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為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攝製了反映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工業建設新麵貌的影片《鞍鋼在建設中》、《第一輛汽車》、《長江大橋》等，攝製了紀錄農業合作化進程中各方麵情況的影片，如河北省3戶貧農堅持辦社的《五億農民的方向》。在周恩來親切關懷下，還攝製了《萬象更新》（主要編導為徐肖冰），紀錄了工商業資本家接受改造，走上公私合營道路的生動情景。在報道國家政治生活的影片中，有紀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六億人民的意誌》；有紀錄毛澤東訪問蘇聯的《祝賀》（攝影、編導之一為蘇河清），還有紀錄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亞非會議》（主要攝影吳夢濱）。承擔《亞非會議》拍攝任務的優秀攝影師、共產黨員郝鳳格，因飛機失事而遇難。在這階段中，致力於軍事報道的八一廠攝製了紀錄康藏公路修築工程的《戰勝怒江天險》、《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等，熱情讚頌人民解放軍參加祖國和平建設的英雄主義精神。此外，新影和八一廠還拍攝有反映兒童課餘生活、複轉軍人參加工農業建設、大學教育、體育運動以及深山探寶、雜技藝術……等多方麵內容的影片。
新聞電影的放映工作也有發展，除了電影院在放映故事片之前，加映新聞紀錄片外，一九五四年九月，天津市濱江道上還成立了全國第一家新聞電影院，專門放映新聞紀錄片。接著，上海的曙光劇場也改為專映新聞紀錄片。
一九五六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後，新聞紀錄電影擴大了題材範圍，逐漸有計劃地拍攝自然風光、名勝古跡以及各種人物的影片。在表現形式上也出現傳記片、批評性影片、抒情風格影片等。如《畫家齊白石》，紀錄老畫家齊白石一生的藝術成就；《華而不實》及其後的《工地的浪費》和《顧客的煩惱》等則是針砭時弊的；《畫中山水》紀錄了潘天壽等幾位國畫家到大自然中去觀察、寫生，表現了山水和山水畫的藝術美。再如介紹綺麗的園林風光的影片《頤和園》，展示青海塔爾寺的宗教文化的《酥油花》，反映江南農村的田園風情的《杏花春雨江南》等，都各有特色。一九五七年北影拍攝了第一部彩色寬銀幕紀錄片《五月的節日》，接著新影又拍攝了大型彩色寬銀幕立體聲影片《祖國頌》。同時，國際新聞紀錄電影大師約裏斯·伊文思（JorisIvens）曾在一九五八年來中國拍攝了紀錄片《早春》，一九六○年被聘任新影廠藝術顧問。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在一九五七年舉行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優秀影片的評獎中，新聞紀錄片有31部獲獎。其中長紀錄片17部，短紀錄片14部；獲獎影片的創作人員，有編導、攝影、作曲、錄音、說明詞作者等一百數十人。
在繁榮創作的同時，也展開藝術探討。對影片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在當時“左”的思想影響下，特別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開始後，竟把藝術探討上升到政治問題對待。如抒情風格的《杏花春雨江南》，被指責為看不到農業合作化後的集體生產勞動，隻有牧童、小橋、流水、落花，是反映作者的小資產階級情趣；對《顧客的煩惱》中批評輕工業產品質量不高，被認為是對現實不滿，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攻擊。一係列不恰當的批判，嚴重影響了新聞紀錄電影創作的發展。
二、“大躍進”及其後的調整
從一九五八年春天起，全國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除西藏、台灣外）陸續準備建立電影製片廠，拍攝新聞紀錄片。五月，文化部電影局在北京召開電影事業躍進工作會議，討論並通過了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建立電影廠的計劃。於是，新聞紀錄電影事業全麵鋪開。一九五八年全國有31個電影製片廠（除省、市、自治區外，有的縣如江蘇省南通縣也辦了電影廠），當年開始生產新聞紀錄片。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兩年間攝製的新聞紀錄片，幾乎等於前八年產量的總和。
一九五八年中國共產黨製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並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結果使得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越來越嚴重，新聞紀錄電影工作者拍攝了許多反映這種情況的影片，對極左思想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在“左”的思潮中，拍攝工作本身也有浮誇和虛假，形成不真實的報道。
一九五八年周恩來審查紀錄片《祖國頌》時指出：“新聞紀錄片要真實地反映人民群眾的生活，反映客觀現實的情況。這樣，對人民才能起宣傳教育作用。紀錄片要真實地反映時代的曆史的特點，不能脫離曆史，弄虛作假，不能用虛假的東西欺騙群眾。新聞片要真實、自然。各新聞攝影單位要討論一下什麼是真實？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美？是不是穿得漂亮就是美？什麼是典型？新聞影片應該從生活中選擇典型的東西，而不能去塑造。”
一九六○年二月，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新聞紀錄電影工作會議，總結經驗，在會議中討論得較多的是真實性問題。這對提高與會者的認識，對製止拍攝中的浮誇和虛假現象起了作用。
一九五九年三月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辦公會議也曾兩次討論新聞紀錄電影的創作問題，並於一九六一年六月一日頒發文件（簡稱“六一指示”），強調了新聞紀錄電影的真實性原則，指出：“新聞紀錄片一定要嚴格遵守完全真實，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原則，這是新聞紀錄電影區別於故事片的根本特點。違背了這個原則，新聞記錄片就完全喪失了價值。”
盡管這個時期新聞紀錄電影在拍攝中曾經出現過浮誇和虛假現象，但也攝製了一些好的影片。如一九五九年為國慶十周年獻禮時，新影攝製的《第十個春天》和《歡慶十年》反映了新中國十年變化和成就，紀錄天安門遊行檢閱的宏偉場麵；《鄰裏之間》、《失物招領》等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人民新的精神麵貌；短片《在激流中》，通過對運伐工人與激流險灘搏鬥的描寫，頌揚工人的勇敢頑強精神。同時還拍攝了中國乒乓球健兒第一次奪得世界冠軍，中國運動員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瑪峰等體育運動的紀錄片。其中《征服世界最高峰》的拍攝，也顯示了攝影師不畏艱險的勇敢精神。反映西藏民主改革運動，揭露封建農奴製度罪惡的《百萬農奴站起來》（編導郝玉生、說明詞作者何鍾辛）則是一部充滿激情的“形象化政論”。
一九六二年，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指引下，新聞紀錄電影在各方麵進行了調整。各地除原有老廠外，新建的電影廠僅保留珠江、西安、峨眉等電影廠（以拍攝故事片為主），其他都陸續“下馬”了。在報道方麵，也做了調整，除繼續報道重大事件外，一是拍攝文化方麵的輕鬆活潑的影片，“寓教於樂”。二是運用曆史影片資料拍攝傳統教育片；三是報道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民主的世界革命潮流。
根據調整後的報道方針，新影用多年搜集和拍攝的影片資料，編輯了《中國工農紅軍生活片斷》、《延安生活散記》、《南泥灣》、《紀念白求恩》等影片，攝製了宣傳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兩種命運的決戰》與《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以及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獨立解放與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光輝曆程》和介紹中國共產黨領導武裝鬥爭曆史的《星火燎原》（新影與八一廠合作）。此外，還攝製了《世界人民公敵》、《亞洲風暴》等，揭露美帝國主義反動本質，反映各國人民日益覺醒的影片。新影還派攝影師去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拍攝反映當地人民鬥爭的勝利及新興國家的新生活的影片，如《尼羅河頌》、《戰鬥的古巴》、《非洲之角》、《不屈的阿爾及利亞》等，給觀眾打開一個瞭望世界的窗口。一九六二年，在中印邊境地區，中國邊防部隊對印度軍隊的挑釁進犯實行自衛反擊時，新影和八一廠都派出戰地攝影隊，拍攝了《中印邊界問題真相》、《為了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等。一九六三年五月文化部召開授獎大會時，周恩來接見了參戰攝影人員。一九六五年八一廠拍攝的《向毛主席彙報》，反映了六十年代人民解放軍軍事訓練的新水平，紀錄下建軍史上重要的一頁。
新聞片作為新聞紀錄電影的一個片種，在電視尚未普及時，是傳播視聽新聞的一種重要手段。早在新影成立伊始，就在各省、市、自治區派駐了攝影記者站。多年來，先後攝製的新聞片有《新中國簡報》、《新聞簡報》、《農村簡報》、《新農村》、《少先隊》、《體育簡報》、《科學珍聞》、《解放軍生活》及地方新聞如《北京新聞》等。還攝製了《世界見聞》及對外宣傳的《今日中國》。新影從一九五三年起，先後與波蘭、南斯拉夫、聯邦德國、日本、法國、阿聯（埃及）等20多個國家交換電影素材，用以編輯《世界見聞》等影片。由於新聞片能及時地反映現實生活的發展和變化，長期以來是極受觀眾歡迎的。
三、“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破壞
十年“文化大革命”，對國家和人民是一場災難。在這個特殊曆史條件下，一方麵，新聞紀錄電影工作者發揚傳統，深入生活，紀錄社會的動蕩和變革。在各製片廠相繼停產的情況下，新影和八一廠仍攝製紀錄重大事件的新聞紀錄片，如中國運動員再次攀登珠穆朗瑪峰、唐山大地震、成昆鐵路、攀枝花鋼鐵廠等。另一方麵，林彪、“四人幫”極力利用新聞紀錄電影為他們製造輿論。他們常以“中央交辦任務”為名，指定拍攝影片或影片資料（如“文攻武衛”，建立“革命委員會”等），以及拍攝為他們製造反革命輿論而宣揚的假典型。新影曾拍攝《批林批孔特輯》，介紹小靳莊、上鋼五廠等紀錄片；八一廠受命攝製海軍、總後勤部召開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紀錄片，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樹碑立傳。新影還報道“反擊右傾翻案風”及鎮壓天安門“四五運動”等。“四人幫”宣傳的“事實要為政治服務”，“真實要為政治服務”等謬論，是同新聞紀錄電影真實性原則根本相悖的。為了政治需要可以不擇手段地去歪曲、誇大、捏造事實，說大話、空話、假話，嚴重損害了新聞紀錄電影的信譽。
粉碎“四人幫”特別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實現了曆史性的轉變。新聞紀錄電影工作者也從林彪、“四人幫”的思想禁錮以及長期“左”的思潮影響中解放出來。與此同時，新聞紀錄電影也麵臨著新的情況：電視的發展與普及，電影觀念思維方式和審美意識發生的變化，對新聞紀錄電影提出更高的要求。這就迫使新聞紀錄電影不能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必須開拓新的題材，探求新的表現角度與新的表現方法，以紀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新人新事，反映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