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
我們很難將對人口情況所具有的態度，轉化為合適的政策反應。上一代的人認為控製生育是加強政治與經濟的要素，援助者和入道主義機構，特別意識到降低生育（尤其在開發中國家）是加速經濟發展與提高生活水準的必要手段。然而被援助國卻極不願將降低生育列為優先重點。政府隻有短程的眼光，僅著重目前的難題，而忽視一代以後的人口數量。因為無論如何，生育控製需要政府積極地改變其社會與宗教對生育的基本態度，而這些積極的行動卻常常被許多社會團體誤以為是政府的權威與法律，而軟化下來。在開發中國家，政府所關心的是保持政權與獲得國民擁護，如果強烈限製生育，勢必引起政治危機。另一個阻撓人口控製的看法是根本沒有處理的對策，誠如塔比諾斯在第三篇論文中所分析的，影響生育的情況中以人口統計的理論最為薄弱。外來的富裕國家介入貧窮國家，又暗中增加這些低度開發國家政府不願關心生育問題的態度。先進國家太關心開發中國家，令人覺得像是在幹涉其內政。
一九七四年的布加勒斯特人口會議中，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代表都辯稱富裕國家可能以“生育控製”為藉口，不處理開發落後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需求：如輸入所得及技術、改變國際貿易規則，以便特別落後國家的半加工品及工業品輸往富裕國。盡管這些生育政策已政治化，我們仍可逐漸看到開發中國家已在注意降低生育了。菲莉·皮奧特羅在她的論文中指出，愈來愈多的開發中國家政府默默地實行生育控製計劃，經常與他們對外宣布的立場相反。她更明白地指出，全世界都大幅改變對家庭計劃的態度，再也沒有一個社會比目前更願意控製生育與減少家庭人口，盡管這種態度不一定對家庭計劃有貢獻。沒有人不認為低度開發國家需要繼續降低生育率。
總之，從趨勢上似乎可看出皮奧特羅所說的“生育已顯著降低”——從4%的生育率降低到3．5%——但工業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生育率已普遍達到平衡的狀態，而更多可控製的人口增加時候卻未來到。降低生育變成本世紀的重要事情，雖有生育控製，但到1990年開發中國家仍有9億的成人到達生殖年齡（15歲～30歲），屆時誌願的家庭計劃服務，縱然是由政府支持，也絕對無法滿足這一代的需求。即使有自然結紮、墮胎、及許多新舊方法使小家庭願接受，仍需要更多的方式。因此，即使像皮奧特羅一樣樂觀的，認為未來10年內家庭計劃與服務之推行會有進步，但仍是杯水車薪、有待努力。一種有效的取代方法是由政府強製節育，像中共過去25年來，和印度在197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樣。但是拉丁美洲與非洲受社會、文化與宗教價值之阻礙，使這些國家的政府對家庭計劃束手無策。隻有亞洲國家才可能實施自願以外的方法。但皮奧特羅也提醒我們：“最後在開發中國家或其他地區裏，最有效和可接受的強迫個人節育方法，是來自最直接的來源，即在社區或家庭的領導者能認同與呼籲社會及個人的需要，比遙遠的政府所做的更有效。”短期內政府推行生育控製政策並非基於人口理由，而是其他的政治目標，如改進婦女的地位、更公平的分配所得、義務教育、改善衛生、老人保險等等。然而，結論仍然十分明顯：降低生育將是今後10年，幾乎各國必需接受的國家目標。盡管生育控製政策由各國各自執行，許多地方仍需要國際機構的參與。
皮奧特羅指出四個範疇，國際機構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幫助開發中國家最貧窮的地方提供延長的服務，訓練、普及家庭計劃與避孕的教育；研究避孕技術；支援開發中國家有關人口因素與發展計劃關係的研究；引起全球性的警覺，注意控製人口成長對提高其他經濟與社會目標之重要性。我們不能低估政府——尤其是開發中國家——麵臨人口增加導致的壓力。1960年全世界人口將近30億，70年代中期有40億，1990年將超過50億。生育率降低的速度，及純生殖率達到1．0時，21世紀人口才可能在80～140億之間，這還得看這兩者之間的差異一60億人口，等於20年前總人口的兩倍。此事實表示全球性的人口控製仍有待努力。誠如世界銀行總裁麥那瑪拉（RobertS·McNamara）1977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演講中所指出，國際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在內，必須用直接與間接的方式，實施小家庭普遍化的方策。然而，在2000年或2020，2030年的純生殖率仍為1．0，尚無法有效地解決本世紀末麵臨的許多節外生枝的問題。當然人口成長造成的主要問題，並非人口學家所能解決的。
他們與社會控製、國內經濟成長策略、國際工業政策、國際安全、及國際機構的結構與運作等有關聯。這些廣泛的問題都在本書內討論，但作者除了提示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外，也隻能提出一般性的藥方。或許提綱攣領地證實與人口成長的有關問題，與對未來20年的國際社會的提示。這對讀者略有稗益。許多問題是1980年代計劃係列叢書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