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南非當局宣布脫離英聯邦而獨立，將原國名“南非聯邦”改稱“南非共和國”，頒布憲法強化種族主義統治。它先後頒發了大量鎮壓人民反抗的法律，如《反破壞法》、《反恐怖法》等；同時加快了種族隔離的進程，製定了建立“黑人家園”計劃，還有《班圖家園公民資格法》、《班圖家園憲法法》等。接著，又導演了“黑人家園”的“獨立”等把戲。
南非人民的鬥爭自1960年沙佩維爾慘案發生後不斷擴大，鬥爭中成立了新的組織，如泛非主義者大會等。反動當局的殘暴鎮壓，迫使非洲人不得不拿起武器開展武裝鬥爭，成立了民族之矛、波戈等武裝組織。索韋托慘案的發生說明，南非的民族矛盾已經發展到白熱化的程度。
1960年代末南非黑人覺醒運動的崛起，預示著南非人民鬥爭新風暴的到來。1970—1980年代，新出現了眾多的民族解放組織，著名的有南非學生組織黑人大會阿紮尼亞人民組織、聯合民主陣線、全國論壇等等。人民群眾已經得到了充分的發動，工人、學生、農民、知識界人士、自由職業者、包括在白人政府內服務的黑人下層職員和軍警也已經組織起來，走上了聯合鬥爭的道路。南非種族主義政權遭到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和抵製。
1970年代中期後，白人統治當局為穩定統治，不得不對種族政策作了一些調整。1977年，拋出了所謂“新憲法”，用以欺騙群眾，繼續維護少數白人享有的特權。與此同時，統治當局不斷強化鎮壓機器。南非人民的鬥爭繼續深入地發展下去。
1980年代後半期，白人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進一步公開化。許多白人對種族關係形勢的發展表示憂慮，也對博塔總統處理此問題的能力表示懷疑。國民黨內一些著名人士紛紛離黨。他們要求廢除種族主義法律，給予黑人同等的政治權利，以緩和種族矛盾。1989年德克勒克就任南非總統後，在結束對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和壓迫方麵邁出了更大的步伐，做出了許多富有成效的工作。在新形勢下，南非人民的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六
非洲國家獲得獨立後，文化教育事業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
非洲現代文學是在反抗殖民主義剝削和統治的鬥爭中誕生和發展的。在爭取獨立鬥爭時期，很多非洲作家的作品主要是描寫民族和人民大眾的苦難曆史，歌頌人民鬥爭的不屈精神。非洲國家獨立後，現代文學進入了嶄新的時期。在創作內容上，強調“黑人性”文化特征，抨擊新殖民主義、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種族主義行徑，也開始涉及國內新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矛盾。在創作形式上，向多樣化發展，除了長篇小說和詩歌外，還有短篇小說、散文和戲劇等。
1960年代以來，非洲產生了許多著名的作家、詩人和戲劇家。據不完全統計，有60多人在世界文壇上享有崇高的聲譽，其中有三位先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們是尼日利亞的沃爾·索因卡（1986年）、埃及的納吉布·馬赫福茲（1988年）、南非的納丁·戈迪默（1991年）。此外，還有東非著名的斯瓦希裏語桂冠詩人夏班·羅伯特、詩作家姆瓦羅卡、劇作家侯賽因；西非的傑出詩人及文學家桑戈爾、小說家阿契貝、文學家迪奧普；北非的小說家伊赫桑、邁赫迪、澤夫紮等人都是世界名家。
非洲也出現了大批享譽世界的名作。其中小說有《乞丐》、《道路》、《新開羅》、《尼羅河上的絮語》、《海市蜃樓》、《解釋者》、《不正常的季節》、《自然資源保護論者》等等；詩歌有《黑非洲詩集》、《坦桑尼亞共和國史詩》、《夜歌集》、《熱帶雨季的信紮》等；劇本有《孔其的收獲》、《路》、《瘋子和專家》、《時代的變遷》、《交易》等。
非洲的電影藝術在1960年代大多數非洲國家獨立後才比較廣泛地發展起來，初步取得了成績。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非洲的造型藝術獨領風騷，造就了一大批傑出的藝術家，如尼日利亞的拉賽欽，思翁武，加納的安土班，埃塞俄比亞的泰克爾，烏幹達的馬羅巴，利比裏亞的理查茲等。他們用非洲傳統藝術形式對殖民主義進行無情的批判，謳歌非洲獨立國家間的團結，人們勤奮勞作、奮發向上的精神風貌。著名作品有至今陳列在非洲統一組織大廈裏的玻璃雕塑《非洲統一》、陳列在尼日利亞國家電力局辦公大樓前的桑戈銅像、烏幹達坎帕拉國家公園裏安置的《獨立紀念碑》等等，它們代表著非洲現代造型藝術的佳作。此外，非洲國家的民間藝術也有長足的發展。
非洲國家獨立後，絕大多數國家的教育事業有很大的發展。它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發展教育注重實際需要，加快發展同經濟建設有關的技術和職業教育。許多國家辦起培養初級和中級技術人員的工業、農業學校，還有培養服務人員的商業和各種服務業學校，為在職人員舉辦各類培訓班，進行職業教育。國家向各類技術學校和職業教育提供師資和大量的教學和實驗所需的費用。政府支持和幫助私人企業和個人辦學，提供許多優惠條件。埃及、突尼斯、蘇丹、埃塞俄比亞、坦桑尼亞、尼日利亞、多哥、博茨瓦納、毛裏求斯等國的技術和職業教育很發達。坦桑尼亞在獨立後不久辦起了5所工程技術學校和1所師範學院，開設了農業技術、植物保護、電工、機械工程、動力機械、文物保管、秘書等專業。突尼斯為發展本國的農業和畜牧業，設置了農業機械學校和獸醫學校。蘇丹在1971年時有各類技校11所，1983年增至55所，學生人數也相應從1900多人增至1.77萬人。
第二，重視普及教育和基礎教育。非洲國家普遍實施小學免費教育，有些國家做到初中免費教育。政府規定了各級機關和企事業工作人員的最低學曆。許多非洲國家的中小學教育比較發達。據統計，1980年代時，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都比獨立前增加了好多倍。如塞內加爾1980年在校小學生40萬名，比獨立前增加近4倍；中學生8.5萬名，比獨立前增加了幾乎9倍。博茨瓦納1983年有小學400多所、中學40所，比獨立前分別增加了4倍、11倍。許多國家在農村大力開展掃盲工作，如坦桑尼亞、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烏幹達、讚比亞、貝寧、科特迪瓦諸國都很突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有的國家還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其他有關國際組織的嘉獎。
第三，高等學校發展迅速，出國留學人數增多。尼日利亞獨立時隻有一所伊巴丹大學，到1988年已有30所大學（分國立、州立兩種），大學生人數增至13.5萬人。突尼斯過去隻有1所大學，現在國立大學就有3所，每所大學裏均設立若幹學院。埃及的開羅大學下設6個學院，院下設係，如國際政治和經濟學院，下屬政治學、經濟學、企業經營等4個係和3個中心。開羅大學現有學生3.5萬人。貝寧在1972年製定了國民教育法，獎勵學生進入大學學習，學生每年享受助學金。貝寧國立大學各方麵條件優異，是西非著名的大學。各國都很重視派遣學生出國學習，培養經濟建設的有用人才。據1983年統計，當年非洲國家在國外學習的學生超過23萬人。1989年出國留學人數已經超過34萬人。
總的來說，非洲國家教育事業的發展水平還很低，各國的發展也很不平衡。非洲國家的文盲比例在世界各大洲中是最高的。據聯合國統計，1988年非洲大陸的文盲還占總人口數的54%。一些國家由於國內長期政治動亂、經濟危機，教育事業很難發展，甚至保持原有的水平也是很不容易的。還有些國家教育事業發展速度過快，教師隊伍的數量和質量都跟不上，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學生畢業後難於找到適合的工作。不少國家經濟很困難，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出國留學生畢業後回國的很少，很多人長期滯留國外，逾期不歸。
非洲社會經過獨立後數十年來的催化，雖然尚未發生質的變化，但是出現了許多值得重視的現象（詳見非洲現代史第十一章）。
非洲的酋長本來是非洲傳統社會的產物。在殖民地時期，非洲酋長失去了昔日的威嚴，成為殖民統治的工具。非洲國家獨立後，酋長的地位和作用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人群集團和本領地的天然領導者，而從屬於現代國家機構。之所以發生如此變化，有多方麵的因素造成的。首先，在殖民地時期已經得到發展的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非洲國家獲得獨立後發展速度大大加快，酋長和酋長製度所依附的傳統社會基礎大大削弱了。其次，現代社會受過高等教育的政府官員、知識分子滲透到酋長隊伍中去，使酋長的素質發生了變化。這種情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是普遍存在的。再次，除少數國家取消了傳統的酋長外，絕大多數國家的中央政府采用立法手段，限製和改造了酋長的權限，納入統治機製，主要讓其在社會基層發揮作用。在那裏，出現了現代政治體製與傳統政治體製相結合的二元政治結構，有利於政治穩定和中央政府的權威作用。
非洲資產階級最早產生於北部非洲，是殖民統治時期傳統社會瓦解和在外來資本主義因素刺激下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撒哈拉以南非洲資產階級的誕生要遠遠晚於北非，是那裏的非洲國家獲得獨立後才出現的。經過數十年經濟和政治的發展和變化，從生產資料的實際占有和社會財富的分配狀況來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確實已經出現了新興的資產階級。這個階級主要依靠國家政權的直接扶植和在所在國實行的經濟政策而發展起來的，這些國家實行的有利於資產階級發展的政策主要是經濟上的國有化和本地化、發展進口替代工業、對本國人實施經濟優惠政策等等。紮伊爾、科特迪瓦、喀麥隆、幾內亞、肯尼亞、塞拉利昂等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最為典型。
由於撒哈拉以南非洲資產階級是在特殊的環境中產生和發展的，因而帶有下列三個特點：一是這個階級的成員是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起家的，當政的政府官員和高級軍官利用職權聚斂財富，成為不折不扣的官僚資本家。紮伊爾、肯尼亞，還有尼日利亞等國的情況是突出的例證。二是這個階級的發展受到本國殖民地經濟結構的嚴重製約，不能自主地經營經濟，隻能主要經營供出口需要的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業、礦業，還有服務性的商業和建築業等部門。三是這個階級依賴於外國壟斷資本取得發展。相當多的資本家是外國壟斷資本在本國的代理人，經銷外國商品或者輸出本國的農副產品、礦產資源。前者是買辦資本家，後者是掮客。不少資本家依靠外國的資本、機器設備、甚至外國的技術人才經營企業。
非洲工人的狀況從1960年代起也發生了不少變化。工人數量迅速增加，據原蘇聯科學院非洲研究所的材料，1970年代中期，非洲的雇傭勞動者已經達到2700萬人，占非洲總人口的7%。工人階級的文化技術素質有了明顯提高，熟練工人人數增加。非洲工人來自農村的或來自周圍國家的移民往往受到所在部族的影響，存在著嚴重的部族主義思想，組織自己的部落協會、部落聯盟等血緣組織。非洲工人的組織程度在原有的基礎上也有了提高，按行業的工會組織紛紛建立，參加工會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各國的工會組織趨向於全洲性的統一。非洲產生了三大工會組織：由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喀麥隆、加納、幾內亞、利比亞、馬裏等國工會成立的全非工會聯合會；由突尼斯、塞內加爾、尼日利亞、塞拉利昂、肯尼亞、烏幹達、讚比亞等國工會成立的非洲工會聯合會；還有些國家成立的泛非工人大會。1970年代中期，三大工會組織聯合成立了非洲工會統一組織，成為全非性的唯一工會組織，幾乎所有非洲國家的工會組織都成為其分支機構。
非洲人口的迅速增加是非洲國家麵臨的重大問題。非洲人口從1960年的2.75億猛增到1988年的5.74億，1990年代初已達到6.5億，其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大洲之最。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傳統觀念和陳規陋習作祟，還有宗教的影響所致。人口盲目增長，必然造成糧食更加短缺，年齡結構比例失調。非洲目前15歲以下的年青人占人口總數的一半左右，消費大於生產，平均國民收入不斷下降，人民生活難以維係，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人口素質無法提高。
非洲城市發展的速度自1960年代以來是世界上最快的。以1965年和1988年作為兩個標準年計算，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從14%上升到28%，整整翻了一番；北非的摩洛哥也從32%增加到47%；突尼斯從40%增至54%。城市人口迅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不是由於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本國農業破產、農民為溫飽而被迫流入城市、或者是周圍國家的難民湧進的結果。城市的過度發展，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諸如糧食供應不敷需要、大量失業人口、住房和交通問題，還有就學困難等等，總之導致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
非洲婦女的社會地位並未由於非洲國家的獨立而得以改善。她們仍然不能享有民主和平等權利，無財產繼承權，受到一夫多妻製的歧視等等，而且被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非洲婦女的處境是非常悲慘的。
七
非洲獨立國家同外部世界的關係，包括兩個方麵的內容：一是非洲獨立國家之間的關係；二是非洲獨立國家同洲外主要國家的關係（詳見非洲現代史第十二、十三章）。
隨著非洲獨立國家一個個出現，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種新關係主要表現為：非洲各國聯合進行反帝、反殖、反霸鬥爭；加強相互間合作，發展民族經濟；和平協商，解決帝國主義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邊界爭端；同舟共濟，解決難民問題等。
非洲各國聯合進行反帝、反殖、反霸鬥爭有著兩種含義：一種是支援尚未獨立的非洲國家和地區的解放鬥爭。1963年非洲統一組織的成立，標誌著這種聯合鬥爭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非洲解放委員會所起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將簽署《非洲統一組織憲章》的5月25日定為“非洲解放日”是有遠見的。另一種是維護和鞏固已經獨立國家的獨立和主權。1977年和1978年，非統組織首腦通過了《關於反對外來幹涉非洲國家內部事務》的決議和《反對一切外來幹涉》的決議，顯示了非洲國家的決心。這方麵的鬥爭更為尖銳和激烈，特別表現在非洲國家1960年代反對新老殖民主義侵略剛果（今紮伊爾）的鬥爭；1970年代支持埃及和索馬裏反對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以及紮伊爾反對前蘇聯雇傭軍的入侵；1980年代調解安哥拉內部的衝突，以抵製前蘇聯的武裝幹涉。在維護民族經濟主權方麵，非洲國家積極參加對石油資源的保護，並利用石油資源反擊帝國主義和以色列侵略者的聯合鬥爭；1970年代又聯合開展了維護海洋漁業資源的活動。
非洲國家為發展民族經濟而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合作關係。1973年非統組織首腦會議通過了《關於合作、發展和經濟獨立的非洲宣言》，首次明確提出非洲國家實行“集體自力更生”的方針。1979年初，非洲國家參加七十七國集團的部長會議，通過了《阿魯沙自力更生綱領和談判綱領》，強調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集體自力更生關鍵是要發展它們之間的經濟合作。同年，第十六屆非統首腦會議通過了著名的《蒙羅維亞宣言》，提出了非洲國家加強經濟合作的具體目標和措施。
1980年代，非洲國家的地區經濟合作有了發展。1980年，南部非洲國家在盧薩卡通過了《南部非洲向經濟解放邁進》的宣言，成立了南部非洲發展協調會議，提出了建立南部非洲經濟共同體的計劃。同年4月，非統組織在拉各斯討論經濟問題的首腦會議上通過了《為實施蒙羅維亞非洲經濟發展戰略而采取的行動計劃》（後簡稱《拉各斯行動計劃》），製定了在2000年前非洲國家經濟合作的遠景規劃。它規定，前10年要加強和完善現有經濟合作地區或專項組織，建立一些新的組織；後10年致力於建立全非共同市場和非洲經濟共同體。1984年的非統首腦會議上著重討論了為加強非洲國家經濟合作采取的措施，通過了建立非洲特別基金的決議。到1980年代末，非洲國家已有的經濟合作組織大體分為經濟共同體、原料生產國與出口國組織、專項合作組織、金融互助組織等主要類型。
非洲國家經濟合作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如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南部非洲發展協調會議、馬格裏布聯盟、塞內加爾河開發協作、非洲開發銀行、西非貨幣聯盟等組織的成就令人矚目。目前，發展非洲國家間的經濟合作尚有許多障礙，諸如由於單一經濟結構不得不依賴西方國家市場的需求；各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往往有著經濟利益的矛盾；資金和技術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許多國家政局不時動蕩等等。《拉各斯行動計劃》原定2000年達到的目標已經被迫推遲實現。
和平協商解決邊界爭端，是非洲國家共同為之努力的目標。近代帝國主義瓜分非洲，製造了後來非洲各國間的邊界問題。非洲大陸幾乎每個國家都同鄰國存在著邊界糾紛。非統組織成立大會期間通過的《非洲統一組織憲章》，表達了目前不主張改變非洲國家邊界的意向。1964年的非統首腦會議正式通過了關於非洲國家邊界不得隨意改變、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決議。自1960年代以來，非洲國家在解決邊界爭端問題上取得了一些進展。如基本解決了馬格裏布國家間在撒哈拉地區的邊界爭端，調解了東北非地區國家間的邊界爭執，還有正在努力調解解決的西撒哈拉爭端的問題。非洲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解決邊界爭端中逐漸摒棄武力手段，采用和平協商的辦法，這是良好的發展趨勢。
非洲難民的數量很多，約占世界難民總數的一半，且分布又廣，遍及非洲各個地區。難民問題是困擾非洲國家的一個重大問題。許多國家難民的出現有其國內和國際原因。前者如嚴重的自然災害、獨裁統治或種族主義造成的政治迫害、部族戰爭或地區戰爭等；後者包括邊界衝突發展成的大規模戰爭等。難民問題已引起各國政府的重視。1969年，非統首腦會議討論了非洲難民的處置問題，通過了難民問題公約，規定各國都有庇護難民的義務，指出這是高尚的人道主義行動。這一公約得到了成員國的遵從，難民一般都能被有關國家所接受，得到安排。坦桑尼亞、讚比亞、蘇丹、喀麥隆等國在這方麵作出了顯著的成績。
非洲獨立國家同洲外國家間的關係是受本國利益支配的。民族主義、泛非主義、“非洲社會主義”思潮和意識形態，還有宗教力量、經濟因素和傳統勢力等，都對非洲獨立國家同洲外國家間的關係產生了影響。
非洲獨立國家同洲外主要國家關係的發展經曆了兩個時期。
第一時期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非洲國家基本上都獲得了獨立，殖民體係崩潰，美國和前蘇聯則乘機在非洲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到1970年代初。非洲獨立國家為捍衛獨立和主權，支持尚未獨立國家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是這階段對外政策的主要內容。它們主要是反對英、法、葡等老殖民主義和後來的美國新殖民主義。非洲國家對新殖民主義的本質是有個認識過程的。美國武裝幹涉剛果事件後，它們才逐漸認清美國企圖取代老殖民主義在非洲進行侵略的新殖民主義麵目。
第二階段是1970年代。前蘇聯從同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全球戰略出發，在非洲廣泛地發動戰略攻勢，逼迫非洲國家反對前蘇聯的霸權主義。蘇丹反對前蘇聯的顛覆活動（1971年）和埃及驅逐前蘇聯專家的決定（1972年），標誌著一些非洲國家對前蘇聯態度的變化。此時，加納、幾內亞和馬裏等國家對原宗主國仍然采取激進政策，接受前蘇聯的大量軍事和經濟援助，對外同蘇聯取得密切聯係。還有些原先通過和平談判取得獨立的國家，如塞內加爾、加蓬、科特迪瓦、喀麥隆等國，對宗主國繼續采取親近政策，以此來完善自己的政治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
第二時期是1980年代。非洲國家對洲外主要國家的關係作出了重要調整，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擺脫超級大國的控製，不結盟和獨立自主傾向加強；二是國家關係為發展民族經濟服務。非洲國家外交政策的調整表現為：原先對宗主國采取激進政策的國家，積極改善和西方國家的關係，同前蘇聯的離心傾向增強，如幾內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阿爾及利亞、馬達加斯加等國最為典型。原先對宗主國采取溫和政策的國家，改變了過去隻同宗主國和美國保持密切聯係的關係，擴大同其他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交往，如多哥、肯尼亞、津巴布韋等國都很突出。
八
中國和非洲的友好往來已經有著2000年的曆史。新中國的建立和非洲國家的獨立，為中國同非洲之間的傳統友好交往開辟了更加廣闊和美好的前景。1955年亞非萬隆會議之前，中非友好組織和人士之間的交往就已經很頻繁。萬隆會議後，非洲獨立國家和中國之間的國家關係有了發展。埃及是非洲獨立國家中最早同中國發展友好關係的。1956年，埃及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成為非洲第一個對華建交的國家。到1963年，非洲有29個國家獲得獨立，中國向這些國家表示熱烈祝賀並率先承認。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剛果、阿爾及利亞和非洲其他國家人民的愛國正義鬥爭。1956年，中國堅定地支持埃及反抗英、法和以色列的武裝侵略。1960年，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訪問中國。這是中非友好關係史上第一個非洲國家領導人對中國的訪問。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總理應非洲國家的邀請，率團先後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加納、馬裏、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等10國。這次訪問大大增進了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同情和友誼，推動了中非友好關係的全麵發展。非洲國家領導人不斷前來中國訪問。中國同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簽訂了各種友好合作條約或協定。到1980年底，中國已同非洲45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長期以來，非洲國家為幫助中國盡早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進行了持久不懈的努力。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複是同非洲國家的支持分不開的。自1950年代以來，中非經濟合作和貿易往來有了更大的發展。坦讚鐵路的修建是中非友誼、團結合作的象征。中國派遣的醫療隊走遍了非洲數十個國家，幫助建設醫院、治療病人。同時，中國和非洲國家在國際反帝反殖反霸鬥爭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
1980年代以來，中非友好合作關係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發展。1982年，趙紫陽總理訪問了非洲11個國家（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幾內亞、紮伊爾、剛果、讚比亞、津巴布韋、坦桑尼亞、肯尼亞和加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目前，雙方在經濟合作方麵開辟了更多的途徑和方法，以培養經濟建設中的有用人才為目標的技術培訓工作得到了迅速發展，在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領域裏的交流合作也得到了更加廣泛的開展。
一戰後非洲的帝國主義政治製度
列強對原德屬殖民地的再瓜分
1918年11月，德國與協約國軍簽訂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奧帝國主義的失敗而告終。戰爭時期，德國在海外的殖民地成為協約國主要參戰國的爭奪目標。英國、法國、葡萄牙、比利時和南非聯邦的軍隊分別占領了德屬非洲殖民地，並實行戰時行政管理，但是對這些地區的殖民宗主權還需要通過國際和約來確認。
戰後，全球政治格局有所變化，舊的體製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完成。隨著德奧帝國主義的垮台，老牌的英、法帝國主義的勢力也遭到削弱，經濟實力日趨雄厚的美、日帝國主義則躍躍欲試。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又使得各帝國主義國家感到蘇維埃政權對它們構成的威脅。大戰結束了舊的爭端，又孕育著新的矛盾。
協約國各主要戰勝國對於建立戰後和平體製、處理戰爭遺留問題意見不一，均想憑借實力，損人利己，撈取更多的利益。英國主張剝奪德國的全部軍艦和商船，消滅其海上勢力並分割德國的海外殖民地，摧毀其殖民帝國。但同時要求保留德國在中歐的實力，以同法國和蘇俄抗衡。英國的最大經濟對手是美國和日本。英國在戰後已積欠美國大筆債務。法國在戰後已是歐洲大陸的頭號軍事強國，迫切希望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國，奪回被德占領的它的非洲屬地，從而確保自身安全並鞏固在歐洲大陸的第一軍事強國地位。但戰後法國通貨膨脹嚴重，經濟每況愈下，欠英美巨額債款，處境困難。美國因戰爭發了橫財，由戰前的債務國變成債權國，獲得金融霸主的地位，取代了原來德國的位置。但它在海、陸軍事實力上分別弱於英、法，戰後的目標是扮演“國際警察”來調解列強間的糾紛，提高自己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取得最有利的經濟擴張條件。美國在非洲已擁有一個由美裔非洲人建立的利比裏亞，認為它是打開非洲門戶的一個跳板。日本作為唯一的有色人種帝國主義國家，戰後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擴張遠東的地盤上，以與美國抗衡。日本也關注非洲門戶的進一步開放，以便傾銷商品，獲取原料資源。意大利戰後經濟衰退，竭力想通過對南歐的領土要求來獲取利益，以擺脫政治、經濟的困境，對非洲也存有野心。
作為各帝國主義列強爭奪的目標，非洲在戰後也出現了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是非洲曆史發展的轉折點。除埃塞俄比亞、西班牙非洲屬地外，整個非洲大陸卷入了戰爭，英國招募非洲“誌願兵”、法國實行強迫征兵製、德國利用非洲人在其非洲殖民地參戰，還把非洲軍隊派往歐洲、中東戰場。戰時非洲大約有100萬人被迫參加戰爭，另外有100多萬人從事與戰爭有關的軍需供應和戰地服務。在各個殖民地，不少受教育的非洲人因戰爭造成人才缺乏而頂替從前白人獨占的政府公職。戰時某些產品價格上升，一些非洲商人從中謀利，積累了財富，民族資本主義在一些殖民地得到進一步發展。大戰使非洲人第一次認識到自己不再孤立地是某個歐洲國家的附庸，而屬於非洲大陸，是世界的一部分。戰後非洲第一次出現要求獲得失去的前殖民地時期政治獨立的運動。埃及爆發以華夫脫黨領導的聲勢浩大的民族獨立運動。突尼斯人民開始要求自治。西非民族主義者希望能獲得更多參政議事的權利。南非土著人代表則請求英國對土著人在戰爭中表現出的忠誠給予“相應的報酬”。戰後非洲的政治運動尚處於萌芽狀態，發展程度參差不齊。因此，在一次大戰後的20年間，殖民列強仍然控製著對非洲殖民地的統治權，相對穩定地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至戰後，有關建立國際合作機構以解決前敵領地的方式已出現多種藍本。英國朝野對於原德國殖民地的前途十分關注。英外交大臣曾在與美國駐英大使接觸時要求美國幫助英國獲得德國殖民地，尤其是原德屬非洲領地。1917年8月，英國工黨提出把從南方的讚比西河至北方的撒哈拉的廣闊地區轉交一個國際聯盟，由擁有經過培訓人員的一個委員會實行管理；該地區作為一個獨立的非洲國出現，其原則為門戶開放、土著利益獲得“尊重”、“中立”等。1918年11月，英國外交部正式向美國提出對非洲實行“委任統治”的建議。美國則一直尋求將非洲作為整體，由國際聯盟實行國際控製，建立多種機構，包括討論熱帶非洲問題的國際大會、解決熱帶非洲爭端的非洲法庭和收集、研究、交換有關非洲資料的永久性中央辦公室等。概括起來看，英美對非洲政策包含了使非洲一體化後由國際共管的一種設想。這種設想一方麵基於本身政治、經濟實力雄厚，可以在國際共管中起主導作用；另一方麵基於通過國際組織來協調列強之間的糾紛，以求緩和矛盾。
1918年1月，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提出關於戰後和平解決問題的十四點建議，引起強烈的反響。其中第十四點，就國際關係原則提出：“成立國際聯合組織，製訂專門條款，使各國相互保證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不論國家大小。”關於殖民地宗主權問題，第五點作了如下說明，對於殖民地的全部要求，應坦率公正地予以調整。調整時要嚴格遵守下述原則：在確立主權方麵的問題時，有關居民的利益必須同政府的要求同等予以重視，政府的權利範圍應予確定。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對於當時國際關係的新發展起了一定作用。有人將它簡單地概括為：“解放人民；對友對敵同樣公正；建立國際聯盟來保障和平。”
1919年1月18日召開的巴黎和會，經過五個多月的激烈爭論，最終締結了凡爾賽和約。和約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際聯盟盟約。它隨著凡爾賽條約於1920年1月10日生效。國際聯盟盟約第二十二條規定了對於德國的殖民地和奧斯曼帝國的屬地實行委任統治的處理原則。該條款與其他25條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不是由盟約起草委員會擬定的，而是由和會上的“四巨頭”——美、英、法、意代表參加的最高委員會直接起草的。可見，處理前敵領地問題是巴黎和會上列強關注的重點之一。
盟約第二十二條的主要內容為：(1)規定“在前敵領地，那些居民尚不足於今世特別困難狀況下實行自治”的地區實行委任統治原則，委任統治製度的目的是要保證將居住在該地區內“人民之福利及發展視作文明之神聖任務”。(2)國聯按各先進國的能力、意願來授予它們統治的資格，受任國此後承擔管理的任務，受法律製裁。(3)按照委任統治地區的社會發展、領土範圍、經濟狀況來規定受任國對當地管理的程度。(4)前奧斯曼帝國屬地為第一類，即後來所稱的甲類委任統治地。受任國僅提供“行政之指導及幫助，待到能自立之時為止”。第二類包括德屬中非、西非地區，即後來的乙類委任統治地。受任國要根據當地發展程度負責地方行政，此外還要承擔使當地人民信仰自由、禁止各種弊端、地區非軍事化和保證國聯其他成員國在當地的貿易機會均等的義務。西南非洲及南太平洋島嶼因居民稀少、幅員狹小等因素被劃為第三種，即原來的丙類委任統治地。這類地區可“受治於受任統治國法律之下，作為其領土之一部分”。(5)受任國每年應將委任統治地的情況製成年度報告送交國聯行政院。行政院專門設立一個下屬常設委員會，專門接受並審查各受任國遞交的年度報告，並就有關問題向行政院陳述意見。第二十二條款並未規定受任統治國的方法和委任統治區域的具體分配，這對於已在事實上占領前敵屬地的英、法、日、比、南非等國很重要。
在巴黎和會上，列強之間糾紛嚴重，最後經過協商，於1919年5月7日由最高委員會批準了將德屬多哥和喀麥隆分配給英法兩國實行委任統治，將德屬東非的坦噶尼喀分配給英國統治。比利時獲得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統治權是到1920年4月25日才由最高委員會決定的。上述地區均為乙類委任統治地。南非聯邦也獲得西南非洲，將它變成領土的一部分，屬於丙類委任統治地。
委任統治製度的確立和實施，標誌著一次大戰後列強對非洲大陸的第二次瓜分已經完畢。此次瓜分方式不同於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那次瓜分。首先，20世紀後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理論進一步發展，由“白人的負擔”觀念演變而來的“雙重委任統治”概念為更多的人所接受。持此觀點的人主張宗主國負有“雙重責任”，即不僅對殖民地人民的統治和對殖民地資源的開發要“符合那裏人民本身的最大利益”，而且同時要保證“不拒絕全世界享用這些自然資源”。這種觀點有著極大的偽善性，從本質上說，它同宣揚赤裸裸的剝削毫無兩樣。其次，列強第一次瓜分非洲時，在柏林會議上曾通過國際協商解決了矛盾，建立了“剛果自由邦”這塊“中立區”，這實際上為後來實施委任統治做出了榜樣。一次大戰後出現前敵屬地歸屬問題，國聯成立，這是促成以委任統治形式瓜分非洲的最終條件。當時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認為，委任統治體係與柏林會議確立的原則“無重大不同”，隻是柏林會議缺乏“實現的外部機製”。
就委任統治製度本身而言，又具多種好處。第一，在經濟上獲益很大。受任國可以毫無困難地奪取德國殖民地財富，不必過多承擔德國提出的要將殖民的價值折合為補償的責任。據統計，至1925年英國接管坦噶尼喀後，共向英國人拍賣德國人農莊土地約215000英畝，約獲138萬英鎊。德國農莊主僅獲部分賠償。除受任國外，其他列強也因委任統治地“門戶開放”、“貿易機會均等”而獲利。日本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裏對非洲貿易達到高峰。1920年日本對非洲的出口額約為4000萬日元，進口額約為9000萬日元；到1937年時已分別達到24000萬和20600萬日元，貿易轉為順差。第二，政治上有利於國際安全。以國聯名義出麵委派受任國，可以避免列強之間為爭奪殖民地發生相互傾軋、衝突的局麵。當時有一種觀點認為擁有殖民地是造成世界不穩定的原因之一，而國聯出麵作出調解、進行監督，可以消除對世界和平的威脅。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時期，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殖民地而爆發的直接衝突確實減少了。第三，委任統治製度在很大程度上贏得了國際輿論的支持。一次大戰後，世界人民渴望和平，關注殖民地的前途，民族民主運動方興未艾。在此形勢下，強調殖民地“人民之福利發展”、宗主國“文明之神聖任務”的委任統治原則，自然麻痹了許多抱有很大幻想的歐美進步人士和不少非洲人民。
委任統治製度在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實施，在各類地區差別很大。1920年1月，國際聯盟成立。國聯行政院所屬的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開始按規定接受受任國遞交的委任地情況報告書，每年春秋季各開一次會議，就有關委任條款的遵守事宜提出建議。1920—1939年，該委員會共召開過37屆會議。委員會成員通常來自非受任國，以示裁決公平。事實上，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主要處理的是乙類地區的事務，對丙類地區情況了解最少。委員會的工作也受到種種限製。例如，來自委任統治地殖民當局的報告或民眾請願書須由受任國政府轉交委員會；委員會無權派遣觀察員去委任地，而實際上該委員會許多成員從未有機會去他們監督之下的委任統治地實行考察。由於權力有限，無法深入工作，在1925年第七屆和1932年第十屆會議上，一些委員曾提議進行實地調查，但遭拒絕。英國人認為實地調查完全不實際，會造成“當地麻煩的信號”。
委員會在成立後近20年中接受的請願書寥寥可數，事實上大多數委任統治地的居民並不知道使用向國聯請願的權利。1920年代南非為了強征稅收而動用飛機轟炸西南非洲人民的暴行，隻是在很特殊情況下才為世界輿論所知。可見，委任統治製度對受任國的製約力很小。各受任國實際上已將各自的委任統治地納入殖民地行政版圖，實行殖民統治。英屬喀麥隆被並入尼日利亞殖民地，英屬多哥劃歸黃金海岸殖民地。比利時則將盧旺達和布隆迪置於比屬剛果的總督管轄下，不另設行政機構。1930年代法國又將多哥與達荷美合並統治。屬於兩類的西南非洲真正成了南非的兼並之物。南非通過鼓勵白人移居當地來擴大政治統治勢力，將非洲人置於被奴役的境地。
長期以來，對委任統治製度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些人讚揚它是“國際法和國際政策的一個新起點”。有的人認為各受任國的統治方法存在“廣泛的偏差”，不可能期待委任統治體係產生出統一的管理方式。某些史學著作將該體係視作協約國之間瓜分前敵領地的“妥協的成果”，是“很有利於受任國而不利於委任地居民的利益的一種監督體係”。列寧則更尖銳地指出：委任統治製度是委托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實行“盜竊和搶劫的權利”。總之，委任統治製度作為一個曆史事實，標誌著一次大戰後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總政策的一種新動向，即國際化地解決殖民地統治問題。過去那種由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私下瓜分、直接兼並殖民地的方式，逐漸由在國際性組織監督下、按國際法貌似公正地解決列強糾紛以避免更大國際衝突的方式所取代。然而，列強之間的固有矛盾並未因委任統治製度的建立而消除。到1930年代，以德、意、日為首的軸心國提出了新的法西斯殖民理論：德國渴望爭得“生存空間”；意大利計劃建立“大帝國”；日本則致力於“共榮圈”的實現。法西斯國家為了擴張領土，打的是“反殖民主義”的口號。德國在西南非洲德裔移民中發展納粹黨徒，意大利悍然入侵埃塞俄比亞，這表明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並未結束。法西斯德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正是為了重建殖民大帝國。
英屬殖民地統治製度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在非洲擁有的殖民地麵積達380萬平方英裏，人口達6000多萬。由於曆史原因，各殖民地在帝國中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南非聯邦為自治領，享有自治權力。其他地區有的直接稱殖民地或保護國，有的二者兼之。1920年，英屬委任統治地多哥和喀麥隆分別並入黃金海岸和尼日利亞。1922年，英國正式獲得對坦噶尼喀的委任統治權。1923年，南羅得西亞歸英國政府統治，成為自治殖民地，1924年北羅得西亞正式成為保護國。埃及在1922年雖獲得獨立，實際上仍在外交、軍事、經濟上受製於英國。
長期以來，英國對非洲各殖民地的統治方式表現為自由放任、非中央集權的特點。這一方麵與英國政治發展曆史有關，一方麵又取決於宗主國財力有限，無法真正對殖民地實行有效統治。英國官員也承認英國的宗主權往往僅限於“鞋帶寬的地區”。一次大戰後英國殖民統治製度較其他殖民國家更為穩固，主要表現為間接統治作為政治上的權宜之計逐步形成理論，並在非洲殖民地得到推廣。間接統治的成功經驗甚至部分影響了法國、比利時、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政策。
所謂間接統治，指殖民當局承認現存的非洲傳統政治機構，將它們置於監督、控製之下，通過這些傳統勢力來統治廣大民眾，指導傳統首領適應地方統治的職能。它被證明是一種有效地處理土著事務、強化對殖民地基層統治的“良策”。間接統治方式的實施典範為弗雷德裏克·盧加德在北尼日利亞的實踐。
盧加德是1900年“北尼日利亞保護國”成立後的第一任高級官員。他考慮到當地存在相當發達的穆斯林社會政治組織，這些組織對當地人民有極大影響，而英國又無法派遣足夠的軍政人員對這片廣漠而人口眾多的地區實行直接統治。他總結了英國對印度的土著政策和他本人在烏幹達從軍時的親身體驗，指出：“如果歐洲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毀滅了傳統統治者的權力，他們就將消滅非洲能被管理的唯一自願的基礎”；任何政府體係要永久存在，就“必須植根於土著社會的機構之中”。盧加德有意識地保存了北尼日利亞伊斯蘭教的政治、法律、財政體係，收買利用上層統治者，穩定了英國的殖民統治。1914年，盧加德就任合並後的“尼日利亞殖民地和保護國”大總督，將間接統治推廣到全境。
間接統治體係主要由三方麵構成：土著政權、土著法庭和土著金庫。土著政權處理日常行政事務，從社會治安、征收賦稅、分配土地到集市貿易、市鎮建設、道路維修、婚喪事宜無所不包。部分高級土著政權還享有有限的立法權。殖民當局立法規定，一旦有人陰謀反叛土著政權和酋長，當局將支持土著政權。1926年，尼日利亞境內共設375個土著政權。高級土著政權由統治中心、縣、村三級行政區組成。英國官員協同縣首領估價稅收分配額，村首領具體到各戶收稅。全部稅收繳到土著金庫，由司庫入帳後按殖民當局規定的比例（通常為1/2）上繳拉各斯金庫，用於支付殖民官吏薪金等。剩下的稅款歸土著金庫，用於土著官員薪金和當地發展資金。此外，土著金庫還征收土著法庭的罰款、出庭費和某些礦區使用費、許可證費等。稅收是土著政權賴以存在的基礎。這種以土著金庫養土著政權的形式，使土著統治者深感他們與英國殖民者在經濟上有共同利益。土著法庭在北方穆斯林地區使用伊斯蘭法律，在南方非穆斯林地區使用當地習慣法。各種土著法在道德等方麵不能有背於英國法律。
在土著政權機構之上，是一整套英式政府機構。大總督是英王唯一最高權力的代表，擁有行政和立法大權，參議會協助並監督大總督的工作。兩個副總督負責南北尼日利亞兩大行省的工作。各省的駐節官專門負責土著事務，還擔任省法庭的大法官，這些官員被盧加德稱為殖民統治的“脊背骨”。各省之下又劃分為專區，專區之下劃為縣。縣級官員直接由土著官員陪同四處查訪。大總督還有專職部門協助處理運輸、通訊、開發自然資源等技術工作。
尼日利亞的間接統治有幾個特點：第一，贖買政策。傳統土著統治者年薪很高。卡諾、索科托的埃米爾的年收入為6000英鎊，是省駐節官薪水的兩倍、副總督的一倍。第二，注意保留酋長對傳統土地的分配權和調解土地糾紛的權力。因為曆史證明，酋長在戰時是部落土地的傳統保衛者，和平時是土地糾紛的調停者。土地則是大多數非洲人的唯一生存方式。因此保存酋長的土地分配權，才能穩定土著居民的生活。第三，盡力鼓勵酋長使用他們來自傳統地位的影響力。盧加德告誡英國官員“要作為熱心的顧問、參謀行事，小心不要幹預以致降低酋長的威信或導致他們失去對工作的信心”。
英國的間接統治理論集中反映在盧加德1922年出版的《英屬熱帶非洲的雙重委任統治》一書中。該書出版後引起普遍重視，後數次再版，被奉為殖民統治理論的經典。盧加德本人雖在一次大戰後退職離開非洲，但後來又在國聯常設委任統治委員會擔任英方首席代表達15年之久。他不僅對英國製定非洲殖民政策頗具影響，而且他的觀點還為其他列強殖民地所廣泛采納。
盧加德認為英國殖民統治由兩塊基石構成：一是間接統治，一是殖民統治者實施的雙重委任統治。在間接統治下，土著酋長“是殖民行政機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不管英國的和土著的統治者各自行使職權，或是互相合作，都不存在兩種類型的統治。隻有一個單一的政府，在政府中土著酋長同英國官員一樣，有著權限明確的職責和一致公認的身份；其職責絕對不能相互衝突，而盡可能避免重複”。盧加德不僅鼓勵重新恢複那些被認為已經衰落的部落當局或機構，而且允許以新的土著官吏取而代之。他在宣揚間接統治方式多樣化的同時，強調“唯一的一致是最後被統治”。無論是容許、鼓勵或授予土著官員行使任何權力，有一種權力卻要保留給英國，即製定法律和征稅的權力，“對可以授予土著當局的次要的立法權加以控製，對屬於最高當權者的土地進行處理，……當然還有招募和控製軍隊的權力。”由此可見，間接統治實質上是“通過間接手段的直接統治”，它具有很大的欺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