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大戰之間，英屬西非和北羅得西亞的工會組織發展比較快。除了原有的一些工人組織外，黃金海岸又出現了司機工人工會、鐵路工人工會、建築工人工會、失業者協會，還有漁業、木匠工會等。尼日利亞的工會也很多，到1930年代末已有將近50個工會，重要的有拉各斯碼頭工人工會、金礦工人工會、鐵路運輸工會等等，其中尼日利亞工人的中央委員會是全國性的工會統一組織。北羅得西亞礦工的早期組織是福利協會，僅銅礦工人組織的大小福利協會就有40多個。西非的工會組織同紅色工會國際領導下的國際工人運動取得了密切聯係。紅色工會國際是一次大戰後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組織，受共產國際指導。它下屬的黑人工會國際工會委員會的活動，對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無產階級在加強組織和思想建設方麵起著推動作用。加納、岡比亞、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亞的工會組織積極參加紅色工會國際和黑人工會國際工會委員會領導的運動。1930年，尼日利亞和岡比亞的工會代表參加了在莫斯科召開的紅色工會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同年，英屬西非四個殖民地的工會代表則參加了在漢堡召開的第一次黑人工會國際代表會議。他們向會議彙報了本國工人的境遇和鬥爭情況，參與討論和製訂黑人工人鬥爭策略和奮鬥目標。
除無產階級之外，非洲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自由派地主、愛國的神職人員和王公貴族以及愛國的部落酋長等，也紛紛建立民族主義政黨或組織，並領導本國人民進行爭取民族解放或獨立的鬥爭。這也是非洲開始覺醒和現代民族獨立運動興起的重要標誌之一。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近20年中，整個非洲大陸先後建立了90多個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大部分集中在北非和南非。它們之所以被稱為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主要是因為它們都有最基本的共同點——由不同的階級、階層的人士所組成，其領導人都是民族主義者（大多數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少數是資本家、封建王公貴族和酋長等），鬥爭對象都是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代表了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和利益。這些政黨和組織大體可以分成五大類型。
一是要求擺脫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建立民族國家的政黨。如埃及的華夫脫黨和突尼斯新憲政黨等。雖然這類政黨還很少，但它代表了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鬥爭方向和發展前途。
突尼斯新憲政黨成立於1934年3月1日，是從憲政黨分裂出來的激進派哈比卜·布爾吉巴創立的。它主張廣泛發動人民群眾，並依靠人民群眾爭取民族獨立，後來成了突尼斯人民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核心力量。
埃及華夫脫黨成立於1919年，領導人是著名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紮格盧勒。他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爭得了民族獨立，建立了非洲現代史上第一個民族獨立國家。盡管獨立是有保留條件的，但它畢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非洲各殖民地國家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爭得民族獨立的國家
二是民族知識分子所領導的群眾性的反對種族歧視、要求權利平等、實行憲政改革的政黨和組織。如南非的非洲人國民大會、尼日利亞的民族民主黨、突尼斯的憲政黨、蘇丹的畢業生大會黨、肯尼亞的吉庫尤中央協會、馬達加斯加的給予馬達加斯加土著以法國公民權聯盟、摩洛哥行動委員會（又叫馬格裏布民族事務聯盟）、阿爾及利亞的“北非之星”（後來發展成人民黨）等等。這種類型的政黨最多，是兩次大戰之間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主流。盡管它們還未明確提出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目標，但在啟迪非洲人民的民族意識、爭取改善非洲人民的政治地位的鬥爭中，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為二次大戰後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作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如肯尼亞的吉庫尤中央協會的總書記肯雅塔，在二次大戰後領導肯尼亞獲得了政治獨立，擔任了獨立後的肯尼亞第一任總統。
三是民族主義知識分子領導的反對種族歧視、爭取平等權利、要求憲政改革、跨越國界的地區性政黨和組織。如西非國民大會、西非大學生聯盟、葡屬殖民地的非洲聯盟、南部非洲的誌願土著協會、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的保衛黑色種族委員會、保衛黑人種族聯盟、黑人勞動者聯盟等。這些民族主義組織是泛非主義影響下的產物。
西非國民大會是非洲的第一個跨國別的地區性民族主義政黨。它在英屬西非的各個領地都設有分會，在各領地的所有民族中開展要求擴大非洲人的政治權利的活動，對各領地聯合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作出了重大貢獻。
西非大學生聯盟也是一個地區性的激進的民族知識分子組織。它要求實行有利於非洲人的憲政改革，改組立法委員會和行政委員會，允許非洲人參加政府管理。這個聯盟發展很快，在英屬西非各大城市幾乎都有它的分支機構。如在尼日利亞的紮裏亞、卡諾、伊費、埃努古等城市就建立了五個分支機構。聯盟的活動對喚醒西非人民的鬥誌起了積極作用，並造就了一批西非著名的民族主義領袖，如尼日利亞的阿齊克韋、黃金海岸的恩克魯瑪等。
四是由宗教界領袖領導的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最著名的有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賢哲會和穆斯林代表聯合會。穆斯林賢哲會創立於1936年，領導人是穆斯林神學家阿卜德·哈米德·本·巴迪斯教長。其成員除穆斯林神職人員外，還有民族資本家及其知識分子。賢哲會反對法國的同化政策，主張發展民族語言和文化，同時引進歐洲先進科學技術，創辦學校，促進阿爾及利亞人民民族意識的發展。
五是以地域或人種集團為單位的民族主義組織。這種組織主要出現在經濟比較落後的東非和南部非洲。如坦噶尼喀的巴海亞人聯盟、瓦紮拉莫人聯盟、瓦桑巴拉拉人聯盟，東非其他地區的巴圭人青年協會、烏坎巴人居民協會。南部非洲也有很多這類協會，僅北羅得西亞就有十多個。最重要的是姆文佐福利會。其領導人是前讚比亞總統肯尼思·卡翁達的父親。尼亞薩蘭也有很多類似的組織，其中南方協會和北方協會的活動能量最大。安哥拉的安哥拉人地區協會也是一個非常活躍的地區集團組織。以上組織的政治目標主要是要求放鬆和減輕殖民統治和剝削，發展民族經濟和文化，爭取非洲人實行自治的權利。這些組織一般都得到部落酋長等傳統社會首領的支持，有的還是在他們的直接領導下建立的，因此在部落中很有影響，其反帝鬥爭能夠長期堅持下去。
上述五種類型的政黨和組織，由於地域、曆史、民族和社會發展狀況的背景不同，它們在思想、政治和組織方麵的成熟程度也參差不齊。盡管如此，它們都各自反映了本國或本地區人民大眾要求擺脫殖民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願望，它們的鬥爭矛頭都指向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
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特點
兩次大戰之間的非洲民族獨立運動有許多特點。民族起義和革命戰爭持續不斷，城市反帝鬥爭蓬勃興起，鄉村反帝宗教運動波瀾壯闊，是其中最突出的三大特點。
1.持續不斷的民族起義和革命戰爭
在一次大戰的衝擊和十月革命勝利的鼓舞下，反帝武裝鬥爭在北非和東北非地區蓬勃興起。據不完全統計，自1918年起的20年中，先後爆發了100多次群眾性的起義和革命戰爭。其中尤以1919—1922年的埃及反英武裝鬥爭，1921—1925年的摩洛哥裏夫地區反抗法、西殖民統治的大起義和1935—1936年的埃塞俄比亞抗意衛國戰爭最為重要。它們不僅在非洲曆史上，而且在亞、非、拉民族解放鬥爭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一次大戰前和大戰期間，埃及、利比亞、索馬裏等國就爆發了反帝反殖的武裝鬥爭。大戰結束後，利比亞、索馬裏的反帝鬥爭不僅沒有減弱，而且規模有所擴大。另外，在埃及和摩洛哥裏夫地區又爆發了新的更大規模的武裝起義。這些地區的反帝鬥爭和革命戰爭構成了戰後初期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主流。
在利比亞，當地人民利用意大利被大戰削弱的機會，1918年11月在西部的米蘇臘塔舉行了有的黎波裏塔尼亞酋長和城市貴族參加的會議。會議宣布成立的黎波裏塔尼亞共和國，並同東部的昔蘭尼加抗意武裝力量聯合，達成了互相支持，一致抗擊意大利侵略者的協議。1922年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權，重新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使利比亞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嚴重的摧殘和破壞。利比亞人民不畏法西斯強暴，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直到1928年，意大利侵略軍才得以占領的黎波裏塔尼亞。此後，打擊意大利侵略軍的遊擊戰爭一直堅持到1943年。
在索馬裏，民族英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從19世紀末起就領導著反意戰爭。一次大戰期間，戰爭規模不斷擴大。大戰結束後，戰鬥更加激烈。意大利派重兵鎮壓，1920年哈桑領導的義軍被浸沒在血泊之中。然而，索馬裏人民並未屈服，20年代中期又掀起了武裝鬥爭的新高潮，並一直堅持到1935年。
關於埃及和摩洛哥裏夫地區的大起義，將在本章後半部分詳加敘述。
1930年代，反帝武裝鬥爭的重點轉到東北非，埃塞俄比亞的抗意戰爭（另有專目敘述）成了此時武裝鬥爭高潮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在比較沉寂的黑非洲，也爆發若幹起轟轟烈烈的武裝起義。例如，在東非，1933年烏幹達和盧安達的農民在烏幹達邊境集會，反對強迫勞動，遭到英國和比利時軍隊的聯合鎮壓。憤怒的農民們奮起反抗，隨即發展成大規模的起義。這次起義付出很大代價，被殺害的農民達1000多人。
在西非，戰後初期曾爆發過埃格巴農民反征稅起義、塞拉利昂鐵路工人起義和婦女的“阿巴暴動”。1913年，在塞拉利昂又爆發了拒絕納稅的農民聯合起義。1932年，黃金海岸的庫馬西農民和阿裏斯金礦工人舉行了聯合起義，同前來鎮壓的政府軍發生了激烈衝突，死傷數百人。1928—1929年，赤道非洲的法屬剛果發生了布拉柴維爾鐵路工人反對強迫勞動和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起義。起義堅持了4個月之久，波及喀麥隆、比屬剛果、中非等殖民地。1913年，在比屬剛果爆發了農民抗繳稅收的起義。
在南部非洲，1928—1929年，葡屬安哥拉的許多城鎮和鄉村同時爆發了反抗殖民統治的起義，造成羅安達、本格拉、木薩米迪什等沿海港口和中心城市一度處於癱瘓狀態。1930年，安哥拉西部又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起義。除農民參加起義之外，城市居民也參加了起義，並成為主力。起義後來擴展到羅安達地區。起義者到處打擊葡萄牙軍警。由非洲人組成的殖民政府軍後來也站在起義者一邊，給予葡萄牙殖民者以沉重的打擊。最後葡萄牙當局調來大批正規軍，才把起義鎮壓下去。納米比亞北部地區的奧萬博人部落於1922、1924和1932年分別舉行了三次起義，其規模之大、起義之頻繁，是一次大戰前從未有過的。
2.蓬勃興起的城市反帝鬥爭
城市反帝鬥爭的興起是西方資本主義移植到非洲並促使非洲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一次大戰、十月革命和泛非主義運動對非洲的影響所產生的後果之一。資本主義在非洲的移植和發展與歐洲列強的主觀願望相反，它造就了自己在非洲的對立麵和掘墓人——非洲無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一次大戰後，這些新興的階級和階層不僅迅速發展壯大，而且開始加快覺醒。他們和他們所代表的城市居民再也不願忍受殖民主義統治當局的殘酷壓迫和剝削，舉起了反帝反殖鬥爭的大旗，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罷工運動、示威遊行以至武裝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殖民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據不完全統計，兩次大戰之間非洲城市（不包括埃及和南非）的群眾反帝鬥爭就有百次之多，幾乎遍及非洲各大城市，其中北非、西非的城市反帝鬥爭更為突出。
在北非地區，1919—1923年間，突尼斯的工人舉行了40多次罷工。1934年9月，突尼斯人民為抗議殖民當局實施非常法令（戒嚴製度、可任意逮捕反法活動者），在全國各個城市舉行了總罷工和罷市。不僅市民參加了鬥爭，連農民也起而響應，鬥爭一直堅持到年底。1936年10月，摩洛哥行動委員會派代表去巴黎，要求實行民主，允許摩洛哥人享有與法國移民同樣的權利，但卻遭到法國政府的無理拒絕。非斯、卡薩布蘭卡、薩累等城市的人民群眾對此十分氣憤，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法國政府的蠻橫無理。
在西非地區，1919年4月，塞內加爾的達喀爾——聖路易鐵路工人舉行了大罷工。這是非洲人工人和歐洲人工人的一次聯合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最後取得了勝利。1920年，又發生了塞內加爾鐵路職工、海員和建築工人的聯合大罷工，白人雇主被迫答應提高工人的工資。尼日利亞在1921年爆發了城市工人罷工和市民的示威遊行之後，於1925年又發生了鐵路工人的大罷工。1926年，塞拉利昂的鐵路工人發動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時，鬥爭堅持兩個月之久。1929年，岡比亞海員舉行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50%，並改善勞動條件。鬥爭堅持了62天，還引起了全國總罷工。建築工人、造船工人、機械工人、泥瓦工人等都參加了鬥爭行列，罷工的總人數達2000多人，時間持續了20天之久，最終迫使殖民當局作出讓步，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還增加了工資。1930年，黃金海岸的汽車司機舉行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廢除苛刻待遇。同年還爆發了礦工的罷工。1933年，多哥首府洛美爆發失業者和市民的遊行示威，反對增加稅收和物價上漲。參加者達3000多人，他們占領了港口、郵政局等要害部門。法國急派大批陸軍，才把示威鎮壓下去。
在東非地區，1929年5月，馬達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市爆發工人、學生、店員和市民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參加者3000多人，高舉著“自由”、“獨立”、“馬達加斯加屬於馬爾加什人”的標語。這是一次大戰後馬達加斯加一次規模最大的反帝群眾運動，雖然被鎮壓下去，但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1939年7月，肯尼亞港口城市蒙巴薩的非洲工人舉行了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規定最低工資額，每周勞動時間不超過45小時。內羅畢的許多工人對此積極響應，也紛紛舉行罷工。這次鬥爭以政府被迫滿足工人的部分要求而告終。1939年8月，坦噶尼喀海港城市坦噶爆發了非洲人碼頭工人的大罷工。罷工遭到英國警察鎮壓，工人被迫拿起武器，襲擊英國人辦的企業和商店。英國調來大軍，用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才把罷工鎮壓下去。
在南部非洲地區，1932年，北羅得西亞的利文斯敦和盧卡薩市數千名工人和周圍的農民掀起了抗稅運動。起義者襲擊監獄和官吏，釋放因欠稅而被關押的非洲人。1935年5月，北羅得西亞銅礦城市恩卡納、穆富利拉和盧安夏先後發生了非洲人礦工大罷工，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減輕稅收等。卷入罷工鬥爭的數萬名礦工與前來鎮壓的英軍進行了激烈搏鬥，罷工隨即發展成為武裝起義，鬥爭一直堅持到5月底。1936年6月，安哥拉洛比托——加丹加鐵路工人（非洲人工人與歐洲人工人）舉行了聯合大罷工。他們得到城市運輸、建築和服務行業工人的大力支援，一度使洛比托等城市陷於癱瘓狀態。
1931年在赤道非洲地區，比屬剛果的開賽省礦工和工廠工人4000多人舉行了大罷工。當工人被強製複工後，又采用消極怠工的方法繼續進行鬥爭。
除罷工、示威遊行、武裝起義之外，城市反帝鬥爭還包括城市知識青年開展的反殖民主義的宣傳活動。城市知識青年不僅積極參加罷工、示威遊行和武裝起義，而且還利用自己的專長，創辦學校和刊物，發行書報，召開演講會，舉辦展覽等，揭露殖民主義統治的種種罪行，抨擊帝國主義的各種暴行，提出民族解放的各種要求和目標。此外，他們還報導一些國家的反帝鬥爭消息和形勢，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啟蒙教育起了良好作用。
據不完全統計，西非地區青年知識分子創辦的刊物有15種之多。西非青年組織還籌集資金創辦學校，資助青年去歐美留學。阿齊克韋和恩克魯瑪等人就是這時去美國留學的。後來在美國成立的美國加拿大非洲學生協會，同在英國倫敦的非洲學生組織取得了密切聯係，成了反殖民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
類似的情況在東非和北非也存在。例如，蘇丹喀土穆城的大學生組織俱樂部，積極籌集資金創辦學校，向青少年傳授文化知識，講解反英鬥爭的意義和所采取的策略手段。肯尼亞的愛國知識分子從1930年代初起創辦了一係列民間教育機構，如著名的吉庫尤人獨立學校協會、吉庫尤教育協會、肯尼亞師範學院等。數以千計的肯尼亞青少年受到了文化教育，增強了民族意識，增長了鬥爭本領。摩洛哥的青年運動領導人阿卜德·阿齊茲·薩阿列比，在1920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苦難的突尼斯：它的要求》的小冊子，抨擊法國在突尼斯進行殖民統治的罪行，明確提出了恢複憲政、給予人民自由與民主、承認工會合法、實行義務教育製度等民族主義要求。該書問世後，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盡管殖民統治當局嚴格查禁，卻無法阻止該書在摩洛哥各界人士中廣泛傳閱。
3.波瀾壯闊的鄉村反帝宗教運動
利用宗教開展鬥爭是小農反抗壓迫和剝削的傳統鬥爭形式之一。早在古羅馬時代，北非的小農就曾利用基督教反對過羅馬人的統治。19世紀末，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小農又開始利用基督教反對歐洲殖民者。在一次大戰期間，這類鬥爭在若幹地區曾掀起過高潮，戰後很快發展成為遍及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波瀾壯闊的反帝宗教運動。從表麵上看，這好像是農民傳統鬥爭形式的再版，實際上是歐洲殖民主義者利用基督教侵略非洲、促使非洲民族主義基督教教派產生和發展的必然結果。無疑，它的發展與一次大戰和泛非主義運動的影響也有一定的關係。
15世紀末16世紀初，跟隨歐洲殖民者侵入非洲的傳教士就利用宗教的外衣進行侵略活動。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基督教在非洲已傳播很廣，歐洲人傳教士及其建立的歐洲式的教會比比皆是。基督教本是西方列強用來麻醉非洲人民的精神鴉片和進行侵略活動的工具，但是，與西方侵略者的主觀願望相反，被奴役的經濟文化落後的鄉村農民卻在基督教教義中找到了“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人人平等”這樣一些反對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思想武器，他們認為，非洲黑人和歐洲白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應當享有平等的權利，應當自己管理自己，也應當有自己的教會。於是，在19世紀末出現了黑人的獨立教會。種族意識和民族意識正是在創立黑人獨立教會的過程中孕育的。
一次大戰和泛非主義運動的影響使非洲農民逐漸覺醒，提出了“非洲隻應當屬於非洲人”、“廢除種族歧視”、“讓非洲人自己作主”、“不要白人老爺”等民族主義的思想和口號，進而形成了許許多多民族主義教派，建立了非洲人自己的教會。如埃塞俄比亞教會、統一土著教會、非洲共同教會、守望樓運動、馬拉基教派、以利亞第二、哈裏斯運動、非洲浸禮派教會、基班古運動、基塔瓦拉教派、基利皮基亞教派、人蛇教派、黑人傳教會、人豹運動、上帝孩子的教會、上帝統治者教會、聖靈教派、司智天使和六翼天使教會等等。
本世紀20年代以後，反帝宗教運動發展迅速，參加者十分廣泛，不僅包括農民，還有地方酋長、手工業者、種植園工人、小商人、教員和職員等。有些教派還超越了國界，在許多殖民地國家活動。例如，1925年從尼日利亞分出來的司智天使和六翼天使教會，幾年之內就在幾內亞灣沿岸許多國家中傳播，擁有教徒50萬人。
基班古運動也是一個影響巨大的宗教運動。西蒙·基班古生於1889年比屬剛果蒂斯維爾附近的恩卡姆巴村。1921年，他宣布自己為先知（當地叫“恩古紮”），受上帝委托來教育人民，使非洲人得到善良和公正的待遇，建立一個“黑人基督”指導下的千年王國。他號召黑人民眾不替白人殖民者幹活，不種植白人所需要的農業經濟作物，不繳納租稅，拒絕購買歐洲貨物，不送子女進白人教會辦的學校，公開抵製殖民當局的法律法令，試圖用這種不合作的辦法迫使比利時殖民者最後離開剛果。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基班古主義。
基班古主義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擁護，在短短五個月中，信徒發展到3.7萬多人。基班古主義發展成基班古運動，並迅速向周圍國家蔓延。比利時殖民當局十分害怕，急忙進行鎮壓，驅逐基班古及其信徒。但殖民當局越是加緊鎮壓，基班古的信徒反而越來越多。這個運動還同烏幹達、法屬剛果、尼日利亞的宗教運動取得了密切聯係。
比利時殖民當局黔驢技窮，隻得設法逮捕基班古，並判處其無期徒刑（後改為監禁30年，1950年死於獄中）。但是，基班古主義的信徒繼續進行鬥爭，1936年又出現了新基班古複興會。基班古運動一直持續到1960年代初。
非洲各地區、各殖民地國家獨立運動的發展極端不平衡，這也是兩次大戰之間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一個顯著特點。
非洲大陸麵積遼闊，各地區、各殖民地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水平極不平衡，所受到的一次大戰、十月革命和泛非主義運動的影響也極不一樣，這些便決定了民族獨立運動在各地發展的極端不平衡性。北非的埃及、突尼斯和南非是當時非洲經濟、政治、文化較發達的國家，受一次大戰、十月革命和泛非主義運動的影響較大，因此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水平也較高，不僅建立了無產階級和民族主義政黨，提出了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目標，而且還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帝群眾運動和武裝鬥爭，尤其是埃及還爭得了獨立，建立了非洲現代史上的第一個獨立國家。阿爾及利亞、馬達加斯加、摩洛哥、英屬西非、利比亞、北羅得西亞等國，經濟、政治和文化也比較發達，受一次大戰、十月革命和泛非主義運動的影響也比較大，因而獨立運動的發展水平也比較高，不僅建立了民族主義政黨，提出了憲政改革或自治的政治要求，而且發動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或武裝起義。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東非和南部非洲的大部分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水平較低，有些地區還處在遊牧部落階段，原始公社製殘餘還很多，因而獨立運動的發展水平較低，甚至很低，隻是出現了少數民族主義的組織或政黨，鬥爭目標大都在經濟方麵，如減輕稅賦、取消強迫勞動、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和反對種族歧視等等，鬥爭主要是自發的小規模的抗稅起義和宗教運動，反帝鬥爭尚處在初級發展階段。
埃及民族獨立運動的勝利
1.埃及獨立國家的產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埃及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使埃及人民同英帝國主義的矛盾逐漸激化。戰時，埃及成為英國在中近東的軍事基地和政治活動中心。英國一方麵將150多萬埃及青壯年驅趕到前線，充當炮灰或為英軍服務，使埃及千家萬戶土地荒蕪，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歐洲農場主和埃及地主趁機侵吞埃及農民（費拉赫）的土地，又使100萬農民失地破產，淪為白人農場主的雇工。他們每天勞作長達14小時，而工資隻及城市工人工資的一半，生活十分艱難。另一方麵，英國將埃及經濟納入了戰時軌道。大肆搜刮糧食和棉花，造成糧食奇缺，糧價飛漲，全國大小城市長期處於饑荒狀態。埃及民族工商業在大戰的夾縫中雖有較大發展，但卻遭到英國在“支持戰爭”名義下的敲詐勒索，要交納大量金錢和財物。戰爭剛一結束，歐洲的廉價商品又重新湧進埃及市場，嚴重地排擠了埃及民族工商業，使不少工廠、商店瀕臨破產。因此，埃及城鄉人民都對英國的統治強烈不滿，民族矛盾相當尖銳。當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在埃及城鄉廣泛傳播後，埃及人民受到極大鼓舞，他們要求民族獨立的願望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強烈。這時的埃及到處布滿幹柴，革命烈火一點即燃。
戰爭期間，英國為了拉攏埃及抵抗德國和土耳其的軍事進攻，曾先後四次許諾戰後給予埃及獨立。戰爭結束後，英國未履行諾言，在戰後頒布的憲法草案裏，埃及的保護國地位未變，因而引起埃及各界民眾的憤懣。就在停戰的第三天（1918年11月13日），埃及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薩阿德·紮格盧勒，以埃及人民代表的名義向英國高級專員溫蓋特提出：撤銷對埃及的保護，結束戰時緊急狀態，實現埃及的政治獨立。
紮格盧勒出生在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在開羅愛資哈爾大學學習期間成長為一個民族主義者。1882年，他親身參加了奧拉比領導的抗英戰爭，失敗後被捕和流放。後來在擔任埃及殖民政府的教育大臣、司法大臣及立法議會副議長期間，他仍然主張實現埃及的自主。紮格盧勒受到一次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啟迪和鼓舞，拋棄了模糊的自主主張，確立了爭取民族獨立的奮鬥目標。
英帝國主義並不甘心自動退出埃及的曆史舞台。在交涉中，盡管紮格盧勒等民族主義者作出了隻要給予埃及政治獨立、可以承認英國在埃及的既得利益的重大讓步，英國還是斷然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甚至否認他們有代表埃及人民的資格。為了與英國進行鬥爭，紮格盧勒從兩個方麵緊張地開展工作。第一，起草一份委任書，並發動在委任書上簽名運動。他衝破了殖民當局的種種阻撓，使200多萬群眾（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人士）在委任書上簽了名，取得了人民代表的合法資格。第二，組建革命領導組織——華夫脫黨。這個黨由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地主利益的一些原立法議會的議員、農村封建地主出身的自由主義分子共同組成。紮格盧勒自任黨的主席。該黨提出的鬥爭綱領規定：通過“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實現埃及完全獨立”。這個綱領反映了華夫脫黨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麵性。華夫脫黨總部設計在開羅，在全國各地遍設支部，開展反帝宣傳活動和發展黨員，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取得了革命的領導權。
英國殖民當局為破壞簽名運動，禁止委任書在人民中流傳，並嚴懲簽名的人；同時，還以“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取締了華夫脫黨原定於1919年1月底在開羅舉行的群眾大會。紮格盧勒針鋒相對，發表了著名演說，譴責英國對埃及實行的所謂“保護”。他指出：埃及過去沒有請求英國保護，是英國自己“因戰爭需要”而“擅自”決定的，是“違背埃及民族的意誌的”，“沒有任何的法律效力”，因此，保護“應隨著戰爭的結束而終止”。這一演說在人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連親英的埃及首相魯世迪也幡然醒悟，公開支持紮格盧勒的立場。他領導的內閣於同年3月1日集體辭職，以示對英國的抗議。
英國政府對此十分震怒，斥責駐埃及高級專員溫蓋特“處事不力”對埃及人過於“寬恕”，並將其革職，還下令駐埃的英軍司令沃森進行鎮壓。3月8日，沃森悍然逮捕紮格盧勒等人，並用軍艦押送到馬耳他島流放。
英國的暴行成了1919年3月起義的導火線。紮格盧勒被捕的消息傳出後，舉國震驚。首都開羅的青年學生首先發難，3月9日便湧向街頭，舉行抗議遊行，要求英國當局立即釋放紮格盧勒，撤走英軍，給予埃及獨立。英殖民當局出動軍警鎮壓，拘捕了1000多名學生。廣大師生群情激憤，於3月10日舉行總罷課。開羅市民熱烈支持師生們的行動，工人罷工，公務人員停止工作，醫院、律師事務所關門停業，以示抗議。成千上萬的群眾走上街頭，加入學生的示威遊行隊伍，與前來鎮壓的軍警展開了激烈的搏鬥。憤怒的群眾包圍了英國駐紮機構，搗毀了親英的《莫幹丹日報》館。
3月11日，首都的電車工人、電訊工人、搬運工人和其他行業的工人也加入總罷工行動。連商店和小商販也罷市。抗議鬥爭迅速擴大到全國各地。開羅的學生紛紛回鄉，點燃了家鄉的鬥爭火焰。亞曆山大、塞得港、曼蘇臘、紮加濟格、杜姆亞特、法尤姆以及邊遠地區的阿尤特等數十個城市，相繼爆發了罷工和群眾的抗議運動。工人和學生成了這次反英鬥爭的主力軍。郊區的農民也紛紛湧進城市，參加反英鬥爭的行列。“釋放紮格盧勒”、“埃及立即獨立”的口號聲在尼羅河上空回響。
3月15日起，罷工浪潮席卷全國鐵路、郵電、運輸、碼頭等各行各業，鬥爭達到了高潮。3月16日，開羅婦女（其中不少是青年女子）也破天荒第一次走上街頭，參加遊行示威隊伍，並同工人、學生一起與英國步兵、馬隊展開英勇頑強的搏鬥。不少地區的鄉村婦女也投入了反英鬥爭。受英國挑撥長期不和的基督教徒與穆斯林也聯合起來，共同對敵。這次反英鬥爭不論是起義的規模還是群眾發動的深度和廣度，都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就連西方的史學家們也不得不承認“革命席卷了埃及”。
這場全民性鬥爭，一開始就衝破了華夫脫黨提出的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爭取獨立的束縛。麵對英國軍警的屠刀，埃及人民被迫拿起了武器，奮起抵抗。開羅城內到處構築街壘，挖掘戰壕，整個城市變成了抗英戰場。於是，抗議鬥爭發展為武裝起義。起義群眾一度占領開羅警察局，使英國在開羅的權力機構處於癱瘓狀態。亞力山大的起義群眾與英軍展開了激烈的巷戰。許多農村居民也組成遊擊隊，到處破壞鐵路和通訊電線，襲擊英國駐軍。北方的米努夫、布海拉、代蓋赫利耶等省被強大的遊擊隊所控製；南方的阿斯旺市被起義軍占領達一個多月。
在起義過程中，不少城市和鄉村建立了革命政權——人民委員會或民族委員會。這不僅是埃及人民政治覺悟和鬥爭藝術水平大大提高的標誌，也是1919年3月起義的顯著特點。
首都開羅率先建立的人民委員會，以革命的名義，接管了開羅警察總局，維持首都的交通和秩序；沒收了英國的一些企業和銀行；組織募捐隊，募集錢物，解決罷工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所需。它還組織宣傳隊，廣泛宣傳革命主張，傳播各地鬥爭的信息。各省的中心城市幾乎都建立了人民委員會或民族委員會。有的省和縣還宣布獨立，建立了共和製臨時政府，行使管理職權，維持社會治安，安排群眾生活。不少農村也效仿城市，紛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權，頒布免除租稅，廢除高利貸，賑濟貧苦農牧民的法令，還領導農民奪取歐洲人農場主和埃及地主所侵吞的土地和財物，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革命政權的建立對反英鬥爭的深入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老奸巨猾的英國政府不甘心失去它在埃及的權益，決定進行武力鎮壓。為此，它製造借口，胡說什麼起義是在外部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下爆發的，起義者還從那裏領取報酬。接著於3月25日任命艾倫比將軍為駐埃及高級專員，統率6萬名配有新式飛機、大炮、坦克的英軍，對起義人民進行血腥鎮壓。飛機在天空中俯衝掃射，坦克在地麵上圍追堵截，步兵用機槍掃射，馬隊用大刀砍殺，甚至還施放毒氣。起義者一批批倒在血泊之中，死傷不計其數。艾倫比還采取分兵出擊、各個擊破的戰術，先後把全國各地的起義軍浸沒在血泊之中。英國為了逃避國際輿論的譴責，嚴密封鎖消息，至今人們仍無法弄清死傷的確切人數。有的學者估計約1000多人被打死，3347人被關進監獄。有的學者估計打死3000人，傷數千人，被處死、判刑和監禁的數千人。實際上死傷的人數比上述估計的要多得多。
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觀原因，主要是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者——民族資產階級的華夫脫黨過於軟弱，而且執行了一條通過和平的合法的方式爭取完全獨立的錯誤路線，不願也不敢擔當起領導起義的責任，致使各地起義隊伍始終處於自發的、分散的和無組織無領導的狀態，不僅未能組成一支統一領導的強大的革命軍隊，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展鬥爭，而且給英軍分兵出擊、各個擊破造成了可乘之機。客觀上的原因，主要是敵人強大，有一支全付武裝、訓練有素的正規軍隊，並采取了有效的戰術，以己之長，擊起義者之短，起義因而失敗。
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英國也付出了很大代價。它認識到單靠刺刀已不能維持在埃及的統治，必須改變方法，於是使出懷柔手腕。4月8日，英國釋放了紮格盧勒等人，並表示願意與埃及代表談判，來“滿足埃及群眾的願望和利益”。此舉正中華夫脫黨下懷，該黨隨即組成以紮格盧勒為首的代表團，先後與英國進行三個回合的談判，最後迫使英國承認埃及的獨立。
談判的第一個回合，主要圍繞英國派遣的米爾納調查委員會的職權和活動問題。
當時的國際形勢對埃及十分不利。4月下旬，列強分髒的巴黎和會拒絕聽取紮格盧勒代表團的要求，接著美、法相繼承認英國對埃及的保護。兩個月後，《凡爾賽和約》確認埃及仍作為英國的保護國。英國利用這一有利的形勢，決定派遣殖民大臣米爾納率領調查委員會前往埃及。這個委員會名義上是調查爆發騷亂的原因，實則是想摸清埃及各派的主張，以便拉攏妥協派，達到分裂埃及革命運動的目的。
在談判中，紮格盧勒拒絕接受米爾納調查委員會。他號召全國人民抵製米爾納調查委員會，得到全國各地的響應。群眾紛紛集會，舉行遊行示威，一致要求英國給予埃及完全獨立。11月17日，開羅爆發了武裝起義，把鬥爭推向高潮。開羅群眾高呼“打倒米爾納委員會”的口號。軍警逮捕了大批示威者。憤怒的群眾起而襲擊警察所和監獄，救出了被捕的示威者。戰鬥十分激烈，雙方死傷慘重。
埃及人民的反抗，使米爾納調查委員會遲遲不能成行。一直拖到12月7日，米爾納等人在軍警的嚴密護衛下才踏上埃及國土。米爾納所到之處，迎接他的全是抗議示威運動。米爾納委員會成員心驚膽顫地在埃及呆了100天，結果一無所獲。米爾納在給政府的報告中寫道，那裏的“運動發展迅速”，而且已控製在“不負責任的分子手中”，這使他心中“惶惶不安”。他在報告中建議，當前唯一的辦法，隻有改變在埃及的統治形式，造成埃及得到獨立的錯覺，又可保持統治的本質。他根據這一構思起草了一份解決埃及問題的條約草案，草案規定：(1)英國承認埃及為代議製君主立憲國家；(2)英國與埃及結為同盟，英國負責保衛埃及的安全，英軍駐紮埃及保衛帝國的交通，戰時英軍有權使用埃及軍港、飛機場等；(3)英國有權幹涉埃及外債方麵的財政事務；(4)英國有權幹涉埃及外國僑民的司法事務；(5)英國有權幹預、阻止埃及與外國簽訂條約的外交事務。這就是有名的“米爾納方案”。
第二個回合，圍繞“米爾納方案”展開了較量。
米爾納回國後向政府提交了他起草的方案，同時又以“磋商建設埃及獨立國”的名義，將紮格盧勒為首的代表團騙到倫敦，進行談判。紮格盧勒很清楚，這是一個名為“獨立國”、實為“保護國”的方案，因而拒絕接受。1920年10月，埃及代表團要求修改方案：明確宣布撤銷對埃及的保護；進一步限製英國對埃及內政外交的幹涉權。米爾納拒絕接受埃方的要求，談判陷入僵局。恰好這時英國國內的死硬派政治勢力得勢，斥責“米爾納方案”太寬容，米爾納便借機稱病辭職。
英國新任殖民大臣烏尼斯通·切爾奇勒是一個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國主義分子，對埃及獨立問題采取“延不付議”的拖延方針，不予考慮，埃及人民對此十分憤慨。當切爾奇勒視察埃及時，開羅、亞力山大等城市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不得不答應將埃及獨立問題提交帝國會議討論。恰在這時，華夫脫黨內部發生了十分不利於談判的變化。妥協派害怕紮格盧勒將在獨立後掌權，企圖依靠英國維護自己的私利，於是激烈地反對紮格盧勒。英國趁機分裂華夫脫黨，蓄謀邀請由它一手扶植的妥協派阿德利內閣和元老政治家的六名代表前往倫敦談判，而將原代表團拒在談判會議之外。英國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遭到埃及人民的堅決反對，致使阿德利代表團推遲前往倫敦的日期。紮格盧勒強烈譴責阿德利為首的妥協投降派，重申“不惜犧牲一切，以實現崇高目的”，並且提出“徹底廢除英國的保護製度”，以此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
1921年11月10日，英方把早已擬好的英埃條約麵交埃方代表。條約規定：英軍可以自由通行於埃及境內，並駐紮在任何必要的地點，等等。與“米爾納方案”相比，這無疑是一個倒退。如此苛刻的條款，就連親英的阿德利首相也不敢接受，要求英方做一些更改。英國拒不讓步，埃及代表退出會談回國，談判告吹。
第三個回合，埃及人民再次舉行大規模的武裝起義，英國被迫單方麵宣布埃及為獨立國家。
談判破裂後，英國正式公布條約草案。紮格盧勒號召人民抵製英國殖民當局的一切行政措施拒絕服從命令。埃及人民再次示威遊行和武裝起義。英國高級專員艾倫比下令逮捕紮格盧勒及其戰友。他們先被關進塞舌爾群島監獄，後轉移到英國的直布羅陀要塞。
消息傳來，全國沸騰。埃及又一次出現了1919年3月的鬥爭形勢。“立即釋放紮格盧勒”、“埃及立即獨立”的口號聲，響徹尼羅河兩岸。12月27日，艾倫比宣布埃及全國處於緊急狀態，並急忙從本土調來精銳部隊（陸、海、空三軍數萬人）。經過整整一個月的血腥鎮壓，才把起義鬥爭暫時平息下去。但隻要埃及人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的鬥爭就不會停止。
英國政府無可奈何，不得不於1922年2月初召回艾倫比商討對策。勞合·喬治首相和寇鬆外交大臣最後接受了艾倫比提出的兩項建議，修改“米爾納方案”；發布允許埃及獨立的宣言書。2月16日，英國政府宣布撤銷“英埃條約草案”，28日發表了宣言書，宣布撤銷對埃及的保護權，承認埃及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但同時還宣布了四項保留條件。
3月16日，埃及宣布獨立，實行君主立憲政體，素丹福瓦德任埃及國王。首都開羅、亞力山大等城市舉行慶祝獨立典禮，鳴禮炮101響，宣告非洲現代史上第一個獨立國家誕生。埃及曆史從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1923年4月，埃及公布了第一部資產階級性質的憲法。9月，開羅市民舉行隆重儀式歡迎民族獨立運動領袖紮格盧勒凱旋歸來。1924年初，埃及舉行獨立後的第一屆國會選舉，華夫脫黨獲得87%的議席。1月28日，組成了以紮格盧勒為首相的華夫脫黨第一屆內閣。在組閣過程中，紮格盧勒毅然決然地擺脫了英國的幹預，獨立自主地選擇和任命內閣成員。這一切表明，埃及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2.埃及反帝鬥爭的深入發展
埃及的獨立是不完全的，因為1922年2月28日宣言一方麵宣布承認埃及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另一方麵卻又宣布保留四項與埃及獨立完全不相容的英國特權。這四項特權是：英國軍隊有權駐紮埃及全境；“守護蘇伊士運河”；維護“英帝國交通的安寧”，“防禦”對埃及的“一切外來侵略與直接間接幹涉”；管理蘇丹。十分清楚，宣言把埃及置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事實也是如此，獨立後的埃及，內政外交仍處處受製於英國。因此，埃及人民與英帝國主義的矛盾依然是埃及社會的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任務遠未完成。在二次大戰前的十多年中，雙方圍繞著四項特權的保留還是取消問題又進行了多次較量。但由於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者——華夫脫黨的錯誤和蛻變，英國暫時占了上風。四項特權後來通過條約的形式被固定下來。
紮格盧勒在擔任內閣首相的10個月中，一直在積極地為埃及的完全獨立而鬥爭。但是，紮格盧勒等人對剛剛上台的英國工黨麥克唐納政府抱有幻想，試圖通過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實現埃及的完全獨立。1924年10月，紮格盧勒滿懷希望飛往倫敦，同麥克唐納政府談判，要求英國撤走在埃及的駐軍，撤銷英國的財政、司法顧問，廢止英國在埃及的一切特權，但遭到麥克唐納政府的拒絕。談判失敗，第一輪較量受挫，紮格盧勒失望而歸。
紮格盧勒不依靠革命主力——工農大眾，而是完全憑借徒具虛名的內閣與英國進行鬥爭，結果慘敗，導致內閣倒台。這是一大錯誤。
紮格盧勒執政時期，實行了一係列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改革。如發展民族工商業，發展教育事業，培養國家管理和工業技術人員，改革選舉製度，選拔青年人擔任高級官職，打擊貪官汙吏，撤換不稱職的舊官吏，將華夫脫黨人及其擁護者提拔到高級職位上去等等，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福瓦德國王為首的封建勢力的極力拉攏和英國的挑撥下，紮格盧勒為首的華夫脫黨的動搖和妥協性惡性發展，甚至鎮壓支持自己上台的工農大眾。
埃及獨立後，工農大眾並沒有得到多少直接利益，他們要求革命向縱深發展。例如，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製；貧苦農民要求獲得土地等，政府均不理睬。有些地區工人舉行罷工，占領工廠。有些地區農民抗捐抗稅，奪取地主的土地。紮格盧勒政府害怕工農運動的發展將嚴重危害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利益，於是對工農運動實行鎮壓。3月份，僅在開羅和亞力山大就槍殺了20多名示威遊行的工人，還將300名工人投入監獄或罰做苦役。更有甚者，以“煽動罷工”、“製造騷亂”的罪名取締了埃及共產黨和勞工總聯合會，逮捕了共產黨領導人胡尼斯·奧拉比和安東·馬隆等人，並兩次公開審訊共產黨人，處六名共產黨人徒刑或服苦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