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沿海各國
18世紀末至19世紀70年代，是西方國家的殖民政策發生轉折的時期，也是西非沿海各國在政治上激烈動蕩、在經濟上逐漸變動的時期。隨著以資本原始積累為主要目標的殖民政策向以開拓原料和商品市場為主要目標的殖民政策的轉變，占領和擴大殖民領土成為列強在西非活動的突出現象。英法等國以前一時期的沿海居留地為依托，以禁止奴隸貿易為旗幟，采用簽訂條約、貿易傳教直至武裝侵略等方式，建立和擴大了在沿海的殖民地、保護國和勢力範圍。塞內加爾、岡比亞、象牙海岸沿海一些地區，黃金海岸沿海、達荷美沿海一些地區，以及包括拉各斯在內的今尼日利亞南部的一些地區，逐步落入列強之手。殖民統治的政治體製初見端倪。
麵對西方侵略，非洲各族內部分裂動蕩。一些人不顧民族利益，同殖民者攜手。一些人力挽民族危亡，與殖民者英勇抗爭。大規模的反侵略戰爭的興起，成為這一時期西非政治中的顯著特征。阿散蒂人和拉各斯人反對英國殖民侵略的戰爭，奧馬爾和卡約爾人反對法國殖民侵略的戰爭，均屬反侵略鬥爭中的光輝篇章。但這一時期的西非沿海各國，未能形成統治階級變革自救的潮流。這一形勢同薩凡納地區的聖戰及其變革形成鮮明對照。
在這一時期，歐美各國掀起了遣返釋奴、建立釋奴殖民地的運動。18世紀末，近代黑人奴隸製度行將終結，獲釋奴隸的數量迅速增加，在歐美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裏流浪乞食的黑人越來越多。獲釋奴隸的安置終於成為急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為擺脫釋奴的困擾，歐美一些國家掀起了將他們遣送回非洲去的運動。遣返釋奴的運動發軔於英國，美國和法國也先後加入遣返行列。通過釋奴安置，塞拉利昂殖民地產生和擴大了，利比裏亞國家逐漸形成，利伯維爾殖民地隨之出現。利伯維爾殖民地的建立有利於法國在加蓬的擴張。但是，由於當地非洲人不斷湧入利伯維爾城區，釋奴及其後裔漸被淹沒，利伯維爾作為釋奴殖民地的影響無足輕重。
“合法貿易”的逐漸興起，是這一時期西非沿海經濟變動的主要標誌，是殖民地經濟結構開始孕育的先兆。“合法貿易”是一種服務於傳統政治結構的商品經濟，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非洲傳統社會因奴隸貿易衰落而遭受的損失，使傳統政治結構得以延續。“合法貿易”的基礎是西非沿海少數幾種農林產品，其中包括采集自野生植物的產品。為滿足“合法貿易”需求而進行的生產的深度和廣度十分有限，因此，它對西非沿海傳統經濟結構的瓦解和新生產關係的萌發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
一、西非沿海各國的社會經濟變動
19世紀初，歐美各國相繼宣布廢止奴隸貿易。西非沿海各國的對外經濟聯係發生新的變動。隨著奴隸貿易的衰落，活動於西非沿海的大多數歐美奴隸商人在千方百計繼續從事走私奴隸貿易的同時，逐漸改弦易轍，尋求新的商品貿易；得利於奴隸買賣的非洲首領和中間商也渴求從新的商品貿易中取利，以重振被削弱的政治與經濟地位。這樣，以商品生產和貿易為特征的所謂“合法貿易”便應時而生。
最初，歐洲人擬在西非沿海地區、特別是有歐洲人居留地的地區經營種植園，利用非洲勞工生產咖啡和棉花等產品，並以此為基礎展開歐非貿易。但是，由於存在各種不利因素，有關試驗無一成功。“合法貿易”不得不以非洲原有產品為基礎，其中又以棕櫚油和花生輸出為大宗。棕油的大量生產和出口大約始於19世紀20年代。棕油生產分布廣泛，發展迅速。至50年代，黃金海岸的棕油輸出在出口總值中僅次於黃金，居第二位。至70年代，達荷美每年棕油輸出的價值已達50萬鎊。約魯巴和喀麥隆—安哥拉也生產大量棕油。但是，棕油生產的中心在尼日爾河三角洲。據不完全統計，1855年西非沿海各地棕油輸出所占份額是：向風海岸3.5%，黃金海岸5.5%，奴隸海岸9%，尼日爾河三角洲60%，喀麥隆—安哥拉4%，“非洲”（這是原資料注明的字樣，確切地區難以斷定）18%。花生的主要產區最初為塞內岡比亞沿海，特別是歐洲人居留地周圍，後來逐漸向內地擴展。此外，黃金的采掘、天然橡膠和柯拉果的采集以及木材砍伐也屬“合法貿易”範圍。與此同時，穀物等的生產有了發展。
“合法貿易”的產品主要銷往歐洲。花生的主要購買者是法國。法國居民非常喜愛用橄欖油同花生油混合製作的貌似綠色大理石的肥皂，而對用棕油製作的黃色肥皂卻不屑一顧，因此花生種植首先在法國屬地迅速發展。在聖路易和果雷埃等花生貿易的主要中心，每年都有大量花生上市。但花生貿易的規模同棕油貿易相形見絀。棕油的主要收購者是英國。棕油是這一時期英國同西非貿易的主要產品。英國的非洲船隊中有半數以上投入棕油貿易。棕油貿易主要由利物浦、倫敦和布裏斯托爾的商人經營，並主要由這三大港口輸入，而以利物浦為最。在19世紀50年代，利物浦輸入的棕油占棕油輸入總量的大部分。非洲的棕油輸出港口多達二十幾處，尼日爾河三角洲的老卡拉巴爾、博尼、貝寧、新卡拉巴爾和本托河等均為重要的棕油輸出港口，50年代半數以上的棕油是經由這些港口外運的。這一時期的棕油貿易呈持續上升趨勢。英國從西非進口棕油的數量1820年為872噸，1830年為10673噸，1840年為15273噸，1850年達21723噸。由於汽船的使用，1853年的輸入量更增至31457噸。1820—1840年間，黃金海岸的油價上漲10倍。據估計，棕油貿易的利潤一般為50——100%，19世紀50年代甚至可達300%。至19世紀下半葉，在黃金海岸，天然橡膠的采集盛極一時。橡膠大部分輸入英國。黃金海岸是大英帝國內的主要橡膠出口國之一。黃金海岸等地的柯拉果主要向北輸出。沿海各地的木材則運往歐美。
“合法貿易”的組織因時不同，因地而異。非洲人的主要職能是充當中間商。這對許多人來說不過是重操舊業。貿易在信貸基礎上進行。歐洲商人將商品借貸給中間商，中間商奔赴各地，銷售商品，收購產品，再將產品運至沿海，償還信貸。這種現象在棕油貿易中尤為明顯。最初，歐洲商人的貿易主要依靠隨船往返的船長或商業事務負責人以貨船為基地進行。後來，隨著貿易的發展，常駐沿海各地的公司代理人日益增多。他們大多駐紮於歐洲人居留地或堡壘所在地。在尼日爾河三角洲，以廢舊船體為永久性商站的製度逐漸發展。為取得貿易權，歐洲商人首先必須向有關方麵交納費用，然後才能同中間商發生貿易關係。在尼日爾河三角洲，充當中介人的一般是大家族的首領。這種大家族由首領一人、副首領若幹人以及眾多的自由人和奴隸組成。家族首領組成城市會議，在國王領導下管理三角洲各城市國家。國王一般是大家族首領中的佼佼者。大家族既是生產單位，又是商業組織，擁有奴隸組成的軍隊和武裝獨木舟組成的船隊。在奴隸貿易時期，這些大小參差的獨木舟在軍隊保護下，向內地提供商品，向沿海輸送奴隸，年複一年。奴隸貿易被廢除後，這一貿易組織又被納入“合法貿易”體係。正是這類中間商壟斷了從歐洲人手中取得信貸的權利。信貸一般以布匹、槍支、珠子和銅條等實物支付。中間商將貨物運至諸如伊博蘭這類主要產油區，然後將棕油運至沿海的布臘斯、新卡拉巴爾、博尼和奧波博等最大的棕油市場。來自利物浦等地的歐洲公司就是從這些市場取得棕油的。為解決棕油貿易中的各種矛盾、控製該項貿易，國王或酋長們製訂了一些本地方的貿易條規。有時他們也聯合起來，對整個三角洲的貿易作出統一規定。在不少地區設立了衡平法庭，商人如違反有關規定，要受到衡平法庭的審理，受到有關方麵的貿易抵製，甚至被禁止在指定地區經商。盡管如此，由於棕櫚油貿易套用奴隸貿易的方法，貿易中仍然矛盾重重，極不文明。
用於“合法貿易”的各種產品的生產、包裝和運輸，以及與此有關的糧食等部門生產的發展，拓寬了生產領域，擴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使商品生產者的隊伍迅速壯大。在這一時期的物質資料的直接生產者中，除傳統的部分自由人外，奴隸的數目增長了；隨著信貸的發展，作為借貸抵押的人質及其他形式的勞動者也出現了。
外部奴隸貿易的衰落和內陸的政治變動，使西非奴隸的數量猛增。市場上奴隸充溢，價格低下，卻無人問津。大量奴隸的存在威脅政治穩定，經濟上也是沉重負擔。正如阿散蒂王奧塞·邦蘇在1817年所言，阿散蒂人在同加曼的戰爭中抓到許多俘虜，但卻“生產不出像薩勒姆那麼多的穀物來養活他們”。人們為如何處置這些奴隸而憂心如焚。但隨著“合法貿易”的興起，人們發現，將奴隸用於“合法貿易”及其有關產品的生產，甚至比奴隸貿易更為有利，結果沿海地區的大批奴隸便逐漸由流通環節轉入生產領域。這一時期西非沿海地區奴隸的補充，除依靠奴隸的自然增殖外，主要由北方薩凡納地帶、特別是塞內加爾河和尼日爾河上遊地區、達戈姆巴、莫西、古龍希和索科托帝國等地輸入。在內地及沿海有許多奴隸市場。據1845年B·D·波利尼阿估計，在尼日爾河和塞內加爾河上遊各市場上供出售的奴隸多達6萬人。沃爾特盆地的凱特卡拉奇、布恩和恩卡米等地直至19世紀末仍是重要的奴隸貿易中心。來自薩拉加地區的商人將大批奴隸趕運到這些市場，供黃金海岸東部各族、特別是克羅博人采購。但黃金海岸所需奴隸的主要供應者仍是阿散蒂人。達荷美沿海和尼日爾河三角洲所需奴隸也來自北方，主要是索科托帝國的西南邊境地區。在索科托帝國同沿海的貿易中，奴隸仍是“大宗貨物”之一。當然，並非所有奴隸均來自北方，在沿海地區的居民中可能有少數人因政治、經濟及戰爭等原因而淪為奴隸。
隨著“合法貿易”的發展和借貸體係的擴張，人質製度成為經濟活動的組成部分。這種狀況在黃金海岸尤為典型。在黃金海岸，由於普遍缺乏借貸支付手段，而有關法製又極不健全，因此在借貸關係中通常以人質作抵押。這是貿易得以運轉的基礎。人質（a－wowa或ahobani，也泛指所有被奴役的阿坎人）一般是家庭中的晚輩成員，他們或被家長抵押成為人質，或被債權人抓捕成為人質。他們在法律上仍屬自由人，不得買賣。他們一般與債權人同族，而非外來人，在抵押期間同家族或家庭仍保持各種聯係。但實際上，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人質的地位與奴隸逐漸趨同。由於借貸利率通常高達50—100%，人質的各種費用也得計入債務。人質勞動往往不足以抵償債務利息，因此經濟境況不佳的家庭所提供的人質便處於難以擺脫的奴隸狀態。人質死亡也不能免除債務，債務人必須因此而交出新的人質。人質實為債權人的財產。至19世紀中期，出賣人質的現象日益普遍。人質成了除奴隸之外的非自由勞工的主要部分。
奴隸和人質等非自由勞工大部分屬王室、官僚貴族、大家族和富商所有。據一些觀察家提供的材料，幾乎所有酋長和富人都擁有大量奴隸。1837年，麥克裏恩給商人委員會的報告稱，如果在阿散蒂及其他地區宣布解放奴隸，就會有成千上萬的奴隸來到我們居留地。1841年呈給馬登委員會的材料估計，在黃金海岸西部的商業居留地有3600人，其中1287人即36%是奴隸或人質；有的研究者認為，在黃金海岸的城鎮裏，奴隸和人質至少占總人口25%以上。據19世紀70年代黃金海岸解放奴隸時一些目擊者的報道，在阿布阿克瓦，獲得解放的奴隸或人質達萬人以上。由於他們的離去，該地人口銳減。
各種產品生產的組織狀況較為複雜，彼此頗有差異。棕油的生產包括油棕樹的培植、油棕的采摘、棕油的製取和裝儲等過程，而棕油製取又包括砸碎果殼、放入洞穴或容器內發酵分解，然後蒸煮、衝碎、除去棕仁、濾去果皮和將油分離等過程，需耗費大量勞動，因此大部分棕油是采用集約勞動方式在奴隸種植園生產的。在阿散蒂首府庫馬西周圍建起了大規模的奴隸種植園。在阿克瓦皮姆和沃爾特盆地、特別是克羅博，油棕樹的種植和棕油製取都使用奴隸及其他非自由勞工在種植園中進行。因此，在黃金海岸，許多出口的棕油都由酋長和富人的種植園生產。達荷美王室早在18世紀末已著手創辦大型種植園，利用奴隸勞動生產棕油。奴隸貿易廢止後，這類種植園仍有較大發展。在尼日爾河三角洲，各大家族在奴隸貿易衰落之時，迅速調整經濟，建起使用奴隸耕作的大型油棕種植園。但至19世紀下半葉，大規模的種植園經營有減少的趨勢，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生產逐漸發展。也有部分棕油始終是由單個家庭分散生產的。在伊博蘭的中心地區，棕油生產較多地依靠家族。棕油運輸主要采用集約方式。棕油產區一般距海岸幾十英裏，道路崎嶇，險阻重重，采用頭頂的方法將大量棕油運抵海港，唯有依靠商隊組織。在19世紀40年代，向河海港口運油的每個商隊常多達300—400人。他們將2—3加侖重的油罐或油葫蘆頂在頭上，蹣跚前進。後來，人們將油裝入木桶，采用在路上滾動木桶的方法運輸，使體力消耗得以減輕。此外，西非沿海各地還采用集約方式生產糧食等。當伊博蘭的中心地區種滿油棕之時，伊博蘭外圍地區的奴隸種植園便生產薯蕷，供油棕生產者享用。19世紀30—40年代，黃金海岸的阿克瓦皮姆及其他地區有許多生產商品糧食的種植園，由奴隸耕種。在黃金海岸的許多地方，使用非自由勞工生產商品糧的製度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在這類實行集約化耕作的地區，種植園主一般居於城市，成為外在種植園主。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財富的積累和長期的奴隸貿易的影響，這類種植園主逐漸拋棄了非洲傳統的奴隸製觀念、特別是關於同化的理論。他們視奴隸為下等人，與奴隸保持相當距離，種植園一般委托他人管理。因此，種植園奴隸的地位有惡化的趨勢，有關種植園奴隸起義的事件已見諸文字。1851年，在尼日爾河三角洲的克瓦河上的一個種植園裏就發生了“血盟人”（BloodMen）的起義。
花生生產的組織同棕油生產頗不相同。在塞內加爾和岡比亞沿海，花生種植主要依靠包括奴隸在內的外來移民，他們常被稱作“納韋泰內”（Navélenés，意為：在雨季到來的人”）、“蒂利本卡”（Tillibunkas，意為“來自東部的人”）或“薩拉沃勒”（Serawoollies，意為“撒拉柯勒人”）。他們大多來自距沿海數百英裏的西蘇丹內地，如馬裏西部等。隨著奴隸貿易的衰落，西蘇丹內陸的酋長和商人們收入銳減。為了增加收入、取得舶來品，他們引種新的作物、特別是花生。因此，最初花生生產在內地比沿海發展更快。但事實證明，將勞動力移至沿海，在毗鄰歐洲人堡壘和居留地的地方種植花生，就地出售，然後將購得的貨物運回內地，更為經濟。因此，內地的酋長和商人便在雨季開始之前將手下的自由人和奴隸組織起來，分成小組，率領他們奔赴沿海，租佃土地，種植花生。這類季節性移民在花生種植中占極重要地位。麥克唐納總督在1848年的報告中甚至認為，岡比亞河地區的花生與其說是當地居民耕種的，不如說是來自內陸的蒂利本卡和塞拉沃勒生產的；此外，卷入這股“農業熱”的移民隊伍中還有來自沿海城鎮的釋奴和非洲人，“他們雖然在城鎮裏每天能賺一先令，但還是樂於在雨季伊始離開殖民地，向曼丁哥人租種土地，種植花生，在年終時出售”。他們在生產中一般都使用奴隸。移民承租土地的方式不盡一致。來自內陸的酋長和商人一般將承租地交自由民或奴隸耕種；有的移民則直接向沿海酋長或土地所有者租佃土地。承租人每周必須為土地所有者勞動一定時間，同時在收獲後繳納一定數量的收獲物。這同奴隸耕種主人土地付出的代價極為相似。
在黃金海岸，19世紀的黃金生產有擴大的趨勢，黃金采掘主要依靠奴隸們的集約勞動。但該地區的橡膠生產卻具有極其分散的特點。人們采集森林中的天然橡膠植物，然後利用零星時間，采用土法敲打製作成膠。在阿散蒂、阿克瓦皮姆、克瓦戶和阿布阿克瓦等地區，大量人口參與橡膠采集、運輸和加工。這些人來自社會各階層，其中自由人居多。為采集橡膠，人們奔走各地，往往在外曆時數月。與此同時，在柯拉果的采集、運輸和貿易中卻大量使用奴隸。此外，出租奴隸的現象屢見不鮮。一些擁有數百名奴隸的商人和非洲人常將奴隸出租，收取奴隸所得的1/2—1/3。
由於奴隸、人質及其他非自由勞工被廣泛用於生產和貿易，他們在經濟中的重要性隨之增長。1857年，黃金海岸總督B·派恩在致H·拉布謝雷的信函中指出：“奴隸是該國的主要通貨，財富的主要部分”，“奴隸製滿足了我們各方麵的需要”。19世紀70年代，英國在黃金海岸宣布廢除奴隸製度，在許多地區引起了政治經濟混亂。如阿布阿克瓦首府基比的奴隸一聽說解放便大批逃亡，致使基比陷於經濟困境，迫使王室遠走他鄉，基比從此衰敗。其他地區也有類似情況發生。黃金海岸的狀況是西非沿海地區的一個縮影，隻是由於其他地區奴隸製的終結采取了漸進方式，因而後果不甚明顯。因此，在“合法貿易”刺激下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不僅沒有直接導致傳統經濟結構的瓦解和新生產關係的萌發，反而擴大了使用非自由勞工的領域，加深了西非沿海地區在經濟上對外部的依賴，同時使傳統的政治結構得到鞏固。但是，同奴隸貿易相比，“合法貿易”無疑是個進步。
二、塞拉利昂殖民地的建立和發展
18世紀的英國擁有許多黑人奴隸，少數黑奴已獲自由。1772年發生了薩默塞特案件。J·薩默塞特隨主人從美洲來到英國，但拒絕返回種植園。有關方麵訴諸法律。高等法院院長曼斯菲爾德勳爵判決：奴隸製非常可憐可惡，所以隻能靠成文法來支撐，而在英國卻沒有這樣的法律，它允許來自大洋彼岸的奴隸主擁有來自大洋彼岸的奴隸，並將其帶回大洋彼岸為奴。薩默塞特案件加快了奴隸獲釋的進程，此後凡踏上英國土地的奴隸都成了自由人。北美獨立戰爭結束後，不少曾支持過英國的黑奴也遠涉重洋來到英國，從而進一步擴大了自由黑人的隊伍。此外，還有不少處於困境中的水手。這些黑人既無職業，又無親朋，饑寒交迫，四處流浪，人稱“窮黑人”。至18世紀末，“窮黑人”已成為英國社會的不安定因素。
英國廢奴主義者對“窮黑人”問題十分關注。1786年，在著名的廢奴主義者格蘭維爾·夏普支持下，由英國商人組成的救濟窮黑人委員會呼籲募集錢財，對“窮黑人”實施救濟。但貧窮黑人日益增多，少許救濟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因此，委員會向英國政府建議，將“窮黑人”遣送到非洲塞拉利昂。這一建議是根據H·斯米思曼的計劃提出的，他曾在巴納納島活動過。在幾位倫敦商人的支持下，他準備利用非洲勞力開辦棉花種植園。可見，他的計劃完全是基於商業原則。英國政府為盡快擺脫“窮黑人”問題，同意這一建議，並決定給予資助。在貧窮的黑人中，也有不少人願回歸故土。他們中許多人生長在非洲，對故土山水難以忘懷；不少人未踏上過非洲的土地，但先輩們的美好回憶和神奇傳說也足以激起他們對非洲的情感。因此，盡管不乏反對者，人們還是決定移向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