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存在：危機與出路
卡爾·雅斯貝爾（1883一1969），德國人，存在主義哲學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學習醫學，1909年獲博士學位，專攻精神病學。1913年在海德堡大學講授心理學，1921年成為哲學教授。正如他自言：無意研究哲學而成為哲學家。並且他成為的不是一般的哲學家，而是大師型的哲學家。
雅氏哲學的魅力始終在於他對於人的境況之關注，對於人的生存意義的不懈尋求。重要著作有《智慧之路》《理性和存在》等，這裏選錄的文章出自他的《現時代的人》，原書中的標題為“自我存在在現時代境況中所持的態度”。人的存在的方式是一切事情的前提。人們可以把各種各樣的器械製造得盡善盡美，但如果人本身不在場，那就毫無用處。
為了使人不陷入生活的單調遲緩，他就必須在他的意識中麵對虛無：他應該回憶他的起源。在他的曆史道路的起點上，他曾麵臨被自然力量從肉體上消滅的危險，而現在，由他所建立的世界同樣威脅著他的本質。在與他的發展的未知的起點不同的水平上，他的整個存在又處於危險之中。無論是沉湎於生活的歡樂，還是死心塌地忍受虛無，都不能使人得救。
雖然兩者在困境中不可少地要作為一時的躲避，但是它們並不夠用。為了成為自身，人需要一個積極實現了的世界。如果這個世界衰敗了，觀念似乎也瀕臨死亡，那麼，隻要人還不能重新在自己的創造性中找出在世界中向他迎麵而來的觀念。他的本質就仍然彼遮蔽著。但是，在個人的自我存在中開始了那種以後才自身實現為世界的東西。
當世界在無生氣的生活秩序中看來已變成毫無希望時，那麼剩下給人的就是暫時退回到純粹的可能性。如果人們今天絕望地問：在這個世界中究竟還剩下什麼，那對任何人來說答案就是：剩下你之所是，因為你能夠成為你之所是。在今天，精神境況向人，向每個個人強求有意識地為他真正的本質而鬥爭。他必然根據他在他的生活現實中對他的存在的基礎的意識而堅持鬥爭或放棄鬥爭。當前的時刻提出了最困難的、似乎不可實現的要求。危機剝奪了人的世界，人應該用供他支配的前提從本源上去重建他的世界。
人的自由的最高的可能性已向他敞開，他或者能夠把握住自由（盡管麵臨一些不可能性），或者就跌落為微不足道的東西。如果他不走自我存在的道路，那麼他別無出路，隻能在機構的強迫之下心甘情願地進行生活享受，對這種強迫性他不再去反抗。
他必然要麼從自己的獨立性出發占有他的生活的機械性，要麼本人變成機器，投降於那種生活的機械性。他要麼在交往中建立自我與自我之間的紐帶，並意識到在這裏一切取決於忠誠或不忠誠；要麼他隻能過他那種無生氣的遭人遺忘的生活，並變成一種工具。他必然要麼達到界限，在這裏看到他的超越；要麼始終卷人到世界之物的絕對存在的錯覺之中。
世界向他提出了許多要求，並看到他在自我發展中會成功。如果他拒絕這些要求，那麼他就過這樣一種生活，這種生活既不真正是人的，也不真正是動物的生活。一味地抱怨，說個人承受得大多，說境況必須改變，這都無濟幹事。因為各種境況中的真正的工作也隻能出自於自我存在的方式。
一旦我從境況的改變中把我出於自己的創造性本來能夠做的事情僅僅委之於期待，那我就背叛了自己的可能性。如果我把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委之於他物，那我就躲避了自己的任務。當我本身成為我應該是的東西時，環境才得到蓬勃發展。反對世界或進入世界覺醒了的個體的第一個謹慎態度是他置身於世界的方式。自我存在是首先從在這世界上反對世界的存在出發，然後進入世界。第一條道路是從世界導向孤獨。自我存在在自我放棄的否定的決心中不把握世界的存在，而是自身消耗在可能性中。它隻能說，以便對事物發問。製造不安寧，這是它的組成部分。克爾凱戈爾的這條道路作為過渡階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個堅定的人引起別人的不安寧的話，他也就會成為不真誠的。
誰在從事一項職務時積極地把握生活，對人進行教導，還具有家庭，生活在曆史的和科學的知識世界中（因為他認為這一點更重要），誰就會拋棄否定的決心的那條超凡出世的道路。他不會希望抽掉別人腳下的基礎而不向他們指明他本人所立足的基礎。第二條道路導向世界，但隻有經由第一條道路的可能性才能導向世界。因為哲學探討中的自我存在不能以無問題的滿足而站在它的世界中。
在今天，所有的生活交織成機構已不再能夠避免，大多數的人已成為工人和職員，在這種情況下，人不可能在職業和謀生中完全不依賴別人。加入到一個保護自己生活的利益團體中，在外來的目的和勞動之下勞動，都成為不可避免的。當然，還存在著過去的比較獨立的領地的殘餘物——在人們看見它們的地方，都想對它們加以保護，把它們看成從古代傳下來的珍品，會向我們揭示人的不可取代的存在類型——但是，對幾乎所有的人來說，出現了無情的局麵：或者在一個企業中勞動，或者就完蛋；問題在於如何在企業中生活。單槍匹馬地反對世界，這種可能性在模糊地吸引人。
但是，一個人麵對一切現實而使自己處於一敗塗地時，他就隻能真誠地放棄那種可能性。但是，他作為一種生命如果試圖利用一種對他有利的經濟狀況，與世界相分離，完全不依賴別人，那麼，他就會墜人空虛之中，在這種空虛中，他仍然成為世界的犧牲品；他不真誠地從世界中逃走，他隻是在責罵中逃脫世界，為的是向人表明否定也是一種存在。世界的現實性是無法回避的。經曆現實中的艱難是達到我們自身的唯一道路。在世界中積極地活動——盡管目標看來不可能達到——是自己存在的前提條件。
因此，我們要努力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各種力量中而又不被它們同化掉。限於必需東西的活動也具有重要性，即作為一切與人息息相關的生活供給對個人來說也是活動的領域；個人這麼做，是因為大家都這麼做，並使生活變得有可能。但是，這種勞動態度中包含著對自我存在的恐懼。勞動領域下降為單純相對的東西，這似乎使人沒有興致發揮他的力量；但是，人的生存就在於能夠堅持清醒的狀態，而不削弱活動的意誌。因為自我存在隻有在緊張關係中才是可能的，緊張關係並非把兩個生活領域彼此並列，而是試圖從一個領域出發占據另一個領域，盡管普遍有效的統一形式要作為一切人唯一如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生活簡直就像處在山脊上，從這裏我或者掉入單純的活動一邊，或者掉入與活動相伴隨的無現實性的生活一邊。“進入世界”的意義構成了哲學探討的價值。誠然，哲學並非手段，更非巫術，而是在實現過程中的意識。哲學探討是這樣一種思想，靠這種思想，或作為這種思想，我作為我本身是積極活動的。它不可被看作一種知識的客觀價值，而應看作在世界中的存在意識。技術的主權，本源的求知欲，無條件的聯係自我存在進入它的世界，這可以在它的可能的方向上看出來。從技術的東西出發，經過本源的求知欲，道路導向無條件的聯係。
a）技術化的世界的日常的複雜性提出了要求：在我所進入的周圍環境中掌握這複雜性。與事物的關係已發生變化了；雖受進一步的推動，事物在其冷漠狀況中仍隻是可變換的功能；技術使人與人的當下此刻相脫離。新的任務是：靠技術實現的方式，麵對世上的一切事物又達到人的存在的直接的當前；增強了的可能性之新的前提必須被迫為我們服務。
生活手段的合理化，包括時間分配和經濟力量的合理化，必須在任何個人那裏，並從他本身出發，去重建可能性，即他完全能是當前的，能思索，能成熟，能真正地接觸他自己的事物。新的可能性並非單純地在物質生活條件的有目的的機械的實現中從事外表上可靠的操作，而且進而達到不受一切物質事物影響的自由。凡占領技術領域的地方，人在發明方麵的熱忱（這種發明使人成為世界變化的首創者，簡直變成第二個世界建設大師）乃是那些前進到可能到達的界限的人的特權。
在利用技術的地方，應該采取的態度是花費最小的努力，並節省時間，有條不紊地活動並且不浪費精力。在技術世界的表麵令人迷惑的複雜性中，卻可能有生活中無比的安寧，這種生活支配著外部的生活條件和人自己的生命之軀。輕鬆自如地服從有條理地起作用的法則（人從小就接受這方麵的訓練），這也為自我存在創造出自由的領域。技術世界似乎毀掉了自然世界。人們抱怨說，生活變成了非自然的。人工的技術在其發展進程中必然得容忍醜陋，並離開了自然，但在最終卻能夠使人更努力地進入一切自然。現代人能夠以新的意識享受陽光和元素。技術帶來了前提，以便在光和空氣及其一切表現方式中過一種地理世界中的整體的生活。
當一切都變得可接近、可達到時，家園也就擴大了。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對未開發的自然的真正興致也產生出來，我的身體的活動使我能夠感受這未開發的自然，並且有所發現。隻有當我在與我了無隔閡的周圍環境中擴展這種可發現性，使我不與基礎相脫離（不如說，這種脫離隻是作為一種技術手段，使我更了解基礎），我才能在人工創造的可能性中對自然的密碼不僅看見，而且深入地理解。
技術化是一條正在走的道路，而且必須走下去。走老路，這意味著使生活困難，甚至不可能。誹謗是無用的，必須加以克服。因此，技術世界必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這種不言而喻的事在實施時幾乎未受到明確的注意。與那種必然性——任何活動為了更好的成功必須以技術為基礎——相對照，對不可被技術化的東西的意識也必須增強到可靠的程度。技術的絕對化對自我存在來說是毀滅性的；對自我存在來說，對技術成就的任何理解必須總是充滿著另一種意義。
b）從技術上供給生活必需品，這是隻從一個目的去要求知識，即知識有什麼用處。但是，知識中的自我存在卻首先在於本源的求知欲。如果知識的有用性成為知識的最終的標準，那我就放棄了自己。
如果知識絕對地保持清楚，那我就在其中獲得了我的存在意識。有用的知識之所以可能，隻是它作為真正知識的結果。真正的知識自身分化，並作為特殊的東西而保留在強有力的有效而現實的世界中。因此，甚至在技術的生活秩序中，隻有當它具有自我存在，並由它劃分界限時，對所知的東西的方式的明確理解才得以保證。凡是缺乏自我存在的地方，就會產生混亂的認識和現象。如果合理的強有力的知識被絕對化，一切存在被看作都在技術領域中，那麼在誤解中就會滋長出對科學和其它所有知識的迷信。
這樣，人既不能可靠地認識，也不能真正成為他本人。科學隻能理解事物最初的狀態是什麼。隻有當知識的狀態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知識才可能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特殊的知識將仍由存在加以照亮，而哲學探討將由世界的特殊性加以實現。自我存在是知識的最高形態，這個形態雖然隻按照它認識世界的程度而提供認識，但它本身仍然是積極活動的。對個人來說，生活既是意識到自己的存在的人的責任，又是認識者的實驗活動。人所研究、規劃、建造的東西，就它的整體而言，乃是嚐試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他發現他的命運，並發現一種使他意識到存在的方式。
c）但是，生活作為單純的生活，它流逝於許多眼下的時刻中，直到它終止，這種生活沒有命運；對它來說，時間隻是一個係列，回憶是無關緊要的，在當前不必顧及未來，隻需關心一時的生活享受能否達到。人獲得命運隻有靠聯係，但這些聯係不是強迫性的，不是作為異己的聯係強加在無能的人身上，而是被把握住的聯係，隨後從屬於他。這些聯係彙成了他的生活，以致於他的生活不會隨意瓦解，而成為他的可能生存的現實性，因此，回憶向他展示了他的難忘的基礎；未來向他展示了一個領域，從而要求他對他當前的行動承擔責任。生活具有無法確定的整體性。它總是具有它的時代、它的實現、它的成熟、它的可能性。
自我存在作為生活而存在，一種希望成為整體的生活而存在，而且僅僅通過存在者而保持有效的聯係。曆史的聯係消溶成為大量作為機構中的種種功能，並且個人可以被隨意取代，這種情況包含著這樣一種傾向：使人變成總是隻關心當前的鼠目寸光者。這樣，聯係就是相對的；它是可終止的，總是暫時的，而任何無條件的東西卻被看成非實際的感情用事。在這種實證主義中，一種混亂的意識滋長出來。因此，人們在今天呼喚新的聯係，呼喚對權威和教會的信仰。
但是，即使時代能產生一切，真正的聯係卻不可勉強地產生，它是由團體中的個人自由地產生的，如果呼喚聯係隻是在服從權威和成文法的前提下的人為的秩序，那麼我們就回避了真正的任務，無條件的東西就失去了可能性，自由就變成軟弱無力的。人麵臨著兩種可能性：或者通過返回到權威的形式（這些形式尊崇供給生活必需品的機構）而安撫自己的自我遺忘的生活，或者作為個人在自己的基礎上把握住關鍵之點，由此出發，唯一的無條件的東西永遠決定了生活。隻有靠真正獲得的東西生活的人才能真正地在世界上存留下去。
他總是通過聯係才真正獲得東西。因此，反抗外在的聯係，作為單純的否定，是不真實的，那將會以內心的混亂而告終，並當反抗的目標完全不再存在時還會繼續下去。反抗要成為真正的，就必須作為自由為它的領域而鬥爭。自由擁有自己的權利唯一靠自身聯係的力量。曆史的沉淪隻有自由地進入聯係的人才不致於絕望地反抗自己。不可完成的然而又是唯一的任務仍然擺在作為人的當代人麵前。這個任務是：麵對虛無，敢於冒險從他的本源去尋找真正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盡管在流行的騷亂不安狀況中一切都四分五裂，但生活重新變成了整體。與神話中的英雄相類似，一切仿佛又複歸於個人。
但是，關鍵在於一個人同其他人作為一個曆史的具體的存在沉淪於世界，以便在普遍的無家可歸的狀態中確實地獲得另一個新的家園。與世界保持距離，這給他自由，沉淪給他存在。不能用理智的抽象去保持距離，而是同時要接觸一切現實；沉淪不是可以自誇的看得見的行動，而是實現於平靜的無條件的東西中。與世界保持距離，這提供了內心的高貴；沉淪喚起自我存在的人性。前者要求自我約束，後者是愛。生存的可能的無條件性借助於聯係所能達到的曆史的沉淪，確實不能按任何章程來產生。人們隻能呼籲性地談到它。
它可以在崇敬的力量中遇見，即作為專業工作中的專心致誌，作為性愛中的專一能力。因崇敬而生的生命恪守這樣的尺度：人是什麼，人能夠是什麼。而這生命力又可在對偉大曆史人物的沉思中產生。它不允許它所看見的東西被粉碎。它忠誠於在它的自我生成中作為傳統而起作用的東西。它把握住它的存在借以在特殊的人那裏成長的東西，在這些特殊的人的影子中它意識到它自身。它還作為決不衰退的虔誠而保留下來。回憶為它保持了那種在世界上不再有現實性的東西，這是絕對的要求。即使個人所遇到的人幾乎總是沒有價值和無足掛齒的，即使失望而又再失望，但他還是有他自己本質的尺度：在什麼程度上他能夠堅持在真正東西的四散的火花中仍能找到他的前進的指針，並意識到真正的人在什麼地方。
工作，日複一日的工作，在工作完成後，人將立即陷入遺忘的深淵。但是，工作也可以成為自我存在的表現，隻要自我存在積極地、目光遠大地在工作中搜尋這樣一種意義：工作者建設性地工作，專心致誌幹他的工作意誌，專心致誌地意識到一個方向。即使他不能逃脫失業的威脅，或者他的勞動力被迫運用於與他的內在的存在相違背的目的，那麼，他自己的本質的標準仍然是存在的。仍然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在什麼程度上他能夠通過他的活動在這最後的困境中還與事物保持親密的關係；仍然存在著一種難於實現的可能性，存在著一個別人決不可能要求的真理，即這樣一種認識：雖然我是鐵鑽，但如果我成為鐵錘，那麼我將圓滿完成我必須憑忍耐才能完成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