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蘇丹和埃塞俄比亞的分裂
位於非洲大陸東北部的東蘇丹和埃塞俄比亞地區，是古代非洲文明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之一。麥羅埃和阿克蘇姆文明光彩絢麗，不僅在當時聲名遠楊，而且垂之後世，對這一地區後來的曆史進程打下了深深的印記。中世紀時期，當伊斯蘭文明乘阿拉伯帝國崛起而席卷整個西亞、北非並向南擴展之時，這裏仍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片綠洲。在東蘇丹，馬庫拉、諾巴和阿勒瓦三個黑人基督教國家繼續繁衍著自己的基督教文明，遏製伊斯蘭教向南傳播達數百年之久；而埃塞俄比亞的基督教王國，也在賡續它千年一貫的文明，成為基督教在非洲的驕傲。
然而，從15世紀以後，兩大外來因素開始影響這一地區的社會發展。
一個因素是伊斯蘭教勢力大規模的滲透與入侵。崛起於阿拉伯半島和北非的伊斯蘭文明，不可避免地要同它南麵的東蘇丹和埃塞俄比亞基督教文明發生接觸和碰撞。最初，這種接觸和碰撞的媒介可能多限於流動性較強的穆斯林商人和牧民。漸漸地，隨著阿拉伯半島和北非穆斯林世界政治、宗教鬥爭形勢的變化，較大規模的移民集團也開始向這裏轉移或避匿。這種滲入與移民，自然會影響當地原有居民，使之伊斯蘭化。東蘇丹地區原有文化發展程度較低，同時從曆史淵源上一直受到來自北方的埃及文明潮流的衝擊與左右，因而更易於伊斯蘭化。穆斯林王國逐步取代了基督教諸王國的統治，使這一地區居民構成、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麵發生了從基督教文明向穆斯林文明轉軌性的深刻變化。這一變化，使伊斯蘭教勢力圈大大向南推移，逐漸將東、西蘇丹地區伊斯蘭教文明連成一片，呈帶狀橫貫撒哈拉及其以南非洲大陸。在埃塞俄比亞，由於當地原來基督教文明發展程度較高，兩種文明的撞擊就必然地采取了異常激烈的形式——大規模的、以宗教為旗幟的戰爭。紅海西岸較早建立的一些伊斯蘭教邦國，如伊法特和阿達勒等，在奧斯曼帝國的支持下，與千年基督教王國埃塞俄比亞展開了長期、殊死的廝殺。結果是兩敗俱傷，整個地區的社會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然而，無論是東蘇丹還是埃塞俄比亞，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兩大文明的衝突，同時給這片廣大地區乃至更大範圍內的居民的流動提供了各種形式的機會。各族的流動、混雜、衝突與融合，為日後近代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創造了初步的條件。
另一因素是歐洲基督教文明的滲透。葡萄牙、荷蘭以及後來的英國、法國等國，以早期殖民主義的形式向這裏滲入。由於各種條件的限製，他們未能像在美洲印第安人和西非、南非一些黑人地區那樣為所欲為。但通過這一段的接觸與滲透，它們了解了這一地區的真實情況，為以後的進一步侵略和擴張打下了基礎。在某些地區，如埃塞俄比亞，早期殖民主義者的到來，已經加深和擴大了那裏各種內外矛盾與衝突。
一、伊斯蘭化的東蘇丹地區
13—16世紀初，東蘇丹地區處於急劇變化時期。這一變化的主要內容，就是基督教文明的衰落和伊斯蘭教勢力的滲入、發展、直至占居統治地位。
1276年，著名的馬木路克君主拜爾巴斯派兵討伐馬庫拉基督教王國。從此以後，業已衰頹的馬庫拉王國逐漸淪為馬木路克王朝的附庸。1315年，馬木路克王朝將一個改宗伊斯蘭教的馬庫拉王子扶上王位。1317年，著名的棟古拉大教堂又被改為清真寺。這兩樁事件，標誌著基督教的馬庫拉終於蛻變為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發生在上層建築領域的這一明顯變化，並不僅僅是由於馬木路克挾勢幹預所致，而是東蘇丹地區居民構成和社會狀況長期變化的結果。阿拉伯人遊牧部落、穆斯林商人和在埃及政治鬥爭中的失利者，一股股湧向南方，尋找自己發展的新天地。進入東蘇丹地區的穆斯林移民，多數來自上埃及地區，也有一些直接來自阿拉伯半島。他們大約在14世紀到達阿特巴拉河與青尼羅河之間；15世紀到達青、白尼羅河交彙的傑濟臘地區，直至定居在散納爾及其以南地帶。另一股移民潮從偏西南下棟古拉地區，然後繼續向南推移，於14世紀占領尼羅河以西至達爾富爾北部的遊牧地帶，飼養駱駝和羊。後來的移民集群，更越過這一地區繼續南下科爾多凡與達爾富爾南部地區，在那裏牧養牛群。這東西兩股強大的移民潮，第一股使蘇丹北部地區、特別是尼羅河第四瀑布至第六爆布之間廣大地區的原有努比亞居民受到深刻影響。在彼此接觸、融合過程中，努比亞原居民接受了伊斯蘭教、阿拉伯語言和文字，並且假稱自己擁有著名的阿拉伯家族世係，成為阿拉伯化與伊斯蘭化了的努比亞農民、工匠和商人。第二股則與蘇丹南部地區原來居民融合，成為非洲化和蘇丹化的阿拉伯人。除了上述兩大股以外，阿拉伯人和伊斯蘭教進入東蘇丹地區還有一條渠道，這就是從西北非穿越撒哈拉、沿著古老的撒哈拉商路而來。
從整個東蘇丹地區觀察，該地區的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大致是同步進行的。它大致由北向南，呈漸次減弱趨勢。由於移民一般都是小股進行，所以很難標明清晰的編年史。這一廣大地區伊斯蘭化的完成，應以最後一個基督教王國阿勒瓦的滅亡為標誌。但由於上述原因，很難探究這個國家式微的詳情。隻是其首都蘇巴的陷落，大致可判斷在16世紀初期。
正當此時，一個新的居民成分——豐吉人，進入並占據了東蘇丹地區曆史舞台的中心，給這一地區的曆史發展打下了深深的印記。
關於豐吉人的溯源，目前各種假說撲朔迷離，難有定論。根據一些傳說中的蛛絲馬跡推測，這支以飼牛為業的牧人來自南方，可能是由青尼羅河上遊沿河放牧，逐漸遷徙到中下遊散納爾地區。1504年，他們在這裏建立了伊斯蘭教豐吉素丹國家。據猶太人探險家大衛·柳比尼的記載，當他於1522—1523年穿越這一地區時，豐吉開國之君阿瑪拉·丹卡斯尚健在。作為黑人君王的阿瑪拉，擁有一個尚不太開化的宮廷，治理著豐吉素丹國家，統治著黑人與白人。散約納爾雖已是重要的地方，但該國首都拉穆爾（或拉烏爾）則大約位於更南的地方。由此可以推測，在豐吉人到來之前，散納爾地區已經是阿拉伯移民與當地原有居民雜居的地方。來自青尼羅河上遊某地深膚色的豐吉牧民，受到該地區較為先進的文化影響，漸漸伊斯蘭化，並定居立國，成為農業民族。但在立國初期，這一新來的征服者宮廷尚處在伊斯蘭化的早期階段。
豐吉人定居、立國於散納爾地區，顯然並非一帆風順。他們同早先抵達這裏的阿拉伯人或半阿拉伯人移民之間，乃至同當地原來居民集團之間，肯定要經過一番疆場廝殺和折衝樽俎。據豐吉編年史和著名的英國探險家布魯斯的記載，1504年，阿瑪拉曾在傑濟臘地區同阿拉伯人首領瓦德·阿吉布作戰，迫使後者歸降；阿瑪拉曾聯合一位阿拉伯人首領阿布杜拉對當地人作戰，並任命阿布杜拉為以卡利（位於尼羅河主流上，距前阿勒瓦國家首都蘇巴不遠）為中心的北方地區統治者——謝赫。阿布杜拉的傳說，則描述他是一位勇敢的穆斯林武士，並擁有阿拉伯高貴世係，是他擊敗了阿勒瓦基督教國家，並占領其首都蘇巴。上述記載都表明，在豐吉人與先定居於這一地區的阿拉伯人移民集團和當地原來居民之間，有過一個衝突與聯合的過程。其大致的發展輪廓應該是：阿拉伯移民集團在羽毛豐滿之際，於15、16世紀之交，滅掉了阿勒瓦基督教王國，充當了完成東蘇丹地區伊斯蘭化這一曆史任務的執行者。然而，看來他們不敵新來的豐吉牧民的悍勇，隻得向後者屈服。但豐吉人一來難以徹底驅逐或消滅阿拉伯移民集團，二來歆羨其較高的文明，三來也欲借重這支力量鞏固自己新近在這一地區建立的統治，因而在該集團屈服之後，采取一打一拉政策，與之聯合，征服當地土著，並給以北方半獨立的控製之權。
在上述三大居民集團關係最終確立後，豐吉國家的統治者遂定都散納爾。大約1616—1644年在位的君主魯巴特，在散納爾建立了清真寺。這表明，豐吉人在一個世紀的時間內已迅速接受穆斯林文明，豐吉國家也發展成為一個具有非洲風格的伊斯蘭教素丹國。豐吉統治階級已居於城市，治理國家。那野蠻、蒙昧的如煙往事，業已被這個虔信古蘭經的統治集團有意無意地忽略或迷失了。
在豐吉國家的北部地區，阿拉伯移民集團的首領阿吉布或阿布杜拉家族統治著大片依附於豐吉素丹的、半獨立的地區。它的首府從卡利遷至哈爾法亞。
豐吉素丹國在政治上是一個建立在多層次的、分散的附庸小邦基礎之上的中央王權國家，並實行政教合一，伊斯蘭教在該國起著多方麵的重要作用。豐吉素丹的中央政權直接控製的地區，以散納爾為中心，向北延伸至傑濟臘一帶，向南則溯青尼羅河而上。素丹的官員們在那裏直接征稅，其中有些地方由素丹派遣王室成員管理。在傑濟臘北部的尼羅河主流一帶，阿布杜拉家族享有世襲謝赫的頭銜，地位相當於豐吉素丹國的副王，實際上是這一大片地區的最高統治者。素丹也向這一地區派遣王室成員加以節製。在素丹和阿布杜拉家族麾下，各自又都有一些附庸小王，他們大多統轄著一些邊遠地區。有的直接從屬於素丹，有的則是謝赫副王的附庸，通過副王間接臣屬於素丹。這些附庸小王也是當地望族。1561—1576年在位的素丹達金所頒布《豐吉法典》，是一部重要的文獻，試圖將豐吉國家的政治、法律與社會生活秩序固定下來。
豐吉素丹對各地附庸小王、特別是北方副王的宗主權，構成了素丹國家重要的政治和行政基礎。這種宗屬關係本身，就包含著中央和地方之間控製與反控製的矛盾。在這方麵，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謝赫家族的問題最為突出。在開國君主阿瑪拉之後，人們隻知道十位君主的名字和在位年代，至於他們的事跡則鮮為人知。然而，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謝赫之子阿吉布·阿爾·卡法塔的業績卻喧賓奪主，廣為流傳。在第一代謝赫阿布杜拉去世以後，豐吉素丹阿瑪拉二世（1557—1568年在位）任命阿吉布·阿爾·卡法塔繼其父為北方副王。謝赫阿吉布被描繪為一位傑出的穆斯林統治者。他任命法官，資助聖徒，發動聖戰。17世紀初，當豐吉素丹阿布杜拉·艾爾·卡迪爾二世傾心於基督教、並接受埃塞俄比亞“萬王之王”蘇森尼奧斯的宗主權時，阿吉布毅然起兵將其廢黜，並迫使他流亡在外。這以後，直至素丹國家衰亡，阿布杜拉家族曾多次卷入國家重大的內部事務之中。
王室內部同樣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卡迪爾二世被阿吉布趕下台後，逃亡到距埃塞俄比亞邊境不遠的切格拉。王室另一成員，卡迪爾二世的兄弟阿德蘭舉兵反抗阿吉布，雙方在1611—1612年激戰於庫吉拉。阿吉布兵敗被殺，其子北逃棟古拉。然而，阿德蘭獲勝後，又被卡迪爾之子所廢黜。
豐吉素丹國是一個穆斯林君主國。伊斯蘭教在國家生活中起著重大作用。當豐吉國家建立並逐步繁榮之後，吸引了許多高級宗教人士和聖徒聚集到這裏。如伊德裏斯教長、哈桑·瓦德·希蘇納教長，以及塔傑丁·巴哈裏，等等。這些聖徒主要來自馬格裏布和其他穆斯林地區，一般擁有或宣稱自己擁有顯赫的世係。無論是素丹朝廷，還是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謝赫家族的宮廷，都熱心鼓勵和歡迎他們的到來，並給予優渥的禮遇。其目的想通過這些聖徒的來臨與活動，促進國家伊斯蘭化，用強化的神權和伊斯蘭精神、文化生活來鞏固自己的政權。那些來到豐吉的聖徒們，不僅傳播伊斯蘭文化，而且因其地位、影響而擁有政治上相當的權力。他們的向背往往對政局有著重要影響，因此常常在調解統治集團內部的衝突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外，在國家的經濟生活中，聖徒們也很活躍。由於這些聖徒在遊牧部落中的威望，他們能夠成為商路的庇護者，使之免受遊牧諸部的襲擊，保障商路的暢通與安全。借此機會，他們自己也直接插手商業活動，成為大商人。據記載，聖徒馬賈希布就是尼羅河至蘇瓦金商路的保護者。另一位聖徒、生活在17世紀中葉的哈蘇納教長，也是一名大牧主兼大商人，他以青尼羅河東岸為中心，將大批馬匹販往豐吉各地，甚至遠銷達爾富爾以西。
豐吉素丹國同許多古代國家一樣，國勢長消不定，難有明確、固定的邊界。大致講來，從埃塞俄比亞邊境沿青尼羅河而下，直至尼羅河第三瀑布，可以看作這個國家的中軸線。其疆土自這條軸線向東西兩個方向伸展，在早期國勢較強時，豐吉國家的統治者們著重向西擴張。例如，1550—1558年在位的卡迪爾一世就曾向西用兵，征服了散納爾地區以西傑貝爾·摩亞和傑貝爾·薩卡迪兩山區的土著統治者。巴迪二世（1644—1680年在位）將自己的征服戰爭繼續向西推至白尼羅河東岸的阿萊斯（今卡瓦），並將此地作為豐吉人在這一地區的統治中心。在平定這一地區以後，巴迪二世繼續向尼羅河以西擴張。豐吉遠征軍穿越科爾多凡地區，一路降服了許多穆斯林小邦。
由於豐吉國家內部有許多部落、民族和被征服的小邦，國勢又長消不定，因而難以對其社會性質進行簡單的概括。大致說來，這是一個受了阿拉伯和伊斯蘭教封建文明的影響而建立起來的國家。它的業已阿拉伯和伊斯蘭化了的統治階級，在這個國家曆史發展的中後期顯然已經封建化了。他們對於自己治下的農民、牧民實行的剝削，已經是一種封建的剝削關係。但是，這種封建關係帶有某種外來性。它勢必要與東蘇丹地區原有的社會狀況，即更為落後、原始的社會狀況相結合，才能在這片土地上紮下根來。因此，這一非洲的伊斯蘭封建文明，含有相當複雜的、其他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的形式，如原始社會的殘餘、奴隸製占有形態等等。在豐吉國家的南部與西部廣闊地區生活著許多發展水平更為低下的非洲各族黑人，使豐吉人擁有豐富的奴隸來源，因而在豐吉國家可以看到相當普遍的奴隸占有製現象。
在豐吉國家，統治階級蓄奴不僅十分普遍，而且數量驚人。豐吉素丹本人就擁有8000名奴隸，他們在傑濟拉肥沃的土地上為他耕種土地，放牧牲畜。有的貴族之家蓄有數百女奴。前麵講到的聖徒哈蘇納，不僅擁有奴隸衛隊，而且擁有自己的奴隸村莊。不僅統治者擁有奴隸，商人、手工業者甚至豐吉的農民也有自己的奴隸。奴隸除了在家內供驅使外，還用來從事農田、牧場的生產勞動。奴隸買賣更是司空見慣。1699年訪問豐吉首都的法國醫生夏爾·蓬塞，就在集市上看到身強力壯的奴隸售價10埃居（135美元）。除了在國內市場上買賣奴隸外，豐吉人還將奴隸輸往國外。豐吉素丹就是這種奴隸輸出貿易的組織者與壟斷者。每年由尼羅河上遊河穀地區出發的奴隸商隊，將千名以上的奴隸販往埃及。販奴貿易的收入，成為豐吉素丹的一項重要財源。
對外擴張戰爭是豐吉國家奴隸的主要來源。豐吉遠征軍向西征討，就對沿途臣服的諸邦或部落征收奴隸作為貢賦。這些奴隸被安置在首都散納爾周圍專門建立的村莊，以拱衛首都。英國探險家布魯斯曾親身探訪過這些村莊。據他記載，這些奴隸村莊不斷獲得新補充的奴隸。這種奴隸村莊，似乎是一種寓兵於農的奴隸兵製。它的存在說明，豐吉社會的奴隸除了家內勞務與農牧業生產之外，也用於當兵。但這種奴隸村莊的奴隸“兵”，與單純的奴隸兵（豐吉素丹國和達爾富爾國家都有這種單純用於作戰的奴隸兵，一些豐吉大商人甚至擁有自己的私家武裝——奴隸衛隊）有所不同。奴隸村莊的奴隸，身份上已經發生某些異化，很可能已經成為一種準軍事組織體製下的隸農。由此可以看出，豐吉社會中不僅含有多種經濟形態，而且還存在著奴隸村莊這種中間或過渡類型的次生經濟形態。不過，由於阿拉伯、伊斯蘭封建化是豐吉社會發展的主流，所有其他形態和次生形態都處於受封建化製約與支配的地位，並朝著封建化演進。
豐吉國家的統治者除了要防範北方副王阿布杜拉家族和其他附庸小邦與部落的反叛以外，還要注意防範自己的武士們的異動。豐吉的軍事力量相當強大。布魯斯訪問該國時，就看到他們兵營整齊、馬匹雄壯，戰士們的武器有紅皮鞘的闊背大刀、純鋼鎖子甲和銅盔。事實上，豐吉族武士既構成這個國家的支柱，又構成對素丹的威協。在豐吉的曆史上，至少發生過兩次較大的武士叛亂。一次發生在素丹巴迪三世（1692—1716年在位）時期，這次叛亂由豐吉武士的指揮官阿明·艾爾達布領導，並得到北方副王阿布杜拉與阿萊斯總督的支持。素丹巴迪三世僅僅是靠了一支效忠於自己的騎兵部隊才將叛亂鎮壓下去。由此可以推測，此前巴迪二世的遠征很可能含有這樣一個目的，即通過擴張戰爭獲得戰俘奴隸或貢賦奴隸，建立村莊這種準軍事組織，並組織奴隸衛隊，以此對日益膨脹的豐吉武士集團的勢力加以製衡。另一次叛亂爆發在巴迪三世之子安莎三世統治期間。1720年，安薩三世被他的武士和人民所廢黜。新即位的素丹努爾的母親與舊王室有親屬關係，因而這次叛亂實際上改變了豐吉素丹的世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