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現代史(1 / 3)

非洲現代史

綜述

非洲現代史論述了20世紀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80年代末的非洲曆史。

72年,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長河中是非常短暫的。但這72年,對於非洲來講,卻是翻天覆地、偉大變革的年代。經過數代人的浴血奮鬥,非洲人民在反對殖民侵略和統治、建立民族獨立國家方麵的非殖民化任務已經勝利完成。當前,非洲國家和人民正在進行著維護正當權益、發展民族經濟、推動社會進步、實現現代化、從而鞏固民族獨立成果的鬥爭。

非洲現代曆史是從16世紀初開始的非洲近代史的繼續和延伸。在近代,西方列強把非洲變為販賣奴隸的場所,接著又將它置於殖民化的災難中。前者是滅絕人性的劫掠,後者主要依仗武力把非洲變為它們任意宰割和蹂躪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在非洲全麵確立起殖民政治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20年間,非洲的殖民化進一步加強和深化,加速了非洲轉變為帝國主義後方的過程。非洲的殖民地經濟結構已經形成,西方列強在非洲的統治地位得到了鞏固。一些曆史學家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的時期稱為西方國家在非洲的“黃金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初期,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殖民列強被迫步步退卻。但是,它們對非洲的控製和掠奪非但沒有放鬆,反而大大加強起來。

在非洲不斷殖民化的過程中,當地各種愛國力量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進行過激烈的抗爭。在近代,這表現為非洲人民前仆後繼地發動反侵略和殖民奴役的戰爭、封建國家上層統治集團發起的富國強兵的改革運動、非洲農民自發的宗教運動發展成為反抗殖民壓迫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但這些鬥爭無法扭轉非洲被殖民化的悲慘局麵,因為建立在落後農耕甚至原始畜牧業經濟基礎上的非洲人民反抗鬥爭,難以同挾工業革命和現代科技優勢的歐洲列強匹敵。

進入現代時期,情況發生了變化。隨著殖民列強對非洲國家資本輸出的加強和日益廣泛的經濟開發,那裏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具有曆史意義的變動。即使在非洲大陸最落後的內陸地區,前資本主義關係也在瓦解。對非洲的變化來說,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愈來愈顯示出威力。資本主義性質的階級分化已經出現。但是,階級形成過程有其特點:在外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非洲民族資產階級發展極其緩慢。非洲各地區、國家間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就地區而言,非洲的北部與南部比熱帶地區具備較高程度的階級分化。在熱帶非洲範圍內,西非階級關係的發展狀況又超過東非和中非。在相當廣大的地區內,前資本主義關係是削弱了,然而遠遠沒有消失。

非洲所有國家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加強了對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鬥爭。在內部的社會經濟變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甚至在非洲最僻遠的角落,當地居民在政治上也開始覺醒。廣大群眾(農民、工人、城市居民)都被卷進了社會政治的漩渦。在一些國家裏,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僅提出而且領導著爭取民族獨立、建立民族國家的鬥爭,埃及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非洲無產階級政治組織和政黨的誕生、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的蓬勃發展、城市反帝鬥爭的普遍高漲,都是非洲人民反帝反殖鬥爭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現代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正是在如此有利的條件下迅速發展起來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為非洲的解放鬥爭開辟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社會主義國家的反帝鬥爭、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內的人民鬥爭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三大潮流彙合在一起,相互聲援,互相推動。1950年代中期亞非會議召開後,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進入了高潮。經過持久不懈的鬥爭,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終於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了民族獨立國家。到1970年代初,非洲有39個國家取得了獨立。之後,非洲民族獨立運動乘勝前進,又有10個國家得到了獨立。到1990年為止,非洲先後獲得獨立的國家達到53個之多。西方列強在非洲的殖民統治體係終於徹底崩潰。

非洲國家獲得政治上的獨立,決不意味著反對外來控製和奴役鬥爭的結束。它們獨立以來,在維護國家和民族利益、反對新殖民主義、努力發展民族經濟、促進社會發展、實現現代化方麵的實踐和成效,以及目前的諸多困難,也是非洲現代史予以論述的基本內容。非洲絕大多數國家要完成現代化的任務,邁進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絕不是短時期內的事情,尚需走十分漫長而又艱難的道路。

絕大多數非洲國家的現實狀況是怎樣的呢?歸結起來主要是兩方麵:一是政局持續動蕩,黨派爭鬥,不少國家釀成無休止的內戰,國無寧日,麵臨嚴重危機;二是經濟凋蔽,食物供應長期處在危急狀態,廣大人民掙紮在死亡線上。這兩個方麵互為因果,又相互影響,愈演愈烈。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狀況呢?個中原因,眾說紛紜。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新老殖民主義和後來的超級大國對非洲的侵略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長期的殖民統治,使非洲經濟結構成為一種畸形的結構,被迫從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係。殖民主義勢力在政治上從非洲退卻後,在經濟上對非洲國家的控製卻更為嚴密。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障礙著非洲民族經濟的發展。近些年來,隨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衰退,許多非洲國家的經濟每況愈下,靠借外債來維持局麵。這為外來勢力在政治上對非洲實行擴張侵略提供了有利條件。

1980年代中期以前,新老殖民主義和超級大國在非洲的爭奪和控製,使非洲國家又遭受嚴重傷害。1980年代末,西方國家利用非洲的經濟困難,推波助瀾,掀起了一股“民主化”浪潮,絕大多數非洲國家被卷入進去,內爭紛起,動亂不止。

目前非洲國家的狀況,也有其內部原因。最重要的是非洲國家缺乏既了解本國國情、有豐富治國經驗,又共為國家而努力奮鬥的領導核心。應該看到,國家領導核心的問題,也是由於曆史的原因、新殖民主義和超級大國的影響所造成的。

非洲國家獨立時,領導過民族獨立運動的民族知識分子成為了國家領導人。這些人幾乎全部是從殖民宗主國的學校裏培養出來的,隻相信西方的一套治國方略。他們上台後,按照歐洲的模式建立自己的國家,套用殖民宗主國的經濟、政治結構和體製,自然會遭到挫折。有的國家又照搬東方國家的辦法。許多非洲獨立國家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壞,以至困難重重,難以維係。在不少國家裏,軍隊卻成為有組織的政治力量,非常活躍。有些國家的軍隊在新老殖民主義的支持下發動政變,上台執政。一時,軍事政變成風。據統計,非洲國家軍人政權最多時達到32個。軍人統治依舊缺乏治國方案,隻好依賴原宗主國甚至超級大國的援助維持其統治。老殖民主義、超級大國為了爭奪非洲、瓜分勢力範圍,也積極插手非洲國家的事務,向它們提供包括軍火在內的大量援助,以培植自己的代理人。許多國家的軍人統治者成了軍事獨裁者。但是當外來勢力撒手不管時,這些獨裁政權便四麵楚歌,有的以垮台告終,有的造成內亂,使國家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

總之,獨立後的非洲國家和人民還麵臨著把非殖民化鬥爭引向深入,徹底完成經濟、社會和政治解放的繁重任務。目前,非洲多數國家需要確定一種符合本國實際的經濟發展戰略,努力發展民族經濟是當務之急。實踐證明,非洲國家的政治獨立為發展民族經濟創造了條件,而民族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又是政治獨立的可靠保證;如果經濟搞得一塌糊塗,政治獨立就有得而複失的危險。

在現代,非洲社會全局性的主要矛盾始終是非洲國家和人民同新老殖民主義以及後來超級大國的矛盾。當然,還存在著其他許多矛盾,譬如內部矛盾有領導核心問題、地區矛盾、階級矛盾等等,但是它們都受這一主要矛盾的影響和製約。

非洲現代史所敘述的非洲現代曆史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自帝國主義列強對非洲的再瓜分到1950年代末。第二階段是1960年代以來的非洲。前階段的內容分為七章,基本上以曆史發展為順序,顧及重大曆史事件和專題論述。後階段的內容分為八章,很多都是國內學術界首次係統、深刻探討的問題,專題研究性較強,因此在各章的安排上盡量考慮這一特點,但也努力顧及曆史順序。

進入現代史時期,帝國主義在非洲殖民地的政治統治製度和經濟掠奪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隨著宗主國本身利益的需要、殖民地狀況的變動以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而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對宗主國在殖民地的統治和掠奪更加有利。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在非洲殖民地的統治製度第一次作了較大的調整。一方麵,協約國帝國主義國家解決德國前“敵屬地”的歸屬問題,也對德屬非洲殖民地進行再分割。這次分割發生在1920年代前夕國際形勢發生很大變化的時候,因而不可能再用19世紀末瓜分非洲領土的方式來處理。英、法操縱下的國際聯盟炮製的委任統治製度應運而生。這種製度對以國聯名義委派的受任國有很多好處:在經濟上可繼承德國在殖民地的掠奪機製,又不必過多地承擔對德國的賠償;在政治上可以避免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爭奪殖民地而發生衝突;在國際上可以欺騙輿論和當地人民。委任統治製度實質上是以委任統治之名,行殖民統治之實而已。當時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也公開承認,國聯製定的委任統治製度同近代史時期分割非洲領土的柏林會議確立的原則沒有根本的差別。

另一方麵,英國在非洲殖民地實施間接統治製度。這一製度過去在尼日利亞作為一種權宜之計實施,後形成理論體係,並在非洲殖民地廣泛地得到推廣,在推廣中完善起來。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等帝國主義國家也紛紛效法英國,結合殖民地的實際情況,相繼實施間接統治製度。

從1918年起,帝國主義列強在非洲殖民地實施了新的經濟掠奪政策,在很短時間內使非洲國家的經濟成為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性質的經濟。據英國現代著名經濟學家貝蘭克爾的估計,到1936年為止,帝國主義列強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投資約有12.22億英鎊,其中在英屬殖民地的投資占第一位,其次是比屬殖民地,再次是法屬和葡屬的殖民地。

帝國主義在非洲殖民地的資本輸出,決不是投資在有利於殖民地經濟發展的部門,隻是投資於供出口而可獲暴利的采礦業和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的農業。帝國主義國家大規模地開采非洲大陸的礦產資源,強迫非洲農民放棄原先種植的滿足自己生活需要的傳統農作物,大量種植供出口的經濟作物。這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20年裏帝國主義在非洲進行經濟掠奪的基本特點。

非洲經濟的畸形發展,是殖民地經濟結構形成的一個重要標誌。據1938年統計,在資本主義世界總產量中,非洲開采的金剛石占98%,鈷占75%,黃金占46%,鉻占40%,錳占38%,銅占21%,錫占13%。非洲大量出口棉花、橡膠、劍麻等工業原料;棕櫚仁、棕櫚油、花生之類油料作物;可可、咖啡、丁香和葡萄等食品。烏幹達的棉花種植麵積,一度成為英帝國僅次於印度的第二產棉國。尼日利亞、比屬剛果(今紮伊爾)、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是世界上生產棕櫚仁的主要國家,其中尼日利亞供應的棕櫚仁數量最多。黃金海岸(今加納)的可可出口量幾占世界可可供應量的半數。非洲國家出口的一二種礦產品或農產品占全國出口品總值的絕大部分(詳見非洲現代史第二章)。

非洲的經濟完全從屬於帝國主義宗主國。非洲出口棉花卻輸入紡織品,非洲輸出鐵礦砂卻輸進鐵器生產工具,非洲輸出銅礦石卻輸進銅器用具……。非洲人民賴以為生的糧食作物產量日益減少,許多非洲國家糧食遠遠不能自給,每年不得不從國外進口大批糧食。

非洲國家的經濟已經成為殖民宗主國經濟的補充部分。隨著非洲畸形經濟的不斷發展,非洲作為原料基地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於西方國家來說,非洲是一個重要戰略地帶和戰場,也是兵力供應地,特別是其原料資源被利用得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更加充分。加之戰時非洲經濟又得到較快發展,對交戰國的供應有著更加重要的意義(詳見非洲現代史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法、葡等殖民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重視非洲。這是因為國際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德、意、日法西斯敗亡,英、法等西方列強大大衰落,社會主義陣營出現,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蓬勃發展。亞洲殖民地紛紛取得獨立,殖民統治的地盤越來越小,殖民宗主國不得不比以前更多地依賴非洲殖民地。非洲人民的反帝鬥爭也普遍高漲。

英、法、葡等國為了保護自己在非洲的既得利益,隻好對非洲的殖民政策作些調整。非洲現代史第五章專門論述了實施政策調整的具體背景、內容及其結果。概括起來看,英國殖民政策的調整經過了兩個階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頭10年裏,英國采取武力鎮壓,輔之以懷柔分化手段,極力阻撓和推遲非洲殖民地走向獨立;在1950年代亞非會議、蘇伊士運河戰爭後的年代中,英國在非洲殖民地加快了憲政改革的步伐。法國殖民政策的調整,由於特殊原因,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就全麵開始,1946年法蘭西聯邦的成立為其標誌。1957年根本法的實施和1958年戴高樂憲法的執行、法蘭西共同體的出現,表明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實行了全麵退卻的政策。葡萄牙對非洲殖民地政策的調整比較遲緩,成效也並不顯著。

如前所述,殖民宗主國對非洲政策的調整是出於維護殖民統治利益的需要。即使非洲殖民地贏得了政治獨立,但在經濟、文化等方麵要擺脫宗主國的控製是很難很難的。殖民宗主國還可以利用“友好援助”、“和平合作”等手段繼續剝削和侵略這些國家。

現代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的。它可以分為初步興起、普遍高漲、深入發展和蓬勃發展等四個階段。

埃及在1918—1922年爆發的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揭開了非洲現代民族獨立運動的序幕。埃及民族獨立國家的誕生,為非洲殖民地人民的鬥爭引來了勝利的曙光。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間,非洲各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初步興起,其中以埃及人民的鬥爭、摩洛哥裏夫起義和1930年代埃塞俄比亞的抗意戰爭等三大曆史事件為最突出(詳見非洲現代史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非洲從帝國主義統治下進行解放鬥爭的轉折點”。大戰結束至1950年中期是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普遍高漲時期。利比亞、蘇丹、摩洛哥、突尼斯等國相繼取得獨立(詳見非洲現代史第六章)。

在1955年召開的亞非會議影響下,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進入了深入發展的時期。到1963年的近10年時間裏,黃金海岸、幾內亞先後於1957年和1958年宣布獨立,接著又有24個國家獲得獨立(詳見非洲現代史第七章)。

從196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末,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鬥爭向非洲南半部發展,又有17個國家宣布獨立。1990年3月,納米比亞擺脫南非種族主義的統治,獲得政治獨立,標誌著非洲殖民地爭取政治獨立、建立民族國家方麵的非殖民化大業勝利完成(詳見非洲現代史第八章)。

曆時70多年的現代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是在十分艱苦和特殊的條件下進行的,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特點。

第一,在非洲的不同地區以及不同宗主國所轄的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英屬埃及和黃金海岸站在民族獨立鬥爭的最前列,最早建立民族獨立國家,先後分別推動著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殖民地鬥爭的開展。

殖民宗主國對殖民地所采取的掠奪方式會給殖民地帶來不同的後果。英國擁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對海外領地的掠奪,主要依靠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手段,向殖民地移植資本主義因素,實施開發政策,謀取高額利潤。法國、意大利兩國稍次之,比利時和西班牙更差些,最差是葡萄牙。它們對殖民地的殘酷掠奪,依次更多地采用超經濟的掠奪手段,如霸占肥沃土地供移居白人使用、向壟斷公司租讓大麵積土地攫取利潤、強迫非洲人勞動等等。在政治上,它們更多地依靠宗主國的官吏和殖民軍隊進行直接統治,實施高壓政策。其結果,法國的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馬達加斯加經濟很落後,商品經濟不發達,原先的社會組織繼續存在著,階級分化不明顯,資產階級很微弱。意屬利比亞和東非殖民地、比屬剛果(今紮伊爾)還不如法屬殖民地。葡屬非洲殖民地的情況更差。上述這些殖民地階級力量的配置和社會群體組織的不足,是不利於民族獨立鬥爭開展的。這是法、意、比、西尤其是葡屬非洲殖民地民族獨立運動開展遲緩的一個重要原因。

英屬非洲殖民地的經濟比較發達。其中,埃及和英屬西非的黃金海岸、尼日利亞最為突出,其次是英屬東非殖民地,再次是除南非以外的英屬南部非洲殖民地。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和階級結構都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新的政治力量。商業資產階級和土著農場主的力量相對強大,擁有一支人數較多的民族知識分子隊伍,一些封建主和部落酋長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也發生了變化。在英屬非洲殖民地,建立了非洲第一批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

民族獨立運動最早發展為全民鬥爭的是埃及。1922年,埃及擺脫了英國的統治;接著誕生了自己的第一部憲法,成為君主立憲的自由獨立的國家。埃及著名的1952年七月革命,將反帝鬥爭引向深入,進一步擺脫了英國的控製,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埃及鬥爭的勝利在北非其他殖民地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也震撼了東非和南部非洲一些國家的殖民統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黃金海岸、尼日利亞人民的反帝鬥爭非常激烈。1957年,黃金海岸獨立,改名為加納。加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個獨立的黑人國家,對黑非洲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獨立後的加納先後召開了兩屆非洲獨立國家會議(1958、1960年)、三屆全非人民大會(1958、1960、1961年),在聯合反帝鬥爭方麵做了很多工作,有力地推動著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高潮的到來。

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非洲民族獨立運動具有全非的性質,各國的鬥爭相互支援,連成一片,加快了民族獨立運動的進程。泛非主義運動和後來建立的非洲統一組織,在聯合非洲各國人民的鬥爭方麵起著突出的作用。

泛非主義主張非洲殖民地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統治,實現“非洲由非洲人統治”的目的。它作為一種政治思潮產生於19世紀末,由拉丁美洲的黑人思想家、政治家提出,更多地是關心非洲大陸以外黑人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泛非主義發展成為政治運動,同非洲的解放鬥爭結合起來,賦予了新的內容。1945年10月在英國曼徹斯特召開的第五次泛非主義代表大會,對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會通過的《告殖民地人民書》,重申“所有殖民地人民都享有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權利”,“殖民地人民為取得政權而鬥爭,是走向徹底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解放的第一步,也是徹底解放的必要前提”。在鬥爭方法上,它提出:“走向有效行動的唯一道路就是組織群眾”。會議號召在非洲迅速開展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會後,來自非洲的會議領導成員趕回非洲領導鬥爭。恩克魯瑪在西非以黃金海岸為基地進行活動。阿齊克韋回到尼日利亞領導群眾鬥爭。肯雅塔也返回東非,在肯尼亞開展反殖鬥爭。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火焰熊熊燃燒起來,很快連成一片。各國的鬥爭彼此呼應,相互提供必要的物資和人力,以便克服各自的困難把鬥爭推向前進。

1952—1958年,利比亞、蘇丹、摩洛哥、突尼斯、加納、幾內亞等6國先後獨立,導致前述非洲獨立國家會議和全非人民大會的召開。在1960年著名的“非洲年”,有17個國家獲得了政治獨立。到1962年,又誕生了7個獨立國家。

在非洲民族獨立運動進入高潮的1963年,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召開了非洲獨立國家首腦會議,成立了非洲統一組織(簡稱非統組織)。非統組織的誕生也標誌著非洲獨立國家將采取集體的力量支持正在爭取獨立的殖民地人民,被認為是“泛非主義曆史的轉折點”。該組織專門設置了非洲解放運動協調委員會(簡稱解放委員會),總部設在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主要負責和協調非洲獨立國家對非洲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進行的援助。委員會向爭取民族獨立的各解放運動組織提供活動基金和後方訓練基地;促進各解放運動組織之間的團結和合作;爭取國際社會對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聲援和支持;對殖民宗主國施加壓力,促使他們盡快從殖民地撤走。非洲國家積極支持解放委員會的活動。參加該委員會的成員國不斷增加,1963年設置時有9國,後來增加到21國,1990年代初達到23國。

第三,非洲國家實現民族獨立的鬥爭道路是多樣化的,大體上有三種情況。

一是采取非暴力發動群眾的鬥爭手段迫使宗主國逐步退卻,直到承認殖民地的獨立。加納是這種情況的典型。在黃金海岸人民大會黨的領導下,掀起了群眾性的非暴力積極行動,要求改善政治、經濟地位。英國殖民當局被迫擴大非洲人的政治權利,從增加非洲人在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中的席位到內部自治(半自治)到自治,最後不得不讓黃金海岸獨立。非洲大多數殖民地是通過這種手段取得獨立的,其中主要是英、法殖民地。1960年一年裏就有14個法屬殖民地獨立。

二是堅持進行長期的武裝鬥爭,有的發展為全民解放戰爭,沉重打擊和削弱了殖民勢力,迫使殖民當局坐下來進行談判,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最後宗主國隻好承認殖民地獨立。這種情況以阿爾及利亞和津巴布韋為代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民堅持進行了7年半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法國承認阿爾及利亞人民享有政治上的自決權利。阿爾及利亞贏得了獨立,建立了民族獨立國家。津巴布韋從1966年起,堅持了14年的武裝鬥爭,最後取得勝利。此外,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安哥拉、納米比亞等四國也是通過這種手段得到獨立的。

三是發動群眾,表達要求獨立的強烈願望,並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從而實現獨立。利比亞是很典型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利比亞的領土被分成三個部分,由聯合國分別授權英、意、法進行管理(稱托管)。1949年底,利比亞人民強烈表示反對帝國主義的瓜分和統治,要求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和罷工鬥爭。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同意利比亞獨立。1951年12月21日,利比亞宣布獨立,實現了國家的統一,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洲第一個取得獨立的國家。

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許多國家至今還尚未擺脫困境(詳見非洲現代史第九章)。

非洲國家獨立時,經濟方麵麵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

國家經濟命脈依然掌握在外國帝國主義手裏。外國壟斷資本家通過投資,控製了非洲礦產資源的開采、農業經濟作物的種植,還有金融、製造業和交通運輸業等。

經濟嚴重畸形發展。非洲傳統的經濟是多樣化的,隨著殖民掠奪出現的單一經濟完全是“殖民主義者的發明”。一些國家的經濟隻能依靠某些礦產資源的開采和出口,另一些國家的經濟隻能依靠一兩種農業經濟作物的種植和輸出。非洲經濟從屬於原宗主國需要的狀況絲毫沒有改變。非洲國家生產自己無法加工的東西,而本國需要的東西還得依靠從國外輸入。經濟畸型發展還表現在經濟結構的二元性上,即一方麵外國壟斷資本經營著規模較大的現代化商品性生產部門,包括礦山、農場、工廠和交通運輸業等;另一方麵非洲國家的廣大地區還保持著十分落後的原始農業或畜牧業,有的是農牧業,生產力水平非常低下,人民生活極其貧困。

獨立後的非洲國家很重視發展民族經濟。同時也受到當時亞洲民族獨立國家中流行的各種經濟思潮的影響。這在非洲主要有兩種:

一是建立人人平等、獨立自主經濟製度的思想。不少領導人明確提出發展“自主的經濟”、“健全的平衡的經濟”才能保證政治上的獨立,後來發展成為非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核心。有的主張立即進行生產資料所有製的改造,把外國企業收歸國有,大力發展國營企業。1970年代提出的非洲“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理論是這種要求的一種突出表現。在一些非洲國家風行一時的“殖民依附”理論也是一種表現。它認為,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發達國家是中心部分,取得政治獨立的不發達國家屬於這個體係的外圍,後者是依附於前者的,因而堅持批判資本主義,消滅私有製,獨立自主地發展民族經濟。有的則主張以非洲傳統社會固有的平均主義思想作為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協調各種經濟成份的均衡,提倡互利雙方共同發展。

二是模仿西方國家早期發展經濟的經驗,唯工業化至上的思想廣為流傳。它認為,隻要加速工業化的發展步伐,可以推動整個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僅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能消滅貧富的差別。

非洲國家經過幾十年發展經濟的實踐,從整體來看,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在獨立初期得到了較快發展。國家掌握的製造業和采礦業以及石油加工業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工礦業的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大大上升。1970年代,非洲國家經濟不斷處在滑坡過程之中。1980年代初,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執行秘書阿德巴約·阿德德吉教授在談到非洲國家經濟問題時說:“非洲大多數國家獲得政治獨立20年來,過去預想的那種緊隨著政治獨立也將得到經濟解放,並通過非洲大陸的經濟改造使得廣大群眾的生活得到提高和不斷改善,至今仍然隻是一種希望而已。”進入1980年代,非洲經濟一直處於衰退狀態。非洲國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1980—1987年平均隻有0.5%,其中1983年和1984年情況更為嚴重,前者僅為0.03%,後者竟是-0.1%。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情況更差,據統計,上述7年裏人均收入下降了1/4。

非洲國家經濟之所以不斷衰退,主要是由於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造成的。如前所述,長期的殖民統治使得大多數非洲國家隻能依靠一兩種經濟作物或礦產品出口創彙。它們往往占出口總收入的9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的70%左右。非洲國家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國際市場原料和製成品價格的起落直接影響到這些國家的經濟。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在1960年代由於國際市場上初級產品和原料價格穩中有漲,非洲進口的工業品價格下降達到3.8%。1970年代,國際經濟環境開始惡化,經濟增長勢頭減緩,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為3%。1980年代,由於西方列強轉嫁經濟危機,國際市場上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價格下跌、製成品價格上漲,加之接連不斷的旱災造成嚴重危害,非洲國家經濟一厥不振。

非洲國家經濟不斷衰退,還因為本國政策失誤的緣故。一些國家不顧國情,盲目照搬西方國家的發展戰略,一味強調工業化,忽視發展農業和經濟多樣化;不顧國力,片麵實施生產資料的國有化,興辦大批國營企業,忽視私營經濟的發展。不少國家政局動蕩、戰亂頻繁;許多國家人口增長過快也是造成經濟不斷衰退,人均收入越來越少,人民生活越來越困難的重要原因。

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強迫非洲國家接受經濟結構調整計劃,作為提供援助的先決條件。按照計劃的要求,非洲各國加強農礦業產品的出口,實行貿易自由化;放開物價,提高農產品價格;對虧損的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銀行對私營企業擴大信貸;增加稅收,取消政府對基本食品的補貼,減少政府的開支;實行收費醫療和教育等等。這個計劃的實施,使非洲國家經濟逐步出現回升的轉機,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1988年上升為2.4%,1989年達到2.9%,幾乎同人口增長率同步。一些國家經濟有很顯著的發展。經濟結構調整也產生了嚴重的問題:原料和初級產品的大量出口,非洲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賴進一步加深,近期的發展仍然是不穩定的。外債激增,1980年代每年以15%的速度遞增,1989年底已達2500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95%左右。財政緊縮政策引起物價上漲、補貼削減、失業增加、社會福利和救濟減少,從而導致社會騷亂。

為了避免錯誤的調整和改革,非洲國家於1989年提出了《社會經濟結構調整改革計劃非洲替代方案框架》,後來又進行了充實。其核心思路是:非洲國家要根據自己的國情,注重各種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計劃具體要求:實現糧食自給,為此重視農業糧食作物的發展;經濟多樣化,扭轉過分注重農礦業產品的出口;增加社會福利和救濟事業的開支。

納米比亞獨立後,非洲統一組織進一步把發展非洲國家的經濟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再次強調實行“集體自力更生的方針和措施”,大力發展農業,首先解決糧食自給問題。1991年6月,在尼日利亞召開的非統組織首腦會議上討論了非洲各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措施,堅持要增加農業投入;維護農礦業產品的出口價格;加強區域合作。會上簽署了建立非洲經濟共同體條約,規定在今後三四年中逐步建立非洲共同市場,先推進地區經濟一體化,然後推廣到整個非洲大陸。目前,非洲大陸的地區一體化組織包括:馬格裏布聯盟、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西非經濟共同體、馬諾河聯盟、中非關稅和經濟聯盟、東非和南部非洲特惠貿易區、南部非洲發展協調會議等。

1980年代末以來,由於世界政治格局發生變化,某些西方國家煽動的“多黨民主”風潮也席卷了非洲大陸,不少國家政局動蕩,甚至發生無休止的內戰。這造成生產停滯,物價飛漲,誘發更大規模的饑荒,難民激增,因而又釀成災難性的後果。

非洲有眾多的國家,它們的經濟發展由於自然資源、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別,尤其是政策適當與否而極不平衡。有些國家獨立以來,執行了適合國情的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基本上持續增長,如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亞、毛裏求斯、科特迪瓦、喀麥隆、肯尼亞、博茨瓦納和津巴布韋等國。

有些國家經濟上照搬外國的模式,其中有的急於求成,采取了激進的經濟政策;有的執行了片麵的經濟發展政策,結果經濟發展都受到嚴重障礙,每況愈下。這些國家都是大國或有著較大影響的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加納、幾內亞、坦桑尼亞、埃塞俄比亞、安哥拉、莫桑比克、蘇丹、尼日利亞等國。它們之中後來有不少國家進行經濟改革,執行了符合本國實際的政策,經濟有起色,但畢竟時間太短,基礎脆弱,經受不住各種衝擊,經濟尚在困境之中。

還有相當多的國家,由於種種原因,經濟長期處在凋蔽狀態,人口迅猛增加,經濟收入不斷下降。國際輿論有的認為,這些國家的經濟正在滑向“第四世界”。紮伊爾、讚比亞、利比裏亞、中非、乍得和索馬裏等國屬於這種類型。

關於非洲國家獨立後的政治發展問題,應重視以下兩方麵的內容(詳見非洲現代史第十章)。

第一,非洲民族國家麵臨的政治形勢,以及政權建設的長期性。

從同原宗主國的關係來說,年輕的非洲獨立國家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繼續維持同宗主國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密切聯係,事實上處於半獨立狀態這樣的國家居大多數。二是領導獨立的民族主義領導人繼續采取比較激進的政策,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政治獨立,要把反帝鬥爭深入進行下去。這樣的國家雖屬少數,但帝國主義不甘心在這些國家裏的失敗,竭盡破壞、顛覆之能事。三是老殖民主義勢力繼續存在著,又同新殖民主義勾搭,隻保持形式上的獨立。這樣的國家也是少數。

從獨立國家同本國傳統政治勢力的關係來說,普遍存在著二元化,即現代政治結構與傳統政治結構同時存在,並且相互製約。酋長製度根深蒂固,尤其在司法和稅收方麵起著一時難以替代的作用。

非洲國家取得獨立雖有先後的不同,但獨立時間都不長久。獨立時生產力處於極低的水平,階級分化遲緩,階級隊伍還不固定,社會凝聚力很低。各種階級、階層和集團都樂意參與政治,對其進程施加影響,但他們又不能單獨地起支配作用。經過獨立後的一些年代,至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結構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不過是獨立時社會的繼續和延伸而已。

在上述情況下,非洲國家的政權建設更加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相反,正走著漫長而又曲折的道路。

非洲國家獨立時,紛紛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建設政權。原英屬殖民地采取英國的議會內閣製,原法屬殖民地則采用法國的總統共和製。但它們有共同之點,即都實行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政治。非洲國家獨立後組建的政黨都是模仿歐洲資產階級政黨和社會民主黨成立的。政黨之間的競爭和角逐成為非洲政治舞台上突出的現象。

非洲國家的國情卻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階級分化不夠明顯,傳統的群體關係緊密,人們往往以所屬的部族、種族、甚至所屬地區來區分。大多數國家的政黨均以部族為基礎。上台執政的政黨隻能為它所代表的部族謀利益,其他部族不可能得到多少好處,有的甚至還遭到打擊、迫害和仇殺。不少國家由此而導致了嚴重的分裂。一些國家的政權被部族鬥爭所推翻,部族間的仇殺不斷。有些國家一直陷於內戰的漩渦中。

非洲國家一般都是小國寡民,鄰國眾多,邊境警衛鬆弛,任何一國發生的事情,很快波及周圍國家,引起連鎖反應。同時,外國也可利用非洲國家內部的政治反對派製造麻煩,顛覆它所不滿意的政權。

經過非洲獨立國家初期的實踐,非洲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認識到,西方的議會民主製度不適合於非洲國家,隻能造成國家分裂,人民無辜遭難。由此,一黨製逐漸盛行,取代多黨製而成為非洲國家政權建設的一大特點。

據統計,1986年時,非洲實行一黨製的有37個國家。其中相當多是從建國初期的多黨製改變而來的,還有些雖然名義上還保持數個政黨,也允許反對黨存在,實際上依然維護一黨統治。非洲國家的一黨製具有顯著的特點,歸納起來有三點:一是由一個政黨掌握國家的權力,通過製定憲法和其他強製性手段壓製甚至取締其他政黨,即使允許別的政黨存在,也是以不危及它的統治為前提的。二是實施“一黨民主政治”,吸收群眾參加組織,也搞西方國家的普選和議會製度。三是執政黨機構兼有國家機構的職能,行使國家權力,黨的領袖一般兼任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軍隊統帥。

從1988年下半年起,非洲又掀起一股西方“多黨民主”的浪潮,多黨製取代一黨製,甚至在某些國家長期以來存在的軍政權也陸續被多黨製所取代。非洲的政權建設似乎又回到原來的起點上去了。

如何正確且有成效地處理非洲傳統政治結構中的酋長和酋長製度問題,是非洲國家政權建設中麵臨的又一重大難題。

非洲主要在撒哈拉以南地區,酋長和酋長製度普遍地存在著。酋長是血緣關係,並發展為地區的人群集團的首領。酋長小至部落的頭頭(命為村長),大至王國的首領(叫土王、素丹、埃米爾等)。

非洲國家獨立後,酋長和酋長製度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見非洲現代史第十一章)。不少國家通過製定法令,利用、限製和改造了酋長的權限。如尼日利亞、加納、多哥、科特迪瓦、喀麥隆、紮伊爾、盧旺達和布隆迪等國,既保留了酋長,又努力把酋長和酋長製度列入現代政權的結構中去。在農村基層政權裏,傳統政權與現代政權結合在一起。酋長隻能在政府機構的監督下行使職權,幫助政府收取稅收和在基層行使司法權力是兩項基本職責。國家首腦有權任免酋長。酋長不得任意迫使農民進行無償勞動等,其占有的土地也有一定的限額。

也有的國家明令取消酋長的行政管理權力。幾內亞、剛果等國就是這樣的。前者在獨立時完全廢除酋長製,建立了上下一致的現代化權力機構。後者隻是在基層的民事案件中,允許酋長按習慣法進行辦案活動。

長期來,非洲國家在酋長和酋長製度上的利用與反利用、限製與反限製的鬥爭是很尖銳的。例如,加納在地方選舉產生當地政府問題上,頒布法令限製酋長的種種特權,結果一些酋長帶頭製造騷亂。阿散蒂地區大酋長公開領導叛亂,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尋求地區自治,主張搞加納邦聯國,盡管後來失敗了,但震動了加納新政權。多哥獨立初期對地方地區的酋長采取了種種限製措施,引起當地的大規模動亂。埃亞德馬上台後,對酋長們實施和解的新政策,允許一些地區的酋長保留世襲製,行使一定的權力,形勢才算穩定下來。科特迪瓦、紮伊爾、尼日利亞、喀麥隆等國也時有發生這樣一些情況,幾內亞、剛果等國這方麵的鬥爭更加激烈。

第二,非洲國家政治體製的多樣化問題。

非洲50來個國家獨立後,由於種種原因,它們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有所不同,但政權性質應該說都是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文化的民族主義政權,即使有些國家標榜自己信奉社會主義,有的還表示信奉馬列主義,願意搞社會主義,還有些國家明確提出信奉資本主義,沿著西方式資本主義道路前進,但是,實踐證明,它們不再是東方那樣的社會主義、西方模式的資本主義,而是帶有非洲特性的民族主義。

非洲國家的政治體製,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程度、階級和階層力量的配置以及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既有多數國家的民主共和,又有君主立憲(如摩洛哥、斯威士蘭等),還有的是帝製(一度在埃塞俄比亞和中非),既有多數國家是文官統治,又有不少是軍人政權。在民主共和政體中,均設有議會,但可分為一院製、兩院製兩類。在文官統治中,有一黨製、多黨製之分,還有無黨製(如利比亞)。

具體分析起來,在實行同一種政治體製的國家中也有很多的差異。以實行民主共和政體下的一黨製為例,有的國家執政黨有嚴密的組織,黨置於國家的絕對至上地位(如坦桑尼亞、剛果、莫桑比克、安哥拉、一度的埃塞俄比亞等國);還有的國家執政黨組織鬆散,隻是少數領導人或上層領導集團控製著國家(如肯尼亞、喀麥隆、塞拉利昂等國)。軍人政權也有不同的地方,有的延續了很長時間,數十年不變(如索馬裏、蘇丹、多哥等國);還有的是軍人政權為主,和文官統治經常變換體製(如尼日利亞等國)。軍人政權普遍實行一黨製,也有的實行無黨製。

在非洲,建立適合於國情的政治體製有一個摸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充滿著激烈的衝突、暴力,甚至內戰。同時,目前絕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政治體製都具有易變性、過渡性的特點。從1960年代中期起,在非洲國家裏,通過軍事政變成立軍人政權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非洲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出現過軍人政權。到1990年代初,非洲仍有尼日利亞、幾內亞、加納、蘇丹、毛裏塔尼亞、萊索托、布隆迪和布基納法索等國實行軍人統治。1970年代起,非洲國家發生的軍事政變一般都是因為國內因素造成的。其中主要由於當權派的貪汙腐敗、經濟衰敗,社會兩極分化嚴重,人民不斷奮起鬥爭,統治者也難以維持統治。軍人作為強大的有組織的政治集團起事上台,在執政初期,大多在穩定政權方麵起過積極作用。但是軍人畢竟缺乏治國的經驗,況且軍人當政決不是現代國家政治發展的趨勢,許多明智的軍隊領導人提出了還政於民的口號,實現向文官統治過渡。

政黨製度是現代國家政治體製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每個國家采取何種政黨製度是要根據本國的具體條件決定的,是自然形成的過程。它不會也不可能有必須遵循的統一模式。1980年代中期以前,非洲已經有一些國家實行多黨製。博茨瓦納、毛裏求斯、岡比亞等國獨立後,在憲法中規定推行多黨製。這些國家黨派很多,除了一個執政黨之外,其他政黨力量有限,不可能構成對執政黨統治的威脅;國內有較為完全的法律製度,執政黨受到輿論監督,政治、經濟一直處於正常的發展過程中。但也有些國家建立多黨製是經過相當長時間在平穩的過程中實現的。有的國家經過建國後的一黨製變為後來的多黨製(如塞內加爾);也有的經過軍人政權向一黨製轉變,最後又發展成為多黨製(如埃及)。近年,有些國家向多黨製轉變,造成了社會極大的動亂,釀成大規模內戰。如索馬裏、利比裏亞等國家已經發展到無法收拾的程度,敵對雙方打得難解難分,人民遭殃,處於亡種滅族的火海之中。

南非的政治發展在非洲具有特殊性(詳見非洲現代史第十五章)。南非以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現代曆史,是從17世紀中期開始的近代史的延續和發展。南非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南非黑人和其他有色人同實行種族歧視和壓迫製度的白人統治集團的矛盾。這段曆史是以種族歧視和壓迫的不斷發展和惡化、非洲各族人民反對奴役剝削和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展開的。

1924年是南非種族主義曆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年。當年,臭名昭著的白人種族主義政黨——國民黨上台執政,加強種族主義立法,將一些歧視和迫害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的政策和條例予以法律化。短短15年間,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生活領域裏先後頒布了30多項種族主義的法律和法令,這在南非曆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其中《土著住區法》、《工業調解法》和《文明勞工法令》等最為嚴格,危害最大。1930年代,南非經濟在殘酷剝削黑人勞動力的基礎上得到迅速發展,采礦業的繁榮帶動了動力、建築和機器製造業等三大行業的發展。南非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壯大,在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下開始進行反對種族主義製度的鬥爭。

在1948年南非大選中,積極主張全麵推行種族隔離製度的國民黨再次獲勝上台,成為執政黨。它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初期種族主義政策的執行較為寬鬆的局麵,明確提出維護白人至上的權威,實施各種族分離、各自發展的種族隔離。到1961年為止,南非先後經曆了馬蘭、斯揣敦、維沃爾德三任內閣的統治,種族歧視和迫害越來越加強。在這期間,前後頒布了50多項新的種族主義法律。有的是為了強化種族隔離的,如《集團住區法》、《人口登記法》、《班圖人教育法》等。還有的是鎮壓非洲人民反抗的,如《鎮壓共產主義條例》、《公共治安法修正案》和《犯罪行為法》等。

在1948年後的十多年間,南非反種族主義的鬥爭大大加強,它有三個特點:一是黑人群眾和南非包括印度人在內的有色人以及白人中反對種族主義的民主人士結成反種族主義統一戰線,開展鬥爭。其中突出的是,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南非印度人大會聯合發動了蔑視不公正法令運動,後來它們又同南非民主人士大會聯合發動了召開南非人民大會的運動。二是鬥爭矛頭除了直接指向種族主義製度外,提出了實現種族平等、建設和平民主新南非的綱領——《自由憲章》。《自由憲章》明確指出:“南非屬於在南非居住的全體人民,黑人和白人。凡不是依據全體人民意誌建立的政府,都不能正當地享有政府職權。”“隻要全體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權利和機會,我們的國家才能繁榮和自由。”它還提出了實行“民主變革”的主張,要求各種族人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麵充分享受平等權利。《自由憲章》的製訂,在南非人民反對種族主義鬥爭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三是南非人民的鬥爭開始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和聲援。聯合國重視南非的種族問題,譴責南非白人政府對南非黑人和印度人的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