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1871年阿爾及利亞民族大起義失敗後，開始了歐洲人向阿爾及利亞大量移民和法國殖民主義大肆掠奪阿爾及利亞財富的新時期。
法國企圖通過鼓勵歐洲移民的遷入來鞏固它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普法戰爭後，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大批法國難民湧入阿爾及利亞。殖民當局通過沒收大量卡比爾人土地，免費提供土地設立農業中心，以安置移民。到1882年，有4000個法國家庭移居阿爾及利亞獲得免費提供的347000公頃土地。此後，殖民當局仍繼續向移民敞開大門。一些非法國籍的歐洲人主要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地中海各島嶼的歐洲人也接踵而來。法國對非法籍的歐洲人實行歸化政策，讓他們取得法國國籍，他們在阿爾及利亞出生的孩子也根據《歸化律》（1889年）自然獲得法國國籍。由於大量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長，歐洲人的數量從1872年的245000人增加到580590人，占總人口的12.9%。
隨著移民人數的不斷增加，在阿爾及利亞形成了兩種居住區，即主要由阿爾及利亞人組成的混合區和主要由歐洲移民組成的公民區。前者完全處於軍政當局的統治之下，沒有任何市政組織；後者按照法國社區形式組織起來，由一位市長和選舉產生的政務會負責。殖民當局極力幫助移民定居區的發展，卻忽視改善阿爾及利亞人居住區最起碼的生活條件。殖民政府的預算主要來自稅收。阿爾及利亞人比歐洲移民的納稅負擔要重得多，不但納稅的絕對數字大，而且納稅項目也多。除了一般的稅收外，阿爾及利亞人還要交納古蘭稅和各種執照費。1889年的一份官方報告提到，阿爾及利亞人納稅總數占稅收總數的75%。盡管大部分稅款是阿爾及利亞人交納的，但卻主要被花在移民居住區。歐洲人居住區修建了寬闊的大道、帶有音樂台的公園，夏天的夜晚常有樂隊在公園奏樂；而在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居住區，即便是申請修建一個公共噴水池的貸款也難獲得批準。
殖民當局給移民以種種優惠，移民能從當局那裏獲得土地、貸款和其他幫助。1873年的《瓦尼埃法令》廢除了哈布斯土地和阿爾什土地不可轉讓的規定，這給殖民者掠奪更多的土地造成了機會。土地被分成小塊，成為買賣的對象。該法令引起了土著居民的不滿，濫用該法令的現象層出不窮，1890年被停止執行。在19世紀最後30年內，歐洲人手中掌握的土地從48萬公頃增加到100萬公頃，每年約有1000多個農場易手。許多被剝奪了土地的阿爾及利亞人淪為歐洲人農場中的雇工。還有的農民隻剩下產量極低的小塊貧脊土地。移民農場的生產率和阿爾及利亞農民土地的生產率差距很大。1890年，歐洲移民農場每公頃土地的糧食平均產量約為3000公斤，而同一時期阿爾及利亞農民的每公頃土地的產量僅約500公斤。
1878年，歐洲葡萄種植業受到葡萄根瘤蚜蟲害的打擊，葡萄酒價格上漲。阿爾及利亞開始大量移種用於釀酒的葡萄，這一浪潮受到了殖民當局的大力支持和鼓勵。一些專門進行葡萄種植業信貸的銀行在阿爾及利亞建立並發展起來。葡萄種植麵積由1878年的15000公頃增加到1890年的110000公頃，1903年的167000公頃。但是到了1895年，一種抗葡萄根瘤蚜蟲病的植物引種到法國南部後，法國的葡萄種植業複蘇，葡萄酒價格再次下跌。原先借了大量貸款的移民農場受到了銀行的控製，土地逐漸向資本主義大農場集中。
雖然法國殖民主義對阿爾及利亞的掠奪最初主要在農業方麵，但隨著歐洲移民數量的增加和地位的鞏固，法國資本也開始向其他經濟領域滲透。從19世紀60—70年代起，法國各銀行和工業公司紛紛在阿爾及利亞設立分支機構。農業銀行、法蘭西銀行在阿爾及利亞的分支機構，以及馬克塔鐵礦公司、海運總公司等等，都是在這一時期成立的。資金雄厚的巴黎聯合銀行甚至給阿爾及利亞殖民當局提供貸款。
歐洲移民在法國資本向阿爾及利亞滲透的過程中表現活躍，他們參與采礦業、建築業、運輸業等部門的業務活動，並在法國公司的阿爾及利亞分支機構中占有重要地位。許多移民還開辦商業公司和農產品加工企業。移民中的上層分子成了法國壟斷資產階級的附庸。
19世紀末，阿爾及利亞民族資產階級開始產生，主要從事商業、農業、食品加工業和手工業。他們多半是中小資產階級，人數不多，資金微薄，根本無法和法國資本競爭，隻能勉強維持原狀，不能進行擴大再生產。至於阿爾及利亞的手工業者，則在宗主國傾銷廉價工業品的衝擊下不斷破產。
四、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統治和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反殖鬥爭
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推行同化政策。第三共和國委派的第一任駐阿爾及利亞總督蓋東曾露骨地宣稱，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統治“是要滿足移民們的合法要求”，至於阿爾及利亞人，“他們已被擊敗，必須接受我們的統治”。仿照法國的行政區劃模式，阿爾及利亞被劃分為三個郡。1881—1896年頒布的一係列法令，促使阿爾及利亞行政和法國行政一體化。當地的行政事務由巴黎各部分管，總督由法國政府任命，向法國議會負責。阿爾及利亞可向法國議會選舉六名議員，但整個阿爾及利亞隻有三四萬人有選舉權，這些人幾乎全是法國人。法國議會和政府完全根據選舉出來的移民議員提供的情況來製定政策，這些政策自然是有利於移民的。
作為被奴役的民族，阿爾及利亞人處處都受到歧視和壓迫。1881年，法國議會通過了一項奴役阿爾及利亞人的法律，即《土著居民條例》。它列舉了27條（後增為33條）阿爾及利亞人可被判刑的罪行，其中包括在法國官員麵前態度不恭、未獲許可即在阿爾及利亞旅行等等。
消除伊斯蘭法律的權威、削弱穆斯林法官的影響，是法國同化政策的一部分。到1874年，穆斯林法官的數量從184個減少到了80個，他們的工作隻限於處理家庭糾紛。至於涉及財產和犯罪案件，由對伊斯蘭法規根本不熟悉的法國官員參照伊斯蘭法規來審理。
殖民當局在阿爾及利亞推行愚民政策，摧殘當地的教育事業。在拿破侖三世時期，阿爾及利亞曾建立起一批學校；到第三共和國時期，學校的數目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不斷減少。1877年，學校的數目已從原來的36所減少到24所。阿爾及利亞人自己開辦的學校也處處受刁難，學校的教師要由殖民當局挑選，不服從他們的人不準任教。歐洲移民曾要求關閉三所穆斯林宗教學校，理由是那裏的學生在接受伊斯蘭法律。
殖民者認為，阿拉伯人是一個劣等的、不可教的種族，因而對他們實施教育是無用的。當局想方設法不讓阿爾及利亞兒童上學，而把有限的教育經費主要用於培養歐洲移民的兒童。1900年，占全國總人口85%的阿爾及利亞人中隻有小學生24000人，而隻占人口12.9%的歐洲人一有小學生97000人，占人口1.2%的猶太人中有小學生14800人。受過中等教育的土著人就更少了，1899年，隻有86名阿爾及利亞中學生。高等教育的情況更糟，1914年以前，隻有一名阿爾及利亞醫生是在阿爾及利亞國內培養出來的。即便是這樣，還不能消除殖民者的恐懼。反映歐洲移民者觀點的《消息報》寫道：“見到這麼多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實在令人害怕，真不知他們長大了會幹些什麼？。從精神上消滅阿爾及利亞傳統文化是殖民主義者實行同化政策的一種手段。
但是，阿爾及利亞人民是不甘心遭受奴役和掠奪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阿爾及利亞人民反抗法國殖民政權的民族鬥爭繼續發展。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這些鬥爭帶有一些新的特點。
19世紀60—70年代以後，隨著承認土地私有製的土地法令的實施，資本主義性質的農場在阿爾及利亞迅速發展，阿爾及利亞傳統的村社和部落結構迅速解體。農民紛紛破產，失去土地；封建主投靠殖民當局，成為他們鎮壓本國人民的幫凶。以鄉村、山地和部落居民為主力的大規模武裝鬥爭已很難開展。因此，盡管不時仍有一些零星武裝起義在阿爾及利亞發生，如1879年的奧雷斯省沙維亞山地人民起義、1881年的烏拉德·西迪·謝赫部落的第二次起義、1901年和1916年的卡比利亞人武裝起義等等，但這些起義都隻有局部的性質。
另一方麵，隨著阿爾及利亞資本主義的發展（盡管采取畸形的殖民形式），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等新的社會力量開始形成，解放鬥爭的中心逐漸向城市轉移。
19世紀末20世紀初，阿爾及利亞無產階級的力量還很弱小。1911年在阿爾及利亞的工人中歐洲人有85000人，阿爾及利亞人隻有64000人，他們大部分是與土地還有緊密聯係的非熟練工人，還沒有建立自己的組織。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活動並與第二國際有聯係的社會組織主要由歐洲人組成，他們歧視和排斥阿爾及利亞籍工人。
這樣，在農民破產、封建主背叛、無產階級力量不足的情況下，解放鬥爭的領導權便落到了民族資產階級手中。民族資產階級由於人數不多，經濟力量薄弱，最初也沒有能力組織大規模運動，他們所能做的僅僅是組織請願和號召對當局進行消極抵抗等。1912年，一批在北非受過宗教教育和在法國學校受過教育的青年人組成青年阿爾及利亞黨，給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帶來了活力。他們出版報紙，要求廢除《土著居民條例》和禁止殖民官吏的專橫跋扈，在人民中產生了較大影響。其中的西化派，即所謂“穆斯林法國人”，主張在阿爾及利亞普及法語教育，讓阿爾及利亞受法國人同化，以便吸收西方文化來挽救阿爾及利亞。針對1912年征募土著居民的計劃，他們甚至號召接受法國公布的義務兵役法，幻想通過讓阿爾及利亞人在法軍中服役來換取法國給予阿爾及利亞人以法國公民權。他們聲稱：“我們一定要自願接受義務兵役，因為我們看到，這種征募正是我們所要證明的一種信任和標誌。”同時，他們繼續堅持要求取消《土著居民條例》，普及教育，並要求歐洲人和穆斯林在納稅上一律平等，增加民選議會中土著的代表名額。受泛伊斯蘭主義影響的另一派別，在一次大戰爆發後倒向土耳其和德國，幻想依靠他們的支持擺脫法國的統治。
五、瓜分摩洛哥和兩次摩洛哥危機
摩洛哥的改革受挫後，它已完全成為國際帝國主義的宰割對象。英國控製了摩洛哥大部分對外貿易，並為確保直布羅陀通往蘇伊士運河的安全和防止法德勾結，提出了英國占領丹吉爾、德國在大西洋占領一處和幾處港口的建議，以拉攏德國。德國在摩洛哥的利益微不足道，但也想染指摩洛哥豐富的礦產，占領沿海港口，因而采取慫恿法國，防止英法結盟的方針。法國則把摩洛哥視為天然的勢力範圍。法國占領突尼斯後，便向摩洛哥步步進逼。1900年春，法國占領了摩洛哥通往尼日爾河的圖瓦特綠州。1900年和1902年，通過兩次換文，法國和意大利劃分了各自在北非的勢力範圍，雙方可以自由擴大在摩洛哥和的黎波裏塔尼亞、昔蘭尼加的影響。1904年，英法簽署了《關於埃及和摩洛哥的聲明》，英國承認，法國為維持摩洛哥的秩序並提供為進行行政、經濟、財政和軍事的改革而可能需要的援助，英國將不阻撓法國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動。1904年10月，法國和西班牙簽署了在摩洛哥劃分勢力範圍的秘密協定。
德國對1904年簽訂的英法協定大為不滿，在它看來，這個協定和俄法聯盟一樣，也是針對德國的。但由於當時德國在外交上處境困難，意大利不值得信賴，俄法已經結成聯盟，它的較可靠的盟友奧匈帝國又忙於處理內部問題，因而在英法條約簽訂後的最初幾個月，德國並沒有急於作出反應。
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中失敗，法國暫時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同盟者，外交地位有所削弱。同年，法國派出特別代表團去摩洛哥，提出由法國組織摩洛哥沿海港口警察部隊，由法國銀行團組建摩洛哥銀行，並要求摩洛哥素丹把鐵路和礦山租讓權給予法國，法國還向素丹提出了改革方案。德國立即抓住這一機會，向法國作出反擊，觸發了第一次摩洛哥危機。1905年3月底，德皇廉二世訪問丹吉爾，發表了措詞強硬的講話，聲稱摩洛哥素丹是絕對獨立的君主，在承認素丹主權的前提下，各國在摩洛哥享有同等的權利。他表示德國將保衛它在摩洛哥的巨大的和日益增長的利益，同時要求摩洛哥素丹拒絕法國的改革方案。
德國堅持要求召開國際會議討論摩洛哥問題。法國當時已清楚地感到德國的軍事優勢，不願冒和德國再次發生戰爭的危險，不得不接受其要求。1906年1月，在西班牙的阿爾黑希拉斯召開了法國、英國、德國、西班牙、俄國、意大利、奧匈帝國及摩洛哥等14個國家參加的會議，德國在會上並沒有得到它所希望的支持。在建立摩洛哥港口警察部隊、組織國家銀行及摩洛哥邊境地區的軍火買賣等重要問題上，德國隻得到奧匈帝國的支持；英國和意大利都支持法國，俄國由於急需法國的大筆貸款也堅定地站在法國一邊。大多數國家接受了法國的觀點，沿海港口警察部隊委托給法國和西班牙負責。作為給德國的一點安慰，會議最後同意派出瑞士監察官參加警察部隊工作。德國在這次會議上得到的唯一收獲就是讓摩洛哥問題成為一個國際問題，這就使法國在采取進一步行動時受到一定的限製，而且也使德國有可能在條件成熟時再次提出摩洛哥問題。
阿爾黑西拉斯會議並沒有捆住法國的手腳，它繼續尋找借口入侵摩洛哥。1907年3月，馬拉喀什城一名法國醫生被害，法國以此為借口占領了摩洛哥東部的烏季達市地區。同年5月，法國人修築卡薩布蘭卡鐵路時損壞了當地穆斯林墓地，幾名法國建築工人被憤怒的市民打死。法國海軍於是炮轟卡薩布蘭卡，隨後又派軍登陸占領了該地及附近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