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主義的商品傾銷政策，迫使非洲一些國家原有的為數不多、且規模很小的原料加工業和製造業紛紛破產。埃及的情況很能說明問題。應該說，埃及經濟的發展水平在非洲大陸是名列前茅的。紡織業有一定的基礎，其他工業諸如冶金、製糖、煙草、手工等行業也有一定的發展。但在兩次大戰期間，大批工廠紛紛倒閉，所有這些工業均瀕於崩潰，市場上充斥著外國商品，埃及的有錢人家紛紛購買外來的進口貨，埃及民族工業遭到嚴重的衝擊。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處境也大體相似。比如，西非的岡比亞在19世紀就較廣泛地種植棉花，並有小規模的棉紡織業。在20世紀初，尤其是一次大戰後，由於英國棉布的大量湧入，摧毀了當地的棉紡作坊手工業，以至後來當地農民大大減少了棉花的種植。
由於殖民當局的壓製和束縛，再加上宗主國商品輸入的衝擊，非洲民族資本的發展受到很大限製，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比較弱小。另外，由於各殖民地宗主國政策的差異、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平衡，加之曆史原因，非洲大陸各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也極為不平衡。北非和英屬西非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人數較多，力量相對強大，其中埃及最為突出。
埃及民族資本的發展比非洲大陸其他殖民地都要快。1922年，它形式上成為獨立國家，但英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麵仍繼續對其進行控製。盡管如此，埃及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反英鬥爭的壓力下，采取了一些扶助民族工商業發展的政策。1920年，埃及政府實行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成立工商管理局，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發展民族經濟。其中規定對民族工商業實行財政補貼製度；由國家機關和政府人員帶頭開展愛用國貨的運動；提高外國商品進口稅，將大部分商品稅率在原來的基礎上提高一倍，個別商品的稅率接近商品價格的1/3。二是集資成立著名的密斯爾銀行，投資發展民族工業。該銀行成立10年後，已擁有1000萬英鎊的資本，主要投資於紡織工業和食品加工工業，先後建立起數十家中小企業，此外還興辦了一些煙草、印刷、榨油和製革等小型工廠。商業公司也陸續開辦起來。但是，埃及經濟除紡織業外，石油開采業、鐵路運輸和對外貿易等全部控製在外國資本手裏。外國資本積極向埃及民族工商業滲透。1930年代末，英國資本已滲入密斯爾銀行，直接或間接地控製著一半左右的股份。
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資本，在一次大戰期間發展的基礎上又有新的增長。在零售商業和手工業兩個部門，民族經濟發展較快，資產階級的力量較為強大。據統計，在突尼斯的幾個主要城市，被迫在殖民當局登記的商家有300多戶，一般雇傭2—3人，也有規模較大的商業公司，經銷進口貨物和當地非洲人製造的手工業品，如金銀首飾、紡織品和雕刻製品等。阿爾及利亞人的商業也堪稱發達，他們的活動深入到農村和牧區市場。
英屬西非殖民地的民族資本，在一次大戰前有良好的基礎。兩次大戰之間，較為分散的種植園、商業、手工業和小規模的采礦業也得到一些發展。尼日利亞和黃金海岸農副產品收購業和零售商業較為發達。黃金海岸在1938年時經營小商業的商人估計不下3.5萬人。他們中許多人同經濟作物的出口有密切的關係。非洲商人向農民收購農作物，然後出售給經營出口貿易的外國商業公司，他們被當地非洲人稱作“中間人”。在1938年，僅經營可可生意的中間人就有1500人，但大都規模很小，隻有少數人雇傭他人從事較大規模的商業活動。
在英屬西非殖民地，一次大戰期間開始發展起來的小型農場，由於帝國主義掠奪的加強和經濟危機的打擊而難以為繼：生產規模越來越小，依靠家人勞作，雇傭他人耕種的情況越來越少。
在英屬中非殖民地的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由於采礦業的發展、礦工數量的增加，糧食需求量激增，從而刺激了當地非洲人農業的發展。除了原有的小農生產外，雇傭勞動力的小農場也開始出現。北羅得西亞在1930年代中期已擁有小農場200多個，平日通常雇傭2—3人耕作，農忙時則增加雇工人數。它們主要種植玉米、大麥和少量的小麥，多供礦區工人食用。隨著糧食貿易的發展，非洲人的商業資本也得到了發展機會，除小商小販外，非洲人的貿易公司也出現了，盡管規模較小，但經營的範圍和地區卻很廣。販賣來自歐洲的製成品也是商業活動的一個內容，不僅有單個人步行走鄉串戶的，也有人用從外國資本家那裏買來的破舊汽車進行轉運的。這一地區的非洲民族資產階級在農業和商業中有一定的力量。
在英屬東非殖民地，非洲人的資本尚處於萌芽狀態。在肯尼亞、坦噶尼喀和烏幹達三國中，肯尼亞較為發達。在一次大戰期間，肯尼亞民族資本的發展已具備一定的基礎。1920—1930年代，以運銷農產品為主的民族商業得到一定的發展。商人的主要活動集中於對當地生產的玉米、豆類、花生和芝麻等作物進行收購、運輸和出售。農產品的初步加工工業和商店也紛紛開辦起來。汽車運輸業也有了發展。中央省和尼揚紮省是較為突出的。1927年，這兩省取得營業執照的非洲人商店有550家，加工糧食的磨麵坊也有245家。其他省份的民族經濟也有發展。但無論在坦噶尼喀和烏幹達還是在肯尼亞，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在零售商業中的經濟力量都很強大，非洲人經濟的發展受到嚴重影響。
在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殖民當局的殘酷掠奪窒息了非洲民族經濟，即使是非洲小資產階級的力量也都十分微弱。在南非和葡屬非洲殖民地，也因殖民者不擇手段的掠取和強製性的行政幹預，民族資產階級幾乎沒有生存的餘地，小資產階級的力量也比非洲其他地區弱小得多。
綜上所述，盡管殖民主義的統治客觀上為非洲移植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但殖民當局牢牢控製著非洲的經濟命脈，不允許殖民地獨立地發展民族經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非洲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連同非洲民族經濟的發展，都受到極大的束縛，其力量十分有限。
四、殖民地社會結構中各組成部分的狀況
隨著非洲經濟殖民地化進程的完成，非洲原有的自然經濟受到劇烈衝擊，建築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傳統社會結構也遭到破壞。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非洲形成了殖民地特有的社會結構。
歐洲殖民者是非洲社會結構中獨特的組成部分，他們作為異族征服者和統治者強加於非洲社會。在最高統治機構中，西方殖民官員的地位至高無上，他們建立起專製主義的統治，對殖民地人民擁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他們通過政治、軍事、經濟手段對非洲人民進行嚴酷的統治和剝削，主宰著殖民地的社會和經濟。白人壟斷資本家和白人移民在殖民當局保護下，享有各種優厚的待遇和特權。誠然，移居非洲的白人無產階級在白人社會中地位最低下，他們受到歐洲殖民官吏和壟斷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然而與廣大非洲人勞工相比，他們擁有更多的權利和機會。
白人移民是殖民當局所鼓吹的“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理論的受益者。無論歐洲人的能力如何差，他們卻享有遠遠超出非洲人的優厚的待遇和權利。非洲人被強行同歐洲人隔離開來。歐洲人在城市裏有專門劃出的居住區，非洲人不得接近或移居；還有專為歐洲人設立的設備良好的醫院、俱樂部等設施，並且與專為非洲人使用的簡陋建築物截然分開。事實上，非洲社會結構中包含著兩個截然不同的部分：白人社會和非洲人社會。
在非洲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過程中，非洲人酋長和其他上層分子隊伍的分化在過去的基礎上也大大加快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宗主國在非洲廣泛建立殖民主義的間接統治製度，扶殖和任用非洲部落酋長和頭人，使之參與管理部分行政事務，以有效地進行殖民統治。在這種方式下，大部分土著統治者的上層人物同殖民當局合作，成為殖民者在非洲的幫凶和走卒。他們中不少人死心塌地地聽命和效忠於殖民當局，配合殖民當局的政策，執行殖民當局的指令，欺壓百姓，刮取民脂，並依靠殖民當局的庇護而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成為殖民統治的一個重要支柱。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殖民當局普遍地對非洲人酋長和其他上層分子加重了壓力，以迫使他們更加馴順地為殖民統治服務。許多殖民地的法律規定，對那些不稱職的酋長輕則給予罰款和棒打等處罰，重則褫奪酋長官職，貶謫為民，甚至罰以終生勞役。法國和葡萄牙的管製最為嚴厲。法屬西非殖民當局公開宣布，非洲人酋長如能完成規定任務，除得到現金獎勵外，還允許他們將酋長職務傳給自己的兒子；反之，將免除職務，連同親屬被發配強製勞動。在這種製度下，很多非洲人酋長被更換。法國人還專門設立酋長學校，訓練非洲人酋長。法國人在殖民地還采取酋長調任製度，即在某一地區擔任幾年酋長後，再調往別的地方擔任酋長，旨在加強對酋長的控製，削弱他們在地方上的影響，防止發生叛逆行為。葡萄牙在1930年代曾以“謀反活動”為名，在莫桑比克先後撤換了20多名酋長；在安哥拉也采取過類似的措施。英國殖民當局除了對非洲人酋長和上層人物采取籠絡政策外，還進行嚴密的控製。比利時在殖民地的政策也大致如此。
盡管帝國主義宗主國強化監督和控製，非洲酋長中間還是有相當一部分良知未泯，拒絕幫助殖民當局欺壓本國人民。在群眾鬥爭的鼓舞下，許多非洲人酋長和上層人士積極投身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非洲民族資產階級在殖民當局和外國壟斷資本的壓抑和控製下，發展十分艱難。北非和英屬西非殖民地的資產階級人數略多，其他地區的資產階級力量相對弱小。他們所得到的一些發展都是在同帝國主義的嚴密控製進行苦鬥中得來的，因此，非洲資產階級從產生之日起，就表現出反對帝國主義的要求和行動。
非洲民族知識分子是非洲社會結構中新產生的階層。他們是非洲落後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同歐洲資本主義的思想文化相接觸的產物。非洲民族知識分子在非洲現代史上起著顯著的、傑出的作用。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第一代領導人絕大多數是民族知識分子。在贏得民族獨立後，他們又擔任了國家首腦或政府領導人。從整個非洲大陸來看，兩次大戰之間的20年間，民族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已經形成，而且在非洲社會中發揮著愈益重要的作用。
非洲民族知識分子的產生，同西方列強為在非洲鞏固其統治地位、積極培養和訓練非洲人作為社會支柱的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殖民當局在它們所控製的殖民地裏紛紛興辦學校及其他文化事業，吸收非洲人入學。一些非洲人被送往當地大學，甚至派到歐洲接受高等教育。如在南羅得西亞，英國1935年發放的教育經費近5.3萬英鎊，資助10.5萬名學生入學。英國在尼日利亞、黃金海岸、肯尼亞、埃及、蘇丹等國都很注重培植非洲人知識分子。法國則將其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作為培訓非洲人知識分子隊伍的重點地區。1935年，法國在赤道非洲的剛果、乍得、烏班吉·沙裏和加蓬等四個殖民地共培養各種類型的學生近1.6萬人；三年後，學生人數增至2.2萬人。法屬西非殖民地1935年初級學校在校人數為6.2萬人，三年後各類學校總人數為7.7萬人。比利時在非洲殖民地主要依靠教會創辦學校，以初級學校居多，著重培養下級職員、略懂技術的工人等。官辦學校數量很少，主要培養律師、官吏、高級職員、記者等。另外還設有學生人數眾多的土著教會學校，旨在培養更多的殖民統治的馴服工具。比屬剛果的官辦學校在1935年有11所，學生人數為5600人；同年，教會學校在校人數據說有46.7萬餘人。葡萄牙在其殖民地辦教育直接與同化非洲人的政策相聯係。殖民當局規定，凡是同化人的子女可進入官辦學校就讀，得到繼續深造的機會，其他人一般隻能進教會學校。1931年，安哥拉有土著學校124所，其中近半數是官辦學校。在莫桑比克還專門設立了技術學校，主要用於培訓非洲人裁縫、鞋匠、木匠、鐵匠、鎖匠和打字員等。
作為殖民當局興辦教育的結果，非洲民族知識分子隊伍得以發展壯大。他們之中確有少數人在殖民政府裏充當重要官吏，更多的人則擔任殖民機構中的雇員或教員。與宗主國企圖培養馴服工具的初衷相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選擇了反對殖民當局、投身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道路。許多知識分子像從事工業、農業和商業的非洲資產階級一樣，他們的發展前途多因種族歧視和壓迫而受到限製，因而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不少知識分子閱曆豐富，見多識廣，比較係統地接受過西方先進思想的教育，還有的人讀過馬列主義的著作，在宗主國參加過政治鬥爭。他們對殖民主義統治表示強烈不滿，積極開展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西非和北非地區的民族知識分子隊伍較為強大，並具有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和傳統。在兩次大戰之間非洲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高潮中，他們顯示了巨大的力量。
非洲農民是非洲社會最基本的群眾，占人口總數的90%左右。他們長期以來生活於瓦解之中的部落和村社裏，過著十分貧困的日子。他們不但在政治上遭受帝國主義的奴役和壓迫，在經濟上也受到外國壟斷資本的控製和剝削。
在兩次大戰之間，非洲農民飽受殖民國家掠奪土地之苦。剝奪非洲人的土地，是殖民當局和外國壟斷資本掠奪非洲地下礦產資源和農業原料的前提。一次大戰後，殖民主義者加速進行剝奪非洲人土地的活動。比如，英國取得對坦噶尼喀的委任統治權後，於1923年頒布《土地條例》，宣布土地“一律歸公”，“由（英國）總督控製與處置”。意大利侵占利比亞全境後，大規模沒收當地非洲人的土地，僅在昔蘭尼加即取得土地約50萬公頃。至二次大戰爆發前夕，意大利在利比亞占領的土地達80萬公頃，其中可耕地有23萬公頃。
在原來盛行剝奪非洲人土地的殖民地，戰後掠奪非洲人土地的情況有了進一步發展。以肯尼亞為例，英國在1926年頒布了《皇家土地條例修正案》，除了允許白人移民任意掠奪土地外，進一步規定非洲人在居留地外不得取得土地，這樣就把251萬非洲人限製在麵積隻有3.2萬平方英裏的24個居留地裏。每個非洲人平均隻有8英畝土地，而白人移民每人平均多達500英畝。南非的情形更壞，非洲人保留地麵積一共隻有4.3萬平方英裏，非洲人人均擁有土地不足6英畝。1920年，南羅得西亞有104個非洲人保留地，僅占全國麵積的23%，卻容納了全部非洲人口的63%。殖民當局留給非洲人的土地卻大都是缺乏水源、低窪和貧瘠的土地，有的甚至是渺無人煙的不毛之地。比屬剛果農民所在的保留地有一半是無法耕種的。肯尼亞殖民當局承認，非洲人居留地裏1/4的土地根本不適宜耕種和放牧。北羅得西亞63%的非洲人保留地由於疫病流行，人畜不能居留。在殖民當局的逼迫下，廣大農民不得不遠離家園到保留地安家，顛沛流離，難以安居樂業；耕種貧瘠的土地，收成很差，不能養家糊口。許多生活不下去的農民，隻好離開保留地，到歐洲人經營的礦山、種植園或農場做工。
在殖民當局的強製性措施下，廣大非洲農民被迫為提供出口經濟作物而進行生產，或者被迫把大部分時間用在替殖民當局或白人農場主的勞動上，放棄了自己生活所需的糧食作物的生產。由於殖民當局和外國壟斷公司采取壟斷農產品價格、低價收購的政策，許多改種經濟作物的農民出售農產品所得收入很少，陷於貧困。農民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來交付捐稅和償還債務。廣大非洲農民的歲入很微薄，生活十分艱難，大多受到饑饉的嚴重威脅。
非洲無產階級是非洲大陸上人數增加最快的一個階級。北非地區的工人數量一直比較多。埃及在1937年擁有產業工人27.5萬人。1936年，阿爾及利亞的雇傭勞動者也達到24.3萬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無產階級人數也增加得很迅速。1915年比屬剛果隻有3.7萬工資勞動者，其中非洲工人所占比例不大；到1939年工資勞動者人數高達53.6萬人，獲得成倍的增長。兩次大戰之間，北羅得西亞的黑人礦工數量激增，據三家白人礦業公司的統計，1932年共有1萬餘人，1938年達到4萬多人。南非的勞工人數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獨占鼇頭，僅金礦工人在1938年就達到35萬人。在過去非洲人勞工比較少的東非、西非和法屬赤道非洲殖民地，情況也有了很大變化。在東非的烏幹達、肯尼亞和坦噶尼喀，1939年工資勞動者達到60萬人。西非的黃金海岸和尼日利亞擁有的非洲勞工數量，1931年就達23萬人，其中礦工和運輸工人6萬多人，至二次大戰前夕勞工人數又翻了一番。在經濟比較落後的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殖民地，二次大戰前夕的勞工人數也達到20萬以上。
非洲無產階級同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相比，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絕大多數為流動勞工，主要來自農村。據統計，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許多殖民地農村中有60%以上的人在外謀生。他們一般受雇半年，稱為季節工，最多1—2年。還有的去西歐國家出賣勞動力，其中以北非居多。在外工作的非洲人，往往在礦山和農場工作一段時間後又回到農村。許多人農閑時外出做工，農忙時回家務農，經常流動於礦山、農場和農村之間。不少人一生作為流動勞工謀生，直到最後喪失勞動能力。據調查，有一位非洲人從16歲起外出做工，在37年間先後16次更換工作地點和工種，還回家13次，曾在開普敦、貝諾尼、韋特瓦特斯蘭德、約翰內斯堡、比勒陀利亞和西南非洲當過鐵路工人、礦工、家庭傭工、建築工人、運輸工人、冶金工人和電工。這種流動狀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勞工中是很普遍的。
第二，以農業工人、服務性行業工人以及產業工人中的非熟練工人占絕大多數。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中，非洲勞工隻能幹粗活、重活和危險工作。如在比屬剛果，1934年時從事最艱苦勞動的礦工占勞工總數的1/3，農業勞工占1/3，其餘1/3主要是家庭仆役和勤雜人員。在法屬西非殖民地的非洲人勞工中，當粗工、壯工的占75%左右，再加上殖民機構中的勤雜工，非熟練工人占總數的4/5以上。北非地區的情況也有相似之處。非洲工人被迫從事碼頭搬運、車站裝卸、建築等最缺乏技術和需要付出最繁重體力消耗的工種。在突尼斯，從事上述工種的工人約占非洲人勞工總數的2/3，其餘的則多是在歐洲人農場裏勞作的工人。在埃及，所有企業裏從事非熟練勞動的工人幾乎全部為埃及當地人。
第三，備受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之苦。殖民當局宣揚白人至上的觀點，對非洲工人推行種族歧視和壓迫政策。他們還有意識地發展白人無產階級隊伍，這些人多為來自歐洲的破產農民或失業工人。殖民統治者故意製造白人工人和非洲人工人在工資、待遇方麵的差別，用以煽動種族對立情緒。在工資方麵的歧視製度尤具代表性。例如，在二次大戰爆發前夕，黃金海岸的歐洲人公務員每月的平均工資為40英鎊，還享有免費的住宅等其他特權。但是，做同樣工作的非洲人平均月薪隻有4英鎊。將全部收入相加作比較，一個歐洲人總收入的數量相當於25個非洲人的總收入。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人的工資水平，隻及那裏的歐洲人工資的10—25%。在東非，非洲人的工資被壓得更低。南羅得西亞非洲農業工人的月平均工資一般不超過15先令；有點技術的非洲人礦工每月工資略高於15先令，但是工作條件極為惡劣。在北羅得西亞的礦區，有的歐洲人勞工月薪為30英鎊，而幹同樣工作的非洲勞工月薪隻有3英鎊，僅及歐洲工人數量的1/10。可是，即使有時非洲工人被雇傭從事某些技術性工作，工資也比同工種的歐洲工人低得多，有的甚至隻有後者的1/30。1930年代曾在非洲進行勞工調查的一位西方學者說道：“實行這種罕見的歧視政策，其用意是企圖實現少數統治者長期謀求的在非洲工人和歐洲工人之間維持永久分裂的目標。”這一判斷是合乎實際情況的。
白人統治當局把非洲勞工當作工具和畜力，將他們的性命視若草芥。以礦業為例，許多礦井的安全設備非常差。1934年在黃金海岸的一個金礦裏發生事故，造成41名礦工死亡，白人資方隻向每個死者的家屬提供3英鎊作為補助了事。在北羅得西亞的一個銅礦，因設施年久失修發生塌方，非洲勞工73人身亡，英國資本家隻為此付給每個死者家屬4英鎊作為補貼。在法國、比利時和葡萄牙統治下的殖民地，像這樣草菅人命的事件也屢見不鮮。
殖民當局製造歐洲工人和非洲工人的對立，產生了嚴重的惡果。在非洲一些國家，如北非的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南部非洲的北羅得西亞、南羅得西亞、南非，以及中非的比屬剛果，都已形成了包括非洲工人和歐洲工人在內的、規模較大的無產階級隊伍，但非洲工人與歐洲工人之間隔閡較深，彼此對立，沒有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此外，由於非洲勞工絕大多數是流動勞工，流動性大，也妨礙了無產階級階級組織的產生。再則，非洲無產階級文化素質低，傳統社會的部落意識強，也阻礙著他們政治覺悟的提高。盡管如此，他們由於受壓迫深重，有著強烈的鬥爭精神，又多來自農村，同農民有著廣泛的聯係，便於與農民結成天然的聯盟，從而成為反對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一支重要力量。
總之，非洲社會的傳統結構和階級關係的劇烈變化，大大促進了非洲民族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的非洲人走上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帝國主義宗主國在統治和掠奪非洲的同時，不自覺地造就了反對和推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