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五一年開始，中國的新聞攝影作品出國展出。一九五五年，中國對外文化交流機構開始選送中國的新聞攝影作品參加國際攝影展覽。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國新聞攝影作品參加了在荷蘭舉行的第一屆世界新聞影展。同年九月，陳勃拍攝的《雨越大幹勁越足》在匈牙利國際新聞攝影展覽會上獲得第一獎。一九六一年，在柏林國際新聞攝影展覽會上，胡寶玉拍攝的《高歌橫笛話別情》獲得金牌獎。
在國際上獲獎的中國新聞攝影作品還有：《巧繡大地》（王瑞華、王今甫攝）、《墨魚豐收》（張申明攝）、《探索冰川的奧秘》（馬競秋攝）、《飛機施肥》（劉誌偉攝），等等。
一九五○年，北京舉辦大型影展，展出了中國攝影記者在革命戰爭年代拍攝的大量曆史照片，生動地反映了新中國的誕生過程。一九五五年二月，《人民日報》、新華社、《人民畫報》、《解放軍畫報》和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舉辦第一次全國攝影作品展覽。展出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優秀新聞照片。從一九五七年起，年度攝影展覽的展品中，新聞攝影作品約占一半左右。
除全國性攝影作品展覽會以外，還有許多地方性的攝影展覽。一九五九年，就有廣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十幾個城市舉辦了攝影展覽。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七年，有25個省、自治區、市舉辦地方性（包括專區、縣及省轄市）攝影展覽達86次。首都舉辦的攝影展覽達37次。
新聞攝影隊伍的擴大，優秀新聞攝影作品的增加，催動著攝影出版事業的發展。據粗略統計，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九年六年中，全國出版的攝影書籍和畫冊共計637種，發行2151萬冊。其中較有影響的為：《攝影原理與實用》（張印泉著）、《暗室技術》（魏南昌著）、《攝影創作初步》（鄭景康著）及由廖承誌主編的大型畫冊《中國》。《中國》畫冊刊登了172位作者拍攝的463幅照片（其中118幅為彩色照片）及繪畫名作，概括地介紹了中國曆史、文化和新麵貌。
中國新聞攝影事業的發展，需要新聞攝影的專業教育。中國新聞攝影教育起始於一九三○年上海複旦大學開設的新聞攝影課。但是，中國新聞攝影教育的發展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複旦大學新聞係一九五二年秋開設“新聞攝影與畫刊編輯”課，一九五三年正式成立新聞攝影教研室。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於一九五五年開設新聞攝影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一九五七年成立新聞攝影教研室，一九五八年開設新聞攝影課；一九五八年秋北京大學新聞專業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於一九六四年設立新聞攝影專業。江西大學新聞係一九六二年也開設過新聞攝影課。
新華社除在北京多次舉辦攝影訓練班以外，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還先後協助13個省、自治區、市開辦了攝影訓練班。許多地方和解放軍部隊也多次辦了這樣的訓練班。參加過這些訓練班的學員中有不少人後來成了著名的攝影記者、照片編輯及暗房專家。
“文化大革命”中，中國新聞攝影事業遭到了嚴重破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後，新華社取消了新聞攝影理論研究工作的建製，主張新聞攝影必須真實的人被視為“黑幫”“掃地出門”，進了勞改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緊緊地控製住新華社攝影部，江青成了“太上皇”，她弄虛作假的攝影作品被捧為“光輝樣板”和“無產階級攝影藝術高峰”；她提出的“主題先行”、“不受真人真事限製”和“事實為政治服務”、“運用一切手段塑造英雄形象”，甚至“唯逆光最好”等等，成了新聞攝影工作的“法規”。
在江青插手控製下，新聞攝影突出和美化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僅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彪一夥製定“五七一工程紀要”，陰謀殺害毛澤東的時候，為林彪一夥通過新華社製作的照片就有1285張。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代表大會期間，記者照了一張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照片，發稿時，被加上了“四人幫”成員王洪文，並把江青旁邊的許世友換成了張春橋。毛澤東逝世後，江青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領導權時，又令新華社記者特地為王洪文拍攝了114次“標準像”，為江青拍攝了17次“標準像”。
與此相反，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逝世，“四人幫”下令，不準發表人民群眾向周恩來遺體告別、首都人民自動上街哭送周恩來靈柩等照片；在同年四月清明節，不準記者拍攝百萬人民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照片。一九七六年《中國攝影》第二期至第五期，圖文並舉大造“反擊右傾翻案風”，其中有一篇文章竟號召“每拍一張照片”，都要“同鄧小平鬥”。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不僅指令一些人拍攝假照片，而且從曆史照片中抹掉了他們所要打倒的人物。典型的例子是“市長消失了”——一九五八年拍攝的毛澤東主席與北京市長彭真等人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一起勞動的一張照片，在一九七六年為悼念毛澤東重新使用時，把彭真抹掉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在《人民畫報》上刊出後，被台灣的反動派抓住，借此著文攻擊我們“是欺騙宣傳的能手”，“精於製造混亂和作假”。
新華社新聞攝影部，是中國新聞攝影事業的一個方麵軍，采、編力量雄厚，並擁有全國最大的照片資料檔案庫及全國力量最強的圖片製作中心，它受“四人幫”之害也最深最重，也最具代表性。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中美關係開始正常化及中日恢複邦交，從國外進口成套設備，工農業生產有所恢複，及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間對鐵路、工農業生產的整頓等新聞題材以外，幾乎隻有“四人幫”製造的假“典型”及所謂“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才能成為新聞攝影的對象。那些照片畫麵不僅流於公式化、標語口號化，而且照片的文字說明，不論對內對外，也一律按江青的調門而八股化。新聞攝影一切創新的生機被掐死了，采編作風被敗壞了，千篇一律，裝模作樣、牽強附會、假話謊話成了“四人幫”幫式新聞攝影的風格，而主觀想像、導演擺布、組織場麵、弄虛作假，成了流行全國的江青式攝影的“創作方法”。
但是，並不是所有從事新聞攝影的人都是那樣“一切聽江青的”。一九七六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五日，由南京開始，中國各大城市人民紛紛自發地展開悼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的群眾活動。在首都北京每天有上百萬人到天安門廣場，圍繞著人民英雄紀念碑，在周恩來遺像前獻花圈、獻詩詞。大批年輕的攝影愛好者將首都群眾的這些活動作了係統的攝影紀錄。有膽識的專業攝影記者也衝破禁令用照相機紀錄下這一被稱作“四五運動”的事實真相。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的悼念》影集，收錄了有關“四五運動”的照片500多幅，照片的拍攝者和提供者共有119人，除個別人以外，當時都名不見經傳，但從以高度曆史責任感、正義感，用極其簡陋的器材，冒著受“四人幫”迫害的危險，拍攝了這次革命場景。他們用行動表明：盡管“四人幫”使用強行禁止，或卑鄙誣陷，或殘酷鎮壓，或追查搜繳等等法西斯手段，新中國的新聞攝影事業已經紮根在人民群眾之中，它是誰也扼殺不了的。專業的新聞攝影記者被禁錮了，人數眾多的非專業的新聞攝影愛好者卻衝鋒上前！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開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由於報刊數量、品種的迅速增長，許多具有大專文化水平的新人參加了新聞攝影隊伍；報刊在利用照片宣傳上有了很大的進步；通過舉辦新聞攝影展覽及學術討論等活動，加強了行業的聯係與內外交流；中國新聞攝影事業呈現一片繁榮景象。
粉碎“四人幫”以後，新聞攝影界首先是清除江青對新聞攝影的毒害和影響，她搞的那套弄虛作假的“欽定方法”危害很大，為肅清其流毒，在新聞攝影者的實踐和觀念上維護新聞真實性，便成為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新華社新聞攝影理論研究組於一九八○年召開了三次新聞攝影理論專題討論會，端正對有關新聞攝影特性和基本規律、新聞攝影與政治的關係等問題的認識，並針對新聞攝影工作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新聞攝影的努力方向：求新（題材內容有新聞性，報道有新角度）、求真（事實與形象都真實）、求活（形象表現生動活潑，有現場的生活氣息）。
新組建的首都新聞學會於一九八一年建立了新聞攝影學術組。隨即組織首都新聞攝影界座談會、學術報告會和理論宣傳活動，並受全國好新聞評選委員會的委托，組織全國一年一度好新聞照片的評選任務。獲得一九八○年第一屆好新聞照片獎的有：《王光美迎少奇骨灰》（齊鐵硯攝）、《拾金不昧》（劉建國攝）、《被告席上的江青》（呂相友攝）等7幅（組）照片；受到表揚的有：《銀鋪魯西北，棉花笑開顏》（李錦攝）、《被押上曆史審判台的“四人幫”》（孫毅夫攝）等13幅（組）照片。其中，獲得全國好新聞照片獎的《十字街頭》組照（《北京日報》司馬小萌攝），突破了“報喜不報憂”的老框框。從此以後，新聞攝影更為各界人士的關注。《人民日報》讀者來信版上開辟的“立此存照”照片專欄，刊發的批評報道，很受讀者歡迎。《光明日報》開設的《來自老山前線的報告》照片專欄刊出了多次。《解放軍報》曾多次用整個版麵發表《對越自衛還擊作戰》的照片，其他報刊也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