斯坦利用自己與中美兩國都保持著密切關係的特殊條件，更是起了重要作用。
1969年，理查德·尼克鬆就任美國第37屆總統後，適時調整了美國的全球戰略，其中最重大的舉措就是同中國關係正常化。而中國政府也利用這個契機，開展舉世聞名的“乒乓外交”。1971年7月9日，當時美國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享利·基辛格秘密訪華，就是由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從中安排，在伊斯蘭堡轉機來中國的。可以說，中美關係的恢複是巴基斯坦傳遞的信息，架設的橋梁，其功不可沒。
中國和巴基斯坦在經濟上也是交往密切。1963年1月，兩國政府簽訂了第一個貿易協定。1965年2月，兩國又簽訂了第一個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同年3月，阿尤布·汗總統訪華，兩國政府簽訂了中巴文化合作協定。中國雖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還是給予了巴基斯坦力所能及的援助。1956年到1979年間，中國的對外經濟援助總額為49.6億美元，其中援助巴基斯坦為6.2億美元，占總額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