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既從事航海又從事農業的馬爾加什的先民是通過什麼航線到達馬達加斯加島的呢？現已證實，馬來—玻尼利西亞人曾在太平洋，憑藉簡陋的設施遷居玻尼利西亞群島，甚至於公元4世紀抵達其東端複活島，老印度尼西亞人當然也可以利用赤道以南那股各個季節都從東向西的洋流，從印尼到達馬達加斯加。這股洋流起於爪哇南邊，一直延伸到馬達加斯加的東海岸。1883年，位於爪哇和蘇門答臘之間的喀拉喀托亞島火山爆發，浮石碎片就曾漂流到馬達加斯加的東海岸。
但有人提出，這條航線長達4000海裏，中間沒有可供停泊的中繼站，很難想象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能通過這條航線到達馬達加斯加。因此，有人認為當時人是利用錫蘭（今斯裏蘭卡）和南印度作為中繼站航行到馬達加斯加，或者沿著《紅海回航記》所記載的航線，以科摩羅群島為中繼站到馬達加斯加。在科摩羅文化中有許多印度尼西亞人的影響。在昂儒昂禁止捕撈湖中的一種鰻魚與馬達加斯加人的習俗相同，而其鰻魚的名稱也同馬爾加什語一樣，都是由印度尼西亞語的詞彙派生出來的。又如裝有弦外槳叉托架的小船，開椰子使用的銼刀等等，都受到馬來—玻利尼西亞文化的影響。
自從新印度尼西亞人（麥裏納人）逐漸向中部高原滲透以後，老印度尼西亞人（瓦津巴人）則向西遷徙，或者逐漸與之融合。麥裏納人在中部高原建立了以家族為單位的社會組織，稱為“福科”（Foko），這與帝汶島稱為“富昆”（Fukum）的社會組織屬於同一類型。這些家族組織逐漸聯合，終於形成為早期的伊麥裏納國家。
印度尼西亞人還帶來了灌溉農業。他們修築梯田、挖溝築壘、建立村莊。這類村莊在伊麥裏納約有1.6萬個，與印度支那半島和泰國的村莊極為相似。他們還引入了“馬來西亞植物群”，例如水稻、芋頭、香蕉、椰子、甘蔗等等。這類植物中的芋頭、香蕉也傳入了東非海岸班圖人中間，紹納人稱為“姆比裏”的非洲琴，與印度尼西亞人演奏的樂器極為相似，也許脫胎於印尼樂器。
在古代中世紀，馬達加斯加與非洲大陸、阿拉伯、伊朗也有交通貿易往來，非洲的班圖文化、斯瓦希裏文化和阿拉伯文化都對馬達加斯加產生過影響。
在馬達加斯加西北部的馬科阿人，曾說一種與馬拉維的尼揚紮語和湯博卡語有關的語言（現講馬爾加什語），在馬達加斯加的方言中都有一些班圖語詞彙。馬達加斯加人，像班圖人一樣，把牛看作是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一種標誌，在牛的耳朵上所烙的印記，是受非洲文化影響的。
馬達加斯加與阿拉伯世界之間，有一條從亞丁經非洲東海岸到馬達加斯加的航線。在馬達加斯加島的許多遺址中有阿拉伯文物出土。
在馬達加斯加東北沿海的伊諾多地區，發現了“薩珊—伊斯蘭”（Sasanian—Islam）式的陶器，至少在9－10世紀馬達加斯加同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已有貿易和交通往來。在武黑馬爾發掘的墓葬，死者按伊斯蘭習俗麵對麥加。出土的文物中有元明時期的中國瓷器，有伊朗的玻璃念珠、銅鏡和器皿。最有特征的是用綠泥石（chlorite—Schiet）做的容器，大多數是三隻腳，與基爾瓦發現的相類似。這些墓葬的發掘使人們知道伊哈拉納人（Iharana）曾在此居住。據對伊哈拉納人骨骼的鑒定，他們是具有班圖血統的混血兒，類似科摩羅群島的現代居民。當時，這些混血的穆斯林很可能與東非沿海、阿拉伯、遠東乃至中國有著商業往來。
住在武黑馬爾以北的翁賈齊人，自稱是阿拉伯人後代，並以占卜算命聞名。據口頭傳說，一些人遷到東海岸南部，形成了一個說馬爾加什語的穆斯林族，即現仍生活在馬提塔納河穀和伍希珀諾城的安泰美羅人（Anteimoro）。他們保存下來一部“大書”（索臘布），是用以阿拉伯字母拚寫的馬爾加什語寫的，寫在一種特製的紙上，按已鑒定的部分來看，其主要內容是巫醫處方和祈禱文。但他們後來被馬爾加什人所同化。
在西北沿海，葡萄牙人於16世紀初到馬達加斯加時，發現了一些繁榮的穆斯林市鎮，他們同東非海岸的蒙巴薩、馬林迪有著經常的貿易聯係。這些鎮的居民叫安特勞特臘人（Anteloatra）。每個市鎮都建在島上，以厚實的圍牆加以防衛，都有自己的謝赫，說明他們同馬爾加什人是互相分離的，甚至是敵對的。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馬島影響較為顯著的是馬爾加什人接受了伊斯蘭教的占卜凶吉之類的習俗，但他們不信伊斯蘭教；馬爾加什語中一周每天的名稱，與阿拉伯語相似，12宮星座的阿拉伯名稱被馬爾加什人使用了200年。
綜上所述，古代馬達加斯加島與東南亞、阿拉伯和非洲東海岸的交通、貿易以及遷徙，使馬爾加什人在馬來—玻利尼西亞文化的基礎上，吸收非洲、阿拉伯文化而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文化。
三、中非交通與文化交流
古代的中非交通，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古代中西交通。因為古代中國人的地理概念還較模糊，他們把位於自己西麵的國家一概稱之為西方，非洲亦包括在西方之列；而古代中西交往中，北非國家，跟西亞國家一起處於中介的地位。埃及的亞曆山大裏亞，一直是東西方交通的樞紐和貿易、文化交流的中心。
中西交通線一般說有三條。第一條是沙漠之路，即通常所說的“絲綢之路”，西出玉門關，過蔥嶺，橫穿伊朗高原，經伊拉克、敘利亞、或海路或陸路，經亞曆山大裏亞到歐洲。第二條，是通過在歐亞大陸北部的茫茫草原上的草原之路。第三條是從閩粵沿海出南海，經印度洋、紅海到埃及的海上之路。今天，人們把這三條道路都稱為絲綢之路。除草原之路外，沙漠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都與中非交通有著密切關係。
中非交通的開辟是以絲綢為媒介的。中國利用蠶絲織布，已有近5000年的曆史。1950年在浙江省吳興縣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掘出的絲線、絲帶和絹片，經測定其年代距今約4750年左右。約在公元前9世紀，周穆王帶著各種絲、綢、貝幣贈給西北各族首領。範文瀾認為“穆王是個大遊曆家，相傳到過昆侖山的西王母國。一個天子不會冒險遠遊，當是西方早已通商的道路”。
絲綢傳入伊朗和印度約在公元前5—4世紀。希臘人克泰西亞斯（Ctesias）曾於5世紀末在波斯宮廷當禦醫，他於公元前398—397年回國後，首次向西方介紹了絲國（賽裏斯Seres）。公元前4世紀絲也已傳入印度。孔雀王朝月護王的大臣胝厘耶（Kavtiliya）在其所著《治國安邦術》中有“產生在脂那（又譯支那）的成捆的絲”的記載。梵文中的Cina（脂那）是由秦朝之秦演變而來，而後又轉為阿拉伯文al—sin，拉丁文sina以及現在通用的China。亞曆山大滅波斯（前330年），攻印度（前326年）以後，關於中國的信息和絲綢傳入埃及當是可能的。
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始於公元前138年張騫通西域。這樣一條長距離國際商道的開辟，是東西各族人民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東西雙方曆史發展的產物。
公元前332年亞曆山大侵占了埃及，並親率大軍侵入西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立了跨歐亞非三大洲的亞曆山大帝國。公元前323年亞曆山大死後，他所征服的地區，由其部將建立了三個王國：在歐洲的安提阿王朝；從小亞細亞、到伊朗高原的塞琉西王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托勒密王朝首都亞曆山大裏亞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極盛時有居民50萬人，商賈雲集，有希臘人、羅馬人、猶太人、波斯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亞曆山大東征客觀上促進了歐洲、非洲和亞洲的文化經濟交流，打通了中西交通的西段道路。
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漢代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又獲得了高度發展，給對外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漢朝對匈奴戰爭的勝利，為張騫出使西城最終打通絲綢之路提供了可能。
公元前139年，漢武帝遣張騫出使大月氏（今阿姆河上遊）。張騫曆經磨難，實地考察了大宛（今中亞費爾幹納盆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康居（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於公元前126年回到長安。張騫出使西域，完成了中西交通大動脈的開辟，首次帶回了關於非洲古國埃及亞曆山大裏亞的信息。亞曆山大城在中國古籍中經常被提到。《史記》、《魏書》、《北史》稱之為黎軒（li—xian），《漢書》、《魏略》作犁靬（li—jian），《後漢書》、《晉書》作犁鞬（li—jian），均是Alixandria的不同譯法。
張騫關於西域的報告，漢武帝對之采取了積極的對策，“置酒象郡以通西北”；公元前115年派遣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張騫又派副使去安息；安息則派使隨漢使到中國，“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所謂眩人就是亞曆山大裏亞的魔術師，他們“蹙眉峭鼻，亂發拳須”正是埃及人的形象。此後，漢又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印度）諸國，每年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返。從此可謂商使之屬，不絕於道。中國絲綢沿著此路輾轉輸入埃及，大受歡迎，成為上流社會的珍貴衣料。在麥羅埃出土的小小的中國鼎，也可能是這一時期輸入的，因為此時正是麥羅埃文明的繁榮時期。埃及的玻璃製品也沿絲綢之路輸入中國。河南省發現的公元前2世紀的亞曆山大裏亞製造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麵部像。埃及魔術師的來華，中國遣使埃及以及兩國物品的交流，標誌著中非的陸路已經暢通。但當時中埃之間的交往和貿易還是間接的，雙方都力圖直接交往和貿易。因公元1世紀絲綢之路東西兩段形勢的變化，使此一努力受阻。
公元前146年羅馬滅迦太基，成為地中海的霸主，埃及托勒密王朝也受製於羅馬，公元前63年羅馬侵占敘利亞，而絲綢之路仍然控製在安息人手中。公元前53年和36年，羅馬兩次對安息用兵，目的之一就是奪取絲綢之路的控製權，但均告失敗。《後漢書》記載：大秦“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造成“遮閡不得自達”。
在東段，漢宣帝時，匈奴發生內亂，“五單於爭之”，而郅支單於殺漢使，侵淩康居、烏孫和大宛，遮阻中西交通東段。公元前36年漢西域都護甘延壽率軍討伐郅支單於，漢軍大勝，為東段的暢通創造了條件。公元97年，東漢西域都護“遣甘英使大秦”，他先到波斯灣頭，打算渡波斯灣，繞阿拉伯海，入紅海，到亞曆山大裏亞。可惜，甘英“臨大海欲渡”之時，聽信了安息船家所說來回需時三年，且“數有死亡者”的謊言，中途折回，未達目的。
陸路不通走海路。
古代中西海路，又名海上絲綢之路、香料之路和南海海道。東起中國南海沿岸，經馬六甲海峽，出印度洋，經紅海，止於埃及。這條絲路也像陸路一樣，是東西各族人民共同開辟的。
西段海上交通，正如前述，經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長期實踐，從埃及到印度的航線已經開通。托勒密王朝後期駛出紅海到印度的船隻已達20艘。公元初年羅馬滅埃及之後每年增加到120艘，但均為傍岸而行。居住在埃及的希臘人希帕羅斯掌握印度洋季風秘密以後，從埃及出發的船隻，則可出曼德海峽，利用西南季風，直達印度南部，打破了南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優勢地位，從此“印度和非洲內陸的貿易都集中到埃及港口”。
中國人和印度人在開辟中西海道的東段航路中起了主要作用。漢武帝（前140－87年在位）時，中印兩國海上交通已經暢通。他在平定南粵王之亂後，設交趾七郡，以通外國。據《漢書·地理誌》記載：“有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漢之使節亦曾到達黃支。黃支即今印度馬德拉斯的建誌補羅。但在公元3世紀以前，中國海船尚不熟悉印度洋的季風規律和阿拉伯海的曲折航道，從印度到亞裏山大裏亞的航程，則由印度人、南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轉運中國的絲綢及其他物品，即所謂“蠻夷賈船，轉送致之”。海上交往也還處於間接階段。
公元2世紀開始，大秦人（埃及人）開始繞過印度半島，逐步向中國沿海推進。他們先到達緬甸，即所謂“撣國西南通大秦”，再通過怒江水道，到我國永昌郡。公元120年撣國國王獻大秦幻人於漢廷。大秦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大秦幻人者，乃埃及魔術師。
公元2世紀中葉，托勒密在其《地理誌》中記載，喀第喀拉港（Kattigara）可通中國都城。此港可能係交趾的訛音，是漢代南海貿易的中心。在今越南迪石（Rach—gia）附近發現的古代港口遺址，出土了大量羅馬時代的製品，僅念珠一項就有數千枚，兩枚羅馬徽章，分別刻有羅馬皇帝馬可·奧裏略·安東尼和安東尼·庇護的名字以及相當於152年的羅馬紀年。可見交趾當時是中國與大秦海上貿易的前沿。
東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這位使者所獻象牙、犀角、玳瑁均非歐洲產品，而是產於東北非。於是許多學者認為這位使者是亞曆山大商人假冒羅馬皇帝馬可·奧裏略·安東尼的名義來華，或者是羅馬使者在埃及置辦這些禮品。不論哪種情況，這件事標誌著包括埃及在內的羅馬與中國正式外交和貿易關係的建立。此後大秦商使來華更加頻繁，其中見於記載的有3次。
一次是公元226年，大秦賈人秦論到交趾，太守送其至三國時吳國首都，孫權問秦論“方土風俗”。秦論在吳停留8年之久，臨行時，孫權贈20名矮人。
另一次是公元281年，即西晉武帝太康二年，大秦來獻，“眾寶既麗，火布尤奇。”
第三次是公元284年，即西晉太康五年，大秦國遣使來獻，其中有密香紙三萬幅。密香紙產於日南，是大秦使者在途中購買的。
大秦商使的頻繁來華蓋因羅馬帝國上層社會崇尚奢華，以穿著中國絲綢為榮。普林尼認為，“羅馬帝國每年有1億塞恩特斯（羅馬貨幣單位）流入印度、中國和阿拉伯半島，這就是羅馬人為消費和婦女的奢侈所付出的代價”。
在公元4世紀之前，通過大秦人（埃及人）從陸海兩路到達中國，特別是從海路頻繁遠航來華，以及中國人到印度、西亞，中國人已經比較詳細和確切掌握了前往埃及的海陸交通。據《魏略》介紹中國人從陸路到達波斯灣頭以後有陸海兩道通往埃及，陸路從安穀城（位於兩河流域出海口）出發，“直北行之海北，複直西行之海西”；海道“乘船直至海西”，即出波斯灣經紅海而到埃及。大秦還可以直接從海道，“與交趾七郡外夷通”。中國人如何從海路達到大秦呢？《吳時外國傳》記載：“從加那調洲乘大船，船張七帆，時風一月餘日，乃入大秦也”。這就是說，中國已知道乘印度洋季風，可從印度到埃及。
公元395年羅馬分裂為東西兩部，國勢日衰，使印度洋海上交通和貿易格局為之一變。作為當時世界四大帝國的阿克蘇姆和中國的遠洋船舶出現於印度洋，取代了大秦在印度洋的地位，與印度、波斯交市於錫蘭（斯裏蘭卡）。比茲來認為，公元3世紀，中國商船已越過印度，出現於波斯灣頭。這與《宋書》所說中國商船在印度洋上“汛海陵波，因風遠至”，“舟舶繼路，商使交屬”的盛況正相印證。中國船舶航行到波斯灣頭，為以後直接航行到非洲作了準備。
公元6世紀以後是中非關係大發展的時期。從地域來看，中國同非洲的交往不再限於埃及，而是實現了同北非、東非國家的直接交往，同中非和南非也有了間接的貿易往來。考古學家在剛果共和國的姆班紮（今恩古恩古）和大津巴布韋發現的中國瓷器、錢幣和絨布便是證明。中非關係的大發展是同中國和非洲的政治、經濟和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連的。
隋唐時期，中國結束了從三國開始的長期分裂局麵，封建經濟獲得了空前的繁榮，為對外交流提供了雄厚的物資條件。唐宋兩朝實行相對開放的政策。唐在廣州設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外商隻要不違反中國法律，可以自由貿易。宋朝則在沿海各主要港口設立市舶使，擴大開放。這一時期，中國的航海技術大為改進，在世界上最先采用了水密艙、披水板和完善的壓載技術，能在海上抗禦狂風巨浪；並最先使用羅盤（指南針），測定航向。
公元7世紀阿拉伯帝國崛起。征服了埃及、馬格裏布，將其並入阿拉伯帝國（中國史書稱大食），先後由倭馬亞王朝（661—750，中國史書稱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750—868，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和法蒂瑪王朝（909—1171，中國史書稱綠衣大食）統治。同時，從7世紀起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不斷移居東非，建立商業城邦。當時，中國史書中的大食，在許多場合不僅包含阿拉伯帝國的領土，而且包含了一切信仰伊斯蘭教，並由阿拉伯人統治的國家和城邦。所謂“大食者，諸國之總名也，”就是這個意思。
大食第一次派使節訪華是在651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有唐一代，大食共派遣使節39次，約每4年一次。從924年至1207年，大食派遣使節到宋、遼朝廷共54次，約每5年一次。這些使節，哪些來自亞洲，哪些來自非洲，難於分辨。但確有來自非洲者，例如，1073年“大食俞盧和地國……貢乳香”，就可以確定為肯尼亞的給地（Gedi）。法蒂瑪王朝和阿尤比王朝（1171—1250）都曾以開羅為首都，因此宋遼時期的大食使節可能許多來自埃及和北非。
唐宋兩代對非洲的貿易很盛。在唐代，僅廣州一地的蕃商就有數萬人，其中必有許多來自東非和北非。中國所需要的香料、象牙、犀角、玳瑁多產自非洲。據《諸蕃誌》載：弼琶羅（今柏培拉）“產龍涎、大象牙及大犀角。象牙有重百餘斤，犀角重十餘斤。亦多木香、蘇合香油、沒藥。玳瑁至厚”；中理國（中乃申之誤，今索馬裏），“大食惟此國出乳香”，層拔國（今桑給巴爾）“產象牙、生金、龍涎、黃檀香。”宋朝君臣上下盛行薰香，並用香料作化妝品和調味品，因而對香料的需求量極大。公元1077年，僅廣州一地就進口乳香348673斤。同時，非洲國家對中國的絲綢、瓷器需求也很大。根據非洲考古發掘，唐宋時期中國瓷器輸出的範圍很廣，北非有埃及、蘇丹，東非有埃塞俄比亞、索馬裏、肯尼亞、坦桑尼亞，南部非洲有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等。其中以埃及和坦桑尼亞發掘的最為宏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