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象牙成為一宗有利於可圖的大生意以後，東非內陸的獵象活動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此時，從東非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輸出的象牙，其主要市場已是資本主義文明的近代歐洲。歐洲興起一股“象牙熱”，用象牙製造各種各樣的奢侈品，從小裝飾品和刷子柄、梳子柄、餐刀柄，直到鋼琴琴鍵和台球，都盛行用象牙製作。一家餐具店，一年需購用20噸象牙。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家具流行以象牙精工鑲嵌，刻意追求富麗堂皇。由於歐洲商人趨之若鶩，對象牙的需求陡然激增，越來越多的東非內陸人民被吸引到日益膨脹的獵象大軍中來。原來的驅象—獵象活動，現在演變成一場場血腥的象群大屠殺，一種純粹的、卷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商業活動。特別是從沿海地區輸入了近代化槍支以後，少數幾個人、甚至單個人都可以從事這項活動，無須長時間的專業培訓，更不用組織頗具規模、組織嚴密的隊伍。這樣，原先限於少數人的職業被眾多人的卷入而突破，原先的獵象專業隊伍紛紛趨於解體。為了販賣象牙、牟取高利，獵象活動的範圍也大大擴展開來。人們為了追蹤象群，往往突破族與族、邦與邦之間的界限，深入到以前極少去過的、遙遠的內陸地區。
象牙貿易甚至影響到湖區北部。例如，在布尼奧羅北部的帕爾沃人社會中，就曾專門建立過一種名叫阿裏戈的類似行會或行邦的組織。這種組織的主要任務，就是為外麵來的阿拉伯和尼亞姆維濟商人獲取象牙。阿裏戈組織甚至可以規定價格、決定新成員的征募和組織大規模的狩獵遠征。當火器大批傳入後，人們改換方式，進行單人狩獵，阿裏戈行會的壟斷遂被打破，組織本身也終於衰落、瓦解。在布幹達，國王不僅靠攻擊弱小鄰邦而奪取象牙，還建立並維持了一支專門為國王提供象牙的狩獵隊。可見。內陸社會在“象牙熱”波及之處，從上層到下層被注入一種新的商品經濟觀念，並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根據其財富與能力，紛紛投入這項新興的貿易中去。
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還大大刺激了東非內陸社會的商業活動。東非當地各族人民現在不僅被商品經濟的觀念支配著去從事獵象等活動，而且還直接投入商業活動。原來那種短途的、輾轉傳遞式的貿易，逐步被長途販運所取代。這種非洲人的長途販運活動，已成為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的一部分。例如，在尼亞姆維濟，無論是社會上層還是下層，青年們都爭先恐後地投身於這種長途販運活動。下層群眾充當腳伕、向導，而上層人士則擔任商隊民伕的招募人。長途販運活動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致造成人們觀念上的變化。前往沿海地區成為當時的一種社會風尚。凡到過沿海的人，都被看作是見過世麵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與羨慕，常常被邀請去介紹他們的一路見聞和經曆。一個青年如果不運送一趟象牙到沿海，並帶回那裏的布匹、銅線等物品，就不能成婚。據估計，在1890年時，大約有1/3的尼亞姆維濟的成年男子都到過沿海地區。照此向前推算，在1860年代高潮時期，投入這項商業活動的人想必可能更多。在尼亞姆維濟的統治者和大小酋長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象牙，其中有的是狩獵所獲，也有的是征收的貢品和接受的饋贈。他們的經濟身份，在一定意義上講，是一夥大大小小的象牙貿易商。所以，早在19世紀50年代，從尼亞姆維濟組織的前往沿海地區的商隊數量，已反超從沿海前往內陸的商隊，斯瓦希裏—阿拉伯商人建立的商業網，隨著向內陸縱深的擴展，同時也迅速地染上了濃鬱的非洲本地色彩。
象牙貿易對東非內陸整個經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所到之處，喚起了非洲內陸各族人民對來自歐、亞各地的商品的濃厚興趣與需求。為了獲得這些時髦的舶來品，非洲人不僅要深入原始密林獵取更多的象牙，還千方百計擴大自己能夠提供交易的新物品品種。同時，沿海與內陸的交流，使內陸各地區之間彼此增進了認識與了解，他們彼此之間也有了互通有無的需求。例如，沿海和內陸許多地區對鐵的需求不斷增長。因此，阿拉伯商人和尼亞姆維濟當地的商人就前往內陸鐵器產地，如盛產鐵鋤的薩姆布瓦和津紮等地，大量收購，運往其他地方和沿海一帶。這一商業活動促進了內陸許多族鐵器應用的推廣，從而推動了生產和社會的進步。鹽的貿易也是如此，由於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的刺激，愛德華湖區的鹽產地卡特韋和基辛尼一帶的食鹽貿易也發展起來。這裏的鹽質地優良，全年均可生產，並距離鐵產地較近，因而四麵八方均來此交易。
除了鹽、鐵之外，其他農、牧、副業的產品也受到刺激。隨著商隊活動的急劇增長，卷入商業網的人數越來越多，商路上的行商絡繹不絕。在一些重要的樞紐地點，逐漸發展成定期的貿易集散地和永久性的市場。大批人聚居於此，在座商體係的發展中尋求新的生計。一般說來，內陸的商業活動首先要得到商路所經過的各地的統治者的支持。因此，那些強大的國王和酋長的首府或駐節地也就最容易發展，從以往單純的政治中心發展成為經濟中心。那些強有力的國王們，如布幹達的穆特薩等人，都企圖壟斷貿易。在他們的首都，商業中心——市場一般都緊鄰著王宮。這樣，一批商業意義上的市鎮興起了。例如，在尼亞姆維濟廣大地區，聚居千人以上的市鎮如烏蘭巴、伊納拉等，漸漸如星羅棋布。塔波拉更從一個市場中心和商路樞紐一躍而成為東北內陸地區最著名的商業中心城市，到19世紀下半葉，人口已逾20000人。東非內陸強人米蘭博的據點烏連庫魯，人口也達10000人，另有5000人聚居城外。米蘭博所控製的另一個較小的據點，在1870年代時也有居民4000人。內陸其他地區，如帕爾沃·查加、布幹達等，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這種“城市化”的早期征兆。在這些小小的商業、市場中心，各種物品的吞吐如潮水漲落。在這些地方，聚著來自盧旺達的豆類、蜂蜜和高粱，來自安科累和托洛的小米，來自布幹達的幹香蕉和樹皮布，來自布幹達和卡拉圭的咖啡，來自盧旺達、姆普羅羅和安科累的皮毛，等等。
這樣，越來越多的非洲內陸人民卷入上述活動。他們不僅販運和買賣商品，而且還直接消費商品。在那些人口逾千上萬的商業中心裏，聚居著商人、民伕、匠師，不僅其個人與家庭生活完全有賴於從各地聚集來的消費品，而且那些商隊更需要大量的糧食及其他消費品，除了日常所需之外，還要備足長途跋涉必需攜帶的各種物品。例如，從尼亞姆維濟到東非海岸，要經過空無人煙的森林地帶和貧瘠的戈戈地區。所有上述這些需求造成了糧食價格的迅速上漲。而糧食價格的上漲則吸引著農民擴大糧食作物的種植與生產。大商人們自己也經營農莊，使用自己的奴隸、仆從耕種。這樣，糧食作物種植麵積不斷擴大，甚至將原來的沼澤地也開發為種植大米的良田。在湖區，香蕉、馬鈴薯、甘蔗等作物的生產也均有明顯增長。
同獵取和輸出象牙一起進行的，還有奴隸貿易。19世紀，非洲黑人奴隸貿易的罪惡活動從西非轉向東非。西方殖民主義者這一時期在非洲東海岸進行販奴活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利用正在活躍、發展的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至少，我們可以說，從奴隸貿易這一角度看，東非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在將東非內陸非洲人的商業活動變為自己網中的附庸的同時，它本身也落入了一張更大的、資本主義、殖民主義世界貿易網之中。
19世紀東非的黑人奴隸貿易，仍然保持著令人震驚的規模。不過，畢竟由於產業革命之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總體形勢，它比起以前的西非黑奴貿易還是小巫見大巫。在英國海軍封鎖、檢查的製約下，不少奴隸未能遠運海外，而是就地吸收。就地吸收的奴隸分為兩類：一類留作家內奴隸，另一類則淪為種植業生產奴隸。這是東非奴隸貿易興旺的一個特色。
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中的奴隸販賣活動對東非內陸地區的影響，客觀地看，比西非更複雜。在總體認識——即這項貿易是一項罪惡的、破壞性的活動——的大前提下，似應區別情況，作出一個具體的分析。
在那些主要是獵奴對象的地區，奴隸貿易的作用同此前西非地區的情況一樣，表現為破壞性的後果。這類地區，在東非內陸，主要是一些社會發展比較落後的地區，如坦桑尼亞東南和西南地帶，以及湖區諸國的北方與西南方。獵取和買賣奴隸的活動，使這些地區動亂不已，有的甚至到了無政府狀態。從落後滑向更落後，就是這類地區惡性循壞的命運。
在另一類社會，如尼亞姆維濟、戈戈等，由於在獵捕和販賣奴隸的活動中充當掠奪者，因而可以獲得奴隸或販奴的利益。特別是發展成了奴隸種植園的地區，由於大量使用奴隸勞動，商品經濟反而有了增長，尤其是種植丁香等經濟作物的地區。
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對東非廣大內陸社會影響，還體現在政治和文化方麵。
在政治方麵，我們可以看到，湖區國家布尼奧羅的衰落與布幹達國家的崛起，同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的形成與發展存在著某種關係。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的正式形成是在19世紀。但早在18世紀，它已處在醞釀、形成階段。18世紀末在位的國王軍朱與塞馬科裏克統治時期，布幹達向南方和西方的擴張就很難講與經濟目的無涉。上述兩個方向，恰好同控製基濟巴和卡拉圭通往東非內陸中央商路以及控製鹽湖區相吻合。布幹達人對庫基的擴張，也帶有這種性質。它不僅僅滿足於向那裏征收貢賦，而是派人在庫基的宮廷裏頤指氣使、發號施令，派教官培訓和控製庫基的軍隊，逐步將這個部族的經濟從放牧型轉變為如布幹達那樣的農業經濟，到18世紀末終於將其吞並。南方另一個國家基濟巴也經曆了大致相似的過程，在19世紀成為布幹達的附庸。布幹達利用基濟巴為基地，進一步控製和瓦解卡拉圭等地。到了19世紀70年代，布幹達已成為維多利亞湖以西地區無爭議的霸主。在促使它向這一方向擴張、爭霸的諸多因素中，控製商路、獲得火器、掌握象牙貿易大概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同樣，向西方湖區鹽產地的推進，也帶有這種動因。在這一方向上，姆普羅羅在18世紀時還相當強大，但到了19世紀已漸趨瓦解。相鄰的安科累則頗為受益，乘機擴張，並向鹽湖地帶推進。究其動因，很可能也有控製通往基濟巴商路的企圖。這樣，就構成了對布幹達霸權的威脅。在國王鬆納統治期間（1824—1860年左右），布幹達軍隊也入侵鹽湖地區。
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對東非內陸各族文化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
首先，從民族關係的角度來觀察，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的興旺發展，促成了東非內陸各族人民同沿海地區人民的交往與融彙，也促成了內陸各族人民之間的交往與融彙。大批沿海和內陸各地區的商隊，沿著各條商路的幹線、支線、直至山野小徑，穿梭於沿途各社會的市鎮和村落之間，造成了規模雖不及民族遷徙，但影響卻不亞於這種遷徙的人口流動。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地區商人同內陸各社會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為了自己生命、財產的安全與事業的發展，這些斯瓦希裏——阿拉伯商人們一般都要同內陸各族首領建立友好親密的關係。他們大都選擇居住在王宮附近，主動納稅，並不斷對大小首領饋贈各種禮品，進而利用自己的財富、知識與經驗幫助這些統治者與他們的內外敵人鬥爭。他們常常娶國王或酋長之女為妻，進入或半進入當地社會的統治集團圈。在上述這種長期的交往中，內陸各族的統治者和上層率先吸收沿海的斯瓦希裏和阿拉伯文明。通過上層的榜樣與提倡，外來的沿海文化獲得了有利的生存與傳播環境。例如，伊斯蘭教也伴隨著來自沿海的商隊深入內陸，甚至在遙遠的布幹達宮廷也曾一度獲得成功，使國王穆特薩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裏傾向伊斯蘭教。
人們的社會地位即社會層次序列，也有了明顯的變化。以前，在傳統的東非內陸各社會中，穀物擁有者、獵人和巫醫在社會上受人尊重，有著很大影響。這種社會地位的層次序列，是由傳統的經濟結構所決定的。同沿海地區較大規模的商業往來局麵打開之後，人們有了通向富裕、見識與技能的許多新的機會。隨著一批新的致富職業的興起，新的社會地位序列漸漸取代了傳統的序列。商人集團在內陸各族社會中崛起。他們擁有華美的房屋、大量的穀物、令人眼花繚亂的眾多舶來品，特別是許多隨從和近代化火器。這樣，新的商業暴發戶不僅擁有了財富，而且擁有了勢力，成為社會上有影響、有地位的人物。這個集團的興起既然依賴於斯瓦希裏——阿拉伯商業網的活動，他們的胸懷與目光也就自然向著沿海、向著先進的斯瓦希裏和阿拉伯文明。他們那令人歆羨的經曆、財富和地位，自然使他們成為沿海斯瓦希裏——阿拉伯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的傳播渠道。
隨著沿海至內陸商業活動的擴大，內陸人民的生活方式、乃至消費心態和情調都在靜悄悄中改變了。舶來品大受歡迎，成為內陸各族、社會各層次人民的搶手貨。本地產的土布、皮毛，已讓位給時髦的進口衣裝、帽子、傘等等。探險家伯頓在1860年代到東非內陸探查時，就曾親眼看到上述變化。在布尼奧羅北部地區，一個人的財富和地位已反映在其衣著上麵。社會上層人士平時都喜歡穿舶來品服裝。他們的妻子帶著金手鐲。每逢重要的場合，人人都身穿進口服裝；穿當地土布衣服者，竟不得進入活動的中心地區。在布幹達，國王和顯宦們也愛穿外來的服裝。穆特薩本人從頭到腳穿一襲白色長袍。他的宰相也穿著阿拉伯服裝：上等棉布的白色長袍，外麵罩一襲鏽金黑袍。甚至連王家侍從們都穿阿拉伯服裝。東非內陸北部地區受外來影響最弱的馬賽人，也用他們的皮毛交換外來的棉織品、銅圈、珠圈等等。
在建築藝術方麵，沿海的長方形房屋逐漸取代了傳統的圓形茅舍。這種斯瓦希裏型的茅舍，逐漸在內陸地區推廣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