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瓜分非洲之角與埃塞俄比亞抗意戰爭(3 / 3)

四是建設新首都。1887年11月4日,孟尼利克親自選定費爾沃哈為未來統一國家的新首都,並改名為亞的斯亞貝巴(意為“新花”)。新首都發展迅速,1902—1903年長住居民為5萬人,1908—1909年為6萬人,1910年已達7萬。再加上3—5萬臨時戶口,亞的斯亞貝巴已是一座人口超過10萬的大城市了。據估計,當吉布提鐵路修到時,這座城市將有10萬長住居民、5萬臨時戶口,總人口將達15萬。新首都不但規模大,而且迅速成為國家的政治、經濟、宗教中心。新建首都是一個很有遠見的行動,意義深遠。因為新選的都城比埃塞俄比亞曆史上任何一座都城都更加位於國家的中心,尤其是更靠近新征服的西南和廣大東南地區,既便於同全國各地聯係,又利於開疆拓土。

所有這些措施,都有利於強化中央集權。1903年,來埃塞俄比亞簽訂商約的美國首任外交使團團長羅伯特·斯金諾形容說:“孟尼利克創立了一個阿比西尼亞合眾國”。對埃塞俄比亞政治近代化的這一評價,確有一定的道理。

近代化的核心是發展經濟。在埃塞俄比亞,割據狀態和多山的地形阻礙了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孟尼利克繼位後,於1892年首先在紹阿改革了稅收製度,創立了專為維持軍隊給養的什一稅,從而解決了軍隊靠隨時隨地掠奪農民維持給養這個影響農村經濟發展的老問題。其次,他以把首都建設成國家經濟中心為契機,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19世紀末,亞的斯亞貝巴已發展成為帝國境內最重要的市場。據一位西方觀察者的記載,在亞的斯亞貝巴的市場上,“有來自國內每個角落的穀物、香料和胡椒,來自哈拉爾和塔納湖的咖啡,來自青尼羅河畔的棉花,來自白尼·商加爾的黃金,來自蓋拉地方的麝貓香,而鹽則來自遙遠北方的提格雷”,“上等的棉沙瑪、黑重火、像毯子的衣服、寶石和武器、馬鞍和耕犁,全部彙聚於此”。在這座總是人山人海的大市場上,大約有1.5—2萬人(有的甚至估計有3—5萬人)進行交易。貿易額也相當可觀。每天平均賣出2頭駱駝、100頭馱騾、12匹走馬和10隻駝鳥、25頭驢、30頭牛、80隻山羊和60隻綿羊,共計成交牲畜337頭,合每年萬餘頭。另外還有百萬公斤咖啡。亞的斯亞貝巴市場不但繁榮興旺,而且與全國各地的市場都有廣泛的聯係。為適應貿易日益增長的要求,1894年發行第一枚國家貨幣,1903—1904年在首都設立製幣廠,1905年成立阿比西尼亞銀行。孟尼利克曾自豪地宣布:“我們國家聲譽日增,我們的商業繁榮”。中央政府的這一係列政策促進了經濟近代化,而經濟近代化又成為加速整個近代化總進程的動力。

孟尼利克還努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有用成果,促進社會近代化。

第一,逐步限製和縮小奴隸貿易。早在1878年當孟尼利克還是紹阿王時,在一封寫給意大利國王的信中就提到:“有幾次征討蓋加拉人時,我的士兵一次掠取了5000名奴隸,另一次更掠取了20000名奴隸。我恢複了他們的自由,並將這些人包括男子、婦女和兒童全部送回他們的故鄉。”即帝位後,他更大力打擊奴隸販賣,曾下令嚴懲奴隸販子。1895年11月,一名穆斯林奴隸販子被判處割去右臂和左腿的刑罰。第二年,又有記載說四名奴隸販子被處以絞刑。據記載,羅傑城因其居民從事奴隸販賣而被毀掉,以示懲罰。19世紀末20世紀初,吉瑪的奴隸市場也被下令關閉。

第二,改進國內交通狀況。孟尼利克是一位築路的熱心倡導者,而且象提奧多那樣以身作則,常常肩扛石頭,參加築路勞動,後來還引進了蒸汽壓路機。1886年,在阿瓦什修建了第一座橋。從亞的斯亞貝巴到厄立特裏亞邊境的公路,修得既寬闊又平坦。20世紀初,又修築了另一條從首都通往西部亞的斯阿拉姆(意為“新世界”)的公路。孟尼利克還在1894年3月9日開始籌建一條從吉布提經首都到白尼羅河地區的鐵路,雖幾經周折,但最後還是修成了。公路和鐵路的修築不僅可以迅速運兵到全國各地,而且加強了各地之間的政治聯係,促進了商業貿易。

第三,積極創辦近代郵電事業。1892年,孟尼利克表示讚成建立近代郵電製度。次年,他下令設計帶有皇帝頭像或神獅並印有阿姆哈拉文的郵票;1894年又頒布了建立郵政製度的法令,同時命令設立郵電局。1895年,吉布提和哈拉爾之間開始實行每周郵務。1897年,在法國工程師幫助下,修建了從首都到哈拉爾的電話線。1902—1904年,在意大利技師指導下,修建了從首都到阿斯馬拉的電話線。1906年,建立中央電報局。1908年,埃塞俄比亞加入了萬國郵政聯盟。郵電係統的設立不但有利於埃塞俄比亞與外部世界的聯係,而且也便利內部傳遞信息,加強統治。

第四,發展教育事業,啟發民智,了解世界大勢。1908年,在埃及老師幫助下,修建了孟尼利克二世學校,發行了一份阿姆哈拉文報紙。1911年還成立了國家印刷廠。孟尼利克常和外國人談論國際形勢,從英國的政黨政治、英布戰爭、歐洲的對抗到美西戰爭,甚至還問到“中國的工業建設取得什麼進展?他們製造大炮嗎?”為了進一步向西方學習,孟尼利克還向瑞士和俄國派遣留學生。除此之外,孟尼利克還於1897年建立第一座醫院——俄國紅十字醫院。1898年頒布告示,要求全體居民接種牛症,以防天花。1907年在首都建立了第一座近代化旅館。

提奧多開創的近代化在孟尼利克統治時期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對外取得了抗擊意大利侵略的勝利,對內促進了國家的統一和發展。但這種近代化是在十分複雜的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必然帶有許多根本性的弱點。埃塞俄比亞本身是一個經曆過長期戰亂的、帶有濃重奴隸製殘餘的封建社會,這一內部條件決定了它背著基本未受觸動的封建重負進入近現代。即使孟尼利克引進了西方先進的內閣製度,但並沒有真正理解西方內閣製度的功能,隻想人為地把它嫁接在封建傳統上,用於保持皇位和穩定。他為發展商品經濟創造了一些條件,但並沒有觸動封建土地所有製,而是把商品經濟作為封建經濟的補充。這些改革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製度的問題,因此,埃塞俄比亞在這一傳統重壓之下,近代化進程必然步履維艱。而國際上自由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的外部條件,又決定了西方殖民列強無時不以各種形式將埃塞俄比亞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使之政治上邊緣化、經濟上依附化、文化上西方化。從根本上講,埃塞俄比亞的封建主階級對此無能為力,因此其近代化進程必然風濤險惡。埃塞俄比亞近代化的種種弱點,將給這個國家的未來發展打下深深的烙印。

四、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大起義

列強瓜分非洲之角,使索馬裏陷於災難深重的民族危機之中。他們不但搶占最好的土地和牧場,而且重稅盤剝,實行強迫勞動製度。人為的分割隔斷了同族內的聯係,割斷了相沿成習的遊牧與貿易路線。索馬裏社會出現一種完全由殖民者造成的退化。哈桑在《賽義德的答複》一詩中揭露了他們的暴行:“是你們,壓迫他們,搶走他們的牲畜,

是你們,把他們的房屋和財產占為己有,

是你們,毀壞了他們的村落,用糞便糟踏他們的住處。

是你們,迫使他們去吃烏龜和野獸。”。帝國主義者還實行暴虐統治。曾在1889年到過塔朱臘灣沿岸地區並親眼看到法國殖民者對付索馬裏人的涅斯捷羅夫船長在日記中寫道:“拘禁、鐐銬、皮鞭——這就是歐洲人對赤手空拳的居民實行暴力的標誌。……牢獲與虐待威脅著每個不服從命令的人。”

麵對殖民者這種非人的統治,酷愛自由的索馬裏人民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遊牧民族獨立不羈的性格。1890年,用長矛和鏢槍武裝起來的索馬裏人民趕走了企圖在瓦爾謝克登陸的殖民者。1893年,索馬裏人民在梅爾卡打死一名意大利海軍中尉。意大利血腥報複,用戰艦炮擊這個城市。同年,基斯馬尤居民打死英國東非公司代表托德,趕走其同夥。1896年,摩加迪沙居民殺死了橫行霸道的意大利殖民官吏10餘人。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深入,索馬裏人民反抗的規模愈來愈大,終於導致1899年哈桑大起義。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1864年4月7日出生於英屬索馬裏杜爾巴漢特部族居住區,祖父是位教長,父親哈桑·努爾是貧苦農民,1826年從歐加登遷往杜爾巴漢特部族居住區。在家庭環境熏陶下,他7歲便會讀古蘭經,19歲即獲得教長稱號。為開闊視野,他離家遠遊,先後訪問了哈拉爾、摩加迪沙、內羅畢和蘇丹的科爾多凡。1894年,哈桑朝覲麥加,親受賽義德·穆罕默德·薩裏赫的教誨,加入屬於艾哈邁德兄弟會的薩裏赫教派。1895年,他返回索馬裏,先在柏培拉,不久即回到杜爾巴漢特傳教。

促使哈桑領導起義的除了上述反殖民統治的要求外,還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他痛恨正在侵蝕索馬裏社會和經濟基礎的基督教。據說有一次,哈桑等人在教堂附近遇到一群孩子,問一個男孩叫什麼名字,那個孩子回答說“約翰”,問及他們是哪個部落的,孩子們竟然說“神甫們的部落”。哈桑大為震驚,對基督教殖民化毀滅穆斯林信念極為憤慨。他到處大聲疾呼,索馬裏處於危機中。二是他遊學期間便接受了穆斯林複興主義思潮。受蘇丹馬赫迪起義的影響和啟發,哈桑決定號召人民起來趕走異教徒,並開始籌備武裝起義。

哈桑一方麵趕製鐵矛和弓箭,並發動募捐,以購買新式武器;另一方麵又成立了索馬裏各族聯合組成的軍事指揮部,宣布違犯軍令者不分部落均按軍法處置,還允許婦女參軍。這些措施打破了影響索馬裏數世紀之久的血緣界線,而以共同的目標、共同的紀律把各族人民組織起來。1899年上半年,義軍迅速擴大到5000人,其中4000多人有武器。1899年8月,哈桑在北部重鎮布勞召開有各族、各階層人員參加的誓師大會。他宣布自己是馬赫迪,要領導索馬裏人民對異教徒進行聖戰。9月1日,他致信英國駐沿海地區總領事,說:“你們毫無道理地壓迫我們古老的宗教。……現在,你要打仗,我們奉陪;你要和平,就繳出罰金。”英國殖民當局立即宣布哈桑為叛亂者,於是哈桑大起義爆發了。

哈桑采取高度靈活和出其不意的遊擊戰術,用流動性強的騎兵隊伍迅速控製了整個英屬索馬裏。英國絕不允許起義蓬勃發展,但迫於英布戰爭在即,隻得命英屬索馬裏當局組織土著軍隊討伐。1901年5月,英國派斯韋恩中校率1,700人的討伐隊對起義軍實施攻擊。在瓦伊拉赫德戰役中,起義軍被擊潰。7月26日費爾迪丁戰役中,起義軍又遭到沉重損失,死傷1200人,被俘300人。1902年10月6日,哈桑與英軍戰於埃拉戈,義軍再度受挫。為盡快消滅起義軍,英國使用了印度軍隊和皇家非洲槍隊。然而在1903年4月17日,哈桑利用地形巧設埋伏,打退了英殖民軍司令曼寧將軍發動的鉗形攻勢,取得了起義以來的最大勝利——貢布魯山大捷。戰鬥異常激烈,一位英國隨軍記者寫道:“進攻的騎兵猶如波濤滾滾,淹沒了陣地前沿。他們發出‘安拉!安拉!安拉!’的呼聲……(英國)來福槍堅硬的子彈根本不能阻擋這些狂熱信徒的進攻”。這一仗共消滅敵軍近200名,其中包括9名英國軍官。1904年1月9日,雙方再戰於吉德巴利。義軍不幸失敗,哈桑率眾從英屬索馬裏退入意屬索馬裏,並提出四點議和條件:(1)在意屬索馬裏劃出一塊固定的住地;(2)繼續統率自己的軍隊;(3)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4)經濟上享有獨立地位。當時,英國無法消滅義軍,隻得滿足於把義軍趕到遠離自己的統治區。意大利當局因阿杜瓦戰役的餘悸尚未消除,害怕起義再度蔓延,於是也同意議和。1905年3月5日,哈桑在伊利格同意大利駐桑給巴爾領事佩斯洛齊簽訂和約。起義者獲得了一塊北鄰米朱提因素丹國、南鄰奧比亞素丹國、包括諾加爾河穀和伊利格港的楔形土地,並享有到英屬保護地境內放牧的權利。起義者也作出讓步,答應停止對英意作戰,同意接受意大利保護。

和平局麵隻維持了三年。哈桑利用和平協議進行休整,補充力量,力圖東山再起。他一方麵派出大量情報人員,到處煽動反英反意情緒;一方麵用自己創作的富有激情、廣為傳誦的優美詩歌爭取各族人民的支持。意大利殖民當局看到義軍又一天天壯大起來,心中不安,於是在1908年對義軍居住區實行經濟封鎖,首先破壞了伊利格協定中貿易自由的條款。同時英國也在1908年1月派遣遠征隊,討伐積極援助起義軍的瓦爾桑格裏族。對此哈桑發出嚴重警告,但英意毫不理睬。哈桑忍無可忍,領導義軍從伊利格重新出擊,攻入米朱提因素丹國,隨後打回英屬索馬裏。

英意殖民者再次聯手,策劃反對哈桑的陰謀。他們勾結因哈桑不允許他與米朱提因婦女結婚而叛變的義軍高級將領阿卜杜拉·沙哈裏,使其出使麥加,請出哈桑的老師薩裏赫來勸降。1909年3月,沙哈裏在伊利格發出了薩裏赫給哈桑的信,指責哈桑和他的追隨者“襲擊群眾,劫掠百姓,霸占被他們殺死的人的妻子和財產。……我不能寬恕這些行為,因為它違背了我們的教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訓令”,“必須立即改邪歸正”,否則“將受到正義之懲罰。如再不悔過自新,就要斷絕關係,革出師門”。這封信在起義隊伍中引起了小小的混亂和分化,但起義軍的力量仍然強大,足以對英屬索馬裏和意屬索馬裏構成嚴重威脅。1909年4月,殖民政府又派溫加特和斯拉廷帕夏前來勸降,悻悻而去。起義軍不斷出擊,英國軍隊無法再堅持下去,隻得於1909年11月12日從內地撤退,龜縮在柏培拉、澤拉等三個殖民據點。英國議員裏斯說,這些事件正在影響“蘇丹、尼亞薩蘭、烏幹達、亞丁,遠遠超出索馬裏的範圍”。

英國並不甘心失敗。1912年建立了一支由150人組成的駱駝保安隊。意大利也很擔心哈桑向南攻擊,於是在米朱提因部落中建立軍隊,一是用於直接對付哈桑起義軍,二是保護貝納迪爾海岸不受侵犯。1913年8月9日,英國派理查德·科菲爾德率駱駝保安隊向內地征討,在杜爾馬多貝被徹底擊潰,科菲爾德當場斃命。倫敦報紙稱這一仗為“我軍在索馬裏遭到的一場可怕的災難”。哈桑教長賦詩《理查德·科菲爾德之死》,記載了這場著名的戰鬥。1913年1月,哈桑將司令部遷至塔赫勒。該城由13個石建堡壘組成,每堡牆厚3.60—4.27米,牆高18.29米,離城堡500英尺遠還有3個60英尺高的望塔。哈桑準備進行長期防禦戰爭,這標誌著哈桑起義的高峰已過。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要全力以赴投入歐洲戰場上的大廝殺,英國大體上在索馬裏采取守勢。隻是在1915年2月,殖民當局攻占了義軍的西姆柏柏斯要塞,在義軍外圍防守體係中打開一個缺口。同時英國人采取的海岸封鎖措施也收到效果,基本上斷絕了義軍從海外獲得武器和彈藥的來源。為最終把歐洲人趕出索馬裏,哈桑積極與新即位的傾向伊斯蘭教的埃塞俄比亞皇帝埃雅蘇建立聯係。這一行動得到反對英國的德國與土耳其的支持。1916年8月,埃雅蘇從哈拉爾派人到塔赫勒迎娶新娘,同時還專門派一名德國軍械師來義軍總部幫助提高軍隊裝備,企圖以此打破武器封鎖。但由於遭到罕見的災荒,整個英屬索馬裏保護地人口死亡1/3,所以,起義軍仍然很困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殖民當局卷土重來,全力鎮壓索馬裏起義軍。1920年初,在意大利殖民當局的緊密配合之下,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英軍連續發動陸、海、空聯合攻勢。2月1日,英軍逼近塔赫勒,2月12日攻陷該地。起義軍撤往歐加登地區,一麵重整舊部,一麵招募新兵,並於5月在法凡河上的格拉赫建立總部。英國殖民當局再次想用勸說誘降的辦法平定起義。英國總督寫信給哈桑,表示可以特赦。同時派出由伊薩克部落上層與宗教人士組成的使團到格拉赫,以允許他在西部建立受英國節製的一個宗教區為條件進行誘降。哈桑不但不為所動,還怒斥這些人是“命中注定愚蠢如驢”,更主動出擊親英的伊薩格人。7月,英國派3000人的軍隊深入歐加登。起義軍再次戰敗,於10月底撤往埃塞俄比亞境內,在謝貝利河上的伊米重新建立新堡。12月21日哈桑因病去世,起義遂告失敗。

哈桑是一位詩人和神學家。他的詩作是索馬裏人民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他的思想、神學宣傳與實踐皆出於一個崇高的目標即為維護伊斯蘭教的純潔,使索馬裏免遭基督教的破壞。在這種帶有強烈宗教色彩的激情支配下,索馬裏人民在曆史上第一次超越民族、部落的界限,掀起一場大規模的反殖民主義政治鬥爭。因此,哈桑又是索馬裏人民值得驕傲的、反對外來侵略、爭取獨立自由的象征,是最著名的索馬裏民族主義者。

殘酷複雜的鬥爭環境,又將哈桑鍛練成一個出色的政治家的軍事家。哈桑雖將許多軍事的民政事務交給自己的親信們去處理,但他並未建立起一個有著完整等級製度的神權國家,也沒提出根本改變索馬裏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綱領。所以,他所建立的隻是個人的神權領導與統治。但哈桑努力使其追隨者用對事業的忠誠來代替傳統的對氏族或部落的忠誠,這在索馬裏的曆史發展上是一種嶄新的境界,為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鋪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