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交流與合作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新聞團體就參加了國際新聞組織。一九四九年四月，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舉行會議，通過決定，接納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中國記協）籌備委員會為團體會員。一九五○年九月，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三屆代表大會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大會選舉胡喬木為該協會副主席。吳文燾代表中國記協籌委會出席會議。
之後，中國記協多次派出代表團、組參加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舉行的會議和其他活動，包括國際記者會見、各種專業記者業務討論會、國際新聞攝影展覽等。一九七五年四月，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執行委員會在北京舉行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新聞工作者國際間合作問題的決議。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有會員15萬人，分屬於120個國家和地區的記者組織，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記者團體之一。中國記協參加該組織，對於促進中外新聞界的了解和友誼，起了積極的作用。
為加強亞非新聞工作者之間的團結與合作，中國記協與印度尼西亞等國的新聞團體一起，於一九六三年四月發起成立了亞非新聞工作者協會。成立大會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有阿爾及利亞、緬甸、斯裏蘭卡、中國、埃及、加納、印尼、日本、朝鮮、馬裏、巴基斯坦、坦桑尼亞、越南、讚比亞等47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工作者組織派代表參加。周恩來致電祝賀該協會成立。中國記協副主席梅益率領13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梅益在發言中提出了加強團結、積極開展工作等6點建議。會議通過了《雅加達宣言》和協會章程。章程宗旨中提出，要建立亞非新聞工作者之間的最密切的合作關係，要為爭取民族獨立、反對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而鬥爭。會議還確定每年四月二十三日為“亞非新聞工作者日”。印尼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查禾多（Dja Woto）當選為亞非新聞工作者協會總書記。書記處設在雅加達。中國和日本、斯裏蘭卡、敘利亞、坦桑尼亞和南非民族主義的新聞工作者組織，分別派出常駐書記，參加書記處工作。
一九六五年，印尼“九三○”事件發生後，亞非記協書記處於年底遷至北京辦公。一九六七年四月，亞非記協在北京舉行第五次書記處全會，進一步明確這一組織團結反霸的立場。周恩來又一次會見了書記處成員。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亞非記協書記處在北京隆重召開會議，慶祝“亞非新聞工作日”和協會成立十一周年。一九七五年後，因形勢的變化，亞非記協停止了活動。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記協多次接受聯合國有關機構的委托或讚助，在中國舉辦亞太地區或發展中國家新聞界的國際活動。一九八四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三日，中國記協受聯合國新聞部的委托，在上海主辦了亞太地區新聞界領導人圓桌會議，就加強相互合作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一九八五年四月至五月，又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委托，在北京舉辦了一期亞太地區記者講習班；一九八七年六月，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讚助下，同中國新聞學院聯合舉辦了發展中國家新聞研討會；一九八八年五月，也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讚助下，協同首都女新聞工作者協會，在北京舉辦了亞洲女新聞工作者研討會。上述這些活動，得到了亞太地區和第三世界新聞工作者的熱情支持和高度評價。
中國幾個主要的新聞單位也分別參加了國際組織和國際活動。新華社一九八一年加入了亞洲—太平洋通訊社組織（O·A·N·A），派代表參加了曆屆大會，一九九一年第八屆大會上，當選為該組織副主席，並被推舉承辦第九屆大會。中國廣播電視組織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加入了“國際廣播組織”，後改名“國際廣播電視組織”（OIRT），還擔任過該組織的主席、副主席等職務。自一九七三年起，中國行使在“亞洲—太平洋廣播聯盟”的會員權利，自一九七四年起中國廣播電視組織參加了“亞廣聯”的一切主要活動，並於一九八九年在北京主辦了“亞廣聯”第二十六屆大會。
爭取建立公正的世界新聞新秩序，是中國新聞界在國際活動中一項重要的奮鬥目標。長時期以來，世界上新聞的傳播，被少數幾個發達國家所壟斷，國際新聞的流通呈現一種單向的現象，西方發達國家的傳播媒介很少反映第三世界國家的成就和進步，而著力渲染其困難和落後。經過第三世界國家的共同努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八○年四月召開會議，設立了“國際交流發展計劃”及相應的機構，為建立世界新聞新秩序做一係列促進工作。從國際交流發展計劃設立到九十年代，中國一直被選為負責執行這個計劃的35個理事國之一。中國理事由新華社的代表擔任。中國理事及其助手出席了每年一次的理事會議，在會上一再為建立世界新聞新秩序而呼籲。中國理事還在一九八二年代表中國政府為國際交流計劃捐款10萬美元。一九八六年四月，紮伊爾舉辦世界新聞新秩序國際討論會時，中國記協、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聯合捐助了25萬元（紮幣）。
中國新聞界懷著“尋求知識，尋求友誼，尋求和平”的願望，與外國同行進行友好的交往，互相派出團組進行訪問。
五十年代初、中期，主要是同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界來往。一九五四年春，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赴蘇進行了為期兩月的訪問。他們返國後編寫出版了《學習〈真理報〉的經驗》一書。這對新中國新聞業務的建設，產生過廣泛的影響。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中外新聞界互訪的活動，擴展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西歐、日本。在此期間，中國記協曾多次派出記者代表團訪問當時與中國未曾建交的國家，增進了解，結交朋友，為中國以後與這些國家建交作了一些前期的友好工作。如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中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團和日本新聞工作者代表團進行了互訪，並發表了聯合聲明，表示互相支援，共同通過新聞報道增進中日人民的友誼。
七十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兩國新聞界互訪活動隨之開始。一九七二年四月，即在尼克鬆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不久，美國報紙主編協會代表團20多人訪華，周恩來會見了他們。代表團參觀了北京、上海、延安、廣州等地，回美後寫了總題為《訪華之行》的一係列通訊和文章。一九七三年五月，以朱穆之為團長的中國新聞代表團先後訪問美國和加拿大。這是中國新聞代表團第一次應邀訪美。
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由於中國堅決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對外開放政策，中外新聞界的交往範圍進一步擴大，互訪活動更加頻繁。
中國記協向全世界各種社會製度國家的新聞界敞開了大門，伸出了友誼之手。自一九八○至一九九一年，中國記協已先後接待了根據政府間文化協定、兩國記協間雙邊協議和自費來訪的新聞團、組共近500批，700多人。這些記者來自五大洲100多個國家，其中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有著相似的曆史遭遇，麵臨共同的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的任務，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常駐北京的記者很少，因此中國記協努力創造條件，盡可能多地邀請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記者來訪。除記協外，中央各新聞單位也分別邀請了不少外國新聞界朋友來華訪問。自一九五○至一九九一年，僅中央廣播電視單位就接待了來自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372個廣播電視團組、共1.4021萬人次。
在中國邀請來訪的外國新聞界人士中，既有近年才結識的新朋友，也有早年結交的老朋友。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國記協和中國日報社，聯合邀請19位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中國作過戰地報道的美國記者，組成重訪團來華。他們在三周多的時間中，訪問了北京、延安、西安、武漢、南京、上海等當年紅軍工作過的地方，舊地重遊，重溫往事，共敘美好的記憶，交談對中國新景象的觀感。鄧小平會見了他們，作了長時間的談話。
凡是來華訪問過的外國新聞界朋友，回國後一般都撰寫了報道和文章，談在中國的見聞和觀感，加深該國人民對中國的了解。加拿大《星報》記者訪華後，在該報頭版連續發表8篇報道，用套紅大字《中國——巨龍在騰飛》作總標題，並刊登了約占3個整版的圖片，生動地報道了中國的建設、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情況。蘇聯記協主席、《真理報》總編輯阿法納西耶夫一九八七年率領蘇聯記協代表團訪華後，在《真理報》上發表長文，介紹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和成就，認為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走在蘇聯的前麵，不少做法值得他們借鑒。文中還對赫魯曉夫當年撤退蘇聯在華專家一事提出批評。日本《朝日新聞》社編輯委員西垣戶勝在訪華後發表了26篇報道，揭露了日本侵略軍當年製造南京大屠殺等暴行，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瑞士《新蘇黎世報》編輯維澤爾在訪問西藏回國後，在該報發表三篇關於西藏的比較客觀的報道。報道中說，據他實地了解，在西藏，“盡管存在不少問題，北京的新政策還是給許多中國人帶來更多的自由與富裕，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一九九一年十月來訪的美國報業協會訪華參觀團28人，成員多為美國中、小報刊的發行人和總編輯，該會代表5000多家報刊的利益。來華前，他們對中國了解甚少，疑慮頗多。通過實地的參觀訪問，以及中國有關部門領導人會見、交談，許多人認識發生了變化，稱讚中國社會穩定和市場繁榮；認為若幹美國新聞媒介在“天安門事件”中以謠言“愚弄了美國公眾”；強調“應該進一步發展中美關係”，加強美中新聞界之間的交流與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