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九七○年代後期至一九八○年代中期非洲經濟的嚴重困難
從1970年代中期起，非洲經濟出現了停滯、衰退和日益惡化的局麵。造成這種狀況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有國際因素，也有國內因素。國際經濟條件的惡化，給非洲經濟帶來嚴重影響。1974—1975年和1979—1982年，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兩次經濟危機。發達國家為了轉嫁經濟危機，肆意壓低農、礦產品價格，提高工業品和消費品價格，同時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高利率政策，製造關稅壁壘，限製非洲產品進入西方市場。例如，1972年非洲用38噸劍麻或7噸棉花可換回1輛卡車，到1980年則需要138噸劍麻或28噸棉花才能換回1輛卡車。非洲國家那種依靠一兩種農、礦產品出口的單一經濟結構還未得到改造，因而不能不接受這種不合理的經濟秩序所造成的苦果。
自然災害也加劇了經濟困難。1973—1974年、1977—1978年、1982—1984年，非洲接連發生了三次大旱災，從非洲之角到西非薩赫勒地區的44%的非洲土地持續幹旱，波及30多個國家，受災人口近2億，牲口死亡100萬頭。加之沙漠化越來越嚴重，每年6—7萬平方公裏的農田被侵蝕，直接威脅到6000萬人的生活。此外，有的國家還發生了蝗災和水災。
經濟政策的失誤是造成非洲國家困境的主觀原因。由於各國普遍推行進口替代戰略，抓農業不夠，有的國家隻注重能創外彙收入的一兩種經濟作物或礦產品，忽視了糧食生產，因此農業投資普遍不足。而且農產品收購價格普遍偏低，經濟作物的出口稅征得較高，這些都嚴重地阻礙農業的發展。例如，尼日利亞1960年代糧食能夠自給，農產品出口值在出口總值中所占比重為80%；1970年代因側重發展石油業，農產品出口值的比重下降為30%，1980年代僅占5%左右。糧食生產的下降導致20%的糧食需要進口，1980年進口糧食花了27億美元，使外彙大量外流。由於經濟發展過份依賴石油，也必然受到國際市場供求情況的製約，造成經濟的不穩定。
非洲國家獨立後所普遍采取的國有化、非洲化、集體化等措施，固然對於振興民族經濟有積極作用，但是有的國家搞得過快過激，有的國家使國營經濟所占比重過大，不恰當地限製了私人資本的發展。另外，政府對生產、流通、交換等經濟活動幹預過多，管理機構過分膨脹，管理水平不高，也抑製了其他所有製經濟的發展和生產者積極性的提高。例如，1973—1974年蒙博托搞的大規模紮伊爾化和徹底化運動，脫離了本國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幹部、技術力量的條件，當大量的外國人經營的種植園、工礦、建築、運輸和商業收歸國有或轉賣給紮伊爾人所有後，各種問題都發生了。這些企業、商店實際上落入了黨、政、軍幹部和接管代表的手裏，他們濫用職權，趁機貪汙揮霍，大發橫財，致使這些企業、商店停工減產，虧損倒閉；加之外國資本家轉移資金，斷絕貸源，製造種種困難，使紮伊爾經濟在1975年幾乎完全破產。蒙博托被迫改行非紮伊爾化，將外國企業的大部分股份退還原主，這又使國家遭受了一次損失。烏幹達的阿明（1971—1979年執政）打著烏幹達化的旗號，於1972年發動經濟戰，一舉驅逐了五六萬英國人和英籍亞洲人，全部接管其經營的500多家企業和4753家商店、21座茶園（占全國茶園麵積的48.3%）。由於軍政府無能力管理，加上外在因素，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1977—1978年度財政預算收入約為8.3億美元，而是年累計財政赤字就有8.28億美元，國民經濟瀕於崩潰。
幾內亞一度實行非資本主義道路，對殖民地經濟結構的改革和國營經濟的確立都曾起過一定作用，但由於國有化規模過大，管理不善，農業集體化的組織形式變換頻繁，挫傷了農民積極性，嚴重妨礙了經濟的發展。1975年2月頒布《經濟憲章》之後，幾內亞開展經濟聖戰，取締私人商業，征收礦產品出口特別稅，結果造成了商品奇缺，物價飛漲，國營工廠開工率不足20%，人民生活十分困難。1977年8月27日，科納克裏市民主要是婦女小商販反對《經濟憲章》，要求取消經濟警察，允許自由貿易。他們前往總統府請願，遭到軍警開槍鎮壓，造成流血事件。這是群眾對塞古·杜爾過激的經濟政策的挑戰。
在坦桑尼亞，1974—1976年按照關於三年內實現全國農村烏賈馬化的決議，掀起了大規模的村莊化運動，三年內新村由不足5000個猛增到8000多個，居民由250萬增到300萬，占農業人口的80%。村政府掌握土地分配權，農民主要在村莊附近的集體田中勞動，收獲歸村政府，另外還領到一些遠離村莊的私田和少量家宅田。農民不願在集體田中勞動，也不願向產權易變的私田裏投資。由於土地休耕指數減少，加之缺乏農藥、化肥和農業機械及管理水平的低下，造成農村生產秩序的混亂，產量大幅度下降，糧食由基本自給轉為大量進口。1977—1978年，坦桑尼亞進口穀物10—12萬噸，1981—1982年增至39萬噸。尼雷爾在1975年承認建立高度集體化的烏賈馬村是不實際的，開始糾正偏差，撥款6000萬先令，賠償在強製搬遷中農民的財產損失。
非洲各國對增長過快的人口普遍缺乏控製，這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非洲有一夫多妻製的傳統，獨立後又采取了鼓勵生育的政策，再加上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出生率逐年提高而死亡率不斷下降。其人口自然增長率1960年為2.5%，1983年為3%，個別國家高達5%左右。據聯合國1961年統計，非洲有2.56億人；1980年增到4.72億人；1985年又升到5.31億人，25年翻了一倍多。人口的過份增長使經濟發展的成果不得不用於新增人口的需要，從而減少了用於發展的資金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投資，直接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速度。
這一時期非洲經濟的困難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麵。
第一，嚴重的經濟衰退。1970年代，非洲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為2.7%；1980—1984年，下降為1.1%。按人均計算，1960年代為1.3%；1970年代中等收入國家減少到0.5%，低收入國家減到0.3%；1980—1984年出現負增長，為-1.7%。工業製造業1975—1979年年均增長率保持在7.5%；1980年代急劇下降，1980—1982年出現負增長，年均增長率為-4.1%。農業也呈現下降趨勢，1960—1970年非洲農業生產平均年增長率為2.7%；1970—1980年下降為1.3%；1983年還不到1%。
第二，糧食危機。1960年代，大多數非洲國家糧食可以自給，有的還有餘糧出口。但從1970年代中期起，糧食問題越來越嚴重，非洲成為“饑餓的大陸”。人均糧食的年增長率1960—1970年曾為0.1%；1970—1980年則為-1.1%。據聯合國糧食組織1981年報告，在55個非洲國家和地區中，缺糧國45個，占國家和地區總數的81.8%；其中自給率在60%以下的嚴重缺糧國有20個，1984—1985年又增加到24個；食不果腹的人口達1.5億，占非洲人口總數的1/3，每年有500萬以上兒童被餓死。此外，由於邊界衝突、內戰以及災荒，非洲難民逐年增加，1982年達到630萬，占世界難民總數的一半，這更加重了糧食危機。
第三，對外貿易停滯。由於非洲外貿條件不斷惡化，農、礦初級產品價格下跌，出口困難，而進口的工業製成品價格則迅速上漲。糧食與農產品加工品的進口與日俱增，1970年非洲各國進口穀物730萬噸，1981年增加到2140萬噸，這就加大了外貿逆差。據統計，非石油輸出國的外貿逆差1975年為68億美元，1981年增至162億美元。這類國家的進口貿易指數如以1980年為100，1984年則降為79。1986年，非洲在世界外貿出口總額中僅占3%，在進口總額中也僅占3.5%。
第四，外債沉重。據世界銀行統計，1970年非洲國家的外債總額為132億美元，1980年增至1269億美元，1986年底達2000億美元，約占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外債總額的20%。1970—1986年的17年間，外債增加了15倍，而且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很大。2000億美元的債務占非洲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50%，占其對外貿易和勞務出口收入的400%以上。在西方國家實行高利率政策的條件下，非洲國家的還債能力是很弱的。1980—1987年，非洲國家人均國民收入下降了25%。在聯合國確定的1980年代世界39個最不發達國家中，非洲有27個，占2/3。非洲70%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規定的貧困線以下，因而相當多的非洲國家部分或全部地喪失了還債能力。
非洲經濟的發展曆來是不平衡的。即使在此困難時期，有的國家也仍能保持經濟的不同程度的增長。例如，在普遍發生糧食危機的形勢下，馬拉維、津巴布韋、喀麥隆、多哥、尼日爾等都能實現糧食自給和少量出口。馬拉維是一個農業小國，獨立後堅持走以農立國的發展道路。它推行土地發展計劃，建立農業增產計劃，以區作為基層組織，扶助小農發展農業生產，同時推廣先進技術，鼓勵多樣化種植，並植樹造林，防止水土流失，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護。其穀物平均單產由獨立初期的每公頃1115.4公斤增長到1982年的1399公斤，其中玉米、水稻分別增長39%和13%，每年出口3—4萬噸玉米。1985年，馬拉維的農產品出口占出口總值的90%，其中桐油出口居非洲首位，茶葉和煙草居第二位。
尼日爾是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內陸國，1966年發現鈾礦，其儲藏量居世界第六位，1971年正式開采。1974年孔切軍政府上台後，逐步收回鈾礦主權，改變完全受法國控製的地位，大量引進各國外資，擴大開采，年產量由1971年的400餘噸猛增至1980年的4300噸。由於鈾礦收入的增加，國家預算總額不斷增大，1974年為142億非洲法郎，1979年為567億非洲法郎，1986年達到879.3億非洲法郎。孔切政府製定了全麵發展計劃，用較多的資金發展農牧業生產，到1979—1980年度實現了糧食自給，同時還發展了各種加工工業。
博茨瓦納與尼日爾情況類似，過去也是一個經濟基礎十分薄弱的內陸國，全境2/3地區為沙漠覆蓋，唯一的經濟來源是養牛業。獨立後的第二年（1967年），在卡拉哈裏沙漠東部邊緣地區的奧拉帕發現了世界罕見的巨大管狀鑽石礦，1971年開始大規模開采，年產量91.4萬克拉，1980年增至510.1萬克位，一躍而為世界第四大鑽石生產國（僅次於紮伊爾、蘇聯、南非）。鑽石的出口成為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國民生產總值也隨之從1966—1967年度的3700萬普拉增至1978—1979年度的5.034億普拉。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由獨立時的35美元猛增到1000美元，1985年國際收支盈餘2.5億美元，被譽為“黑非洲成功的範例”。
毛裏求斯也是這一時期少數經濟發展較好的非洲國家之一。這個僅有105萬人口的島國，過去是依靠甘蔗種植和蔗糖出口的單一經濟國家。1968年獨立後，采取了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濟政策。1971年在非洲首創出口加工區，對外資實行優惠政策，為其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加工區的企業由1971年的10家增到1976年的85家，1986年又增至377家。就業人數由1976年的1.74萬人增加到1985年的4.67萬人，主要從事服裝加工、紡織、玩具生產、首飾加工等生產，成為世界第三大毛織品出口國。加工區的出口收入占1985年國家出口收入的47%，1986年又增至53%。與此同時，毛裏求斯大力發展旅遊業，1970年隻有旅館16家，遊客2.7萬人，1986年則分別增長了三倍和五倍。對於傳統的蔗糖業，國家采取技術改造調整措施，從而與出口加工業、旅遊業共同成為該國的三大經濟支柱。國民經濟發展迅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5年的700美元增長至1985年的1240美元，在非洲國家中居第十位。它的發展與非洲大陸多數國家的經濟停滯形成明顯的反差，因而被稱為“印度洋上的一隻經濟猛虎”。
埃及進行經濟調整比較早，它在1975年後的非洲經濟困難時期中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績。納賽爾逝世前後，埃及曾出現過經濟上的“七個瘦年”（1967—1973）。薩達特上台後，調整政策，贏得“七個肥年”。他在經濟上實行開放政策，1974年4月18日提出《十月工作文件》。確定了發展外向型經濟、加強與西方聯係、鼓勵私營經濟等原則。同年6月27日，實施關於外資（包括阿拉伯資本）和自由區的第43號法令，宣布對外資不沒收、不監督、不國有化，在5—8年內免征一切關稅，允許合資公司中外資可擁有49%股份，並開辟塞得港、蘇伊士、亞曆山大、開羅為自由區。1973—1983年間，埃及的年平均經濟增長率為8.8%，國民生產總值1972年為78億美元，1982年增加到327億美元，1984年人均國民收入584美元。石油工業、勞務輸出、運河、旅遊發展成為埃及四大經濟支柱。1976—1980年，完成了運河第一階段擴展與加深工程，使70%的世界大油輪可以通過。但是開放政策也給埃及帶來了各種問題，如外債增加、外彙外流、通貨膨脹、物價體係紊亂等，穆巴拉克上台後不得不進一步調整經濟。
五、非洲國家的經濟調整
‘非洲的經濟困難形勢在1985年出現了轉機，糧食獲得連續兩年的好收成，嚴重缺糧國由1984年的21個減少到6個，糧荒問題有所緩解。非統組織於1985年7月舉行第二十一屆首腦會議，討論解決經濟困難問題，通過了《1986—1990年非洲經濟複興優先計劃》。1986年5月底，第十三屆特別聯大也專門審議非洲經濟問題，6月1日通過《聯合國1986—1990年非洲經濟複興和發展行動綱領》。這兩個文件的頒布標誌著非洲經濟的發展進入了全麵調整和逐步複興的階段。
關於非洲經濟的調整問題，早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就已進行過醞釀。1980年4月，非統組織召開經濟特別會議，根據1979年第十六屆首腦會議通過的《蒙羅維亞戰略》所提出的基本思想，通過了《拉各斯行動計劃》。該文件強調以集體自力更生和自強自立的精神來發展非洲社會經濟；改變隻依靠一兩種初級產品出口的畸形的單一經濟結構；逐步減少和擺脫對世界市場的依賴。計劃還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長期的發展目標，強調發展農業，實現糧食自給，到2000年實現非洲經濟一體化。但是，由於非洲各國資金不足，技術力量缺乏，管理水平低下，又受到西方經濟衰退和非洲大陸旱災的衝擊。《拉各斯行動計劃》基本上無法執行。
與此同時，世界銀行在其非洲董事們的要求下，1981年10月以“非洲戰略評論小組”名義發表了《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發展：行動備忘錄》。評論小組的協調人是世界銀行高級顧問、美國教授艾略特·伯格，因此該文件又稱《伯格報告》。報告強調造成非洲經濟困難的原因是主觀因素，提出的解決措施是：(1)改革體製，以市場調節替代行政控製，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幹預，擴大和發揮私營經濟的作用；(2)調整價格和稅收政策，實行更加合適的貿易和彙率政策，要求貨幣貶值；(3)優先發展農業，采取以農業為基礎和出口為方向的發展戰略，並認為這是非洲向工業化過渡的長期過程的開始。報告還強調外援作用，將贈與援助戰略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很少考慮非洲國家要求發展民族經濟、貫徹自力更生的原則。為此，該報告引起了許多非洲國家和有關人士的批評，沒有被非洲國家接受。於是世界銀行又發表了兩個補充性報告，即1983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關於發展前景和計劃的進度報告》和1984年的《走向持續發展：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項共同行動綱領》。這兩個報告重申第一個報告的主題，隻是對國際經濟環境和援助形式方麵增加了新的內容。非洲各國政府在嚴峻經濟形勢麵前不得不承認以往政策上的失誤，也感到需要在經濟結構上進行改革和調整，於是對《伯格報告》中的某些建議表示可以接受。
1985年非統的計劃和1986年聯大的綱領，既包括了《拉各斯行動計劃》的基本戰略思想，也適當地吸收了《伯格報告》的一些改革措施。計劃和綱領的主要內容就是：要求非洲各國下定決心作出承諾，根據非統的計劃，製訂國家和區域經濟發展計劃；同時要求國際社會響應並承諾支持、輔助非洲國家在發展方麵的努力。
按照上述計劃，非洲國家紛紛采取措施進行經濟調整。首先是改變重工輕農的發展戰略，調整工業和農業的關係及農業內部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的比例，增加農業投資，重視糧食生產。例如，沙德利繼任阿爾及利亞總統後，於1980年6月主持召開了民族解放陣線曆史上第一次有關經濟發展問題的全國特別代表大會，總結過去經濟發展戰略的得失，在堅持“社會主義選擇”的同時，調整政策，製定了十年社會經濟發展方針，強調優先發展農業、水利、住房、輕工和服務行業。1982年3月，新建農業銀行，加強對農業特別是私人農業部門的投資和信貸。國家還放寬對農產品的統購包銷政策，允許自管農場、合作社和個體農戶自由出售糧食以外的農產品，提出“爭取更美好的生活”的口號。坦桑尼亞1984年在第四個五年計劃中安排了一個三年結構調整計劃，強調發展出口農產品的生產，並提出注重小農經濟。1987年2月5日，尼雷爾在慶祝阿魯沙宣言發表20周年的群眾集會上指出：“目前，我們整個經濟仍繼續依賴農業。……而小農經濟則是目前我國經濟和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我們的一切工作及各項方針政策的製定都應著眼於加強個體農業。”
其他一些奉行自由經濟政策的國家也進行了農業政策的調整。如尼日利亞在1980年後注意開展綠色革命，提出五年內達到糧食自給和七年內恢複傳統經濟作物的優勢，農業投資逐年增加。科特迪瓦總統博瓦尼在1987年6月號召全國進一步重視農業，開展第二次綠色革命，安置大批知識青年下鄉。在種植方麵，政府既重視咖啡、可可生產，又強調全麵發展糧食生產和其他經濟作物，加速產品出口多樣化，不僅要實現大米自給，而且要將科特迪瓦變為“西非糧倉”。
非洲國家的另一重要調整措施是整頓國營企業，實行不同程度的私有化或其他非國有化措施，鼓勵私營經濟，以解決國營企業普遍存在的勞動生產率低、經濟效益差、管理不善、冗員充斥、產品質次價高、政府補貼負擔過重等問題。這是關係到所有製結構和經營體製的改革。多哥最先開始私有化，從1982年起先後將8家嚴重虧損的國營企業關閉，5家全部私有化，2家部分私有化，4家實行租賃。政府不僅不再給這些企業財政補貼，而且每年可從租賃企業中獲得約389萬美元租金。其中國家鋼鐵公司自1979年建成投產後一直虧損，開工率不到20%；1984年租賃後，第一年就轉虧為盈。不過多哥政府出於發展戰略考慮，對碳化氫公司、磷酸鹽公司、自來水、電力公司等50多家國營、準國營企業沒有實行私有化，它們占全國企業的70%左右。這一改革使多哥政府的財政赤字由1982年的170億非洲法郎降至1985年的50億非洲法郎。
塞內加爾擁有57家國營企業，從1984年起，除了磷酸鹽、化工、能源、運輸等企業外，有26家實行了私有化或半私有化。尼日利亞在1980年代初停止了本地化運動，1988年中宣布將尼日利亞飯店集團、乳品公司、木材公司等49家全部私有化；尼日利亞航空公司、商業銀行、報業、鋼鐵廠等47家公司的一半股份出售給私人；對國家石油公司、保險公司、電力、鐵路公司隻實行經營商業化或半商業化。為防止私人壟斷取代國家壟斷，政府規定任何個人不得購買有關國計民生企業的5%以上的股票。據統計，1988年已有20多個非洲國家，如科特迪瓦、喀麥隆、加納、剛果、紮伊爾、安哥拉等，先後頒布了私有化的法律和法令。
非洲各國的經濟調整還表現在財政金融和物價方麵。它們緊縮公共開支，實行貨幣貶值，減少貨幣供應量，調整彙率，放鬆對價格控製，減少或取消物價補貼，實行貿易自由化、多元化，加強非洲區域性經濟合作等，其主要用意是發揮市場的機製作用，以便搞活經濟。
這些調整措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據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報告的材料，非洲生產總值1986年增長1%，1987年增長0.8%，1988年增長2.3%；農業生產增長率1986年為3.8%，1987年為1.1%，1988年為4.54%。
少數非洲國家取得了明顯的可喜成果。加納自1983年製定了係統的經濟改革計劃後，著重改革國營企業，鼓勵以市場方式經營，推行經濟自由化。1983—1986年第一階段計劃順利完成，可可產量從1983—1984年度的最低點16萬噸開始回升，到1986—1987年度產量達22.5萬噸；1983—1987年間出口總額從4.93億美元增至7.7億美元，進口總額從5億美元增至8.79億美元。1985年末又實行第二階段調整計劃（1986—1988），世界銀行的貸款和其他渠道的優惠資金為其改革提供了援助。幾內亞自1984年孔戴軍政府建立後，也求助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85年12月22日，幾內亞與上述兩組織達成協議，開始其全麵的經濟改革，杜爾時代的非資本主義道路方向被完全扭轉，軍政府取消了農業集體化、機械化，撤消了全國360個縣農牧場，重建金融貨幣體係，實行國營工商業私營化，精減機構，裁減冗員，製定了各種經濟法律和法規。改革的第一年就收到明顯效果，國內生產總值1987年比1986年增長了6%，通貨膨脹率從1986年的71%下降到1987年的33.7%。
非洲經濟調整和改革的步履是艱難的，成績也非常有限。截至1990年，非洲的經濟頹勢，仍未從根本上得以扭轉。國際經濟環境、特別是國際貿易條件對非洲的改革十分不利。非洲政局動蕩，政變頻繁，連續不斷的幹旱和蟲災也造成不利的因素。特別是非洲國家對改革的承受能力小，而阻力卻很大。一些國家領導人擔心改革會否定自己的過去，動搖自己的地位，因而隻將改革作為對付當前困難的應急手段，不願對經濟政治體製進行深入的改革。各級官員視國營企事業為私物，不願放棄既得利益，也不願有大的變革。有些國家實行緊縮財政開支、裁減人員、貼值貨幣、取消補貼後，引起了物價上漲，群眾不滿（如讚比亞的“玉米”騷亂，馬達加斯加的搶劫商店事件），這也使一些改革措施隨之夭折。此外，非洲大陸的人口增長率一直居世界各大洲之首，激增的人口很容易地把調整改革的一點成果吞沒，而且還會帶來新的問題。顯然，非洲國家的經濟調整和改革還需要經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