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民族獨立運動
非洲獨立的背景
1.一次大戰對非洲的重大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非洲的影響巨大而深遠。它不僅加快了非洲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結構的變化，而且把千百萬非洲人卷進了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給非洲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一次大戰期間，非洲殖民地經濟被納入了戰時生產軌道，成了英、法等帝國主義的糧食和原料的供應基地，為戰爭提供了充足的物資。
英國向來資源貧乏，嚴重地依賴非洲殖民地。為了補充戰爭消耗的大量物資，它加強了對非洲殖民地的掠奪。英國設立的帝國資源開發委員會，通過在非洲的銀行、礦產公司和商業公司，操縱殖民地的生產和產品流通，以確保軍需糧食和原料的生產。例如，肯尼亞殖民當局明文規定，凡租種歐洲人農場主土地的非洲成年男子，每年必須無償勞動六個月。烏幹達當局甚至廣泛強迫兒童從事種植園和農場裏的艱苦勞動。為了迫使非洲人到白人礦山和種植園勞動，殖民當局采取向非洲人攤派戰時公債、征收高額貨幣捐稅等措施。英屬東非和西非都曾發行戰時公債，按每戶收入多少進行攤派。巴蘇陀蘭殖民當局以向英王“獻禮”支持戰爭的名義，按納稅的辦法向非洲人勒索了5萬英鎊；凡不按規定交納捐稅者就遭逮捕，然後發送到白人礦山和種植園服苦役。
上述種種強製措施和對於農礦原料生產、供應的全麵控製，使英國在一次大戰期間從殖民地獲得了可靠的物資來源。其中農業原料有埃及、烏幹達和蘇丹的棉花；蘇丹、南非和埃及等國的小麥；尼日利亞的花生和黃金海岸的可可。有“棉花王國”之稱的烏幹達，其棉花絕大部分輸出英國。1914—1915年，棉花的出口值相當於1905—1906年的360倍。尼日利亞的花生產量，戰時比戰前增長了10倍左右。黃金海岸的可可產量比戰前也增長了3倍多，占非洲可可總產量的2/3左右。英國從殖民地獲得的礦產原料有黃金海岸的黃金、錳礦石、鐵礬土；尼日利亞的錫礦石；北羅得西亞的銅礦石；南羅得西亞的石棉和鉻礦石。其產量與戰前相比都有大幅度的增長。
同樣，法國政府也設置了專門機構來指導和調整戰時非洲殖民地的工農業生產。它在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等殖民地加強小麥的生產；在法屬東非擴大水稻和玉米的種植；在法屬西非重點發展花生、棕櫚油、可可等作物的生產。戰時法屬西非的花生產量達到30多萬噸，占當時非洲花生總產量的一半以上。法國還十分重視發展其殖民地的采礦業，如1915年在法屬赤道非洲的烏班吉·沙立伊皮地區首次發現金剛石礦後，專門設立了一家公司負責開采該地區的金剛石。一次大戰期間，法國僅從西非和東非殖民地就運走了數百萬噸稻米、棉花、花生、棕櫚油、肉類、皮革和大量的鐵、鋅、鋁等礦石，用以滿足其戰爭需要。
比利時在比屬剛果等殖民地也采取措施擴大棉花、咖啡的生產，提高金剛石等礦產品的開采量，加重對當地居民的剝削和壓榨。
一次大戰期間，非洲一些地區成了帝國主義廝殺的戰場，甚至在某些地區的戰場上出現了非常奇特的現象，即名為帝國主義之間的大戰，實際上竟是非洲人在互相殘殺。例如，在喀麥隆戰場上，英、德交戰雙方為了使對方得不到給養，實行焦土政策，焚毀非洲人的村寨，屠殺無辜，並造成數以萬計的人無家可歸，淪為難民。在坦噶尼喀戰場上，僅英國一方死亡的非洲人士兵就達4000人，另外還有30000名非洲民伕。再如，肯尼亞內羅畢地區100多名非洲人因拒絕執行英國命令，先遭慘無人道的毒打，後作為英軍練習射擊的活靶而被活活打死。
一次大戰期間，帝國主義交戰國還把一些非洲國家當作安全和穩定的兵力來源地。它們在非洲殖民地頒布征兵法令，強迫非洲人當兵。大戰期間，強征來的非洲人士兵總數超過100萬。他們被編成敢死隊、突擊隊、黑人團，送上前線，充當炮灰。另外，還強迫征集搬運伕和其他後勤民工200多萬人，為作戰部隊修築工事、軍營、道路、橋梁以及運送物資和傷員等。
法國強征的非洲人士兵最多。幾內亞、塞內加爾、阿爾及利亞是其軍事征募的重點地區。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征募非洲人士兵17.5萬名，在塞內加爾征募了13.4萬名。大戰末期，在法國軍隊裏約有47萬名非洲人士兵，其中26萬名來自北非殖民地。他們分駐中東、歐洲等戰場，其中有不少人駐在法國本土（1918年是6萬人），為保衛法蘭西的生存而戰。法國在非洲還征集了不少勞工，單在法國工廠裏做工的非洲人就有13.5萬。
英國在非洲強征的民伕最多。埃及、肯尼亞、烏幹達和尼亞薩蘭是征集民伕的重點地區。一次大戰中英國從埃及征集的民伕總數達150萬人之多，幾乎占埃及青壯勞動力的一半。在肯尼亞和烏幹達，被征集的民伕超過35萬人。就連僅有20萬男勞動力的尼亞薩蘭，被拉去當搬運伕的竟達12.5萬人，占男勞力的62.5%。在種族歧視特別嚴重的南非聯邦，英國害怕非洲人掌握武器，不在那裏征兵，但征集了5萬名勞動軍團，其中2.1萬人隨英國軍隊到法國戰場服役。
德國也不例外。它在非洲殖民地的駐軍較少，大戰爆發後，殖民當局大量征集非洲人來擴充軍隊，以至非洲人士兵超過了德國人士兵的數量。例如，在喀麥隆作戰的8800人的德國軍隊裏，就有7000名是當地非洲人。德國駐坦噶尼喀的軍事指揮官馮·萊托·福爾貝克供認，在那裏非洲人士兵也超過了德國人士兵的數量，達3500人。此外，還有替德國軍隊服務的數萬名非洲民伕。
非洲人士兵實際上隻是宗主國的穿軍裝的奴隸。不僅受到宗主國官兵的歧視，而且常常被送到最危險的地方作戰，任憑機關槍把他們隨便射死。非洲民伕被當作會說話的牲口。要幹最重最累最苦的活。因此，成千上萬的非洲人士兵和民伕為帝國主義的利益而慘死在戰場上或勞作中，使千百萬非洲婦女兒童變成了孤兒寡婦，掙紮在死亡線上。例如，一次大戰中，肯尼亞人士兵死亡了46000人；一支11000名塞內加爾人組成的部隊，由於不適應歐洲的寒冷的天氣，竟有7500人被凍死。又如，南非聯邦的非洲人分遣隊在一次執行涉水運輸任務中，淹死了600多人。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的非洲人士兵和民伕慘死的人數就更多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非洲人民帶來的苦難是無窮無盡的，但戰爭也教育了非洲人民，促進了他們的覺醒，為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準備了政治思想基礎。
一次大戰對於非洲來說，不僅是一次洲際性的人口大流動，而且還是一次洲際性的信息大傳播。它打破了西方列強在非洲殖民地長期實行的隔絕和封鎖政策所造成的狹小天地的界限，使非洲人耳聞目睹各種各樣的新鮮思想和新鮮事物，從而大大開闊了他們的眼界，解放了思想。譬如，非洲當地士兵被鼓動去殺死敵對的白人，不少非洲人親眼看到歐洲人軍隊戰敗後撤出非洲時的狼狽相，這些都打破了長期以來宗主國所散布的白種人優越、白種人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開始認識到自身的價值，從而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正如馬達加斯加民族獨立運動的領袖萊芒德·臘伯馬南紮拉所指出的那樣，一次大戰使歐洲殖民主義者在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心目中已喪失了勝利者和主權者的威望”。黃金海岸的英國傳教士也無可奈何地說，從歐洲回來的非洲人士兵製造了許多麻煩，他們對歐洲人遠不像過去那樣尊敬了。法國駐幾內亞總督在給政府的報告中也承認，複員回來的非洲人士兵把不服從殖民當局的命令作為高尚文明的標誌。
戰後，過去在美洲流行的讚美黑色種族的詩歌和小說，也被帶回非洲，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流傳開來。最受歡迎的是一首作者表達自己是黑人而深感自豪的詩歌，其中這樣寫道：
“我是一個黑人，
我的祖祖輩輩也是黑人。
我全身都是黑的，
我為有我的美麗的黑色皮膚而感到自豪。”
特別是去歐洲作戰並接觸過歐洲工人、參加過歐洲一些國家因十月革命影響而爆發革命運動的非洲人士兵，受到了革命思想的陶冶，思想更加進步。他們複員回國後，不少人組織了革命社團，發動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有的人還成為民族獨立運動的著名領袖。如在法國軍隊裏當兵的突尼斯人，複員回國時帶回了從法國工人那裏接觸到的思想和傾向。再如，西非地區有文化的非洲人士兵與法國工人有著廣泛的接觸，有的還加入了剛剛建立的法國共產黨。在法國軍隊服役的塞內加爾人拉明·桑戈爾、達荷美人托瓦魯·韋努和翁坎倫·路易，在法國時曾同法國共產黨合作過。他們回到祖國後，積極宣傳民族自決權思想，主張擺脫殖民統治，成為法屬西非地區早期的民族獨立運動思想家和領導人。馬達加斯加人士兵從歐洲回來後，對法國的殖民統治強烈不滿。在巴黎參加過“給予馬達加斯加人民以法國公民權聯盟”工作的臘萊芒哥，回國後創辦了《殖民地行動報》、《解放報》，積極宣傳反對剝奪公民權、反對種族歧視等進步思想，成了馬達加斯加民族獨立運動的著名領袖。
在一次大戰中，一些非洲人士兵學會了掌握新式武器（機槍、大炮、坦克等）的技術，不少普通老百姓也學會了使用步槍、手榴彈的本領。這大大提高了他們反抗殖民主義者的能力，增強了戰勝帝國主義的勇氣和信心。
殖民統治當局對此十分害怕。黃金海岸的殖民官吏和傳教士們驚呼，要加強對非洲人的控製，嚴防“非洲人在戰爭中學到的軍事技術反過來危害政治治理（殖民統治）的基礎”。幾內亞法國殖民當局把複員回來的非洲人士兵稱為“老兵”，在上報巴黎的報告中常常提到他們是一種“特殊的力量”，“傲慢的”、“不聽話的”人，其活動是“顛覆性的”、“擾亂性的”等等。有的西方學者研究了大戰期間法國在幾內亞的征兵及其產生的社會影響，明確指出，“老兵”們對於幾內亞的殖民統治已構成了極大的威脅。馬達加斯加的殖民當局也把他們列為“特殊分子”。類似的情況在其他殖民地同樣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提高非洲人民的覺悟、促進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所產生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列寧十分重視一次大戰對包括非洲在內的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影響，他指出：“帝國主義戰爭也促進了革命運動的發展，因為由殖民地人民組成的整團整團的軍隊被卷入了歐洲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英國和法國武裝了殖民地人民，幫助他們熟悉了軍事技術裝備和新式機器，他們將利用這種學識去反對帝國主義老爺們。”英國著名學者哈裏·約翰斯敦在1939年3月的演說中也承認，一次大戰對於非洲人民來說，可以看作是“反對白人霸權的開端”。這種看法是符合非洲曆史實際的。
2.俄國十月革命在非洲的反響
十月革命的勝利，在非洲特別是在北非和南非地區引起了很大反響。十月革命的消息主要是通過間接的方式傳到非洲的，大體上有三種途徑：一是通過歐洲人和南非白人將十月革命的信息傳入南非；二是通過去歐洲作戰和後勤服役的非洲人士兵和非洲人民回國時帶回消息，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屬於這一類；三是通過宗主國的報刊宣傳和來自宗主國的工人、士兵交談介紹，埃及和馬達加斯加等國就是如此。此外，還有一些地區，因距離歐洲太遠或交通不便，加上殖民當局的嚴密封鎖，十月革命的消息直到很晚才傳入。所以，十月革命在非洲的反響不論在程度上，還是時間上都極不平衡。
受十月革命影響最早和最強烈的是南非。這是南非特定的條件所決定的。這裏不僅有一個白人政權，與歐洲聯係頻繁，而且有一支龐大的白人工人隊伍和它的革命組織——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與歐洲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政治思想上和組織上都有著密切的聯係，因而歐洲的各種信息都能迅速地傳入南非。早在十月革命之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二月革命的消息就已傳到南非。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出版的《國際報》，從1917年2月起就不斷報導俄國革命的消息。據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這是非洲大陸最早發布的有關俄國革命的報導。《國際報》是當時南非國內討論革命鬥爭的唯一講壇，南非革命者已開始在該報上討論南非的出路問題。該報在1917年4月份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目前俄國工人正在做的事情，也正是“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要做的事情”。
十月革命爆發後，消息迅速傳到南非。那裏的一些革命者也學俄國布爾什維克的樣子，宣布“我們是南非的布爾什維克”，並根據本國的情況提出了自己的鬥爭策略，即團結南非無產階級，開展更加積極的鬥爭，爭取自身的權利，推動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則發布了一個宣言，號召“南非的工人們，從消極沉睡的狀態中覺醒吧，你們可以施展自己的力量。……俄國勞動人民的事業就是你們的事業。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你們將得到整個世界！”這個宣言在翌年3月1日出版的《國際報》上再次刊出，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致使《國際報》的發行量驟增，達到2500份。這在白色恐怖統治下的南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南非又建立了幾個新的革命團體。1918年，開普敦成立了工業社會主義者聯盟。第二年，該組織出版發行名為《布爾什維克》的報紙，每月一期，內容涉及世界各地的革命形勢、南非自身問題的專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宣傳。工業社會主義者聯盟在南非的影響僅次於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1918年8月，在德班先後建立了馬克思主義俱樂部和社會民主黨聯盟。1920年初，在約翰內斯堡又誕生了共產主義者聯盟。這些革命團體積極開展宣傳活動，發行書刊，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各國革命的消息，同時探討南非的革命道路。所有這一切，為南非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1921年7月29日，南非共產黨在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的基礎上，聯合其他革命團體正式成立。7月30日—8月1日召開的代表大會，選舉威廉·安德魯斯為黨的總書記，泰勒為黨的主席。大會還通過了《推翻資本主義製度》的宣言。南非共產黨的成立是南非曆史上的一件大事，對南非以後的革命鬥爭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俄國十月革命建立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政權——蘇維埃，對世界各國革命人民有極大的吸引力。南非人民就十分向往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1919年4月初，約翰內斯堡罷工委員會選舉產生了蘇維埃，代替業已癱瘓的市政當局行使城市的領導權。1920年初，德班的市政公務人員也建立了蘇維埃，一度占領了市政機構。約翰內斯堡的蘇維埃存在了10天，德班的蘇維埃僅存在了一天就被南非反動當局摧垮了。然而，十月革命的影響已深入南非民眾心裏，這是任何反動政權都無法摧毀的。
十月革命的消息在阿爾及利亞引起的反響也比較強烈。在法國黑海艦隊當兵的阿爾及利亞人，積極參加了1919年法國水兵為支持蘇維埃俄國革命而舉行的起義。起義參加者之一德吉·阿馬爾最先把十月革命的消息帶回阿爾及利亞，並迅速在各個城市傳播開來，不久即出現一批共產主義小組。1924年，各個共產主義小組聯合成立了法國共產黨阿爾及利亞聯盟（支部）；1934年改組為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共產黨時，製定了要求民族獨立、撤走法國軍隊、實行銀行和工業企業國有化、沒收殖民者和封建主的土地並分給佃農的鬥爭綱領。1936年10月17—18日，該黨在阿爾及爾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宣言明確提出：“我們的最終目標，就是把阿爾及利亞人民從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此後，阿爾及利亞共產黨領導了工人運動，並同一些民族主義政黨結成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領導人民進行反殖、反帝、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威望越來越高。
1918年，隨著十月革命的消息在埃及人民中間廣泛流傳，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也在工人階級中傳播開來。接著，在開羅、亞曆山大、塞得港陸續出現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小組。1919年，埃及民族資產階級也建立了華夫脫黨，要求同英國政府談判埃及獨立問題。英殖民當局下令逮捕埃及談判代表，此舉激起埃及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和強烈抗議。學生、工人、市民、職員、教徒紛紛湧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英國的暴行，強烈要求釋放埃及代表。示威群眾還同前來鎮壓的英國軍警展開了激烈的巷戰。抗議鬥爭隨後發展成民眾武裝起義。農民積極響應，紛紛襲擊英軍哨所、警察所等。值得一提的是，埃及婦女衝破了習俗，第一次走上街頭，參加了反殖、反帝鬥爭行列。
埃及人民也十分向往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在武裝起義過程中，民眾自發地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權——人民委員會或民族委員會。在阿斯旺省、明亞省、阿尤特省，還一度建立獨立的臨時政府。
埃及無產階級在反殖、反帝鬥爭中迅速成長。1920年，在共產主義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埃及社會主義黨，並於1922年加入共產國際，1923年改名為埃及共產黨。2月，在《金字塔》報上發表了該黨的綱領：要求撤走英國軍隊，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取消英國保護，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少地農民。同年，在該黨的領導下，召開了第一次工會大會，建立了總工會——埃及勞工總聯合會，會員達5萬人之多。
十月革命的消息還傳到了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這兩個地區的不少非洲人士兵曾隨法軍到蘇俄南部地區作戰，親眼看到了當地人民英勇抗擊幹涉蘇俄革命的帝國主義軍隊的情景，印象深刻。回國後，他們積極傳播蘇俄革命的消息，對黑非洲地區人民的民族覺醒起了促進作用。
3.泛非主義的產生及其對非洲的影響
泛非主義起源於美洲的非洲黑人後裔，後來傳到了歐洲和非洲，最後在非洲生根、開花，成了非洲民族主義者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思想武器和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
泛非主義既是一種社會政治思潮，又是一種政治運動。泛非主義的內容是在它的發展過程中逐步豐富和完善起來的，基本包括三個方麵：第一，主張非洲各國人民聯合起來，擺脫殖民帝國主義的統治，達到“非洲由非洲人統治”的目的；第二，結束殖民主義統治之後，非洲國家需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方麵進行改造，最終建立一個泛非聯邦或非洲合眾國；第三，在承認非洲人對人類社會的進步作出了特殊貢獻的同時，恢複和發展非洲的語言和文化。為了實現泛非主義上述各項目標而開展的政治運動，稱為泛非主義運動（有的史書上稱作泛非運動）。美國的著名黑人學者威廉·愛德華·柏格哈德·杜波依斯既是泛非主義思想的創始人之一，又是泛非主義運動最著名的領袖。
泛非主義為什麼起源於美洲而不是黑人的家鄉非洲呢？
首先，美洲有泛非主義產生的肥沃土壤。在400年的黑奴貿易時期，美國和西印度群島成為非洲黑人奴隸人數最多和居住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黑奴反抗白人奴隸主的壓迫和奴役最激烈的地方。黑奴雖然來自非洲的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操不同的語言，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膚色（黑色）、共同的故鄉（非洲）、共同的命運（都遭受白人奴隸主最殘酷的壓迫和奴役）。正是這些共同之處，使身居異國他鄉的黑奴兄弟們迅速打破了原來的地區、國家、民族和語言的界限，產生了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要求和共同的行動。早在18世紀末，在美國的一些城市裏便出現了非洲協會和獨立的非洲教堂。西印度群島和美國的黑奴曾不斷舉行反抗白人奴隸主的起義和暴動，迫使美、英兩國政府在19世紀30和60年代先後廢除了奴隸製，為泛非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美洲黑人知識分子隊伍的發展壯大以及美國的政治製度，為泛非主義的產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眾所周知，美國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西印度群島雖然比不上美國，但都為解放了的黑奴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從而產生了黑人知識分子隊伍，杜波依斯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黑人知識分子受到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教育，萌發了強烈的黑人種族意識和民族意識，堅決反對白人的種族歧視，要求與白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西印度群島的黑人馬丁·德拉尼首先提出了泛非主義的基本思想——“非洲人的非洲”。1897年，杜波依斯又提出了泛黑人運動的思想。泛非主義的胚胎由此基本形成。
19世紀末，美洲的黑人開展了反對複活奴隸製和繼續開展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與此同時，非洲被西方列強瓜分完畢，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非洲人民不甘心受帝國主義的奴役，反帝鬥爭此起彼伏，與美洲黑人的鬥爭遙相呼應。美洲的黑人知識分子和非洲黑人知識分子在鬥爭中建立了聯係，1900年7月23—25日，在英國倫敦召開了第一次泛非會議。來自美國、西印度群島同來自非洲（埃塞俄比亞、利比裏亞、塞拉利昂、黃金海岸）的32名黑人律師、教授、主教、牧師等濟濟一堂，廣泛交流了有關情況和意見。他們一致譴責種族歧視，主張黑人應當享有與白人平等的權利。這次會議的召開，宣告了泛非主義的誕生。
泛非主義成為一種政治運動，則是在1919年由美國著名黑人學者杜波伊斯發起和領導的泛非代表大會奠定的。
杜波伊斯1868年2月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巴靈頓市，祖先是黑人，家境貧寒。他以堅韌的毅力和驚人的才能，先後進入美國費克士大學、哈佛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學習，曾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杜波伊斯長期在美國著名的黑人大學任教。他非常熱愛非洲和非洲人民，從19世紀末起，便積極投入了爭取美洲和非洲黑人的解放鬥爭。他是1900年第一次泛非會議的主要參加者之一。1909年，他協助美國的白人自由派創建了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並任該協會刊物《危機》的主編。1919年，當他得知列強要在巴黎和會上討論如何處置戰敗國德國的消息時，立即聯絡美洲的一些進步人士，向和會提出要求討論非洲殖民地的前途問題，並親赴巴黎申訴自己的主張。當他的主張實際上遭到否定後，為了對和會施加更大的壓力和讓全世界人民都能聽到黑人的呼聲，他決定在巴黎召開泛非代表大會。
1919年2月29日—3月2日，第一次泛非代表大會舉行。大會通過決議，強烈要求製定保護土著權利的國際法令，保證土著居民擁有土地的權利，防止外國資本的剝削，廢除奴隸製度和資本奴役，爭取黑人有受教育和參加政府的權利。從此，泛非主義思潮發展成了一種政治運動。
1921年8月28日—9月5日，在倫敦、布魯塞爾和巴黎召開了第二次泛非代表大會。1923年11—12月間，在倫敦和裏斯本先後召開了第三次泛非代表大會。1927年8月21—24日，在紐約召開了第四次泛非代表大會。這三次大會都著重提出非洲人民在政治上應當享有自治的權利。這與第一次代表大會提出的要求相比，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次泛非代表大會時，杜波伊斯曾率領代表團到日內瓦會見國際聯盟負責人，遞交了請願書，並迫使國聯不得不將它作為正式文件予以公布。請願書譴責了對非洲黑人的種族歧視和迫害，要求參加國聯的各殖民國家建立研究黑人問題的國際機構，以使黑人實現自治的終極目的。
泛非主義運動受到非洲人民的熱烈歡迎，參加的非洲人越來越多。第一次泛非代表大會參加者共57人，其中來自非洲的有利比裏亞、埃塞俄比亞、比屬剛果、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代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參加者增加到113人，其中來自非洲的就有41人（主要是南非和西非的代表）。第四次代表大會在紐約召開，盡管美國政府限製國外的代表入境，但是出席會議的代表竟達208人，是曆次會議中人數最多的一次，黃金海岸、塞拉利昂、利比裏亞、尼日利亞的代表排除各種阻撓參加了會議。
泛非主義運動還得到了旅居歐洲的非洲人士的支持。當杜波伊斯籌備第一次泛非代表大會遇到困難的時候，得到了旅居法國的塞內加爾人布雷斯·蒂安的全力支持。蒂安是法國總理克裏孟梭的密友，法國下議院議員。在他的幫助下，大會得以順利召開，蒂安被大家推選為大會主席。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時，他又因積極工作而再一次被推選為大會主席。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裏斯本召開時，得到總部設在那裏的葡屬非洲黑人總聯合會（簡稱非洲聯盟）的大力支持。該聯盟承擔了這次會議的經費，使來自11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得以聚會一堂，共商鬥爭綱領。
杜波伊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繼續領導泛非主義運動。他對泛非主義推動非洲人民反殖反帝鬥爭的發展寄托很大希望，認為泛非主義形成了統一的“非洲的思想”，“屬於20世紀”；“這種思想將黑暗大陸所有土著居民的思想和理想統一起來”。杜波伊斯晚年思想更加進步，1961年加入了美國共產黨。1963年初，他毅然移居加納，同年8月不幸逝世，終年95歲。
泛非主義運動還包括馬庫斯·加維發起和領導的“返回非洲”運動。加維於1887年出生在英屬牙買加金斯敦市的一個純黑種人的家庭，青年時代當過印刷工人，領導過罷工鬥爭，1914年創建了世界黑人進步協會。1916年，他移居美國，並把協會總部遷到紐約市黑人區哈萊姆，創辦了《黑人世界報》。
世界黑人進步協會在美國得到較大發展，到1920年，在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建立了418個分會，會員發展到400萬人。《黑人世界報》在黑人群眾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它大力宣傳黑人種族與白人種族具有同樣的天賦和能力；黑人應當有自己的國家，並發出美國黑人“返回非洲”、在非洲建立統一的黑人國家的號召。這非常符合身處異國他鄉、並受著沉重壓迫剝削的黑人群眾的願望，因為一則可以擺脫美國種族歧視的迫害，維護黑人的尊嚴；二則可以把非洲作為黑人的祖國，由它來保護散居世界各地黑人的利益。
為了推進“返回非洲”運動，加維於1920年8月在紐約召開了世界黑人進步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世界黑人權利宣言》，明確宣布“世界黑人有擁有非洲的自由”，決心“收回我們祖先的遼闊大陸上”的土地和其他財富。大會還宣布成立非洲共和國，加維自任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並製訂了國歌和綠、黑、紅三色國旗。
為了實現“返回非洲”的計劃和改善當地非洲人的生活，加維建立了一係列合作自助企業，如飯店、旅館、印刷所、洗衣鋪等。1920—1924年間，他多次派代表團去利比裏亞談判建立美國黑人移民區問題，並成立了黑星輪船公司，主要負責運送建立移民區的物資，運去了數十萬美元的建築材料和其他物資。但是，加維的計劃最後失敗了，沒能在非洲建立起任何一個立足點。1924年，“返回非洲”運動正式宣告結束。加維的活動對於早期非洲的民族覺醒起了積極推動作用，他提出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黑色人種的複興”、“振作種族精神”等口號，曾激勵著非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和鬥爭。
杜波伊斯和加維所領導的泛非主義運動在非洲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喚醒了非洲人民，啟迪了非洲人民的民族主義，對以後的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產生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杜波伊斯也因此在非洲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被尊為“泛非主義之父。”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裏，泛非主義在英屬西非殖民地的影響很大。那裏民族知識分子的力量較為強大，他們富於政治敏感性，最容易接受泛非主義運動。1920年代初，尼日利亞和黃金海岸的民族主義報刊，如《拉各斯每周紀實報》、《黃金海岸導報》、《塞拉利昂周報》等，不斷報導泛非主義運動發展的消息。加維創辦的《黑人世界報》盡管被西非殖民當局列為禁止出售的報刊，但在拉各斯、伊巴丹、阿克拉、弗裏敦等中心城市仍廣為流傳。塞拉利昂總督在寫給英國殖民部的報告裏不得不承認，雖然采取了嚴格措施，但仍無法堵住《黑人世界報》在私下的流通。加維的《世界黑人民族權利宣言》一書1920年出版，在西非也廣為流傳。書中提出的“黑人民族是非洲的主人”、應享有完全的公民政治和社會權利的觀點，深得非洲人民的擁護。杜波依斯所主張的非洲應當自治或獨立的觀點，更受非洲人民的歡迎。
在泛非主義影響下，英屬西非受過文化教育的非洲人，首先組成一股新的反殖民主義的社會力量。他們要求由非洲人自己來決定非洲的事務，結束一切外來的幹涉和統治，公開議論西非國家實行自治的問題。黃金海岸的黑人律師凱斯利·海福德是其中最著名的領導人。1920年3月，他在阿克拉召開會議，邀請尼日利亞（6人）、塞拉利昂（3人）、岡比亞（1人）、黃金海岸（40人）的代表參加會議。大會通過三項決議，強烈要求非洲人參加殖民地管理，改革法製，實行平等教育等等，其中關於改革管理製度的決議明確提出：“由帝國殖民地總督自行指定人民代表的製度，人民本身就認為是最荒謬不合理的。這種製度製造著不滿和疑惑，人民要求消除這種不滿和疑惑。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一個宣傳運動，要求修改英屬西非地區的憲法，使人民可以自己選舉他們在各殖民地的立法會議代表”；“希望從根本上改組立法會議的結構，使其成員的一半由帝國當局指定，另一半由人民選舉。……下一步的徹底改革，是建立議會，議會的成員除包括立法會議全體委員外，另加六名民選的代表。這六名代表有權參與製定新稅、有權自由地、不受任何限製地審查總督管轄下的行政會議擬製的年度收支預算草案的各個項目，並核準這個預算草案。”會議還宣布成立英屬西非國民大會，設立常設機構，領導英屬西非四個殖民地的鬥爭。在當時，英屬西非國民大會把實現上述三個決議所要求的目標，視為達到非洲人在政治上自治的主要內容。會議還決定派遣以海福德為首的十人代表團，去倫敦提交請願書。
1920年10月，西非國民大會代表團抵達倫敦。英國殖民大臣米爾納無理拒絕了他們的要求。但海福德等人並不因此氣餒，堅持進行鬥爭，先後在弗裏敦（1923年）、巴瑟斯特（1925年）、拉各斯（1930年）召開的三次大會繼續提出非洲人自治的要求。標誌著西非人民的進一步覺醒和民族獨立運動的初步發展。
除西非國民大會外，西非的知識分子還建立了10多個民族主義組織。其中尼日利亞民族民主黨是最突出的一個。它成立於1922年，領導人是被譽為“尼日利亞民族主義之父”的阿伯特·麥考萊。他曾是西非國民大會的積極參加者，起過重要作用。該黨的鬥爭目標和西非國民大會一樣，要求非洲人與歐洲白人一樣享有選舉權利，並逐步實現自治。
泛非主義在東非、南非和北非也同樣產生了較大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影響更加廣泛和深遠。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非洲造就了一代泛非主義運動的新領導人。除了西非的克瓦米·恩克魯瑪之外，在東非有喬莫·肯雅塔，在南非有彼得·亞伯拉罕斯等。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他們便召開了第五次泛非代表大會，掀起了泛非主義運動的新高潮。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恩克魯瑪、肯雅塔等，後來都成為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著名領袖。
現代民族獨立運動興起
一次大戰的巨浪，“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泛非主義運動的雷鳴，震憾著非洲人民的心扉。西方殖民者400年的侵略、壓迫和奴役，在非洲人民心靈中所築起的黑人“愚昧”、“落後”、“低能”、“卑賤”和白人殖民主義者“不可戰勝”的堤壩，被衝開了一個缺口，非洲民族主義得到了發展。在北非和南非，無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尤其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開始登上反帝鬥爭的政治舞台，革命政黨和組織開始建立起來，提出了爭取平等權利、憲政改革、甚至民族獨立的鬥爭目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反帝反殖的群眾運動、要求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城鄉鬥爭也此起彼伏，層出不窮。沉睡的非洲大陸開始覺醒了。
非洲無產階級首先覺醒。工會的建立和爭取經濟利益的罷工鬥爭遍及非洲許多城市。在南非、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無產階級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共產黨，提出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綱領，參加或領導了反帝群眾運動和武裝起義，成了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一支獨立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
南非的無產階級早在19世紀末就開始自發地進行反對種族歧視、爭取生存權力的鬥爭，個別行業還組織了工會。真正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始於20世紀初，首先在白人工人中開展起來的。
1909年，南非白人工人建立了南非工黨。1915年9月，南非工黨內部因在一次大戰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而分裂。主張“打倒戰爭”的一派認為，一次大戰是帝國主義戰爭，應該反對，並號召南非無產階級同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這一派原來建立了國際社會主義者聯盟。
聯盟在南非工人運動發展史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它不僅說服了當時南非最大的民族主義組織——非洲人國民大會參加工人的鬥爭，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白人工人隻有解放非洲工人才能解放自己的思想。1917年，在聯盟的幫助下，約翰內斯堡成立了南非非洲工人的第一個政治性組織——非洲產業工人工會。該工會的第一批成員大多是聯盟為非洲工人舉辦的講習班的學員。
1918年，非洲產業工人工會領導了南非無產階級鬥爭史上第一次有組織的群眾運動。這次鬥爭的基本特點是：聯合罷工（采礦業、市政服務業、公用事業等行業）、人數多（10萬人）、時間長（兩個月），得到了城鄉群眾的支持並取得了勝利。這次罷工第一次發出了非洲工人大團結的號召。在各礦井散發的傳單中強調指出：“獲得解放的路隻有一條——工人們聯合起來！”“不要因為你們有的是巴蘇陀人，有的是祖魯人，有的是尚加人而在你們中間產生任何分歧。你們都是工人，讓勞動使你們團結一致。”這一號召對於團結南非工人共同鬥爭起了重大作用。罷工使約翰內斯堡交通停頓，水電供應嚴重不足，垃圾堆積如山，疫病流行，整個城市一片混亂。南非總理路易斯·博塔下令對罷工者進行鎮壓，激起了約翰內斯堡城鄉非洲人的憤怒，紛紛支持罷工，並要求取消種族歧視和戰後實施的通行證法。統治當局害怕鬥爭進一步擴大，被迫答應提高5%工資，改善勞動條件（更新工作服，健全下井勞動保護措施等）。罷工取得了勝利。
這次聯合罷工使非洲工人看到了團結戰鬥的力量，提高了鬥爭勇氣，增強了勝利信心。這是南非無產階級牛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值得指出的是，這次罷工開始把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結合起來。
1919年1月，在開普敦建立了全國性的非洲工人組織——非洲工商業職工聯盟。聯盟發展迅速；不僅在國內四個省建立了分支機構，而且在南羅得西亞和西南非洲等國建立機構，發展盟員，1927年人數達10萬人（一說8萬，另一說25萬）。聯盟製訂的章程寫道：“工人與企業主的利益是互相對立的，而前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但僅僅得到他們所創造價值的一部分，後者以剝削為生，他們以利潤的形式奪走了工人的部分勞動產品，因而這兩個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工人應當依靠自己的產業組織從資本家手中奪取全部生產資料，使其歸屬工人，並用於為所有的人造福，而不是僅僅為少數人提供利潤。”章程不僅揭露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秘密，而且指出了解放的道路，提高了非洲工人的階級覺悟。該聯盟的宣傳和工作，使碼頭、運輸、建築、礦山、鐵路、商業及市政等行業的工人都團結在聯盟的周圍。
1920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也波及到南非，白人資本家把危機轉嫁到工人頭上。聯盟在約翰內斯堡召開了南非首屆非洲工人勞工大會，號召工人舉行大罷工，抵製資本家的轉嫁危機。蘭德礦區的7萬多名非洲礦工首先響應，隨後在全國引起了連鎖反應。南非當局非常驚慌，急調大批軍警鎮壓。礦工們用斧子、鎬頭、鐵管與軍警激烈搏鬥了幾天。近百名工人在鬥爭中慘遭殺害。
1921年7月29日，南非共產黨在鬥爭高潮中誕生。號召全體工人（白人和黑人工人）聯合起來，消滅資本家階級，推翻資本主義製度。共產黨的建立，標誌著南非無產階級由自在階級開始向自為階級轉變，對以後的南非工人運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白人資本家為了減少開支，大量雇傭廉價的非洲工人，使白人工人大量失業。其中白人礦工失業的又最多，他們對資本家強烈不滿。在共產黨人參加的罷工委員會的領導下，蘭德2萬名白人礦工於1922年1月發動了舉世聞名的大罷工，震動了全國，被資產階級報紙稱為“赤色暴動”。南非無產階級的鬥爭進入了高潮。
政府對這次罷工采取了一項毒辣的策略，它先挑動白人礦工與非洲礦工互相殘殺，以削弱他們彼此的力量，然後再血腥鎮壓白人礦工。共產黨及時發表聲明，揭露政府的陰謀，呼籲白人礦工不要受騙上當，力圖把鬥爭引向正確軌道。但是，由於白人礦工的政治水平不高，共產黨的影響有限，一部分白人礦工還是上了當，提出了“為建立白人的南非而鬥爭”的錯誤口號，並把非洲礦工稱為“工賊”，不斷襲擊非洲人礦工，造成了工人階級內部的一場大慘殺。僅3月7日這一天，非洲人礦工被活活打死的就有10多人，傷的更多。工人的力量遭到嚴重削弱，白人礦工處在孤立無援的地步。史末資政府看到計謀已經得逞，於3月10日宣布蘭德區進入緊急狀態，調集了2萬名配有飛機、大炮、裝甲車的軍隊，瘋狂地鎮壓白人礦工。白人礦工不畏強暴，用從警察手中奪來的步槍、手槍進行還擊，戰鬥激烈地進行了6天，最後因得不到非洲工人的支援而失敗。5000多白人礦工被捕，其中1400人被判處死刑，4名罷工領導人被處以絞刑。這是一個血的教訓。
南非共產黨通過這次鬥爭，總結了經驗教訓。它在1924年12月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發展優秀非洲工人入黨的決議。至1927年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時，被選進中央委員會的非洲人黨員已有三名。不久，艾伯特·恩祖拉（1905—1934）被選為南非共產黨的第一位非洲人總書記。在該黨的正確引導下，南非工人運動開始走上聯合鬥爭的軌道。同年，縫紉業的白人工人與非洲工人舉行了第一次聯合大罷工，並取得了勝利，提高了工資，縮短了工時。1929年，約翰內斯堡的數千名白人工人和非洲工人共同舉行慶祝“五一”節示威遊行，一起打著“要麵包”、“爭人權”、“打倒政府”的標語牌浩浩蕩蕩地行進。同年9月，在南非共產黨的倡導下，由非洲人國民大會聯合各個非洲人工會組織，成立了包括所有進步社團參加的聯合鬥爭組織——非洲各民族權利同盟。該同盟決定把民族英雄丁幹領導祖魯人與布爾人進行血戰的12月16日作為全民族的節日——“丁幹日”，並決定這一天在全國開展一場反對種族歧視、爭取生存權利的鬥爭。1929年首次慶祝“丁幹日”時，鬥爭席卷了全國，工人罷工，農民抗稅抗捐，鬥爭延續了整整一年之久。1930年12月16日在德班舉行的第二次慶祝“丁幹日”活動，遭到警察的開槍鎮壓。但是，人們並沒有因此退縮，相反全國各地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土著暴動、農民武裝起義，使遙遠的英國政府都感到震驚。
1935年秋，在南非共產黨的影響下，建立了南非統一的反法西斯組織——反法西斯聯盟。非洲人工會和白人工會是該聯盟的領導力量。德班的紡織工人（白人工人和非洲人工人）建立了統一的工會，開創了南非工人運動史上的良好先例。1938年11月，約翰內斯堡的5000名非洲礦工和白人礦工舉行了反法西斯的示威遊行。
南非工人運動的曆史表明，隻要有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正確領導，白人工人與非洲工人以及非洲全體勞動人民是完全可以團結和統一起來的；這種團結和統一，正是白人種族主義政權所害怕並千方百計要予以破壞的。
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的無產階級覺醒得也比較早。
在法國共產黨的直接影響下，突尼斯建立了全國性的政治組織——突尼斯社會主義者聯合會，參加這個聯合會的有歐洲工人、當地阿拉伯人工人和剛從前線回來的複員軍人。第二年，它改組為法國共產黨突尼斯聯合會（支部）。1924年，又成立了穆斯林工人的工會——突尼斯工人總聯合會。1939年5月，法國共產黨突尼斯聯合會的一些領導人召開了由各地代表參加的大會，宣布獨立的突尼斯共產黨成立。鑒於國際法西斯和反動勢力日益猖獗的形勢，共產黨暫時收回了過去提出的“立即要求廢除法國保護製度和突尼斯獨立”的口號，同法國民主力量、突尼斯民族主義政黨攜手，共同開展反對法西斯和反對侵略戰爭的鬥爭。這使共產黨在突尼斯的威信和領導作用有所加強。
摩洛哥、馬達加斯加在30年代也分別建立了法國共產黨支部。塞內加爾、法屬蘇丹在法共的幫助下建立了幾個馬克思主義小組。1936年，法屬非洲的工人建立自己的工會。這些政治組織站在本國勞動人民鬥爭的前列，反對殖民主義統治，反對種族歧視，要求廢除苛捐雜稅和強迫勞動製度。它們在早期的民族獨立運動中起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