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距離從來都不是他們之間的隔閡，即便天各一方，二人也能通過書信傳情達意。在信中，沈從文對張兆和說：“我一離開你，就隻想給你寫信，也許你當時還應當再苛刻一點，殘忍一點，盡擠我寫幾年信，你覺得更有意思！”
而張兆和曾經也在信中滿足地寫道：“我又欣喜你有愛寫信的習慣，在這種家書抵萬金的時代，我應該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不過，這份默契並未消弭他們之間的罅隙。抗戰期間，大批學者南渡，沈從文那時也去雲南任教，張兆和在鄉間執教，依舊是兩地分居。這期間，他再次遇到高青子，彼時她正好在西南聯大圖書館任職。兩人續寫未曾了結的前緣，雖然這段感情很快因為高青子的離去而終結，對於張兆和來說，無疑是婚姻中的又一汙點。
沈從文是山溝裏的鄉下人，閱曆豐富，十幾歲開始闖蕩江湖，當過小兵，寫過小說，本該世故老練，卻滿腔的天真孩子氣。出身名門的張兆和反倒十分堅韌，少女時期的她被眾人捧在手心，孤傲中微有些狡黠，嫁做人婦之後，卻又能立即轉變角色，踏踏實實地跟隨一窮二白的沈從文，洗手作羹湯，燈下補舊衣，皆是任勞任怨。
據說張兆和的性格還很“革命”。新中國成立後，她在華北大學接受過革命教育，滿腔熱血地在家中宣揚革命精神。早年流亡的時候，她在給沈從文的信中就曾寫過：“我還恨我們的生活不夠窘迫，不能身經目擊那許多變亂，徹底改造我們的生活，掃除一切虛偽的紳士小姐習性。 ”“文革”期間，59歲的張兆和下鄉幹活，比正值壯年的男女們還要賣力。而沈從文呢，作為一個不問國事的作家，他的夢想隻是要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他為人最是“膽小自卑”，落筆卻又極其放縱大膽，還曾經因為寫過“豔情小說”而被郭沫若批評。
這樣的兩個人走到一起，難免會生出齟齬。沈從文與張兆和的悲劇，從來不是空間距離釀成的，心靈的距離比較嚴重。如張兆和曾在信中所說：“你覺得我是‘不可與談’之人，我還有什麼可說！”
沈從文的一生就是審美的一生。在生活最窘困的時候，他也要去淘古董，偷偷摸摸的，不能讓張兆和知道，買完東西拿回家也要謊報價格，生怕妻子責怪。“文革”期間，他兢兢業業地研究文物，著作頗豐。
沈從文帶著天真的唯美主義走過了一生，好像一個天真的孩童，即便在泥淖中打滾，瞳孔裏看到的依舊是漫天星子。這樣的人注定無法畢生鍾情於一人，他隻忠於自己的愛。當他對美的追求在張兆和身上得不到印證，那麼，他隻好從別處去尋。高青子的出現是“偶然”，亦是必然。她是那星河中的流星，遲早會來，然後倏然離去。
對於張兆和來說，狂風驟雨之後，舊景依舊。隻是，昔日的圓滿又怎能一成不變？她把對生活的堅忍態度用到了婚姻中，對丈夫的不忠並無過多幹涉或指責。然而，心底的罅隙終究隻有自己能看得到。
這麼近，那麼遠
張兆和的名字多與沈從文並提，她是教師、編輯，甚至是作家，但她最更廣為人知的身份還是沈從文的妻子。
近年來，有人企圖以一個作家的身份來闡釋張兆和，讓她拋去沈從文之妻的光環，為之正名。這樣的做法到頭來也隻是難圓其說，除卻少數幾篇小說散文能佐證其才女資本，張兆和的大多數文字還是見於《沈從文家書》中的柴米油鹽。非得通過擺脫沈從文來讓她在文學史中“獨立”出來，倒顯得有些刻意。
其實，無論是特洛伊的海倫，還是羅德斯島的薩福，都自有其存在的意義。我們之所以今天還清晰地記得茅德·岡，記得她逾越時光的動人魅力，都拜賜於詩人葉芝寫過的那首《當你老了》。張兆和一生亦是如此。
張兆和之於沈從文，是雕像式的存在。他寫過很多人物，都是以張兆和為原型。她們無一例外地“黑而俏”，甚至名字就叫“三三”。然而，這些都隻是浮華的假象，張兆和的性情和她們相去甚遠。在沈從文的戀愛中，他愛上了一個女子的皮囊，愛上了她生動的音容笑貌，把她作為畢生的繆斯來供奉，然而，他卻從未與她靈魂相接。
而張兆和呢，她的愛情始於書信，最終也未曾走出過書信。不管是在何種情況下，她都是沈從文唯一的傾聽者。兩地分居的日子裏，他積蓄已久的感情都通過書信，洪流一般地注入她的生活中。
這段感情像是一個書寫者和書迷的感情，摻雜著臆想和幻覺，因為距離而美麗。一旦距離消失，那些朦朧的美感將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無限放大的瑕疵和格格不入的事實。
一直以來，關於沈從文和張兆和的傳聞都是愛情佳話，因為文字會粉飾太平，給人一種虛假的美感。其實，作為身在其中的當局者，沈從文愛上的不過是那個被自己的文字改頭換麵的“三三”，他被自己的筆瞞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