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孤兒、青樓妓女到最高學府教授、大畫家，古今罕見，她就是，潘玉良！
潘玉良絕非如花美眷，表情甚至透著股不善言笑的剛毅，也許正是她的這種性格，才有了後來孤身在法的四十多年歲月，這份淒清難以想象。她在絕對的男權社會裏，把所有的傷和痛都背負著，氣象崢嶸，明明已身心疲憊，也還是以一種赤著足的方式走路，而且走得風光旖旎，一路斑斕。
她突破了當時以男性為主體的繪畫風氣，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她和男性藝術家根本不同處在於，創作於她，是孕育，是分娩，有痛苦，更多的是歡欣；她將每部作品當作親生骨肉那般憐恤，生前潦倒，迫不得已賣畫，竟有“每賣去一件心愛的作品，就好像賣掉一個親生的兒子”之喟歎。
她完全靠毅力和堅韌去開掘自己的天賦，也煉就了麵對苦難的豁達。潘玉良，就是這樣，在風雨磨難中，以一個弱者在堅強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一種叫執著和堅韌的東西，流動在她的一生，她自強不息、桀驁不馴的剛性氣質也足以供今天的女人學習借鑒。
慘淡童年 得遇良人
沒有一個男人或者女人不經受過苦難的洗禮，能變得更強壯或者更美麗。潘玉良本名陳秀清，1895年出生於江蘇揚州一個底層貧困的家庭，一歲喪父，兩歲時姐姐去世，母親難以承受這樣的打擊，終日以淚洗麵，在潘玉良八歲時，唯一的親人母親也鬱鬱而終，寄居舅家屋簷下，從母姓張。十三歲時，被賭棍舅父騙賣至蕪湖縣城的怡春院，當了雛妓。但張秀清顯然不甘心這種錦衣苦心的生活，對於她，山珍海味、綾羅綢緞形同虛設，她血液裏充滿叛逆性和戰鬥性，渴望自由地飛。
1913年，二十八歲的海關鹽業監督潘讚化翩然出現在她的生活中。真實的潘讚化，儒雅、相貌堂堂、身材高大，蓄胡須，穿著的服裝樣式與眾不同，比《畫魂》中爾冬升的扮相還勝出一籌。
潘讚化耿直卻並不道學，應酬場合也同意叫局，但他隻是單純地想聽人唱唱戲、彈彈琴，所以他總是和青樓女保持距離，以免授人以柄。張秀清中人之資，反而讓對女色抱著戒備之心的潘讚化放鬆。張秀清的短處反而成了長處。身邊的人多會察言觀色，凡有潘讚化，必叫張秀清。
換姓為潘 感夫大恩
男人必須動了“我見猶憐”之心，才會樂做救美英雄。對試圖為自己“女兒”贖身的客人，老鴇肯定要獅子大開口，更加何況潘讚化又是紅透江城的海關鹽業監督，老鴇不狠敲竹杠不可能。雖然張秀清並非一等一的青樓專業人才，且刺蝟性格常讓老鴇暴跳如雷，但潘讚化還是花了巨資才將她贖出。
恰在這時，袁世凱派倪嗣衝為安徽都督，潘讚化遂卸任，攜張秀清寓居上海。
兩人在上海補辦了婚禮。婚前，親戚、朋友以及同事認為潘讚化“傷風敗俗”，均表示不會出席其婚禮。但他的好友當時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一生珍視友情、憤恨舊觀念，慨然赴約，並作為唯一的來賓和證婚人出席了這場婚禮。
潘讚化替她改名張玉良。張玉良遵照當時的習俗，姓名前麵加上了夫姓，為“潘張玉良”，但不久即自署“潘玉良”，直至去世。潘玉良將“潘”作前綴，當代有人批評為拖一條舊式女人的劣根性尾巴。但我想，那其實是高擎一感恩牌子，每寫一次“潘玉良”，或別人每呼一下“潘張玉良”時，便要對潘讚化禮敬一次。她以女性特有的方式，表達著女性特有的柔情。這個前綴，不僅沒有降低她的人格和尊嚴，反而使她更女人，更中國化，更可愛可敬。
和潘讚化在一起的歲月，山溫水軟，柔情無限。婚後不久，潘讚化輾轉到韶關，秘密進入雲南，參加蔡鍔護國軍的討袁活動。在此非常時期，為了使潘讚化睡得安穩，潘玉良曾持槍站在床前為其護衛。我想，這種生活，在素有男兒之風的張潘玉良心裏一定激蕩起了別樣的豪情，她做這種事，自豪多於驚懼。
喋血生涯讓他倆同生死共患難之感，她和潘讚化的感情在相知相惜中得以升華。
陳獨秀非常賞識潘玉良在藝術上的潛能，力薦潘讚化送玉良去上海美專學習，還對他倆說：“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應該死去了……如果盡心栽培她，說不定將來會在藝術方麵有些出息呢！”這番溢美之詞讓潘讚化格外高興，1918年，動用和陳獨秀的私交，在劉海粟處多次斡旋，終使潘玉良插班進入上海圖畫美術學校——即後來的上海美專。
不做庸婦大追求
潘讚化在1956年7月24日致潘玉良的信中說：
潘門之後是你一手培植出來的，從牟出世起，老方是你未經我同意，私自作信叫她到上海來，你還記得吧？你到亭子間去住，逼我與她同居，我本來決意不肯，因你的誠意感動，再三苦勸我，不要因你使我斷後，否則，不從你，你就活不下去的樣子。
當時，潘玉良在學業上突飛猛進，終於可以和潘讚化把酒話詩書了。兩情相悅，潘讚化幾乎很少回桐城老家。潘玉良懷孕後，卻選擇了流產。若生了孩子，自己勢必從此成為整天糾纏在奶瓶與尿片中的庸俗主婦，她的藝術將會夢斷。怎樣既讓潘讚化享受到天倫之樂，又能保證自己心無旁騖地向藝術殿堂匍匐前進呢？1919年，潘玉良以潘讚化的名義給桐城方氏發去邀請函。
潘玉良清醒地看到，由於出身，由於知識漏洞太多，自己的藝術路比常人更坎坷多艱。但她告訴自己：堅持就是勝利。潘玉良在自我塑造的過程中，沒有陷入“忠誠的妻子、賢淑的母親”等普通女性的窠臼。她從那廣大的庸婦隊伍中走出，沒有將才華與智慧空擲在閨閣中——古來多少有才華的女子終逃不過生育這個劫，而她，終沒有辜負上天賜予自己的才智。這是潘玉良之幸，亦是藝術之幸，更是潘玉良對潘讚化最大程度的感恩。
在生存的法則中，潘玉良是強者。她知道愛情有多美好，卻也懂得什麼對自己最重要。她不會給一粒糖，就要為對方咽一輩子苦水。或許，孩子會讓她的婚姻更加美滿，讓她得到潘讚化更多的愛。可是她知道，她的歸宿不應該止步於婚姻。
而潘讚化對潘玉良，救贖的成分比較多。他苦心栽培，一直希望她能夠成才，行為藝術一般地扮演著大善人的角色，他從未想過自己要從她身上索取些什麼。這樣的兩個人走到了一起，愛情不一定是最大的原因。可是一旦離開，又會不住地思念，是道德感的牽製，亦是在亂世中相濡以沫過的知遇之情。1921年，她毅然出國，脖子上掛著一個雞心項鏈，玻璃下是潘讚化和她結婚時拍的小照。這是她僅存的一點慰藉，正如潘讚化在她生命中的位置：最貼近心髒，卻也隻有心髒那麼大的地方。
奮起抗爭 中性定位
沉浸在求藝之樂中的潘玉良渾然不知身邊潮流暗湧，一些“精神潔癖”者以與潘為伍為恥，在報紙上披露潘玉良的身世，向校方施加壓力。此後很多學生鬧著要退學。為了大局，劉海粟親自簽署布告，開除了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