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非洲無產階級也進行了有效的鬥爭，尤其在南非。1915年9月，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從南非工黨中分裂出來，它不但提出黑白工人大聯合的政治主張，還積極與非洲人國民大會聯係，共同推動南非的鬥爭。1917年它倡議成立了非洲產業工人工會，並在《國際》上報道俄國革命，激發南非工人的鬥爭熱情。1915年1月，南非鐵路工人罷工。3月15日，南非白人工人在約翰內斯堡總罷工，蘭德礦區非洲礦工也同時罷工。1917年，金伯利礦區工人舉行大罷工。1918上半年，黑白工人聯合反對通行證，抵製小飯館。1918年，非洲產業工會領導第一次有組織的群眾鬥爭，參加者來自采礦業、市政服務業、公用事業等，人數達10萬，鬥爭時間達2個月。約翰內斯堡市民也配合舉行大規模反種族歧視的遊行示威，當局被迫讓步，提高工人工資5%，答應改善勞動條件。無產階級的鬥爭取得了初步勝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非洲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轉折時期，處於反帝革命時代的前夜。戰時非洲人民的反抗鬥爭分散了忙於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注意力。反征兵運動使帝國主義不能隨心所欲地掠奪非洲人力資源。宗教反抗鬥爭注入了要求民族獨立的內容，在當時新的反抗鬥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仍是廣泛聯係群眾、易於為民眾接受的好形式。南非無產階級的鬥爭雖一枝獨秀，但它預示著未來，並為爭取獨立、自由的非洲人民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代非洲與中國的關係
中國人民與非洲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但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方殖民者先後侵入非洲和中國以後，中非關係出現了某些與以往不同的特點。東西方新航路的開辟，使中國人同非洲的交往從原來的北非、東非漸次擴大到南部非洲以及西非、中非；昔日的船隊貿易和貢使貿易遭到破壞，通過西方國家的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貿易成為中非貿易的主要形式；殖民者的入侵，使中國同非洲國家的官方關係由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演變為經由西方殖民主義國家插手的官方關係，但直接的民間往來並未中斷；在此期間出現的華裔和華工構成了非洲最初的華人社會，他們與當地人民命運與共，為所在國的發展與中非友好作出了貢獻。從16世紀初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400年間，是中國與非洲各國共同遭受殖民侵略和統治的時期，中非人民在反帝反殖鬥爭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一、中非交通和貿易的變遷
1498年，達·伽馬繞過好望角，航行到印度的卡利庫特。這不隻是開辟了一條東西方的新航路，而且是400多年東西方新格局的起點。從此開始，歐洲殖民主義者不斷用武力打開亞非國家的大門，使之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時破壞了這些國家之間傳統的交通、貿易和文化聯係，代之由他們壟斷和支配的間接貿易和文化關係。
在新航路開辟之前，中非友好關係的通道有兩條：一是陸路，即著名的“絲綢之路”。據明史記載，正統六年（1441年），埃及馬木路克王朝國王阿失刺福曾遣使至明，“自後不複至”，中非之間的陸路交通便就此中斷了。二是南海海道，又稱“海上絲綢之路”或“香料之路”。宋朝以降，海上交通已取代陸路成為中非之間交往的主要通道。葡萄牙殖民者東來之後，相繼占領了東非的莫桑比克、索法拉、桑給巴爾、基爾瓦、蒙巴薩等城邦、波斯灣的霍爾木茲、印度沿海的果阿、第烏、達曼、孟買等地，並在1509年擊敗埃及和印度的聯合艦隊，控製了中非古代海上交通的印度洋一側。1511年葡萄牙侵占馬六甲，1517年入侵廣東，1553年強租澳門，控製了中非海上交通的太平洋一側。他們霸占這些海上要津，襲擊和搶劫各國商船。本來中國人、印度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可以自由航行的中非海上交通被葡萄牙人壟斷了，中國和非洲的海上直接往來受到阻隔。《明史》記雲：滿剌加（馬六甲）“自為佛郎機（指葡萄牙）所破，其風頓殊，商船稀至，多直詣蘇門答臘。然必取道其國，率被邀劫，海路幾斷”。
古代中非航路的被破壞，導致中國同東非和北非的直接貿易中斷，由阿拉伯人作中介的轉口貿易也一落千丈。厄梅爾·塔利布在1625年寫道：“在過去，印度、信德和中國的貨物照例都是先來到蘇伊士，然後經穆斯林的手分發到世界各地。但是，如今這些貨物都已由葡萄牙、荷蘭和英國船隻載運前往法蘭基斯坦，再由那裏分運到世界各地。”
非洲同中國的間接貿易不但未曾中斷，而且範圍有了顯著的擴展。晚明和清初的瓷器在非洲大量出土就是明證。它們分布於埃及、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裏、肯尼亞、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讚比亞、馬拉維、博茨瓦納、毛裏求斯、莫桑比克、津巴布韋、南非、聖赫勒拿等地。例如，在肯尼亞發掘出1300片中國瓷器，以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居多；埃及福斯塔特遺址出現了數千片明清青花瓷和彩瓷。
16—19世紀的中非間接貿易與海上航線的變化密切相關。從16世紀初到17世紀初是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葡萄牙雖然霸占了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海上要津，但並未完全把阿拉伯商人從中介貿易中排擠出去。據1512—1515年在印度馬六甲活動的葡萄牙人皮瑞斯記載，兩地有來自阿拉伯、波斯和東非基爾瓦、馬林迪、摩加迪沙、蒙巴薩和埃及的商人，從這裏運走大量商品，其中包括中國的瓷器。當然，葡萄牙人在中非間接貿易中起著主要作用。他們沿澳門（或南洋）—馬六甲—印度—東非—好望角航線，把中國瓷器及其他產品輸往非洲各地。例如，昌加米爾出土的中國瓷器是從葡萄牙人的商站盧安茲和丹巴拉爾輸入的。
1611年，荷蘭人開辟了一條從好望角直達巽他海峽的新航線。這條航線也延伸到中國，成為亞非之間的主要航線之一。18世紀謝清高附番舶到歐洲就是經由這條航線。他說：“凡大西洋各國船回祖家，必南行經噶喇叭至地問，然後轉西少北行”，約一月可到毛裏求斯，最後到荷蘭所轄之峽山（好望角）。當時還有中國人在荷蘭船上當手水，但隻準他們到好望角，“別配船轉，不令往其祖家（荷蘭）”。
荷蘭人為壟斷這條避開東非沿海的航線和東西方貿易，排擠葡萄牙人，1631年奪取毛裏求斯島，1652年建立南非開普殖民地，作為中途補給站；同時，在亞非占領了香料主要產地——印度尼西亞，進而窺伺中國。1604、1607和1622年，荷蘭人三次來華貿易，均未成功。1622年，他們侵入中國澎湖，1624年占領台灣，進行走私貿易，搶劫中國東南沿海。這樣就形成了從中國東南沿海台灣經印尼到好望角的中非貿易路線。荷蘭轉販中國貨物（絲綢、瓷器、棉布等），有間接和直接兩種貿易形式。間接貿易是在印尼轉販中國商人的貨物。明史指出：“萬曆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呂宋、咬吧者，和蘭人就諸國轉販。”直接貿易就是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走私貿易，1762年在廣東建商站進行合法貿易。荷蘭人購買的中國瓷器、絲綢中的一部分銷往非洲各國。例如，毛裏求斯在1655年曾向巴達維亞（雅加達）訂購了100件中國粗瓷盤、50件瓷碟、50件大瓷碗、50件小瓷杯。1678年和1681年，有中國瓷器運到開普敦的記載。
法國人又開辟了一條從好望角經馬斯克林群島到印度至中國的航線。1643年，法國占領留尼汪，1715年占領毛裏求斯，從而為以馬斯克林群島為中繼站的航線奠定了基礎。1793年以後，法國政府規定新印度公司所屬的船隻每年從中國返航時應有一艘開往馬斯克林群島，供應中國的絲綢、棉布、瓷器等。法國商人還以馬斯克林群島為中轉站，向馬達加斯加、東非沿岸轉販中國商品。例如，法國商人曾為馬達加斯加隆卡拉瓦王國的國王從中國帶去了貴重的花瓶、漆雕禦座。
由於上述兩條航線均避開了東非海岸，不僅阿拉伯商人在中非貿易中的作用進一步降低，就連葡萄牙人的主要中間商的地位也被荷蘭、法國、英國所代替。19世紀初年英國相繼奪占開普敦和毛裏求斯以後，英國則成為中非貿易的主要中間商，貿易額大幅度增長（參見下表）。殖民列強商業地位的變化，是與他們自身的榮辱盛衰密切相關的。
衰落達三個世紀的中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太平洋—印度洋—紅海航線），到19世紀中葉出現了轉機。1851—1856年，英國人修建了亞曆山大至蘇伊士的鐵路。1867年，王韜赴歐，改走紅海到蘇伊士，轉鐵道至亞曆山大，再轉船到歐洲。他赴歐時，蘇伊士運河正在開鑿，其《漫遊隨錄》精辟地總結了近代中非交通的變遷。“昔時英人東來之海道，皆繞好望角而至中華。自鹹豐年間，始由亞丁直抵紅海，陸引百七十裏而至地中海，計程可近數萬裏，誠捷徑也。
毛裏求斯從中國和香港進口統計
（單位：毛裏求斯盧比）
於是好望角形勢之雄，遂成虛設。逮至蘇伊士運河一開，東西輪船均可直達，局麵又一變矣。地勢無常，可勝慨哉。”1869年，蘇伊士運河建成通航，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新成為中國與北非、東非各國交往的主要通道，中國同非洲阿拉伯國家的貿易獲得了新的發展。中國除出口絲綢、瓷器（因歐洲仿造成功，出口量減少）外，茶葉成了新的大宗商品。如中國1903年向埃及等地出口紅茶1416擔，1904年增至6209擔，磚茶為38405擔。但直到20世紀初，不論是海上交通還是貿易，依舊控製在西歐殖民國家特別是英國手中。
二、澳門黑奴
繞道好望角的新航路開辟後，葡萄牙人把黑人也販運到亞洲和中國。16世紀初葡萄牙侵擾中國廣東、福建、浙江沿海期間，曾驅使黑人充當炮灰。明朝提督閩浙海防軍務的朱在上奏中多次提及，如1548年5月在上虞縣俘虜了三名“黑鬼奴”，其中一名叫“嘛哩丁牛，三十歲，咖呋哩人，被佛郎機番自幼買來”；俘虜最多的一次有46名。
荷蘭人與葡萄牙人一樣，也使用非洲黑奴充當侵略中國的炮灰。萬曆年間荷蘭侵略澎湖列島和台灣，都曾使用黑人。據張燮《東西洋考》記載：“和蘭長技惟舟與銃耳……其役使，名烏鬼。”
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在廣東通商口岸從事貿易，也役使黑奴，或作仆役，或搬運貨物，看管倉庫等等。澳門同知王衷說：“夷人（指葡萄牙人）自有黑奴搬運家私，移頓貨物，實可無庸雇請者。”但當地挑夫對此不滿，”竟有攔街毆奪，起釁爭端”，因此他建議：“至黑奴搬運家私什物，應聽該夷人自便。挑伕倘有攔阻混爭，地方官出示查禁，有犯即行究處。”歐洲人也把黑奴帶到了廣州，在商館內看貨、守門、挑水、挑貨。到19世紀初年，因各國商人來者益眾，兩廣總督才奏請改變做法，由外商買辦代為雇請中國民工幹活。
在歐洲人軍隊和商館中的黑人，來華均具臨時性，而在澳門的黑人則為長駐。工部尚書杜臻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巡視澳門時指出：“黑鬼……世仆隸耳。”葡萄牙強租澳門以後，大批黑人隨之而來，形成了澳門白主黑奴的局麵。據薛馧《澳門記》載，那裏的黑奴不僅有男的，也有女的。估計，從嘉靖三十年（1551年）到18世紀中葉，黑奴在澳門者約為2000人左右，19世紀初增至3000人左右。
在澳門的黑奴，主要從事仆役和運輸。他們像世界其他地方的黑奴一樣，受到殖民者的殘酷虐待。據載，白人“食餘，傾之一器，如馬糟，黑奴男女以手搏食”；“黑奴男女皆衣布，無冠履”。主人還可以任意處罰他們，“若主人惡之，錮其終身，不使匹配”。
明清兩朝在管理澳門事務中，先後對黑人作出了若幹規定。如不準黑人進入中國內地，不準黑奴賒購貨物，也不準華人收買黑人物品，違者逐出澳門；黑人犯法，由中國官憲審判，然後發回澳門由葡萄牙人處理，如果葡萄牙官吏庇匿不解，也要受到懲辦。
葡萄牙人販運黑奴到澳門持續了幾百年，但中國人一直不知其來自非洲，還以為“歐羅巴人種有黔晳雲”。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對外開放，才知道澳門黑奴都從非洲販來。中國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販奴之惡俗，指斥歐洲奴隸販子為“匪徒”，說他們“駕船載火器，而以美酒玩物”誘販人口，“收奴三四萬口擁擠下艙，線縷桎梏，悶不通風，臭氣染病”，以致造成“死者不計其數”。
歐洲殖民者侵略亞非以來，非洲黑人來華雖未中斷，但他們是作為歐洲殖民者的奴隸來華而居於澳門的。中國政府明令禁止黑奴入內地，根本無所謂中國人販賣和蓄養黑奴之事。相反，中國人也是殖民者掠賣為奴的對象。
三、從華奴到華工
葡萄牙、荷蘭殖民者一方麵把黑奴帶到中國充當炮灰和仆役，另一方麵又擄掠中國沿海居民為奴。葡萄牙殖民者常在廣東沿海“招誘亡命，略買子女”。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彼得遜建議“遣戰船，往中國海岸，盡量捕其男女幼童以歸”。葡萄牙以澳門為基地，荷蘭人以台灣為據點，劫掠大量華人，販賣到異國他鄉為奴，其中也有輸往非洲阿爾及利亞、東非沿海、毛裏求斯和南非者。1622年就有中國奴隸在阿爾及爾的記載。1638年，荷蘭把一批華奴送到毛裏求斯。1740年，荷蘭在印尼大規模逮捕、屠殺華僑，其中一些人被販賣到開普殖民地為奴隸。但華奴的人數每年從未超過100人。明清兩朝嚴禁歐洲殖民者販賣奴隸。萬曆年間曾明令：“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占吝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清承明製，於乾隆九年（1744）詳定條例，嚴禁殖民者販賣人口。由於中國人民的反對和中國政府的打擊，歐洲殖民者販賣華奴之事才未釀成大規模的惡行。
工業革命後，奴隸勞動不如自由勞動有利可圖，這已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們所論證。黑奴在世界各地掀起的反抗運動，廢奴運動的強大輿論壓力，迫使歐美各殖民國家相繼禁止奴隸貿易。於是，為種植園尋找新的勞力來源而產生了契約勞工製度，華工由此應運而生。第一批被拐騙到非洲的華工都送到昔日的奴隸種植園（農場）地區。1783年，132名華工由廣州運到了毛裏求斯島，其中有19名技工；1784年，又來了12人。1810年，法誇爾任毛裏求斯總督，極力鼓吹使用華工，並委托19世紀初來此的陸才新（？—1874）回國招工。五年後，他帶5名工人同返毛裏求斯，他成為華僑向毛裏求斯移居的擔保人。以私人招工形式吸引華工，看來收效不大。據1830年的人口調查，華人才26名。留尼汪是另一個實行種植園製度的印度洋島國，也是招募華工較早的國家。1844年，法國從檳榔嶼招募54名華工至此，契約期為5年，次年，法國商人直接從廈門招募180名華工至留尼汪，到1901年為止總共從福建招募了約3000人。
聖赫勒拿是大西洋上實行奴隸種植園製的一個島國，也是招募華工較早的地區。英國禁止奴隸貿易之後，占有該島的東印度公司不能再從非洲獲得奴隸，勞動力供應發生問題。於是，1810年，東印度公司駐聖赫勒拿長官委托該公司駐廣州商館大班代招一批中國工匠和農伕。當年非法從廣州召來100多名華工；從1811年到1815年，每年約招來150人左右。1815年以後，拿破侖被流放到該島。島上大興土木，更感勞動力不足，希望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將招工數額從150人左右提高到350人。1816年，它招足了350人，以後三年每年都有300名左右的華工抵達聖赫勒拿。1820年，它招募20名華工，被清政府查獲，結果交了1000兩銀子才將華工私運到聖赫勒拿島。1821年，它又招36名。1874年容閎訪問該島時發現，“居民中有我國同胞數人，乃前乘東印度公司船以來者，年事方盛，鹹有眷屬。”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列強為了改變非法招工的不利局麵，強迫清政府在北京增訂續約，規定“凡有華民情願出口”，“立約為憑”，清政府不得禁阻。從此，英法等國商人在中國沿海拐販華工出洋便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隨著英法等殖民國家加緊對非洲的侵略，他們也需要大批廉價勞動力去建設港口鐵路和開采礦藏。早在1858年，法國就從廣州招募了173名華工到塞內加爾修築鐵路。1879年，法國駐廣州領事援引中法《北京條約》第九款的規定，要求準許法國商人招工。1880—1882年，他從廣州、汕頭和上海招去了大批華工，這些華工都參加了達喀爾—聖路易鐵道的建設。
法國占領剛果以後，決定修建海濱到布拉柴維爾的鐵路。為此，法國商人在中國雷州半島各縣招募500餘人，分批運往剛果，參加鐵路建設，許多人因勞累和患病而死。
法國占領馬達加斯加後，立即招募華工修築塔馬塔夫—塔那那利佛公路。1896—1897年間，他們共從中越邊境招募了四批華工計3003人，每批工作一年，期滿即行回國。1901年，法商魏池受馬達加斯加殖民政府的委托，與福建洋務局簽訂了《馬大加司加招工合同》，擬招1500人赴馬種植甘蔗和做“官工”，即修建公路和鐵路。合同規定，三年為期，期滿回同；每日做工8小時，每月工銀10元，飲食、住宿和醫藥悉由法官辦給。這可能是為非洲招募華工而簽署的第一份官方合同。但在1901年，實際上隻有764名華工被招至馬島，除280人參加修築鐵路外，其餘分配到各地公共建築部門和農業部門。修築鐵路的華工死亡率高達76.90%。大批華工的得病和死亡，引起了家屬和群眾的不滿，紛紛要求清政府加以營救，懲辦魏池。閩侯知縣僅懲辦了幾個替魏池招工的地痞了事，並未采取任何實際措施保護華工。
德國占領坦噶尼喀以後，於1892年從新加坡招募240名華工去巴加莫約；同年又從澳門、1896年從汕頭、1902年從澳門、1907年從新加坡為東非德國種植園公司招募了幾批華工。1905年，德國從山東招到60名身強力壯的中國男子，送往坦噶尼喀當警察。
剛果自由邦成立後，比利時殖民者著手修建馬塔迪—利奧波德維爾鐵路，並派人到中國招工。1892年，他們勾結澳門的葡萄牙勞工販子，招到542名華工；隨後又暗中派人到瓊州、汕頭一帶招工，陸續運往比屬剛果。這條鐵路1889年開工，1898年建成，由於地形複雜、氣候惡劣，特別是比利時資本家不顧工人死活，大批築路工人（黑人和華工）死於黃熱病、尿血、赤痢、天花和中暑。1898年，利奧波德派使臣到北京，與李鴻章簽訂《中國與剛果國專章》，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剛果自由邦的招工合法化，但該條約未經批準生效。比利時殖民者招募華工之心不死，1904年從澳門招到一批華工去修築鐵路，1906年又從香港招了500餘人。1911年，比利時開始大規模開采加丹加銅礦，又打算招募華工去該地開礦。比利時駐天津總領事狄西爾寫信給開灤礦務局經理那森，說：“卡坦加（即加丹加）地方的大型企業因雇工困難，想要招募黃種人到那邊礦上去做工，……準備和中國當局訂立輸出幾萬名華工的合同。”那森在1912年給狄西爾的回信中曾提出了六點建議，但此事可能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未成。
歐洲殖民國家招收華工赴非，最大的一次當推英國招募華工到南非開采金礦。英布戰爭期間，南非黃金礦區被戰火波及，黑人礦工離散，戰後恢複生產時頓感勞動力缺乏。英國資本家提議招募勤勞智慧、工價低廉的華工，得到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的認可。經清政府駐英大使與英國政府談判，1904年5月13日雙方締結了《保工章程》。還在談判期間，南非礦業公司就同在華的英國公司、洋行（稱大包商）簽訂了招工合同，由這些英國公司和洋行再找一些中國掮客（小包商），以誘騙的方法招工。《保工章程》一簽訂，第一批華工就於5月25日從香港啟程。6月27日，開灤礦務局招的第一批華工也從秦皇島運往南非。1904—1907年，英國總計招工63811人，其中從秦皇島啟程者43258人、天津4139人、煙台14675人、廣州—香港1741人。
華工在德班登陸後，立即被運往蘭德金礦。他們在那裏受到殘酷的剝削和非人的待遇，住的苦力宿舍由白人看守，不得擅自離開，否則就要判刑、罰款或判做苦役。按合同規定，華工隻準做粗工，即爆石、打眼、扛礦石上車等，每天工作10小時，但礦主經常違反合同，延長工作時間，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華工工資隻及歐洲人同工種工資的八九分之一，而礦主還不按合同規定發給，從中多方盤剝。勞累至極的工作，奴隸般的生活，使成百成千名華工暴死異鄉，僅1904年5月—1906年12月就死亡2485人、殘廢3787人。連英國報刊也承認：“南非工價日僅二先令，其傭值廉賤若是，而又待遇苛虐。工事不竣，則必加撲責，或處以他刑。此實殘酷已甚，無怪其他華人之怒也。”被激怒的華工最初相約怠工，要求礦主按合同支付工資；當軍警前來鎮壓時，怠工往往演變為罷工。例如，擁有1300名華工的北蘭德芳汀礦曾選出53名領袖與礦主談判。談判破裂後，全體工人從1905年3月29日起實行三天怠工，每天爆破的石方不超過12英時。礦主召來警察，逮捕並監禁了工人領袖。全體華工則團結一致舉行罷工，終於迫使礦主釋放了工人領袖，答應按合同支付工資。到南非的六萬餘名華工，三年後都陸續期滿回國。
據現有資料估計，從18世紀中葉到20世紀30年代，被招募到非洲的華工人數當在10萬人以上。他們的足跡遍及全非，主要在南非、留尼汪、毛裏求斯、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坦桑尼亞、聖赫勒拿、剛果、紮伊爾、塞內加爾等國。他們為蘭德金礦生產的恢複和非洲國家許多重大工程的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他們在許多國家墾荒開地，建立經濟作物種植園，把中國農業的優良耕作技術傳播到非洲。例如，華工在留尼汪等地試種茶葉獲得成功，在南非開普種植水稻獲得高產。他們和非洲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勞動、共同遭受殖民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絕大部分期滿回國，少數留在當地從事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有些人還與非洲人結婚，在當地安家落戶。
四、從《海錄》到《三洲遊記》
16世紀以後，中國到非洲遊曆的學者、政要、商人、旅行家比古代更多，他們根據親身見聞所寫下的遊記和回憶錄也比古代更多。這些文獻既增加了中國人民對非洲的了解，也是研究近代非洲的寶貴資料。
據目前所知，遊曆非洲最早的中國人可能是樊守義。他於1707年隨艾若瑟赴歐，1719年返回，兩次路過好望角，著有《身見錄》，記其見聞，但極簡略。1782—1795年間，謝清高附番船出洋，後口授其見聞，成《海錄》一書。書中記述了妙哩士（Maoritius，今毛裏求斯）、麻沙密紀（Mozamique，今莫桑比克）、峽山（好望角）、散爹哩（StHelena，今聖赫勒拿）、輦（Guinia，今幾內亞灣）等地，言簡意切。例如，他說好望角“為荷所轄……舟行經此，遇風過猛，必須稍待風和而行。山亦無土人，唯荷蘭及鬼奴居之”。他向中國人報道了東西非是販奴猖獗的地區：“大小百有餘國……皆為西洋所奪。又嚐掠其民，販賣各國為奴婢。”
在近代史上，介紹並親身訪問埃及最早者可能是馬德新。他是中國著名的穆斯林學者，於1841年從雲南出發，取道緬甸、印度去麥加朝聖。1844—1845年間，他兩次訪問埃及，在開羅居住半年之久。他在埃及時正值穆罕默德·阿裏當政，雖然阿裏改革的高潮已經過去，但改革的成就隨處可見。開羅、亞曆山大等城市的繁榮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謎思爾巨城也”，亞曆山大“極壯麗”，“商賈輻輳”，而埃及“諸凡製造無求於他國”。他對穆罕默德·阿裏評價很高，說：“王大智大勇，善治理”，“條建樹，蓄貨值，各種技藝由甫郎西習來。”他已注意到埃及引進歐洲先進技術對改革所起的作用。
馬德新是經陸路、海路輾轉到埃及的，而1859年到埃及的郭連城則是由海路直達蘇伊士、再由蘇伊士坐火車經開羅至亞曆山大。他回國後，著《西遊筆略》評述埃及見聞。他指出了亞曆山大至蘇伊士的鐵路對東西方交通所起的作用：“前十餘年，未有火車之製，凡往來客商，俱用駱駝搬運。自蘇夷士至亞立山，必需十數日，且途中乏水，故大西洋之越東洋者，俱繞阿非利加洲之好望角，其程遠三萬裏。今此國有火輪車之便，自蘇夷士抵亞立山府，隻須四五個時辰，故商人多出此途。”據目前所知，郭連城可能是向中國報道埃及金字塔最早的人。他說：“加以羅城內，有最奇之古跡，狀如塚，皆石為之，闊下而銳上。其最大者，即其下之一隅量之，長約六十丈，高約六十丈，內有古人之棺，不知何年所建。”
繼郭連城之後，經此路至歐洲者有張德彝、王韜等人。此後，薛福成、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赴歐洲多經蘇伊士運河。因此，這一時期的遊記對蘇伊士運河的記載很多，對紅海非洲一側的埃塞俄比亞、索馬裏的記載也增加了。康有為從蘇伊士運河開通後對東西交通帶來的利益，提出了通則國強、塞則國弱的道理，他說：“蓋通者，其人身治血脈第一法，亦活國便民興利第一法。其地塞者，國不治，民不富而弱。其地通者，國強，民富而強。其文野、弱強、貧富之等差，即視其交通之等差為比例。”梁啟超敘述了開河經過，揭露了外國公司奴役埃及民工的情況，發出了“莫令形勝地，再見血模糊”的感慨。
有沒有中國人到過非洲內陸，有沒有中國人記述非洲內陸的著作？這在所有的非洲史著作和中非關係史上都未著錄。但事實是，1877—1878年間，丁廉、巴仲和、海平三人遊曆了東非內陸，丁廉所著《三洲遊記》則是這次內陸之行的翔實記載。
丁廉是廣東番禺人，巴仲和是浙江寧波人，海平是巴仲和的仆役。他們於1877年4月11日乘船離桑給巴爾，12日抵罷迦毛（Bagamooyo，今譯巴加莫約），經黃米河（Wami，今譯瓦米河）、高高（Gogo，今譯戈戈）、杜道瑪（Dodoma，今譯多多馬）地區，北上烏蘇古瑪（Usukuma，今譯烏蘇庫瑪），經加拉貴（Karaguse，今譯卡拉圭）而抵烏康達（Uganda，今譯烏幹達）。1878年6月，他們折返烏季季，巴仲和染疾病死。7月26日，他們離烏季季北上，行至羅杏達（Ruanda，今譯盧旺達），10月29日，因路途險阻，急速返回桑給巴爾，曆時一年另八個月。
《三洲遊記》對英德占領前的坦桑尼亞、烏幹達等國作了生動真實的描寫，提供了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習慣方麵的第一手資料。丁廉等人所訪問的眾多王國和酋長國的發展極不平衡，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村社是其基層單位。村社聚族而居，土地公有，族人共同勞動。例如，他記烏蘇庫瑪時寫道：“村中有一公地，上豎木杆，係銅鈴百餘枚。每日辰刻，社長派一人將鈴球力撼之，聲震闔村，男婦皆起，至公地操作。午後，球又震，始回飲食，須明複至矣。若逢雨雪，則各在家操作。別有司事者，巡察勤隋，以定賞罰。”這種村社製度不是原生的，而是次生的。《三洲遊記》提供的材料表明，東非內陸比較普遍地存在著奴隸主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富人與窮人的差別。例如富人亞梅德，“其家資饒裕，可稱海外金張。室中有象牙四百五十枚”，“侍從百餘人”，“養牛一百五十頭，肥羊四百頭。餘利所收，可以數萬計”。關於奴隸的來源，丁廉記載了三種。第一種是罪犯：“刑罰則偷盜、奸淫、殺人之案，皆以斬決定其罪，不問輕重。如犯案之人，肯終身為事主之奴，則可恩免殺戮。”第二種為買賣：“家貧力微，生子女不能鞠養，亦來市中呼賣，其價甚廉。故奸販之徒，往往至該國，購買子女，出售他方，獲利甚巨。然雖有此風，以未聞當道為之禁止者，甚可怪也。”第三種靠擄掠：“闔村遇暴，盡為敵人擄去。”
19世紀70年代，東非內陸許多地方都可見到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景象，《三洲遊記》提供了許多親眼目睹的事實。地處平原的烏蘇哥村”土地膏腴，物產饒富，所出大豆、青菜、粟麥、煙草等物，攜至他方，與人交易”。山區也有相似者：“山下人煙稠密，編樹成村，雞犬桑麻，頗有桃源景象。……其地風俗純良，土地肥沃，稻粱穀果，物產豐饒。”男耕女織是自然經濟的基本特征，如撒排地方“植木棉甚多，……婦人精於紡織，日夕辛勤。所出之布，雖似粗率，然堅固異常，久用不敝”。丁廉對內陸的雕刻品稱讚不已：“木椀、木叉等物，雕鏤精工，真是神工鬼斧。”除了家庭手工業外，他還記載了幾處官辦手工工場：伽富“有鐵廠一所，係國家開設，商民不得沾其利。工匠甚多，專造器皿軍械”。從丁廉的記載中可以看出，東非內陸的商業有定期集市，也有坐商和行商；有短途販運，也有長途販賣。烏蘇哥“日中為市，恃以為生”，看來是一個集市貿易鎮。他們在這裏請了一名翻譯，名叫慧鸚，“年僅二十餘歲，十二三歲時即隨其父作賈遠方”。當時外國和沿海的商品已滲入內陸，丁廉見到了桑給巴爾的銅器、西洋布匹、手表。當地的貿易並無通行的貨幣，多以物易物，或用貝幣。他說罵耶姆“市塵交易，不尚銀錢，以蛤殼代”。貝幣還可支付傭工的工資，“鄉人傭工於人，每日工值僅二殼或三殼。每三殼易一雞，六殼易六口一日糧，二殼易包穀數十枚”。
《三洲遊記》中反映最多的是東非各族人民的風俗習慣。東非內陸的住房不論是貧民的還是王室的，均為茅屋，但差別甚大。一般老百姓的房子“皆結茅為之，高僅及肩，須傴僂鞠躬方得入門。……室內不開窗戶，以故黑暗如漆”。酋長的住所“稍覺高大寬敞，上亦蓋以茅龍。”王宮“參差錯落，大半以香茅編蓋”，“入室至一殿，雖非金碧輝煌，而軒敞特甚”。丁廉經過的地區住有東班圖人、恩戈尼人、尼羅特人、斯瓦希裏人、阿拉伯人，其中東班圖人又分成布幹達族、吉庫猶族、坎巴族、尼亞姆維濟族、蘇庫馬族等等，他們在體型、膚色和民俗上均有差別。丁廉雖未能從人種學、語言學、民俗學的角度加以區分，但他直觀地感到了差異。他說烏幹達人“麵微有黑色，性習勤，衣飾修潔，與黑蠻人異。其裝束別有一致，頸中園領，尚青色，背上布衣一領如半截鬥蓬。胸前無鈕扣，僅束一帶”。在到烏蘇庫瑪之前，某村居民“麵色黃黑者十之二三，男子全身裸赤，自頂至足。惟腰間前後掩白布一方，束以五色帶，闊約三四寸，垂垂然拖下二尺許。帶上係玉石等物，亦有金銀者。手各有釧，頸各有圈，腳各有鐲，皆以金銀銅為之”。這一帶的婚喪習俗是：“男女聘娶，無六禮之將，婿家隻以羔羊十二頭、鐵鍤二柄，大布數百匹或數十匹，送於婦家，以為定婚之儀。貧家力薄，則羊和布概可不送，而以弓矢、戈矛代鍤。既娶入門，婦家累到婿家需索，誅求無厭，須到生子之期，則不複來索。倘來需索時，吝而不與，或未遂所欲，則婦家竟可將新婦劫去，別嫁他人。如已生子，則以血脈已通，不可為他人之婦，而婿家並得免擾矣。”至於“居喪之人，首圍蕉葉一張，葉枯複易，麵則抹以灰煤，雜以油漆。遙望之，黑而有光”。東班圖人的發式是：“頂上之發，種種不一。有全行剃去者；有剃去頂上而留四周一圈者；有惟留腦後一叢，全皆削去者；有全留不剃，編式細辮，盤於頂上，如杞柳盤、浮屠式者。”
丁廉等人所過之地，正是東非大裂穀東、西支伸展之區。他描寫了一些斷層，應是最早見到東非大裂穀的中國人。
《三洲遊記》的價值不隻限於史學，對研究地理學、民俗學、非洲動植物學也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五、官方關係
在古代，中國與北非、東非的許多國家和城邦有著長期的官方關係，但到葡萄牙東來和明清兩朝實行閉關政策以後，這種直接聯係被暫時割斷了。隨著殖民主義瓜分非洲和大量招募華工，從19世紀末年起，一些非洲國家的殖民當局開始同清政府發生官方接觸。
在1884—1885年的柏林會議上，紮伊爾在“剛果自由邦”的名義下正式成為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私人領地。為了爭取更多國家的承認，為了招募華工到紮伊爾充當苦力，1885年，剛果自由邦政府照會清庭，表示願意與中國“開通往來”。1887年春，比利時駐華公使奉利奧波德二世之命，照會清廷，要求在廣州和汕頭為剛果自由邦招工。清政府認為，剛果自由邦與中國沒有條約關係，不允許比利時政府代為招工。為此，1898年，利奧波德二世派餘式爾到北京，商談簽約事宜。5月22日，在法、俄駐華使節的幫襯之下，餘式爾與李鴻章簽訂了《中國與剛果國專章》，其全文共兩條：
“一、中國與各國所立約內，凡載身家財產與審案之權，其如何待遇各國者，今亦可施諸剛果自主之國。
二、議定中國人民可隨意遷往剛果自主之國境內僑寓居住，凡一切動者、靜者之財產，皆可購買執業，並能更易業主。至行船、經商、工藝各事，其待華民與待最優國之人民相同。”。
該條約終因戊戌政變而未得到清政府批準生效。但畢竟是中國與非洲國家訂立的第一個條約。
根據1904年中英所訂《保工章程》第六款關於清政府可以派領事官或副領事官“前赴華工所至之英屬和歸英保護之地，照料彼等利益、安樂”的規定，清政府於1905年任命劉玉麟為首任駐南非總領事。這是近代中國在非洲設立的第一個領事館。
設領伊始，清政府就背離了保護華工權益的原則，外務部在奏請以劉玉麟為南非總領事時就提出：“所有應募華工統歸管轄，隨時彈壓稽察，認真經理，務將該處苛待條例設法消除。”這是以彈壓和保護的雙重任務偷換了保護華工利益的一元任務。劉玉麟對此心領神會，他在給外務部的彙報中說：“職道一麵告誡西人，事事遵約辦理；一麵約束華工，安分工作，不準滋事”，且要對華工“恩威並施，勸懲兼用”。劉玉麟曾多次與礦方交涉，迫使礦主同意“華工病故，公司應給恤款”，並辭退監工中尤為狡獪者數人；對於華工反抗礦業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他采取了“不得糾眾罷工滋事的態度”。
劉玉麟赴任前，在南非的華僑受到種種虐待。開普殖民地曾頒布苛例36款，規定在開普的華人必須領取身份證（留埠紙），到期不辦者受罰。此例頒布後，華人不準入開普殖民地居住，他們的選舉權也被剝奪。不堪苛待的華商請求清政府設領保護。《保工章程》簽訂後，此等文件悉行交付劉玉麟，因此，劉玉麟還負責辦理南非華僑事務。他在任內辦了兩件事：一是經過交涉把開普殖民地34名將被解押出境的華商全行釋放；二是協助德蘭士瓦的華商反對按手印。對於南非迫害華僑的苛例，他雖經辯駁，但卻毫無結果。
1907年，劉玉麟奉調回國，其隨員劉毅接任總領事。到1911年，在南非的華工已陸續回國，劉毅也於同年準假離任，所有南非華僑事務由美國駐德蘭士瓦領事根蘇拉斯代理。辛亥革命以後，劉毅又被北洋政府任命為駐南非總領事。
清政府在非洲設立的第二個外交機構位於葡屬莫桑比克。當時這裏計有“華商四百餘人，貿易有年”。後因葡萄牙殖民當局苛例百出，華商深為恐懼，他們寫信給南非總領事，請求設官保護。1905年，劉玉麟報外務部，派德商費裏士窩傅為駐該處副領事。1911年，劉毅回國，經中葡兩國政府同意，費裏士窩傅改充領事。
近代時期的中非官方關係與古代不同。古代的中非官方關係是獨立國家之間的平等友好關係，而近代的官方關係則受製於殖民主義者。不僅紮伊爾、南非、莫桑比克的人民無權參與其事，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中國清政府也不能擺脫殖民者的控製。中國在非洲的外交官不是與非洲人民的合法代表打交道，而是同英國、葡萄牙殖民當局打交道。但是，中非兩國人民還是衝破殖民者的阻撓，發展了自古以來的友好關係。
六、中非人民的反殖鬥爭互相激蕩
自從16世紀以來，中國與非洲各國共同遭受到殖民主義的侵略、奴役和壓迫。他們在反對殖民侵略的鬥爭中，在振興民族的道路上，互相支援，攜手共進。
早在1661年鄭成功率軍收複台灣時，被荷蘭人販賣到台灣的黑奴就曾加入鄭成功的部隊，打擊荷蘭侵略者。這是中非人民並肩戰鬥的序曲。
到了19世紀上半葉，中國和非洲諸古國（如埃及、埃塞俄比亞等）都麵臨著淪為殖民地的嚴重危險。埃及的穆罕默德·阿裏率先進行改革，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冀圖強兵富國，重振國威。中國主張改革開放的先驅人物林則徐、魏源等人在努力學習西方的同時，也重視對非洲國家改革開放經驗的研究。林則徐對阿裏“鼓勵國人習歐羅巴之技能”，致使“國勢複振”大加讚賞。阿裏以歐洲先進的武器裝備軍隊，用先進的方法加以訓練，無疑給林則徐以啟迪，他說：埃及“軍伍昔強，未嫻紀律，近得歐羅巴訓練之法，隊伍雄甲東方”，“近複設武備館，延歐羅巴教師以訓年少”，“並設鑄炮局、器械局、火藥局”。鴉片戰爭前後，林則徐就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上書建議鑄炮造船、建設水軍。
林則徐的《四洲誌》、魏源的《海國圖誌》、徐繼佘的《瀛環誌略》在讚賞阿裏改革經驗的同時，也指出了改革失敗的原因：一是“兵多餉重，賦斂煩苛”，以致“民不聊生”；二是阿裏在擺脫土耳其統治、反擊列強侵略的同時，激起被占領的阿拉伯人民的反抗，為西方列強的幹涉提供了口實。徐繼佘說：“峨羅斯以大兵入土境，名為救土，將隱圖之。英吉利、佛郎西皆勒兵勸和，其酋乃還所侵地，複通貢於土耳其為外藩。”。
19世紀末年，非洲被帝國主義瓜分殆盡，中國成為列強爭奪和宰割的對象。這一時期，中國的先進人士梁啟超、陳天華、孫中山等都曾從民族、民主的立場出發，剖析非洲局勢的發展，從非洲人民的苦難中思考中國的命運，從非洲人民的鬥爭中探索中國的前途。他們以唇齒相依的感情來看待非洲，孫中山說：帝國主義把非洲瓜分之後，“必須尋找一塊新的地方，以供增大領土和擴展殖民地，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東亞病夫’的中國，自然而然地就成了這樣一塊用以滿足歐洲野心的地方”。鄒代鈞則從埃及實行雙重管理製度、由英法派員治財賦而喪失獨立，想到“吾華之用赫德治稅務為非計”。
由於命運與共，中國人民對非洲人民的反帝鬥爭深表同情。孫中山對摩洛哥人民1908年的反法鬥爭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麽民不甘與孱王俱死，與主權同亡，乃奮發為雄，以拒外兵，以覆昏主。內外受敵，危險莫測，而麽民不畏也。”他以摩洛哥人民萬眾一心、英勇戰鬥的精神來駁斥“革命必遭瓜分”的謬論，鼓舞中國人民推進革命事業。同樣，非洲人民也希望“中國自強”，“不可專信歐人”。辛亥革命爆發後，許多非洲國家人士和華僑都同情和支持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早在1896年，孫中山就派楊輝鴻到南非，在華僑中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在約翰內斯堡設立了同盟會支部。立了同盟會支部。朱印山、陳警蠻、葉浩如、張藻華等人加入同盟後，同保皇派唇槍舌戰，頗為激烈。毛裏求斯的華僑於1908年成立華人商會，積極支持革命運動。南非、毛裏求斯、留尼汪、馬達加斯加等地的華僑還為支援祖國的革命鬥爭而解囊相助。
中國的先進人士一貫希望非洲人民自立自強，繁榮昌盛。早在19世紀中葉魏源就說過：非洲“其地之廓，人之庶”，“烏知異日不橫被六合，與歐羅巴埒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