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洲使節和商人之外，唐宋時期還有少量黑奴來到中國。這個問題國外學者都很關心，認為是一個難於回答的問題。
非洲黑人來中國，從考古發掘和文獻資料來看應始於唐代。1954年在西安南郊唐代斐小娘子墓出土的一件黑人陶傭，頭發卷曲，身穿大翻領大袍。藝術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隻有黑人的到來及其活動才有藝術的創造。
在中國文獻資料中，非洲黑人有時又稱“昆侖奴”，而昆侖奴並非專指非洲黑人，同時還指我國海南島、交趾、馬來半島北部山區以及我國南海近海麵色黝黑的人種，其中尤指尼格利托人（Negrito）。因此昆侖奴指非洲黑奴時必須同下列三個條件聯係起來考察。第一，與僧祗（又譯作僧耆，層期，層拔，即Sanjibar）連用者，如公元724年（唐開元十二年）室利佛逝“獻侏儒、僧祗女各二。”第二，與大食、波斯連用者。如公元977年（宋太平共和二年）大食遣使“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昆侖奴。”第三，與“西海”、“西域”連用者。如對昆侖奴的來源地加以區別，應該說到中國的非洲黑奴為數很少，且間隔時間很長，不可能存在一條掠賣黑人至中國的販奴路線。
中國人屢次欲去非洲而未達，但在唐宋時期從陸海兩路去非洲的夙願均已實現。首次從陸路到非洲的中國人為杜環。唐與大食的關係一直是友好的。但在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雙方在751年於坦邏斯（Talas，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發生一次衝突，唐軍戰敗，隨軍的杜環被俘。他從中亞先到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庫法（在今伊拉克境內），隨後又去埃及、馬格裏布（摩鄰）訪問。他稱讚埃及的醫學，“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他在馬格裏布遊曆時，阿拉伯人占領馬格裏布才半個多世紀，因此“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杜環後來從海路經紅海、印度回到廣州。他將此行見聞寫成《經行記》。可惜此上已經散佚，僅存片斷於《通典》中。
到了唐宋時代，中非交通陸路相對衰落，海路日趨繁榮。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陸路途經眾多的國家和地區，經常受到政治動蕩和戰亂的影響，不安全，且時斷時續。海路不論政治風雲如何變化，能始終暢通，即使一條航線受阻，另一條航線可以起而代之。
第二，在中非貿易的發展過程中，交換商品的種類日益擴大，數量日益增多，瓷器、銅鐵這類易碎和笨重的商品猛增。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發掘的瓷器數量大得驚人，迄今尚無精確統計，僅日本小山富夫士用來分類的中國古瓷計達10106片。這類體積大、易碎的商品不適宜陸路的駱駝運輸，海路用船裝載則比較安全，且運量較大，運費低廉。據測算，一支30匹駱駝組成的商隊僅能運載9000公斤貨物，一艘海船能裝60—70萬公斤，相當於200匹駱駝的運量。
在唐代，中國和阿拉伯國家的商船繼續航行於廣州與波斯灣之間。蘇萊曼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記載了阿拉伯人從波斯灣到中國的航線，並說：“大部分的中國船，都是在西夫拉裝了貨啟程的”。中國航海家在唐代又將中國至波斯灣的航線延伸到了東非。賈耽在《廣州通海夷道》中記載了這條航線：“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刺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訶磨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刺國，與東岸路合”。這就是三蘭航線。
三蘭位於何處，迄今未有定論。三蘭不是達累斯薩拉姆（Dares-Salaam）已確證無疑，可能是在此港灣附近阿拉伯人早期的另一個居留地。賈耽的三蘭航線采取倒敘手法。從位於達累斯薩拉姆附近的三蘭國至今也門的席赫爾（Shihr，設國），再經卡勒哈特（Shahr-ikalhat，薩伊瞿和竭國）、蘇哈爾（沒巽國，即Mezoen的對音，蘇哈爾的別稱）、磨難港（Qwal-al-Manama），最後到奧波拉（烏刺國，obollah），與從印度到奧拉波的東岸航線相合。
到了宋代，中國航船開始熟悉了阿拉伯人、印度人的印度洋航線，不再傍岸而行，直接穿過印度洋，到達紅海兩岸。《嶺外代答》記載，至麻離拔國（今阿曼的馬赫拉）的航線，從廣州發船，乘北風行，約40日到蘭裏（今亞齊），住至次冬，再乘東北風，六十日順風方至其國。據推算，從亞齊穿印度洋至阿曼，總航程2500哩，隻需62.5天，與其所記大致相符。
《諸蕃誌》還敘述了中國至埃及的航線：從泉州出發，四十餘日至蘭裏（亞齊），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可至密徐籬。密徐籬（Misria）即埃及。12世紀時，以開羅為首都的阿尤比王朝統治著從敘利亞至也門的紅海沿海，所以60餘日便可到達紅海阿尤布王朝統治的港口，但也不能排除中國船航行到埃及的埃得哈布港。
許多跡象表明，宋代的中國商船航行到東非的頻率增加，也可能掌握了從印度直接航行到東非沿岸的航線。弗裏曼—格倫維爾根據桑給巴爾島卡真瓜一個深珊瑚井中發掘的大批宋錢推斷，這些錢幣是迷航的中國人埋藏的。皮爾斯在《桑吉巴爾》一書中記述，有一支中國船隊曾於1270年訪問了東非沿岸。這些到達東非的船隊可能經南印度越過印度洋到東非的航線。因為，1164年宋朝政府規定，出海商船5個月內返航可以減稅，1年內歸國不減稅，超過1年者要查明原因給予懲罰。從贏利和不觸犯政府規定的角度出發，商船都要尋找捷徑。這可從馬可波羅的記載得到佐證，他說，從馬拉巴爾海岸開往東非的船隻，“船期為二十至二十五天，但返航時要奮鬥三個月”。
元朝時中非交通更加頻繁，而且出了幾個世界知名的旅行家。一個是中國的汪大淵，另一個是摩洛哥的伊本·白圖泰。
汪大淵，江西南昌人，生於1309年（亦有1310，1311年說），20歲時附舶出洋，到了亞洲99個國家和地區。回國後撰《島夷誌略》：“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由於古今譯音之別，對汪大淵所到非洲之地的考證多有分歧，但他到過北非和東非許多國家是確定無疑的。當時統治埃及的馬木魯克王朝（1252—1517），正處於繁榮時期。他稱讚馬魯澗（Mamluk的音譯）國，“民樂業而富”，商業繁榮，“而市無擾攘之患。”當時統治東非沿海的僧祗帝國為馬赫迪王朝，他稱層搖羅國（Zanjibar的音譯）“居大食之西南”，比唐宋時期統稱東非城邦為“大食諸國”，在史地上更為清楚。
伊本·白圖泰（1304—1368/1369年），摩洛哥人，出身穆斯林法官世家，21歲時去麥加朝聖，開始遊曆生涯，到過亞非歐三大洲幾十個國家。1342年受印度皇帝派遣，充任赴華特使，中途幾經波折，1346年由海路到泉州。他在中國遊曆了泉州、廣州、杭州和北京等地，對中國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寫道：“中國地域遼闊，物產豐富，各種水果、五穀、黃金、白銀，皆是世界各地無法與之比擬的，”“中國人是各民族中最精於工藝者”，具有繪畫天才，中國瓷器，價格低廉，“是瓷器種類中最美好的”；中國旅遊管理井井有條，“對商旅來說，中國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方”。他證實，當時中國已普遍使用紙幣，城市已燒煤，其火力比炭還強。
由於唐宋以來中非交往的增多，中國人對非洲的認識日益豐富，為中國人繪製比較準確的非洲地圖提供了條件。1311年至1320年間，元代地理學家繪製的《輿地圖》已將非洲畫成一個三角形的大陸，直到15世紀歐洲的地圖才有類似的畫法。
明初，鄭和七下西洋，三訪非洲，把中非交往推向了高潮。鄭和第四次遠航後，麻林（馬林迪），不刺哇（布臘瓦）、木骨都束（摩迦迪沙）相繼來貢，明成祖乃決定命鄭和“偕其使者往報之”，乃有第五次（1417年1月至1419年8月）、第六次（1421年3月至1422年9日）、第七次（1431年12月至1433年8月）遠航，三訪非洲的壯舉。鄭和船隊訪問了今索馬裏、肯尼亞等國十幾個城鎮，如瓜達富伊（葛兒得風）、哈豐角（哈甫呢）、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布臘瓦（卜喇哇）、朱巴河口（竹步）、馬林迪（麻林迪）、蒙巴薩（幔八薩）等。
鄭和船隊規模之大，航程之遠，組織之嚴密，技術之高超都是前所未有的。從1405—1433年間派使臣到中國訪問和貿易的東非城邦有馬林迪，摩迪加沙、布臘瓦、朱巴和索馬裏等。1420年馬林迪國王幹刺義亦敦偕妻及陪臣親自訪問中國。國王不幸在福州去世，葬於閩縣。鄭和的訪問在非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以至索馬裏至今還有以鄭和名字命名的村莊。
鄭和訪非也加強了中國和埃及的關係。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曾航行到紅海東岸的秩達（吉達）港。吉達和埃及的埃得哈布港遙遙相對，所以馬歡在《瀛涯勝覽》卷首有《大宛米昔通行商》的詩句。米昔（Misr）即埃及，有人推測可能中埃在鄭和航行期間有直接貿易。同時，永樂中，埃及亦遣使來華訪問。
從漢代到明初，中非陸海交通的開辟和發展，促進了彼此之間的貿易和文化交流。隨著歲月的流逝，文化交流從養蠶和絲綢技術，玻璃製造技術等物質生產領域擴展到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領域。
絲綢是中非通商關係的最早媒介，也是文化交流的最初內容。埃及不僅進口中國的絲織品，而且進口原絲進行深加工。即“常利用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考古學家發現了公元4世紀在埃及卡烏用中國絲織成的絲織品。他們用中國絲製成透明的輕紗，可能還向中國再出口，即《後漢書》提到的“雜色綾”。但是埃及人沒有提花機，織造不出中國絲綢那樣美麗精致的花紋圖案。大約在3—7世紀中國提花機傳入了埃及。絲織機上的踏躡是中國最先發明的。埃及原來使用立機，無法裝備踏躡，後來從中國引進平機，裝上踏躡，推動了絲織技術的發展。
與絲織技術傳入埃及的同時，埃及的琉璃和玻璃製造技術也傳入了中國。琉璃於漢武帝時輸入中國，《魏略》列舉了“大秦出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琉璃”。公元5世紀製造琉璃的技術傳入中國，從此琉璃成為中國王公貴族建造豪華建築的材料。
埃及是最先掌握玻璃製造技術的，絲綢之路打通以後玻璃開始輸入中國。除前述河南發現的亞曆山大裏亞製造的玻璃瓶外，洛陽發現了亞曆山大裏亞製造的玻璃珠，江蘇邗江東漢墓出土了玻璃殘片。後來中國引進埃及的玻璃製造技術，推動了中國玻璃製造業的發展，這對豐富中國人的日用品和工藝美術的發展都有意義。
唐代以來瓷器成了中非之間貿易的另一項主要商品。中國是世界上生產瓷器最早的國家，以其精湛的工藝和獨特的藝術風格而風靡全非洲。北非的埃及、摩洛哥、蘇丹；東非的埃塞俄比亞、吉布提、索馬裏、肯尼亞、坦桑尼亞、烏幹達、布隆迪、盧旺達；南部非洲的莫桑比克、津巴布韋、南非、馬達加斯加、中部的剛果（紮伊爾）等都有中國古瓷器和殘片出土。中國的瓷器對非洲人的生活和文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瓷器比當時非洲人使用的竹木器、陶器、青銅器更適用、美觀、價廉，可以為社會各階層的人所接受。低檔的瓷器，大多為日用生活品，用來吃飯、喝茶（水）、飲酒；高檔工藝品，它的胎體、造型、色彩、圖案富有藝術魅力，成為非洲王公貴族、富商巨賈的供賞品和禮贈品。埃及法蒂瑪王朝、阿尤布王朝和馬木魯克王朝的宮廷都收藏著大量中國瓷器。阿尤布王朝的創立者薩拉丁曾將40件龍泉青瓷作為高級禮品贈送給大馬士革素丹諾爾丁，以致歐洲人稱中國青瓷為“薩拉東”。埃塞俄比亞岡達爾王朝的宮廷用中國瓷盤裝飾牆壁。中國的瓷器還溶進了東非伊斯蘭教文化，成為它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伊斯蘭教不崇拜偶像，明確規定不準用人像裝飾建築物，東非則代之以中國瓷器裝飾清真寺和穆斯林墓柱，如大殿的禮拜龕、門道、天花板、墓柱的頂端、柱身和眉腰等。
中國的製瓷技術也傳到了北非和東非。其燒製技術、裝飾技術為非洲製陶業所吸收。“索馬裏有一種裝滿美觀的飲器至今一直被叫做新納（sina），這是一種中國瓷器的仿製品。東非模仿中國瓷器的製陶業，不論在質量上還是規模上都不及埃及。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生產陶器，但與輸入的中國瓷器相比較則相形見絀。由於瓷器深受埃及人民喜愛，供不應求，因此從法蒂瑪王朝開始，埃及工匠便仿製中國瓷器。一位名叫賽義德的工匠仿製華瓷成功，並傳授給弟子。埃及工匠從器形、釉色、貼花工藝、刻紋都加以模仿，技術和質量日益提高，以至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但它畢竟不是瓷器，仍是陶器，因為埃及缺乏製造瓷器的高嶺土。埃及工匠在仿製中國瓷器時，結合埃及實際，賦予它們以濃厚的伊斯蘭風格，如在仿製品上刻上阿拉伯文人名和伊斯蘭風格的圖案。這反過來又影響了中國的製瓷業，明永樂—宣德年間專為向非洲出口而生產的雙耳扁瓶、雙耳折方瓶、方球瓶等，也在瓷器上書寫阿拉伯文。埃及仿造的規模甚大，在福斯塔特發現的近60—70萬件陶瓷殘片中，大部分是本地出產，而其中又有70—80%是中國瓷器的仿製品。
中國古錢在非洲許多國家都有出土，其分布也很廣，但以東非為最多。在東非沿岸發現的、共405枚外國錢幣中，中國占91%。宋代錢幣大量輸入東非，對活躍當地商品貨幣經濟有一定影響。正是這一時期，桑吉巴爾素丹阿裏·本·哈桑在位時（約12世紀），開始自鑄錢幣。
紙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公元751年恒邏斯戰役中，阿拉伯人俘獲了一些擅長造紙的工匠，在撒馬爾汗建立了第一個造紙廠。約公元900年造紙術傳入埃及，10世紀末埃及本地造紙廠生產的紙張取代了自古以來使用的紙草紙。公元1100年造紙術傳入摩洛哥，1150年從摩洛哥傳入西班牙，1189年傳入法國的赫洛爾，1276年傳入意大利，1391年傳入德國的紐倫堡，1494年傳入英國。造紙術的傳播時間表生動說明中非文化交流的進程以及北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
印刷術也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刻板印刷在唐代已經盛行，大約於10世紀初傳入埃及。在埃及沙漠出土了50張左右的印刷品，約在900年至1350年間。它們是用中國的刻板印刷方式，將紙鋪在板上，輕輕刷印而成。
火器是古代中國的另一重大發明。8—9世紀中國煉硝術傳入阿拉伯國家（包括埃及），阿拉伯語稱硝為“中國雪”，當時隻用來治病、製造玻璃和冶煉。11世紀中國正式用火藥這個名稱。公元12—13世紀中國發明火箭，即利用火藥噴射，推箭上升。1225—1248年火藥由商人經印度傳入阿拉伯。用於軍事目的的火藥則是在1260年傳入阿拉伯的。埃及阿尤比王朝打敗蒙古軍隊，用蒙古俘虜中的工匠製造火藥。13世紀末中國火箭也傳入了埃及。阿拉伯語稱煙火為“契丹花”，火箭為“契丹火箭”。
非洲國家特別是埃及的科學技術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
埃及著名天文學家、希臘人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約在宋元時期傳入中國，該書阿拉伯文名《麥哲斯帖》（Al-majist），中譯為《麥者思的造司天儀式》。另一位埃及天文學家伊本·優努斯在開羅天文台根據實測的結果，製定了《哈基木曆表》，元代傳入中國，為中國天文學家郭守敬製定授時曆提供了參考。
在醫學領域，杜環訪非時就記述了埃及“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元代正式設立回回醫官，推廣阿拉伯醫學。明代陶宗儀在《輟耕錄》中記載：“有回回醫官，用刀割開額上，取一小蟹”，這反映了中國腦外科手術與埃及醫學的淵源關係。以服牛乳補虛破氣之方，也可能是經伊朗傳來的埃及藥方，《千金翼方》雲：“波斯國及大秦甚重此法，謂之悖散湯”。
元代之前，中國製糖沿襲唐朝時從印度傳入的熬糖法。元代時埃及開羅人向福建永春（Unguen）傳授“木灰精製食糖的方法”，從此中國出產的蔗糖，“其質量較之埃及蔗糖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象牙、犀牛角，玳瑁和香料是東非輸入中國的主要商品，對中國社會生活、工藝和醫藥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象牙不隻是產於非洲、但以非洲所產者最佳，其株端直，其色潔白，品質優良。象牙除了解笏造帶以備官僚使用外，還能製造各種器皿和象牙雕刻工藝品。
犀牛角和玳瑁也不隻是來源於非洲，但中國也從東非大量進口。這兩種產品除用作裝飾品外，可以入藥治病。“犀牛角，味鹹，治百病”。玳瑁可治療“卒中不語”之症，即腦血管意外。
香料是非洲輸入中國的大宗商品，主要有乳香、沒藥、龍涎香等。宋代泉州灣沉船中的乳香，經化驗證明為索馬裏產品。宋代，特別是南宋皇室官僚和富商大賈盛行薰香，在室內、帳內、車內、轎內到處薰香，車馳過，香煙如雲，數裏不絕，塵土皆香”。香料還用於化妝品、調味品和入藥。到宋代中醫始知乳香有活血、止痛之功效，製成各種丸、散、丹，供吞服或外敷。沒藥也是重要的藥材之一，可活血止痛。
中非兩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和曆史條件產生的各種差異使古代中非文化交流日益發展。由於自然條件不同，非洲和中國都培植了不同的動植物，這就構成了互相交流的基礎。原生於非洲的草棉、葡萄、西瓜傳到了中國，而中國原產的桃、杏等傳到了非洲。在文化交流中，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會照抄照搬，而總是有所選擇、加工以至改造和提高，甚至更優於輸出者。反過來，輸出者再向輸入者學習，如此則不斷推動古代中非經濟和文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