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階段戰鬥中，洛美、卡米納、杜阿拉、盧德立茨、斯瓦科普蒙德和達累斯薩拉姆、坦加等戰略要點的奪取以及蘇伊士運河防務加強，對德國在非洲的防禦計劃都是致命的打擊。協約國完全取得了製海權。德軍在戰略上已處於劣勢，它在非洲殖民地的失敗已不可避免。
戰爭的第二階段從1914年12月一直延續到大戰結束。雖然從戰略上講，非洲戰場上的勝負已定，但為了防止德國以殖民地為基地進行反撲，為了在全麵勝利後分享德國殖民地，協約國決定對德國殖民地進行徹底征服。
在喀麥隆，自杜阿拉失陷後，德軍退入內地。英軍相繼攻下雅巴希和艾得亞，1916年11月又攻陷雅溫得。12月9日，德軍主力在喀麥隆西南地區遭到包圍。埃貝邁爾總督率領近2萬人突圍後撤入西屬莫尼河地區，曆時18個月的喀麥隆戰事結束。在這場惡戰中，7000名英軍與11000名法比軍隊參加了戰鬥，英軍傷亡4600人，法軍戰死2567人。據估計，民伕死亡45000人。協約軍所到之處都變成了廢墟，土著人和牲畜的屍體隨處可見，空氣中彌漫著使人窒息的腐臭。
在西南非洲，1915年2月11日，博塔鎮壓了阿非利卡人的叛亂後，率5萬大軍分三路進攻；一路由博塔親自率領從斯瓦科普蒙德登陸，東向插入西南非洲腹地；一路由德文特將軍率領從阿平頓出發向西攻擊溫得和克；第三路則由史末資將軍率領由南向北攻擊。三支部隊形成強大的半月形包圍陣勢。4月26日，史末資攻陷吉比昂。5月5日，博塔攻陷溫得和克的門戶、鐵路中心和電台所在地卡裏比布。5月12日，英軍不戰而取溫得和克。南非軍隊相繼北上，7月1日攻陷北方重鎮奧塔維。7月9日，德軍在楚梅布附近投降，西南非洲戰事結束。在這場戰爭中，德軍死亡1331人，南非共傷亡529人，被認為是非洲戰場上最巧妙最成功的戰役之一。
在德屬東非，德軍總司令福爾貝克采取運動戰和遊擊戰的策略，同至少十倍於己的協約國軍隊周旋。1914年11月3日，英軍進攻隆基多。在11月4日德英坦加之戰中，英軍損失慘重，傷亡817人，德軍隻傷亡148人。這是東非戰場上規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戰役，它對雙方的心理及以後的戰略考慮都有很大影響。英軍總司令艾特肯被解職，德屬東非總督斯可尼失勢。1915年底，德軍極盛時有2998名歐洲士兵、11300名非洲士兵。1916年2月19日，史末資將軍到達蒙巴薩，接替多裏恩爵士為協約國東非戰區總司令。3月5日，他兵分兩路，一路攻擊隆基多，進軍乞力馬紮羅地區之東、南部；一路進軍塔維塔，占領乞力馬紮羅地區之西、北部。3月13日，史末資進駐莫希。德軍在轉移時實行焦土政策，將不能帶走的東西全部焚毀。3月底，史末資兵分三路發起全麵攻勢：一路由勞塞將軍率領插入南部地區，克魯威將軍率軍與比屬剛果軍隊合力侵入西北角；一路由史末資親自率領衝擊漢德尼，指向達累斯薩拉姆和坦噶尼喀湖之間的重鎮莫洛哥羅；一路由德文特將軍率領南下攻擊中部鐵路。史末資還催促1916年3月9日向德國宣戰的葡屬非洲從東南進攻德屬東非。5月，比軍占領盧旺達的基加利，6月8日攻占布隆迪的基坦加，6月19日占領漢德尼。6月29日，德文特攻占得得馬，7月28日攻占基戈馬，8月2日攻占烏季季，8月26日占領莫洛哥羅和中部鐵路，9月19日攻占塔波拉。同時，勞塞麾下的羅得西亞軍隊向北推進，占領俾斯馬克堡和蘭真堡。此時，絕大部分港口、所有的重點城市和鐵路都已掌握在協約國軍隊手中，東非戰事似已結束。1917年1月20日，史末資將指揮權交給霍斯金斯將軍，後者由於不能立即消滅德軍而在1917年5月被德文特取代。11月25日，德軍被迫南渡魯伍馬河，攻入葡屬殖民地。德軍前有葡軍狙擊，後有英軍追趕，腹背受敵，不得不實行戰略轉移，揮師北上。1918年11月11日，德軍攻占北羅得西亞的卡薩馬。兩天後，福爾貝克獲悉歐洲已經停戰，遂率官兵1300人、民伕1600人投降。曆時51個月的東非戰事以德國失敗而告終。
在埃及，協約國主動發起進攻。1915年1月，土耳其集結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5萬軍隊，在熱瑪爾帕夏率領下向運河地區進逼，英軍猛烈還擊。土軍占領運河以東的土地後，常派小股部隊襲擊運河西岸地區。英國在收複運河以東土地後，調埃及士兵充當炮灰扼守前沿陣地。1916年4月26，英、法、俄三國秘密簽訂了未來分割奧斯曼帝國的協定。同時，英國在埃及集結了不下50萬人的軍隊。年底，英軍相繼攻入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在埃及的西部邊界，利比亞的塞努西教團在德國和土耳其的軍事援助下，1915年11月由艾哈邁德·謝裏夫指揮攻入埃及。英軍經過四個月激戰，終於擊敗利比亞軍隊，打碎了同盟國企圖兩麵夾擊埃及的計劃。
各戰場硝煙尚未散盡，協約國就瓜分了原德國殖民地。多哥東部歸法國管轄，西部為英國占領區。1916年3月，英法在喀麥隆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法國在收回1911年割給德國的土地後，還占領了剩餘土地的80％。德國在西南非洲失敗後，南非實行軍事接管。在德屬東非，葡萄牙收回了被德國奪去的基永加灣三角洲，英國占領了整個坦噶尼喀；比利時占據了盧旺達和布隆迪共18000平方公裏的土地，將它們並入比屬剛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非洲不僅是海外殖民地的主要戰場，也是最重要的資源供應地。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強迫非洲人充當炮灰。法國曾計劃在非洲開展“黑人百萬軍隊運動”。非洲人或當兵，或當民伕。他們被編入“黑人團”、“土著旅”、“狙擊部隊”等送往前線，不但在本土作戰，還被用於歐洲西線和中東戰場；不但替帝國主義大戰賣命，還被用於鎮壓各種反殖民統治的起義。非洲民伕不但用於運送戰爭物資、修建工事和軍營，還用於軍工生產；不但在非洲承擔戰爭重任，而且在歐洲從事軍事服務。據估計，戰時參軍的非洲人超過100萬，被卷入戰爭的非洲人共有250萬，約占非洲人口1％強。
非洲人參加軍隊有三種情況。一是自願參軍。有些人為了獲得勇敢的榮譽，有些人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也有些人則視參軍為接受文明教育的好機會等，其動機各不相同，但這類人數量極少。1915—1916年法國在非洲征兵39789人，據官方統計，真正自願的僅7—8％。二是殖民政府通過許諾誘惑非洲人入伍。法國曾宣傳：“參戰的奴隸一旦回來即可成為酋長”。1916年9月，法國議會通過一項特別法案，宣布塞內加爾四市的全體居民及其後裔不分出生的種族、語言和宗教信仰一律可享受法國公民權。在阿爾及利亞，1915年法國殖民當局宣布，凡自願當兵的可得到法國公民權。列強還用高薪吸收非洲人參軍。非洲人為繳納戰時繁重的苛捐雜稅，找不到工作就當兵。英國殖民者還欺騙蘭迪人說：“戰爭可以搶到牲口。”三是強迫征兵。殖民者一麵像獵奴那樣圍追活捉，一麵在殖民地實行義務兵役製。1912年，法國規定非洲20—28歲的男子都要服兵役4年。1915年10月，法國頒布法令，以“盡義務”為名征發非洲人當兵，此年共征兵39000人。1918年1月，法國在西非和赤道非洲實行義務兵役製，當年征兵63000多人。1915年，英屬東非實行強迫服役法，18—45歲的男子都要服軍役；1917年4月，這一法令擴至烏幹達保護地。
征來的新兵一般編入設在沿海的培訓營，用宗主國的操典簡單訓練3—6個月，隨即編隊裝船運往戰場。法國對非洲人軍隊實行嚴格的種族隔離，讓他們住在封閉的地方。在戰場上，法國軍官靠會講法語的非洲官員傳令指揮。軍隊中紀律野蠻，非洲士兵隨時會遭鞭打或處死。
德國在非洲的軍隊曆來很少。戰爭爆發後，德國強迫非洲人入伍。德國在喀麥隆戰場上作戰的8800人中有7000人是非洲士兵。在東非戰場上，德軍中的非洲士兵最多時達20000人，超過德國軍人的6.5倍，還有數百萬非洲勞工為其服務。
法國早有使用非洲士兵的先例。戰時在法軍服役的非洲士兵達48.3萬人，其中來自法屬北非殖民地的26萬人，來自西非殖民地的18.1萬人，來自赤道非洲的2萬人。在歐洲戰場，戰死的非洲士兵一般達20％。還有13.5萬人在法國工廠做工。戰時，阿爾及利亞有17.3萬年輕人被征入伍，11.9萬人到法國當勞工，2.5萬人死於前線。突尼斯有6.5萬人被征入伍，其中陣亡10500人。馬達加斯加有4.5萬人參戰，還有5535名勞工赴法。幾內亞被法國視為“安全和穩定的兵力來源地”，戰時共征兵30204人，死亡率為11.7％。
英國在戰時也征募了大量的非洲士兵和民伕。它在埃及募集義勇隊12萬人。英屬東非僅肯尼亞南部就提供民伕25萬人。烏幹達共提供五營王室槍隊和約12萬民伕。尼亞薩蘭提供12.5萬腳伕，而其全國男勞動力隻有20萬人。南非非洲人被募為非戰鬥性勞工（種族歧視條令仍嚴禁黑人攜槍），有3萬人服務於西南非洲，1.7萬人在東非，1.9萬人在法國，3000多人死於勞役。在西非的尼日利亞、黃金海岸、塞拉利昂和岡比亞四個殖民地，英國共征集非洲人68821名。
費奇認為，在東非戰場上，協約國軍隊中死去的非洲士兵為4000人，另有約3萬名非洲民工喪生。這顯然是縮小了的數字，因為僅肯尼亞至少就有4萬人死於戰爭。據侯奇斯分析，在1914—1918年的東非戰爭中，英國一方使用了5萬名非洲軍人，民伕超過100萬，其中1萬名軍人死於戰爭或疾病，死亡率達20％，非洲民伕死亡達10萬名以上，死亡率為10％。
據佩奇估計，在大戰中，共有20—25萬非洲人在歐洲、中東和非洲戰場上喪生，而服務於戰爭的非洲士兵和勞工為200萬，死亡率略高於10％。這個估計也仍然偏低。有材料表明，僅埃及就有117萬人被征集，加上後勤人員共達250萬人，其中走上戰場的為150萬人。
非洲人驍勇善戰，在戰場上是最好的士兵，他們往往被送往最艱苦最危險的地方去作戰。在後方，他們又是出色的勞動力。南非土著勞工分遣隊在法國的馬爾塔內維爾彈藥庫裝卸彈藥時，創下了每人7小時裝14噸的紀錄。拚命工作的非洲人贏得了英國軍事部的良好評價。但他們的處境非常悲慘，口糧每天僅半磅米，日工資為1—1.3先令。生活條件也很惡劣，一支11000人的塞內加爾部隊，有7500人死於嚴寒的襲擊。
戰爭破壞了非洲的生態平衡和非洲人正常的生活秩序，人口大流動和傳染病、災荒大流行使非洲遭受了一場浩劫。1917—1921年，在法屬非洲的許多地方出現災荒。在人口稀薄的加蓬，災荒卷走了一半芳族人。1914和1915年，在象牙海岸的非洲人軍隊中梅毒流行，死亡率達34％。1917年，烏幹達至少有1萬人死於腦炎。1918年，大流行病席卷全非，南非黑人死亡20萬，德屬東非死亡8萬人，烏幹達死亡2.5萬人，東非保護地死亡5萬人。1917—1918年，幹旱和流行病使馬達加斯加人死亡10萬以上，法屬西非至少死亡12萬人，法屬赤道非洲至少死亡7萬人。災荒和流行病使非洲人口持續下降，達荷美下降9％，剛果和烏班吉·沙立下降1/3，1914—1926年喀麥隆下降15％。全非洲人口死於流行病的約為3—5％，準確估計為100—150萬或200萬，是戰場上死亡人數的8—10倍。非洲人一方麵為協約國贏得了戰爭勝利，另一方麵卻使自己的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其影響是極為惡劣和深遠的。非洲人把這場大戰和奴隸貿易看成是自己經曆的兩大災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非洲又是交戰雙方的物資供應地，這對協約國尤為重要。
為了更多地從非洲掠奪農產品和原料，殖民當局采取各種辦法加強戰時生產。一是設立機構指導生產。英國的帝國資源開發委員會、棉花種植委員會等曾通過在非洲的公司調整生產。早在1914年9月，法國就成立了專門研究殖民地貿易的殖民地顧問委員會；1915年11月，又成立了一個處理殖民地產品供應的機構。1917年6月，法國召開殖民地會議，不但要殖民地幫助解決當時的食品危機，還要為戰後的複興提供原料；並於8月成立執行委員會，具體負責實施。二是強迫耕種。在塞拉利昂，英國專門頒發土產條例，規定非洲農民如不按標準繳稅即判其犯罪。三是實行出口許可證製。如黃金海岸的可可隻能在英國頒發的出口許可證下出口。四是利用壟斷地位壓價。1918年，埃及政府決定以低於國際市場1/3的價格即每堪他爾42裏亞爾收購全部棉花，植棉者因此損失3200萬鎊，而埃及市場的實際棉價隻有32裏亞爾，比官方牌價低24％。特別是1917年德國發動潛艇戰時，食品出口的價格被壓至最低。五是加征出口稅。1916年，英屬西非全境對可可、棕櫚油和棕櫚仁、花生、皮革等加征出口稅。這些措施都有效地加強了列強對非洲物資的掠奪。
烏幹達在1913—1914年出口棉花價值317687鎊，1914—1915年為369000鎊，1918—1919年達965.951鎊。戰時蘇丹的穀物輸出量增加了26倍，從208萬噸躍為5494.5萬噸；牛的輸出增長了約3倍，從1萬頭增至3.9萬頭；綿羊、山羊的出口增長了1倍，從9.9萬頭擴大到20.8萬頭；對外貿易額從1908年的50萬埃鎊上升為1919年的750萬埃鎊。戰時黃金海岸向英國出口農產品年均達4353286鎊。戰時英國從南羅得西亞進口的食用牛猛增5倍。埃及的出口由1914年的2409.2萬鎊增加到1917年的4106.1萬鎊。1916—1917年，法屬西非殖民地向法國出口的農產品達到最高峰（參見下表）1917年4月法國從非洲買的50萬噸產品中，9/10是本國工業缺乏的油料產品。
在礦物原料方麵，1915年，黃金海岸出口金礦13噸，占英帝國全部開采量的3％，占世界采金量的2％。尼日利亞包奇高原錫產地戰時出口1萬噸，埃努古煤礦1916年采煤近24500噸並向英國出口。黃金海岸內烏特錳礦每年輸出約3萬噸。戰時英國進口的埃及磷灰石增加60％。法國在戰時獲得阿爾及利亞的鐵和鋅礦砂、突尼斯的鉛和鐵礦砂、摩洛哥的磷酸鹽、馬達加斯加的石墨等礦物原料數百萬噸。
戰爭使宗主國感到，隻憑本國力量難以戰勝對方，因而通過一係列手段進一步把殖民地經濟納入戰時生產軌道，並使其完全依附於世界資本主義體係。協約國之所以能在大戰中取勝，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殖民地提供了足夠的物資和人力。
戰時政治經濟變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間，歐洲人大量撤離，非洲人奮起反抗，戰費增加，行政費用不足，殖民當局根據這些變化適當調整了統治方式。戰前，法比在非洲實行直接統治，戰後在絕大部分殖民地逐漸推行間接統治，而在大戰期間它們就已開始對殖民統治方式進行改革。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直接統治向間接統治的轉型期。英國戰前已在北尼日利亞試點，戰時間接統治日益製度化，並向其他殖民地推廣。
1914年1月1日，英國將北尼日利亞保護地、南尼日利亞保護地和拉各斯殖民地合並成單一的尼日利亞殖民地和保護國，盧加德被任命為大總督。他將自己在北尼日利亞保護地試驗多年的間接統治推廣到尼日利亞全境，並分別於1914、1916、1917年頒布《土著法院法》、《土著政權法》、《土著稅收法》。這三大法令分別規定了各統治機構的職能，使間接統治製度化、合法化。《土著法院法》規定，土著法院分四級，分別從屬於行政當局。它按習慣法和伊斯蘭教法對土著居民實行審判，但英國官員有權監督司法。歐洲人則享有領事裁判權。《土著政權法》規定，土著政權可根據原有的形式分為三級。土著官員的主要職責是維持社會秩序、征收稅款、傳達和執行殖民當局發布的各項命令。土著政權沒有掌握武裝力量和製訂法律的權力。這一法律使殖民地原有的統治機構統統變成了殖民當局的地方政權。《土著稅收法》規定，地方政權負責征稅，一部分上繳殖民當局，一部分留作土著政權的開支和土著官員的薪俸。這樣就把土著統治者的經濟利益與殖民者的統治利益聯係起來。
在法屬黑非洲，歐洲人很少。戰時又有一些人走上前線，本來就不足的行政官員更顯捉襟見肘。例如在廣大的法屬赤道非洲，1911年隻有257名各級行政官吏和512名代理人。戰時許多地方常常有職無人。法國人撤離後，政府和貿易公司不得不雇傭非洲人。1916年，政府計劃為以下職位培訓非洲候選人：農業監察員、郵政官員、海關官員、機械師和公共工程勘探員。安格爾凡特寫道：“戰時歐洲人職員短缺，因此，把土著與我們的殖民化工作比以往更緊密聯係在一起是必要的。”如果說以上培訓的多是技術性官員的話，那末1917年夏大總督範·沃郎奧旺則建議培訓大量的行政統治人才。他說，酋長必須由總督從享有傳統權勢的土著中選出人來任命，酋長不能以自己的名義而必須以行政區長官的名義行事；在任命酋長時必須確定其權利範圍，受任命的酋長不管準備采取任何行動，都有責任向法駐殖民地的代表報告。所有這些改革歸納為一句話就是：“權利日益集中在法屬西非大總督手裏，部落酋長都成了法國行政機關的普通官員。”也就是說，法國的宗主權不可動搖，非洲人被當作殖民統治的工具在行政、商業、司法等各個領域任職。
比利時也采用了間接統治製度。它選擇一些甘心當殖民主義鷹犬的非洲人為酋長，而他們的轄區一般都很小，有的小區隻能管50個納稅人；酋長和頭人的數目激增，從1909年的1068名增至1917年的6095名。
對殖民者來說，實行間接統治大有好處。一是利用非洲傳統社會的政治機構統治，既可大大減少所需的歐洲軍政人員，節省大筆經費，又能達到殖民統治和掠奪的根本目的。二是轉移了殖民地人民的鬥爭視線，其矛頭直接對準了處於第一線的土著統治者，避免了殖民地人民對殖民統治的直接衝擊。三是達到分而治之、長久統治的目的。殖民當局通過一係列政治、經濟手段使土著酋長站到自己一邊，這就分化了土著，造成非洲人打非洲人的格局，而殖民者卻居間調解，兩邊討好。
從以上可以看出：間接統治是一種比直接統治更狡猾、更具欺騙性的統治形式。它在維護殖民宗主權的條件下，有意識地恢複了一些本已在分化瓦解的非洲社會舊製度如村社酋長製等，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當地土著政權和行政、司法、財政等機構中的非洲代理人，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但在客觀上，間接統治也為非洲新興民族力量的成長創造了比直接統治較為寬鬆的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非洲的經濟生活中也出現了一係列新變化，既有惡化的一麵，也有發展的一麵。對帝國主義的依附加強了，而非洲獨立的經濟因素也有所增長。但總的來說，非洲日益成為帝國主義輸出資本和商品、掠奪原料和勞動力的有利場所，非洲轉化為帝國主義新一輪激烈爭奪的後方基地。
第一，非洲對外貿易格局發生了曆史性變化。戰前德國是熱帶非洲的一個重要貿易夥伴。塞拉利昂總進出口貿易的80％是與德國進行的。尼日利亞有19家德、奧匈公司。1913年，德國購買了尼日利亞174718噸出口棕櫚仁中的131885噸。戰爭伊始，協約國取得製海權，德國與非洲的貿易中斷。占英屬西非殖民地出口總值1/3的德國在殖民地的種植園、公司、商站和工廠被關閉，存款被凍結。法國殖民地因戰時需要，商人等撤走75％，商船噸位比戰前下降一半。而英國利用其海上霸權，放棄自由貿易政策，積極擴展自己的貿易範圍。英國不但排擠了德國，還削弱了法國在非洲的貿易實力。如1914年，法國能從岡比亞購買當地生產的78％花生，1912年對英出口為4％，1916年上升到48％，1919年竟達91％。同時美國、日本也趁機打入非洲殖民地。戰時駛入西非港口的美國商船噸位顯著增加。黃金海岸向美國出口的原料由1914年的93200鎊增加到1918年的3465600鎊，由占當年對外貿易總值的2％上升到33％。在比屬剛果著名的四大公司中，美國資本就操縱了兩個，即國際剛果林業和礦業公司、美國剛果公司。美國還向摩洛哥、突尼斯、莫桑比克、南非聯邦等國家輸出自己的商業資本，以控製和獲得自己需要的原料。總之，德國對非貿易力量劇減，英國居首，美國日益上升。
第二，金融紊亂，物價飛漲。戰時非洲國家進口減少，如英國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出口從1913年的38.6億鎊降至1915年的31.3億鎊。這引起一些基本必需品的短缺，以致供應失衡，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埃及批發價格指數從1914年的94上升到1918年的212。標準英鎊和法郎的購買能力下降，1918年英鎊降為1914年45％，法郎降為30％。在阿爾及利亞一些地區生活費用增加2倍，另一些地區達3倍。1914—1921年，馬達加斯加物價上漲5倍。殖民當局增發大量紙幣。大戰前夕埃及流通的紙幣為240萬鎊，1918年增加到4360萬鎊，增長了18倍。黃金海岸流通的貨幣量1918年是1913年的5倍。南非發行了大量小麵值紙幣，引起流通領域大混亂。所有這些都使非洲廣大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第三，戰時非洲的農業和采礦業有所發展。帝國主義在非洲推行農業單一經濟作物栽培製度。1917年2月20日，比利時在剛果實行強製耕種製。法令規定，非洲人必須在一定數量土地上種植一定的農作物。如在某些地區，凡非洲人都要種10畝棉花和12棵棕櫚樹，而另一些地區則須種6畝水稻，違抗者必判重刑。1917年，英殖民當局迫使烏幹達省通過一項法令，全體居民必須種植棉花。在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誘導和強迫種植製度之下，非洲各國農業出現畸型專業化。埃及、蘇丹、烏幹達主要種植棉花；利比裏亞和紮伊爾主要生產橡膠；法屬黑非洲出產木材；埃及、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南非生產小麥；南非、貝專納蘭、南羅得西亞、馬裏、毛裏塔尼亞、蘇丹等國的肉類最為重要；英屬西非的花生、棕櫚產品和可可聞名於世。戰時，這些作物的產量和出口都增長很快。1912年南非農業產值為2300萬鎊，到1917—1918年達5152萬鎊，第一次超過礦業產值。尼日利亞可可產量1913年為5000噸，1916年達16000噸，1918年為26000噸，在世界可可出口中的比例由1908年的0.7％增加到1918的年3.8％。黃金海岸戰時可可生產量相當於戰前的3倍，占戰時全非產量的2/3，可可在出口總值中的比例1914年為50％，1916年達70％。非洲可可出口量1908—1818年增長2倍，在世界可可出口總量中的比例由1908年的1/4上升到1918年的2/5。烏幹達1913年運出棉花25841包，占出口總值的60％以上，1918年棉花種植麵積為5.6萬公頂，增加1/4，產量在東非殖民地名列第一，為1460萬磅。法屬西非戰時花生的產量達30多萬噸，占當時全非花生產量一半以上。
農業專業化使農業生產以市場為導向，商品化大大加強，也促使一些農場向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過渡。但由於專業化是畸型的，所以造成了兩方麵的嚴重後果：一方麵，作物生產以國際市場的需求為指南，嚴重依附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係。戰時經濟作物產量大幅度上漲，而運輸能力不足，國際市場風雲變幻，生產國難以就地消化，於是許多農產品就爛在地裏。1918年，黃金海岸農業部長寫道：“我估計，1917—1918年的農作物，收獲的可能不足3/4，僅半數賣出。我預料，1918年的農作物，保險一點說，到市場上的不足3/4。”另一方麵，非洲在出口作物生產過剩時又發生嚴重的糧食危機。素有“非洲穀倉”之稱的埃及1916年輸入價值600萬鎊的糧食。塞內加爾戰時從印度支那輸入大米以解饑荒。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一是非洲農業被帝國主義強行納入種植出口作物的軌道，不以滿足當地人民的需要為目的，糧食種植麵積和所需的資金、物資都被削減。二是戰時大量強迫征兵使耕地荒蕪，荒地難以開墾，年複一年的掠奪性種植使地力損耗殆盡，不僅生產難以維係，生態環境也被嚴重破壞，後果是深遠和嚴重的。三是戰時歐洲對非洲糧食依賴加強，非洲產糧區都供出口，非洲自己也因用於工礦業和種植經濟作物的勞動力猛增，對商品糧需求量增大，造成糧食生產的嚴重供不應求。四是災荒嚴重，水、旱、蟲、災此起彼伏。
戰爭使列強對非洲的礦業原料更加重視，其開采量和出口量大增。比屬剛果的加丹加地區1912年銅的開采量隻有3490噸，1914年為14042噸，1918年已超過20000噸，出口在1915—1917年增加了2倍。比屬剛果的金剛石產量在戰後不久達23.1萬克拉。南非黃金生產在戰時波動很大，1910年占世界產量的1/3，戰後不久黃金產值達3450萬鎊，占當年世界總產量的1/2，全用於出口。南羅得西亞著名的鉻鐵礦開采量1917年比戰前增加了50％，其石棉開采量1917年為87000噸，是1914年的117倍，采煤量是1914年的2倍。南非1917年的煤產量比戰前淨增200萬噸。埃及1917年石油開采量近20萬噸。非洲戰時礦業的產量和出口表明，一是傳統的黃金和金剛石生產有波動，但由於金融混亂造成對硬通貨的更大需求，所以仍有一定發展，生產的國家增多；二是適用於軍工生產的重要原料如鉻、銅、錳、石棉等得以迅速發展；三是燃料動力資源如煤、石油的開采有較大增長；四是發現了許多新礦，並迅速投入生產。如1914年黃金海岸發現錳礦，時隔兩年就有首批錳礦石出口。
第四，非洲製造業發展。戰爭使非洲進口減少，如埃及1914—1917年的貿易順差達24026萬鎊。加之西方列強忙於戰爭，歐洲人大量撤離，而軍事訂貨日益增多，因此戰時非洲製造業得以在夾縫中發展，主要是食品和日用品生產，老式手工業複興，現代工業隻限於在基礎較好的地方發展，如埃及和南非。1912年南非製造業產值900萬鎊，到1917—1918年達5001萬鎊；工廠數量從1915—1916年的3638家增加到1918—1919年的5287家，使用動力從11.4萬馬力增加到14.8萬馬力，勞動力從8.9萬人增至11萬人。1917年，埃及糖產量約10萬噸。同年，擁有2萬台紡織機、560台織布機和800名工人的埃及全國紡織公司消耗原棉5萬堪他爾，生產棉紗350萬磅和棉布800—900萬碼，產量比戰前增長了15—20％。在西非尤其是塞內加爾和尼日利亞，油料加工業得以發展。雖然非洲的本地工業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有了一定發展，但它仍然很脆弱。例如，埃及2/5的工業勞動力在食品生產部門，2/5在服裝和織布部門，僅3萬名工人受雇於現代化工廠。這些傳統部門技術設備落後，生產效率低下，資金不足，一旦戰時的有利條件消失，它們就難以同西方國家的大工業產品競爭。
總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非洲經濟被納入了戰時軌道。戰爭既給經濟帶來了破壞，促使經濟畸形發展；又使非洲外貿格局變化，使得英國可以采取國家幹預手段獲取更多的壟斷利潤。單一種植出口經濟作物引起糧食危機，采礦業也因帝國主義戰時的大量需求而迅速發展。同時戰爭也使非洲國家進口減少，於是替代進口工業的出現不可避免。帝國主義在強使非洲國家經濟完全依附於宗主國的同時，也為非洲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機會。它在帝國主義的夾縫中頑強地生存下來，慘淡經營並發展壯大，為以後民族主義的勃興奠定了經濟基礎。
一戰時非洲社會變革
戰前，殖民主義入侵雖然強行把非洲拖入世界資本主義體係，但大多數國家最基層的社會經濟關係基本上原封未動，仍然處於前資本主義狀態。非洲基本上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近乎停滯的穩定結構。
戰時非洲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和采礦業、種植業、製造業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者采取的各種超經濟強製等等，促使越來越多的非洲人離開原來的社會組織，傳統的非洲社會結構日益鬆散，發生分化。
農民是非洲社會的主要力量，促使農民分化對非洲的發展至關重要。戰時非洲的工業有所發展，農業資本主義化加快，它要求更多的勞動力。於是，殖民者就采用掠奪土地、征收貨幣稅及強迫勞動製使農民脫離土地。
殖民者一踏上非洲大陸，就無時無刻不在掠奪土地。南非和阿爾及利亞的白人移民最多，掠奪土地的情況也最嚴重。南非1913年《土著土地法》將占人口2/3的班圖人趕進了隻占全國土地麵積7.3％的204塊保留地，四、五口之家平均所占耕地僅0.75英畝，而且大部分為劣地。在一個保留地內，平均每225英畝土地中隻有7英畝的可耕地。1917年阿爾及利亞注冊土地的55%以上落入歐洲人之手，全國非洲人有一半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土地是非洲人的命根子，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謀生手段。他們為饑餓所迫，隻得外出做工。到1918年，26萬南非黑人受雇於礦業，25.5萬黑人在白人農場勞動。
戰時帝國主義在非洲征收各種苛捐雜稅。如德屬東非有茅屋稅、勞動稅、人頭稅等，由於非洲人實行一夫多妻製，有多間茅屋，僅茅屋稅一項就奪走了他們幾個月的收入。其他殖民地還有宗教洗禮稅、出口稅、自來水稅、紅十字稅，稅種多如牛毛。這就迫使非洲人為弄到錢納稅而出賣勞動力，彙入商品經濟大潮。
強迫勞動是剝奪農民的最野蠻的手段。安哥拉1914年通過法律，要求非洲人每年必須無償勞動一個時期，由當地駐軍執行。肯尼亞英國殖民當局規定，租用歐洲人農場主土地的非洲人家庭中，每個成年男子都必須無償服役180天。在烏幹達，婦女兒童也被強迫參加勞動，尤其在戰時。
帝國主義采用經濟和超經濟強製手段使非洲農民分化為三部分：農民、流動於城鄉之間的半農民和完全脫離土地的赤貧工人。
戰時非洲的無產階級逐漸成長起來。1907年，埃及工人為457，451人，1917年達639，929人，1918年達75萬人。1918年，南非無產階級人數已達48.7萬人。1916年，比屬剛果的雇工人數已過4.5萬人。非洲工人可分兩類：一類是真正的工人階級。他們隻存在於城市的現代工廠中；一類是流動勞工，這是非洲工人隊伍的主體。農民被強行分化後，一部分無產階級化，但他們又受一些人為因素的製約，不能在工業社會中固定化。例如在南非，土著保留地製度使大多數黑人家庭可領有一塊份地，他們與生產資料沒有完全分離。殖民當局對保留地政策的原則是：“保留地的生產必須維持在這樣的水平上，一方麵不能太低，以防止流動工人再生產為一個無產階級；另一方麵又不能高得足以使保留地將必不可少的流動工人吸引住。”流動工人仍依托於土地，即使走出保留地，也有一部分人仍然受雇於農場或種植園。這樣，他們必然與保留地酋長或種植園主存在著人身隸屬關係，成為一種帶有殖民地特點的工人階級。從戰時非洲工人階級隊伍的發展可以看出，第一，非洲工人階級比民族資產階級出現早，他們是隨西方資本家在本國設廠經營而形成的。第二，非洲無產階級隊伍複雜，層次不一。如埃及工人隊伍中既有埃及人，又有外籍工人；既有現代工人，又有手工業者和家庭傭人。第三，非洲工人階級多為非熟練的季節性流動勞工。第四，非洲工人階級不但遭受帝國主義者和西方資本家的剝削，還要受本國資本家和封建勢力或部落頭人的剝削。由於他們來自不同部落，而且又是流動性的，難以團結和組織工會，所以隻能聽任資本家擺布。第五，非洲工人階級遭受種族歧視。如南非黑人工人不但受資本家的歧視，還受白人工人貴族的歧視。他們所受的經濟壓迫和心靈創傷都是嚴重的，因而他們反帝反殖最堅決。
戰時非洲民族資產階級隨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而形成。戰爭給非洲人創造了機會。一個在法國人工廠當出納的阿散蒂人寫道：“負責工廠的歐洲人為戰事被召回庫馬西。……工人隻得留給我負責，所以我將不得不暫時充當廠主——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非洲民族資產階級的主要來源，一是戰時得以發展起來的製造業的創辦人，他們主要從事紡織、卷煙、食品等加工；二是戰時因價格上漲而發財的商人，如阿爾及利亞的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倒賣木材、加工煙草、獲利後雇工經營；三是傳統的手工作坊主，如西非的木雕作坊采用資本主義經營方式，雇工現象增多，經營規模擴大；四是采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富裕農民，在種植出口經濟作物可獲利的地方，他們一般雇傭2—3人，主人與家屬一塊參加勞動。另外，在非洲一些地區出現了殖民當局扶植起來的官僚資本家。如在南羅得西亞，英國殖民當局把沒收的非洲人土地的一部分轉讓給非洲人上層分子，並允許他們雇傭非洲人生產。殖民當局還提供各種便利，使非洲人中的富人得到土地、資金和雇工。這些人一般都采用資本主義方式生產，將其產品投放市場，有些還進入國際市場。當然，這一部分人為數極少，黑人方麵自不必說，即使在白人農場中真正轉變為新型資本主義農場的也有限，因為現代大工業在非洲還剛起步，這直接限製了農業資本主義化的進程。非洲的民族資產階級處於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統治者或部落頭人之間，與兩者都有千絲萬縷的聯係，這就決定了他們生性軟弱，時而與開明派地主聯合反帝反殖，時而與帝國主義妥協。
非洲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隊伍在戰時得到發展壯大。戰爭促使他們思考，並在參戰問題上發生分化。一部分知識分子認為，隻有戰時幫助宗主國，才能在戰後有所要求。其典型代表是塞內加爾的迪亞涅，他到法國政府中任職，替法軍征兵，並要求得到法國公民權。他們是沒有民族獨立意識，認同法國同化政策的溫和派。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從戰爭中得到啟示，認識到這是歐洲人的戰爭，被強行拖入戰爭泥潭的非洲人應該為新世界而戰，最終目的是要讓宗主國退出非洲。他們是非洲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中的激進派。許多宗教上層分子也開始以宗教之名行反殖民統治之實，要求建立獨立的非洲教會，使外來宗教本地化。經過戰爭洗禮的非洲知識分子成了以後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堅，他們的進步思想武裝了千千萬萬爭取民族獨立的非洲戰士。
帝國主義戰爭又使非洲土著酋長發生分化。一部分酋長利用自己的財富和權威控製民族工商業或投資於土地，成為工商業資本家或農業資本家。一部分酋長受惠於殖民統治者，成為官僚資本家。一部分酋長因不願征兵而被罷黜或剝奪，成為破落酋長。而絕大部分酋長仍然是土地占有者，其中有些人接受現代意識，願意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願將產品投放市場，但其大量的經濟成份仍屬自給自足範圍。也有一些酋長頑固保守，仍在老圈子裏徘徊。
總之，戰時隨著商品經濟、外國壟斷資本和民族資本的發展，非洲的階級力量配備發生了很大變化。農民、酋長、地主階層都發生了分化，無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隊伍日益壯大。但和亞洲、拉丁美洲一樣，非洲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發展超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個主體隊伍的發展相對滯後。這一特點決定了在以後的鬥爭中知識分子將發揮巨大作用。
隨著戰時經濟和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非洲人的思想和社會心理也隨之發生變化。
在大戰中，來自不同部落，不同地域、操不同方言的非洲士兵和民伕在殖民列強逼迫下走到一起來了，他們看到了自己同處於被壓迫地位的一致性，認識到天下黑人是一家，這無疑加強了他們的團結。戰爭還讓非洲人顯示了自己的作戰才能和勞動效率，使他們看到了自身的價值，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增強了民族自豪感。戰時非洲曾流行這樣一首歌謠：“我是一個黑人，我的祖祖輩輩也是黑人，我全身都是黑的，我為有我美麗的黑色皮膚而自豪。”
戰時黑人士兵和民伕同白人的接觸，使他們發現黑人白人是生來平等的。莫漢佩勒亞寫道：“由於來自南非，我們關於黑白人關係的思想是凝固的，所以當一些法國人能自由地與我們混合相處時，我們感到驚詫”，“我們被白人當作有尊嚴的人對待。”種族隔離的思想藩籬由此出現了裂紋。同時，戰爭使非洲人看到了列強的虛弱，打破了歐洲人不可戰勝的神話，他們的反抗意識在升騰。迪亞涅說，大革命時的法國抵擋了一切外來侵略，而現在的法國卻讓剛從原始生活中脫身出來的非洲內地黑人來解救。這些話語對列強表示了明顯的蔑視和不滿。南非“一先令罷工”發起者瑪勒拉說：“我們一定要自由，為什麼我們應該是奴隸，想想我們的孩子在法國流的血。”姆萬巴紮講得更明白：“英國和白人應給我們自由，因為我們在戰爭中失掉了數以千計的人。”肯雅塔說：“參戰的最好報答是奪取非洲人最好的土地。”十月革命似乎讓非洲人看到一線光明，他們的反抗意識出現了質的飛躍，從要求回報到爭取自治再到獲得獨立。戰時各種思潮紛紛湧入或出現於非洲大陸，馬克思主義也隨著歐洲歸來的非洲人傳入非洲大陸，民族主義和泛非主義以及“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等口號廣為流傳，泛伊斯蘭主義也以其特殊的方式激勵著人們去反對殖民列強。
戰爭是非洲民族主義的催化劑。境外作戰和服役使非洲人眼界大開，受到西方先進文化的熏陶，形成了新的世界觀。返回的非洲戰士和民伕傳播了白人的新觀點，非洲人在20世紀20年代展現的許多自信與果斷都與此有關。戰爭成了非洲人的啟蒙師。正如菲力浦博士所指出的：“1914—1918年的經曆是如此有效地喚醒了處於蒙味世紀的肯尼亞土人。”民族覺醒為非洲人的反抗鬥爭做了心理和思想上的準備。
戰時非洲反抗鬥爭
大戰期間，非洲人民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反抗鬥爭。有的反對殖民主義侵略，要求恢複獨立；有的反對戰時壓迫，尤其是強迫征兵和強迫勞動；有的是戰時經濟緊張引起的反應；有的則是泛伊斯蘭主義的聖戰。反抗鬥爭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有上層議會鬥爭，如迪亞涅在法國議會為非洲人爭取權利；有下層的群眾起義、工人罷工；有消極的逃亡、躲避；有積極的武裝鬥爭。參加這些反抗鬥爭的有農牧民、知識分子、酋長、民族資產階級、退伍老兵，也有無產階級。
帝國主義大量強迫征兵引起非洲人民大規模的反抗。一是消極抵抗，如逃亡、裝病、自毀、蓄意不聽命令等。幾內亞1918年統計，幾乎有1/4的非洲士兵逃亡。在桑給巴爾，人們為逃避征兵，白天躲藏，晚上睡在樹上。菲勒拉上校曾說：1917年8月征的豪薩兵沒一個能用，不是聾子就是瞎子或肢體不健全的人。二是武裝起義，如阿爾及利亞的東奧斯、尼日利亞的埃格巴族人都掀起了反征兵起義。這引起帝國主義的驚慌，他們不得不從前線調回部分兵力，加強對非洲人的控製或放慢征兵速度。
反對殖民壓迫、維護和爭取民族獨立是貫穿於非洲近代史的一個主題。戰時非洲人利用帝國主義忙於戰爭、殖民統治力量薄弱的機會，掀起聲勢浩大的鬥爭。一是公開的獨立鬥爭，如1914—1917安哥拉到處爆發反對葡萄牙征服的戰爭。二是披著宗教外衣的反抗鬥爭。如南非出現了埃塞俄比亞運動，宣傳“上帝與黑人同在”，參加者不但拒絕納稅，還進行武裝操練。這一運動波及整個南部非洲，並發展到幾內亞灣沿岸國家。在烏幹達，馬拉基領導非洲人拒絕服從命令，抗繳土地稅。在尼日利亞，“以利亞第二”布雷德領導人民不但反對歐洲軋花機，還反對歐洲人統治。在利比裏亞，黑人傳教士哈裏斯領導人民反重稅和強迫勞動製，掀起哈裏斯運動。遍及尼亞薩蘭、比屬剛果、北羅得西亞和德屬東非殖民地的望塔樓運動，提出“非洲隻屬於非洲人”、“將白人逐出非洲”的口號。在尼亞薩蘭，約翰·奇倫布韋領導非洲浸禮會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反英武裝起義。奇倫布韋在留美時接愛了泛非主義思想，相信黑人和白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有不可剝奪的權力。大戰爆發後，他號召非洲人拒絕參戰，不要替帝國主義賣命。1915年1月23日夜，奇倫布韋領導非洲農民和農業工人襲擊利文斯敦·布魯斯莊園。但在進攻殖民統治中心布蘭太爾時，他們意見不一，坐失良機，英國殖民當局乘機聯合葡軍合力夾擊。2月3日，奇倫布韋被殺，起義失敗。奇倫布韋被譽為尼亞薩蘭民族獨立運動的先驅，他領導的起義打響了尼亞薩蘭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第一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