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陰荏苒，桂湖碧波日夜流淌，榴閣的紅榴花開了又謝，謝了又開，南飛的雁陣去了又來，來了又去，三十餘年的充軍流放在這對才子佳人的望眼欲穿中流逝，他們團聚的期盼終究沒能實現。
根據大明律例，罪犯年滿七十歲即可歸休，不再服役。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年屆七十白發蒼蒼的楊慎步履蹣跚地回到四川新都，初嚐一家團圓的天倫之樂。然而是年隆冬，雲南巡撫王昺便以私自回蜀為由派人將他押解回滇。有《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懷》一詩為據：
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
悲憤至極的楊慎再也無法承受如此打擊，不到半年，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在雲南戍所中含恨死去，享年七十一歲。噩耗傳來，黃娥悲傷萬狀，三十多年的苦守，團圓的願望終究落空，然而這一個弱女子的選擇又一次令人肅然。已逾花甲之年的黃娥強忍悲慟，不惜以羸弱之軀徒步奔赴雲南。走到瀘州，遇上被運回的楊慎靈柩，她仿照南北朝才女劉令嫻的《祭夫文》自作哀章，詞語淒愴哀惋，聞者無不垂淚。黃娥扶送棺柩，攜帶楊慎之妾曹氏留下的孤兒寧仁回到了新都老家。
靈柩運抵新都後，親朋好友都主張“禮葬”。雖說死者已矣，可嘉靖皇帝真能輕易放過升庵？黃娥思前想後，“天威難測”，力排眾議堅持“槁葬”，即僅以簡單的喪儀草草裝殮楊慎的遺體。不久，明世宗果然派人前來啟驗，見死去的楊升庵穿戴著戍卒的衣帽，靜躺棺內，一副服罪的樣子，也就不再刁難，由此避免了一場家族大禍。事後眾人打心眼裏佩服黃娥的先見之明。次年冬天，黃娥將楊慎葬於新都西郊祖墳。
楊慎流放雲南期間，仍然關心人民疾苦，不忘國事，更著書講學，傳播文化，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愛戴。其一生才華橫溢，經、史、詩、文、詞曲、音韻、金石、書畫無所不通，對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也有很深的造詣，被後人奉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並得到後世李贄、錢謙益和陳寅恪等一批知名學者的高度讚許。
嘉靖四十五年（1565）十二月，明世宗晏駕，裕王朱載垕穆宗即位，第二年改年號為隆慶。他頒發世宗遺詔，寬赦“議大禮”獲罪諸臣：尚在人間者的召用，已故的撫恤，關押在監的開釋複職。已死六年楊升庵，被恢複原官，並追封為光祿寺少卿，後來又諡封為文憲公。黃娥也由安人晉封為宜人。一紙足足遲到四十年的平反詔書，算是告慰了九泉之下的楊慎，而此時的黃娥也已年逾古稀，大半輩子的孤苦零落在歲月的風塵裏。
隆慶三年（1569），黃娥病故。她和楊慎一樣，活了七十一歲。這一對命運多舛的才子佳人，終究隻能步履蹣跚地相逢於奈何橋上。或許化作了一雙彩蝶，相依相伴於百花之間自在飛舞，永不分離；也許變成了一對鴛鴦，朝朝暮暮嬉戲於新都桂湖的綠水清波，不離不棄。在無邊的巴山夜雨中，他們是否秉燭吟唱出新的詩篇？
曲中“李易安”
黃娥詩、詞、曲皆長，著作應該十分豐富，《四川總誌》記載她“有文集傳於世”。事實上，黃娥傳世的作品並不是特別多。一方麵，她為免落人口舌，授人把柄，給遭貶謫的丈夫帶來麻煩，其詩作除了寄給丈夫，從不肯示人；另一方麵，還是她的堅韌與隱忍個性，雖說抒寫離愁別緒，感情淒然哀婉，但詩作中卻絕找不到任何媚態柔姿，她不願子侄晚輩看到自己情意纏綿、悲憤哀思的文字，故隨寫隨毀，多無存稿，“雖子弟不得見也”。現存詩詞多是從楊慎處由別人輾轉傳抄保存於其他人的詩集、詩話、方誌中。明隆慶以來所刊行的《楊狀元妻詩集》、《楊夫人樂府詞餘》、《楊夫人曲》、《黃夫人樂府》、《榴閣偶存》等應是黃娥著作中的幸存者，後人也曾把他們夫婦的詩詞合編為《楊升庵夫婦散曲》。狀元郎楊慎對妻子的才情亦讚賞有加，稱黃娥為“女洙泗（女孔子），閨鄒魯（女孟子），故毛語（女毛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