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新聞電影事業在新中國成立後也逐步創建。一九四九年，中蘇合作拍攝了《中國人民的勝利》和《解放了的中國》兩部大型彩色紀錄片，在各社會主義國家上映。一九五三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成立後，選擇了一些紀錄片對外發行，如《和平萬歲》、《歡騰的西藏》等。從一九五四年起，新影攝製專門對外的《今日中國》期刊片，每月一兩本（每本10分鍾），開始隻有中、英語，後增加法語、西班牙語。一九六六年上半年，《今日中國》發行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52個國家和地區。
電視對外宣傳起步較晚。一九五八年中央電視台成立後，曾陸續選送一些反映中國重大政治活動和建設成就以及文化生活的新聞片，航寄給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電視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中央電視台邀請著名演員與在京的外國留學生聯歡，第一次拍攝了向外國電視觀眾祝賀元旦的節目，送往國外。從此到一九六三年止，每年都攝製和寄出一個祝賀元旦的節目。一九六四年全國廣播工作會議上，提出了中央電視台既要對國內宣傳又要對國外報道的方針。一九六六年，中央電視台同33個國家的電視機構建立了購買或交換節目的關係。
四、創辦一係列對外刊物
新中國最早的對外宣傳刊物，是一九五○年一月創刊的《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半月刊（英文版），由國際新聞局主辦，局長喬冠華任總編輯，它以全世界進步人類為對象，照顧東南亞人民的特殊需要。這個刊物聘請了38位編輯顧問，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各部負責人和專家。緊接著，國際新聞局又創辦了以攝影圖片為主的英文《中國畫報》（China Pictorial），形象地介紹新中國的麵貌。同時，該局還在胡愈之的倡議和支持下，創辦了綜合性世界語月刊《人民中國報道》（EL Popola Cinio），以後改名為《中國報道》）。
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會，於一九五二年一月創辦通俗的綜合性的《中國建設》（China Reconstructs）月刊（英文版），“重點報道中國社會、經濟、文教、救濟和福利事業”。宋慶齡為辦該刊付出大量心血。她親自召集會議討論籌辦事宜，四處物色辦刊人員，給刊物取名，擬定報道方針，研究刊物如何辦得“通俗而不膚淺，突出進步而不回避問題”。她為創刊號撰寫了《福利工作與世界和平》。之後，她為該刊寫過30多篇文章。
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對外刊物的出版工作得到較大發展。各主要群眾團體一個接著一個地創辦自己的對外刊物。全國婦女聯合會創辦綜合性《中國婦女》（Women of China）月刊（英文版）。全國總工會創辦《中國工會》（China Trade Union）月刊（英文版）。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和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創辦《萬年青》（Ever Green）雙月刊（英文版）。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創辦《中國對外貿易》（China's Foreign Trade）（英文版）。此外，國家體委創辦《中國體育》（英文版）。同一時期，原有的幾種刊物，由單一的英文版增加為多種外文版，其中《中國畫報》增出8種文版（俄、法、日、德、西、越南、印地、印尼文）。
為了加強對外的時事、政策和理論的宣傳，一九五八年創辦《北京周報》（Beijing Review）（英文版）。同一年，中國電影家協會的《中國銀幕》（China Screen）（英文版）創刊。
一九六三年九月，國務院為加強對外出版工作，設立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羅俊任局長，江牧嶽、閻百真任副局長。原外文出版社所屬的各期刊編輯部，改為相對獨立的期刊社，並充實了大批優秀的編輯和記者。同年，《北京周報》增出了法文、日文、德文和西班牙文四種文版。到一九六五年底，中國對外發行的外文刊物達38種。
自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十七年中，連續地宣傳了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進展情況以及人民生活風貌；對於國際上維護和平、反帝反殖的正義鬥爭，給予了輿論上的支持。盡管在宣傳“大躍進”、公社化和某些政治運動方麵有過不少缺點，但總的看，對外新聞報道為樹立新中國的國際形象起了積極的作用。外國人透過我新聞報道所看到的，是一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新中國。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及以後一段時期，對外新聞報道工作曾受到一些“左”的幹擾，如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內外有別”被批判為“對外宣傳特殊論”；“對象要廣泛”被批判為“中間讀者論”“中間聽眾論”等等。這種“左”的錯誤，在“文化大革命”中係統化，發展到十分嚴重的地步。這一場從一九六六年五月開始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結束的十年浩劫，對中國對外宣傳事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新中國成立後的17年行之有效的對外新聞報道方針、基本原則和方法，被全盤否定，斥之為“三和一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是對外“販賣封資修”等等。
關於對外新聞報道的對象，不論是通訊社、報刊還是廣播電台的對外報道，對象都縮小為國外的“左派”，認為其他外國人不應作為中國的宣傳對象，尤其是壟斷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更談不上是中國的宣傳對象。
關於對外新聞報道的任務，原來規定為主要是對外介紹中國的情況和主張，促進世界人民對中國人民的了解和同情。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主要任務則變成宣傳毛澤東思想，推動世界革命。實際上世界革命的形勢並不存在，而且各國革命隻能依靠本國人民的鬥爭，不能由中國來推動。當時所謂“宣傳毛澤東思想”，主要不是指宣傳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科學理論，而主要是宣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套“左”的觀點。
基於上述所規定的對象和任務，對外新聞報道的題材非常狹窄，內容單調，主要是一連串的政治說教。新華社、國際廣播電台和幾種外文刊物，對外都是大量介紹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急風暴雨式的造反情況，全文照發“兩報一刊”的社論和文章，廣泛傳播作為“繼續革命”典型的大寨等地的經驗，反複照搬“鬥私批修”“抓革命、促生產”等政治口號；宣傳國外到處是“毛澤東思想指揮戰鬥”，燃起“反帝反修熊熊烈火”，一個勁地鼓吹暴力革命和農村包圍城市，“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在國際上“興無滅資”。新華社是新聞機構，但對於京劇樣板戲，也得成本成本地譯成外文照發。
文風非常僵硬，稿中充塞政治套話、空話、大話。翻譯新聞稿時要死譯硬譯，“對號入座”。“永保江山萬代紅”要譯成“中國的江水和山脈永遠是紅色的”，“砸爛狗頭”也照譯。新華社內部工作程序也規定對外報道稿必須用中文定稿，然後按中文逐字照譯成外文。“文化大革命”前直接用外文編寫稿件的做法被指責為“喪失民族自尊心”。
當極左的對外宣傳登峰造極時，毛澤東曾作過一些指示想予糾正，如指出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吹得厲害”，“注意不要強加於人”，“國家不同，做法不一樣”，等等。周恩來總理積極傳達和貫徹毛澤東的指示。對外宣傳戰線的一些工作人員對極左的宣傳方針也進行過各種方式的抵製。所有這些，對“左”的狂熱的宣傳，起過一定的“降溫”作用，但是由於當時黨的路線是“左”的，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對宣傳工作的插手，因此“左”的一套宣傳方針繼續得到推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一些較有影響的對外刊物被迫停辦，其中包括《中國婦女》（英文）、《中國工會》（英文）、《萬年青》（英文）、《中國體育》（英文）、《中國對外貿易》（英文）等。中國新聞社的建製被撤銷，縮小為一個中國新聞組，並入新華社對外新聞編輯部。原中新社國內外分支機構大部分撤銷，業務大減，隻保留了口語廣播新聞，內容大多照抄國內報刊。新華社的專職對外攝影記者也被取消。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專門對外的《今日中國》期刊片，被迫停止攝製。
“文化大革命”十年間，在周恩來的關心和支持下，對外新聞事業建設有的方麵也有新發展，如國際廣播電台新增12個語種，《中國畫報》烏爾都文版創刊。但是，從總體看，對外新聞業務受到嚴重的削弱。
對外新聞專業幹部隊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破壞和摧殘。新華社、廣播事業局和外文出版局等單位中長期從事對外新聞工作的領導幹部，被作為“走資派”批鬥，許多經驗豐富的老記者、老編輯、老翻譯被當作“臭老九”，或被批鬥，或下放勞動。在“摻沙子”的口號下，從部隊中抽調了大批年輕的戰士和基層幹部到中央對外新聞單位工作。他們中多數人苦幹文化水平不高，難以勝任。受到迫害更多的，是對外新聞單位中的一些華僑，他們被扣上“海外關係暖昧”、“有裏通外國嫌疑”的罪名，受到審查和批鬥。一些幫助中國的外國專家也未能幸免，有的被無理解聘回國，有的甚至被捕入獄。
“文化大革命”中極左的、假大空的對外新聞報道，嚴重脫離國內外的實際，脫離國外廣大的讀者和聽眾。一九六七年三月，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說：“很多新西蘭聽眾已經不聽北京的廣播了，因為很多東西都聽不懂，乏味，很煩人。”“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收到的聽眾來信數量大減，每年平均隻有5萬封信，最少的一年隻有2萬多封，這隻相當於“文化大革命”前一九六五年來信數的十分之一。
極左宣傳造成的另一不良後果，是損害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當時，國外一些人透過中國對外新聞報道所得到的印象是，中國成了“狂亂的國度”。國外有的雜誌稱中國人為“凶狠的角鬥士”，其封麵上描繪的中國人形象是：一個身穿綠軍裝的紅衛兵，一手拿著紅寶書，一手舉著寬皮帶，兩眼圓睜，滿臉殺氣。
極左的對外報道還產生一個不良後果，就是使國外一部分左派朋友尤其是一些青年，接受了“左”的思想影響，有的流毒較深，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幾年之後，他們仍以“左”的眼光看待中國的現行政策，懷疑中國“變修”。
曆史新時期蓬勃發展——
一、從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對外新聞事業獲得新的生機，進入了一個開拓前進、繁榮發展的新時期。
首先是從指導思想上進行撥亂反正。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鄧小平，就對外宣傳問題作了重要批示。一九七七年六月，新華社對外部在撥亂反正中征求外國友人的意見。當時，英中了解協會主席、作家費裏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提意見說，“中國有巨大的消息資源可供報道”，但新華社電訊“讀起來篇篇都差不多”，“缺乏新鮮思想”，“中國對外宣傳八股調太重”，“沒有說服力”。他坦率地指出，“你們那樣的對外宣傳是失敗的。”他說：“打倒‘四人幫’是一個改進對外宣傳的極好機會。整個思想狀態可以來一個改變，應當有更多的生動活潑的文章和電影產生出來。”一九七七年八月三日，鄧小平看了格林對新華社記者談話記錄後批示：“我認為，格林的意見很重要，無論宣傳和文風等等方麵，都值得注意。建議印發給作宣傳、外事工作的同誌看看。”根據鄧小平批示的精神，中央各對外新聞單位紛紛采取召開學習會、座談會、總結會和聽取外國專家意見等方式，清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流毒，著重從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新華社召開對外報道工作會議。會上檢查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左”的路線在對外報道中的表現，小結粉碎“四人幫”後撥亂反正的成果，討論了改進對外報道工作的方案。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朱穆之到會講話。他強調要堅決貫徹鄧小平對於格林的意見的批示精神，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迅速把報道搞上去。參加這個會議的，除新華社各編輯部和分社的有關負責人外，還有人民日報社、廣播事業局、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和新聞電影製片廠等單位所派代表。這次會議實際上成為中央各對外新聞單位交流撥亂反正經驗的會議。
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新聞、廣播、刊物對外宣傳報道工作彙報會。會上各單位簡略彙報了過去“四人幫”極左路線破壞的情況，粉碎“四人幫”兩年多來對外宣傳報道工作取得初步成績，以及今後改進對外報道的設想。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在會上講話。會議討論了對外宣傳報道的對象、任務和一些基本原則。談到對外宣傳的對象時，與會者認為，應力爭向盡可能多的外國人作宣傳，不管對方是左派、中間派還是右派，是統治者還是普通人民，一切外國人都是中國的宣傳對象。關於對外宣傳的任務，與會者認為，對外宣傳主要的任務還是為了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的了解和友誼，為了創造有利於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國際條件。會議提出，要真實地、豐富多彩地、生動活潑地、盡可能及時地介紹新中國。這次會議，對於對外新聞戰線從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消除“左”的流毒，端正宣傳方向，起了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