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各國為發展民族經濟而鬥爭
一、非洲國家獨立後的經濟形勢與發展道路
從1960年代起，非洲獨立國家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殖民主義者被迫移交政權。但是外國壟斷資本仍然控製著銀行、金融、保險、外貿、商業、工礦業、交通運輸、種植園、農場等部門，掌握著新獨立國家的經濟命脈，非洲經濟仍然屬於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特別是殖民地的經濟結構根深蒂固，不會隨著獨立而自動消失。在單一經濟的條件下，非洲國家生產自己不消費的東西，消費自己不生產的東西。盡管許多國家是農業國，但糧食不能自給，靠進口維持生計。農業生產水平低下，廣大內陸尚處於刀耕火種的狀態。基礎工業十分薄弱，除了埃及、南非、津巴布韋有一些鋼鐵、機器製造業外，多數國家隻有屈指可數的幾家農礦產品初步加工廠和食品廠等，有的幾乎完全沒有工業。加之有的獨立國家經曆了戰爭的破壞，工廠、商店倒閉，生產停頓，田園荒蕪，失業隊伍擴大，大量難民流亡。而殖民主義者又采取報複措施，新獨立國家都麵臨十分困難的局麵。在上述背景下，新獨立的非洲國家都把振興民族經濟擺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一致強調要以經濟上的獨立補充政治上的獨立。恩克魯瑪在加納獨立前夕寫道：“應該隨著政治獨立而來的，並且借以維持政治獨立的經濟獨立，要求人民付出一切努力並動員全部的智力和人力。”科特迪瓦（前稱象牙海岸）民族獨立運動領袖烏弗埃—博瓦尼指出：“沒有一個健全的平衡的和自主的經濟，‘獨立’這個概念隻是一句空話。”1961年3月25—30日在開羅舉行的第三屆全非人民大會，通過了《關於改組結構和消除殖民主義殘餘的決議》和《關於經濟問題的決議》，強調“享有完全政治獨立的國家，必須以獲得經濟獨立來保衛和鞏固它”；“經濟獨立是通過消除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經濟基礎以及同時建設本國民族經濟而獲得的”。
在繁榮民族經濟的問題上，非洲各國選擇了多種發展道路和建設方針。有的奉行“非洲社會主義”，聲明這是一種不同於蘇聯、中國社會主義模式的社會主義，要“在資本主義體係的山坡和社會主義山坡所形成的這個山穀中開辟出一條道路來”。有的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發展自由經濟，奉行自由化政策、自由企業製度。有的則聲明走中間道路，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奉行“有計劃的自由主義”政策，實際上與自由資本主義道路沒有太大的區別。還有的國家宣布未來的建設目標是社會主義，但現階段是發展以自由企業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的最初實行“非洲社會主義”，後因遇到問題而改變方向實行自由資本主義；有的起初奉行自由資本主義政策，後來經過政變或革命而改行“非洲社會主義”。雖然發展道路的類型繁多，但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類：一是“非洲社會主義”，一是自由資本主義。兩者的差別與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和歐美資本主義間的差別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兩種道路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理論宣傳和確定發展方向方麵。就具體政策而論，宣布走自由資本主義道路的國家注重與原宗主國保持密切的經濟合作和外交關係，對原殖民主義經濟的改造采取溫和政策，鼓勵私人資本發展，擴大外國的投資。宣布走“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則與原宗主國的關係比較緊張甚至敵對，而與社會主義國家交往密切，並對原殖民主義經濟和私有製經濟的改造采取較強硬的急於求成的措施。不過由於兩者都不立即取消私有製，與西方經濟體係仍保持密切聯係，因此在社會製度和經濟結構方麵沒有根本性差別，都屬於民族主義範疇。“非洲社會主義”實質上是激進的民族主義。這類國家的成立都經曆過武裝鬥爭或群眾運動，其領導人都曾是泛非運動或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中的革命派。
在北非，埃及總統納賽爾1955年春首先提出走社會主義道路。1957年12月，他正式宣布在埃及建立“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民主合作製度”。1962年5月，他主持製訂《全國行動憲章》，規定社會主義是埃及革命的必由之路，指出：“這種必然性是由現實和群眾的普遍願望，並由20世紀後半個世紀正在變化中的世界形勢所決定的”。繼納賽爾之後，突尼斯的布爾吉巴也在尋求“一種合理的，能動員社會全體都來關心生產的發展的方式”。1961年，他提出了“憲政社會主義”概念，被1963年10月突尼斯新憲政黨“七大”正式確定為黨的基本道路。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於1962年6月獨立前夕通過了《的黎波裏綱領》，提出“根據社會主義原則自覺地建設國家”，次年被寫入憲法。1964年4月通過的《阿爾及爾憲章》，進一步確定要走社會主義道路。
在西非，最先宣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是加納、幾內亞、塞內加爾、馬裏。恩克魯瑪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過分複雜的製度，不適合加納國情。1959年6月，他提出要建設一個“建立在非洲社會主義原則基礎上的福利國家”，認為“恢複非洲社會的人道主義和平等主義的原則需要社會主義”。塞內加爾的桑戈爾與馬裏的凱塔共同創建了一個聯合黨，1960年組成馬裏聯邦，聲稱“我們必須在歐洲的社會主義成就的基礎上，同時也在黑非洲文化精華的基礎上，製訂我們自己的發展計劃”④。1960年馬裏聯邦解體，但兩國都沒有放棄“非洲社會主義”。塞古·杜爾領導下的幾內亞為了對抗來自西方的壓力，1962年12月提出要走“非資本主義道路”，翌年4月在民主黨大會上正式宣布實行社會主義。
在東南非洲，宣布實行“非洲社會主義”的是馬達加斯加、肯尼亞、坦桑尼亞和讚比亞。1960年馬達加斯加獨立後，社會民主黨執政，雖然它宣布實行“獨特的馬爾加什社會主義”，但在實踐中執行發展資本主義的方針，締結《法馬合作協定》，法國在國防、經濟等方麵仍享有特權。肯尼亞獨立後，肯雅塔表示信仰“非洲社會主義”。1965年，議會通過了第十號白皮書——《非洲社會主義及其在肯尼亞規劃中的應用》，強調政府對經濟行動的控製和規劃，不過對社會主義方針的執行不是很堅決。坦桑尼亞則不然，尼雷爾總統為“非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製定了完整的綱領和政策。1962年坦噶尼喀共和國成立時，他就提出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經過幾年的準備之後，1967年2月5日，他發表了著名的《阿魯沙宣言》，作為坦桑尼亞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綱領。它以社會主義和自力更生政策為中心內容，提出了建設真正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係列措施，隨之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運動。在其影響下，讚比亞的卡翁達宣布以“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作為全國方針。他於1967年5月發表《人道主義第一階段》後，又在1977年6月發表《人道主義第二階段》，主張“通過社會主義完成從資本主義向人道主義的變革”。1968年毛裏求斯獨立，拉姆古蘭領導下的工黨組成聯合政府，宣布將通過社會改良實現“福利社會主義”。
這些從獨立起就選擇“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並非都堅持到底。1968年加納的恩克魯瑪政府、1968年馬裏的凱塔政府相繼被推翻，這條道路便中斷了。1969年肯尼亞發生執政黨非洲民族聯盟總書記姆博亞遇刺事件後，也不再提社會主義了。但是在1970年代前期，隨著葡屬殖民地武裝鬥爭的節節勝利及其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非洲社會主義”在繼續發展。1975年莫桑比克、安哥拉獨立後，都宣布要通過人民民主革命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最終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
與此同時，有些國家激進的民族主義派別通過政變，走上了“非洲社會主義”的道路。例如，1963年8月，在剛果（前法屬剛果）爆發了黑非洲國家獨立後的第一次人民起義，推翻了尤盧政權，代之以傾向社會主義的馬桑巴——代巴政府。後來以恩古瓦比為首的青年軍人又發動七·三一運動，建立新政權，首次在非洲大陸宣稱奉行“科學社會主義”。在烏幹達，1967年9月，國民議會宣布廢除國王和封建王國，建立共和國，總統奧博特奉行“非洲社會主義”，1969年10月發表《平民憲章》。同年，蘇丹軍人尼邁裏發動了五·二五革命，宣布蘇丹是“民主、社會主義和統一的共和國”。同年9月1日，利比亞的卡紮菲推翻伊德裏斯王朝，建立共和國，奉行一種完全建立在伊斯蘭教教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他還在國內發動文化革命，提出既非資本主義、也非馬克思主義的“世界第三理論”，進行別具一格的社會主義試驗。1969年10月21日，索馬裏的西亞德少將發動政變，建立民主共和國，成立索馬裏革命社會主義黨，在憲法中規定“索馬裏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1971年4月19日，塞拉利昂以史蒂文斯為首的全國人民大會黨完全掌握政權之後，宣布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類型的福利國家。翌年，在貝寧以克雷庫少校為首的青年軍官政變上台，1975年宣布貝寧人民革命黨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黨”，貝寧革命將分為“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三個階段。1974年9月12日，埃塞俄比亞的海爾·塞拉西皇帝被以門格斯圖為首的一批中下級軍官推翻，國名被改為“社會主義埃塞俄比亞”。新政府在1976年4月20日發表了《民族民主革命綱領》，宣布“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而“向社會主義過渡”。接著，島國塞舌爾於1977年6月5日發生政變，人民進步陣線政府宣布要進行社會改革，建立“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社會”。津巴布韋是非洲較晚獲得獨立的國家，根據別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經驗與教訓，采取了比較穩妥的方針。1980年，穆加貝強調分階段地、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強調要考慮本國的特殊情況，利用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建設社會主義。
這樣，先後共有23個國家宣布走“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盡管有的國家後來發生變化，但到1980年代末仍然有17個國家堅持原定方針，約占非洲獨立國家總數的1/3。它們的社會主義道路各具特色，大致可分為四個流派。一是阿拉伯社會主義，如埃及、蘇丹、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索馬裏奉行的社會主義，強調阿拉伯民族主義特性、阿拉伯統一和伊斯蘭教傳統，認為《古蘭經》中含有社會主義原則。二是村社社會主義，主張在非洲傳統村社製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如恩克魯瑪、杜爾、凱塔和桑戈爾等。尼雷爾的“烏賈馬社會主義”、拉齊拉卡的“福科諾納社會主義”、卡翁達的“人道社會主義”、塞舌爾的勒內的“非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都屬於此類。三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接受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影響而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流派。如突尼斯的“憲政社會主義”、毛裏求斯的“福利社會主義”。桑戈爾後期也致力於這種社會主義，1981年他與布爾吉巴聯合創建非洲社會黨國際。四是非洲科學社會主義，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剛果、貝寧、埃塞俄比亞等國屬於此類。它們通過武裝鬥爭和軍事政變建立新政權，宣稱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並強調根據本國的具體特殊條件，創造性地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主張與社會主義國家保持特殊關係。
不過，多數非洲國家奉行自由資本主義或有計劃的自由主義的路線。這些國家很少在綱領、憲法中明確宣揚其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而是體現於具體經濟政策之中。唯有利比裏亞因曾接受了美國憲法模式，戰後仍然奉行原訂的憲法宗旨。還有烏弗埃-博瓦尼領導下的科特迪瓦，1960年獨立後明確宣布依據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原則發展本國經濟。雖然在1940年代他也曾與恩克魯瑪等泛非運動領導人一起設想過建立西非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但獨立後卻根據對國情的分析，認為隻有發揮私人資本的作用，引進國外的資金、人才和國內的勞動力，采取循序漸進的方針，才能確保國家經濟的發展。他宣布繼續留在法郎區內以維持金融的穩定，保證外資和利潤彙往國外的自由，為國外投資者提供方便和稅收優惠，與原宗主國維持一種特殊關係。
選擇有計劃和自由主義的發展道路的典型國家是喀麥隆。阿希喬總統是在法國和聯合國的支持下上台的，國內左派力量曾進行過武裝鬥爭。在多方壓力下，他采取不左不右的方針，提出“有計劃的自由主義，自由發展，社會主義和地區平衡”四項基本原則，一方麵宣布與西方國家合作維持經濟的運轉；另一方麵又保持距離，盡量依靠本國資源和能力發展經濟，逐步限製外國公司的控製，實現統一平衡的經濟發展。1964年，馬拉維班達總統也宣布他的建國方針“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而是實行自由經營發展經濟的政策。1967年11月，邦戈繼任加蓬總統，明確提出走不左不右的中間道路，即所謂“民主協商進步主義”的新道路。他主張“有領導有計劃的經濟自由主義”，實行開放，尋求外援，保護外資；有計劃地開發林、礦、石油資源；鼓勵私人經濟。1973年7月盧旺達政變，哈比亞利馬納少將出任共和國總統，宣布實行以農牧業為主的“有計劃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這種“中間道路”的發展方針，常常被一些中斷了走“非洲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所采用。例如，馬裏的特拉奧雷推翻了凱塔政府，1979年3月宣布恢複憲政，規定國家的發展道路“既非社會主義，也非資本主義”，而是發展“獨立的、有計劃的民族經濟”。1983年，幾內亞的孔戴軍人政府在結束塞古·杜爾的“非資本主義道路”之後，宣布將“有計劃的自由經濟”作為其經濟發展總戰略。1986年，穆塞韋尼通過軍事政變取得烏幹達政權之後，也宣布奉行同樣的方針。
二、非洲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主要措施
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的發展道路雖然各有不同，但目標都是為了振興民族經濟，因而它們所采取的經濟措施是共同的，主要有：土地改革；合作化、綠色革命；國有化、本地化；計劃化與多類型的經濟發展戰略。
1.土地改革
非洲居民80—90%是農民或農業工人。各獨立國家不論是搞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還是“非洲社會主義”，都需要首先解決農民問題，改變不合理的土地製度。
非洲國家的土地製度，在獨立時大體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封建土地所有製占優勢，同時存在殖民者種植園，北非國家和埃塞俄比亞均屬此類；另一種是殖民者種植園占優勢，同時存在部落村社所有製和保留地，這主要存在於東南非洲和紮伊爾等地；第三種是村社形式下的小農所有製與封建酋長所有製占優勢，同時存在少量殖民者種植園，西非地區屬於此類。
土地改革首先是在第一類國家中展開。1952年埃及革命後，先後頒發了三個土改法令，用十多年時間逐步完成了土改。七月革命前的埃及共有耕地598.4萬費丹，407萬農戶，其中占農戶總數2.9%的封建主卻占有全國耕地的55.8%，特別是僅占農戶總數0.4%的法魯克王公貴族、寺院、土地公司和大地主占有全部土地的35%；而占農戶總數94.3%的小農卻隻占有土地總麵積的35.4%，平均每戶占有的土地僅0.8費丹，此外還有150萬農戶完全沒有土地，以租種土地或當雇工為生。
為了解決農村中的兩極分化和尖銳的階級矛盾，納賽爾根據廣大小地主和小農的願望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在維護土地私有製的前提下解決土地問題。1952年9月，第一個土改法（178號法令）頒布，主要內容是沒收法魯克王公和貴族的土地、莊園；限製每戶占有土地量不得超過200費丹，因允許地主頭兩個子女各保留50費丹，實際限額為300費丹，超過部分由政府按原土地稅的70倍作成地價，在五年分批征購；規定凡不足5費丹的農戶都有權分得土地，但要分期償付地價，30年內還清，年息3%，另付政府15%的手續費；還規定地租的最高限額不得超過原土地稅的7倍，分成製的地租不得高於純收入的1/2。這樣，1952—1960年全國耕地的99%被政府征收，16.3萬戶農民分到土地。1961年7月，埃及政府頒布第二個土改法（127號法令），將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額由200費丹降到100費丹，每戶從300費丹減少到200費丹；為鼓勵地主分地，將征收土地的賠償期限額縮短為15年，年息提高到4%；農民交付的地價減免了一半。1969年，埃及政府又頒布第三個土改法令（50號令），將私人占有土地的限額又減少到50費丹，每戶為100費丹；宣布超過限額的土地從土改法生效之日起在法律上屬於國家，取消了農民分土地所交的手續費和利息；並宣布兩年內完成土改。
埃及整個土改過程中充滿了激烈的鬥爭。大地主們紛紛私自拋售、轉讓和分散土地。在三次土改中，政府共征收103.7萬費丹土地，分給農民土地為82.2萬費丹，約有34.4萬戶農民得到土地，僅占有權分到土地農戶的8.5%。“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並沒有完全達到，隻是暫時緩解了農村土地占有的矛盾。但是，封建地主勢力受到削弱，占地100費丹以上的大地主基本上絕跡，小土地所有製得到發展。到1960年代末，占地20費丹以下的中小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9.7%，其耕地占耕地總麵積的87.4%，為農村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埃及土改的影響下，突尼斯獨立後首先通過贖買和沒收方式將部分王室、清真寺、外國農場主及曾同殖民主義政權合作者的土地分配給農民。1963年，根據薩拉赫的社會改革計劃，突尼斯開展土地改革，土地占有限額為50公頃。在阿爾及利亞，1965年布邁丁執政後，土改規模越來越大。他出身農民家庭，其部下80%來自農村，實行土改比較堅決。他要求消滅農村封建製度，摧毀人剝削人的物質基礎，建立了阿拉伯社會主義的新農村。1971年11月頒布的《土地革命憲章》和《土地改革法令》規定了農戶的土地限額，旱地為5公頃，旱地果園45公頃，水澆地果園35公頃；超過限額的土地，政府用15年期限的公債券進行贖買；清真寺、村社公有土地一律收歸國有；農戶有土地使用權，但不能出售，戶主死後由一個兒子繼承，同時取消分成租佃製。1972年，阿爾及利亞成立了全國和地方各級土改機構和農民協會。其第一階段土改（1972年初—1973年7月）是分配公有土地。第二階段（1973年9月—1975年初）分配私有土地。在土改中，國家共征收土地154.6萬公頃，分給10萬農戶。盡管地主們通過分散、轉移手法逃避土改，但它作為一種封建勢力已遭到沉重打擊。土改的第三階段是牧區改革，實際未能進行。
非洲土改最激進的是埃塞俄比亞。那裏封建土地製度根深蒂固，由皇室、貴族、教會占有的世襲土地、禦賜土地、皇家土地、教會土地占全國耕地的絕大部分，80%的農戶是無地少地的佃農。1974年海爾·塞拉西皇帝被廢黜後，臨時軍政府便發布了“土地的權利應歸於耕種土地的勞動者”的綱領，聲明要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1975年3月公布的土改法令宣布，廢除原有的私人土地所有製，全國土地無償地收歸國有，任何個人或機構都不得將土地據為私有財產，取消過去一切租佃關係，取消農民的債務和種種勞役；規定凡願自行耕種者（也包括地主在內）都可分得同等的土地，保持自有的農具和耕牛，不準出租、雇工、轉讓，子女可繼承父親的土地耕種。為了開展土改運動，政府動員5萬名青年學生和教師奔赴農村發動和組織農民，全國建立各級農會，約有29%的農民成為會員。農會擁有武裝和一定的司法權，並逐步演變為農村基層政權。雖然遇到貴族地主的激烈反抗，但土改仍深入發展，埃塞俄比亞農村麵貌發生了變化。不過，由於農民分領的土地數量和肥沃程度不等而形成的新矛盾也在發展。
在第二、第三種土地所有製類型的地區，土改進行得比較溫和。政府通過土地計劃來建立以非洲人私有製為主的多種形式的土地占有製。例如，肯尼亞的土地問題曆來就十分尖銳，獨立後政府加緊實行從獨立前就已開始了的土地轉讓計劃、安置計劃和土地調整計劃。所謂轉讓，就是由政府出錢從歐洲人手中贖回“白人高地”的土地，同時沒收歐洲人廢棄和空閑的土地，然後再轉賣給非洲農民。到1976年，土地轉讓計劃共安置了50多萬農民。在非洲人居住的農村，則進行了土地裁定、丈量、登記和最後發土地證工作，確定土地的個人所有權。在執行轉讓計劃中，由於酋長、有錢人購買土地過多，政府進行調整，將一些公有地出賣給無地農民。改革到1979年基本完成，形成了國家農場、非洲人私人大農場、非洲人合作農場、自耕農、外資農場等多種土地所有製並存的局麵。
津巴布韋的土地問題與肯尼亞一樣嚴重。占人口總數97%的非洲人住在土著保留地，平均每戶占地16公頃；而5700個白人農場主卻占地1600萬公頃，每戶平均占地1754公頃，多於非洲農戶100倍。穆加貝早就將解決土地問題作為奮鬥目標。由於白人農場提供著津巴布韋商業農產品和商品糧的絕大部分，雇傭了占全國工人總數34%的農業工人，因此，他又不得不采取謹慎的態度。在獨立後頭六個月內，他在聯合國難民高級專署協助下，購買了193個白人閑置農場，安置了100萬難民。1980年9月，津巴布韋開始實行重新安置計劃，在全國設立各級安置機構。截至1986年底，政府向白人農場收購土地255.1萬公頃（占全國土地6.5%），耗資5500萬津元。按照蘭開斯特大廈協定，英國應承擔一半安置費用。津巴布韋政府用214萬公頃安置了3.9877萬戶，約32.7萬人，多數為非洲人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失業工人和難民，他們隻有土地租用權而無占有權。政府有關部門負責在安置區修建道路、蓄水池、診所、學校等基礎設施。該計劃取得了成績，然而由於籌款困難和白人農場主拒售土地，目標尚未完全實現。
2.合作化、綠色革命
土地改革擴大了小農經濟，但是這對促進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是有局限性的。非洲的民族主義者都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納賽爾曾說：“我認為未來需要我們依靠比現有的不穩定的小農經濟或小私有經濟更為穩固的經濟。我們要用建立合作社來解決這個問題。”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國的土地改革都與合作化相結合，在土改法令中明文規定分到土地的農民必須加入合作社，國家的信貸、種籽、肥料、農藥主要向合作社提供。1960年，埃及開始大規模合作化運動，到1970年約有310萬農戶加入，占全國擁有土地農戶總數的90%。阿爾及利亞通過由國家建立“社會主義新村”形式引導農民組織合作社，到1981年成立5963個，約占分到土地農戶的2/3。突尼斯的合作化比較曲折，1962年起用行政手段建立合作社，到1968年幾乎將全部農民都組織起來，但因效果不佳而於1969年被迫解散，隻保留大部分的農村供銷合作社。
凡是奉行“非洲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大張旗鼓地開展農村合作化或集體化運動。恩克魯瑪執政時期的加納，曾大辦國營農場和合作社。他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在村社製原則指導下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所以在1960—1964年間辦了1000多個合作社、100多個國營農場。這在黑非洲是很突出的行動。幾內亞的塞古·杜爾在宣布土地國有化和廢除酋長製之後，1960年代中建立500多個合作社，1970年代初改建為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主辦的生產隊，組成了由技術人員和下鄉勞動的大學生為主體的機械化生產隊，但效果不佳；1979年又改建為縣級農牧場，是一種由國家資助的具有合作化性質的集體生產單位。塞內加爾的桑戈爾提出進行“農村革命”，1964年頒布土地國有化法令，將沒收來的土地交村社經營管理，恢複和發展村社製。1972年，塞內加爾通過《村社法》，鼓勵農民建立新的合作社。國家還通過1966年成立的全國合作和援助發展局向合作社提供肥料、農藥和技術，通過鄉村發展互助資金和價格平衡與穩定資金調整生產。到1979年，全國50萬農民有30萬加入合作社，其中76%為花生合作社。但由於合作社都被大家族和宗教領袖控製，他們從中漁利，合作社沒有能發揮預期的作用。
坦桑尼亞的烏賈馬村運動是非洲農業合作化的又一典型。尼雷爾總統試圖利用非洲傳統的村社精神，通過集體化來改變落後的農村麵貌。他繼《阿魯沙宣言》之後發表了《社會主義與農村發展》一文，號召建立烏賈馬村，要把以家族形式散居在熱帶草原上的農民集居於公路旁的新建居民點。這既是基層政權組織，也是生產組織單位。土地、生產工具歸村莊所有，農民集體勞動，共同生活，按勞動日分配，發揚傳統的平等、互助精神。1968年，坦桑尼亞設立烏賈馬村局領導此運動，派出大批幹部軍官下鄉，動員農民搬遷。每村有500—600戶，政府投資建立學校、醫療站和水利工程，修橋鋪路。起初進展緩慢，到1973年才建了5628個村，僅占農村人口15.5%左右。是年10月，坦桑尼亞政府發出緊急動員令，1975年1月草率建立了6944個村，占農村人口66.6%。這一冒進行動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帶來歉收、饑荒和動亂等一係列問題。同年，烏賈馬村停建，改為“逐步實行村子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