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努爾的短期統治之後，其子巴迪四世繼位（1724—1762年在位）。這段時間，特別是巴迪四世親政以後，豐吉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巴迪四世為了鞏固自己和本家族的統治，拚命打擊舊王室勢力，大肆屠殺舊王室世係的親貴，並將他們的家產沒收，分配給自己的支持者們。這樣，在舊的權貴勢力遭到削弱的同時，外來奴隸士兵和來自科爾多凡的避難者組成了支持新王權勢力，並成為新素丹的親信，權勢日熾。在新權貴集團的支持下，1743—1744年巴迪四世一舉擊潰了埃塞俄比亞大軍的進犯。在埃塞俄比亞遠征大軍長驅直入、即將兵臨散納爾城下之時，豐吉軍隊從其背後實行突襲，埃塞俄比亞人潰不成軍，連“萬王之王”的皇冠等物皆成為豐吉人的戰利品。這場戰爭之後，豐吉素丹國威望大增。消息傳遍穆斯林世界，各國使節相望於道，絡繹不絕。埃及和摩洛哥的使節還常駐散納爾。1747年，豐吉人挾新勝之威，又派遣遠征軍向科爾多凡擴張。結果先敗後勝，在素丹巴迪四世任命的統帥穆罕默德·阿布·裏凱利克率領下，終於占領了科爾多凡中部地區，將該地變成由裏凱利克管轄的豐吉素丹的附庸。裏凱利克由於在新區治理有方，被譽為善良而正直的統治者。
巴迪四世對科爾多凡的征伐，一方麵固然是要擴展疆土，另一方麵也希望通過這一軍事行動，將自己信不過的武裝力量發往遠方，消除自己身邊的威脅。然而，他對待異己的殘暴手段畢竟在內部引起了普遍的不滿。特別是他的勒索，竟加諸駐防科爾多凡的遠征軍軍官的家庭，終於激成兵變。1762年，在裏凱利克率領下，駐科爾多凡遠征軍擅自回師傑濟臘地區。他們的反叛，得到素丹之子納西爾的支持。裏凱利克許諾事成之後，擁立納西爾為豐吉素丹。在兵臨城下的情勢下，巴迪四世終於不戰而降，被罷黜、放逐，最後遭到殺害。
新素丹納西爾不過是裏凱利克手中的傀儡。出身於當地尼洛特蘇丹人世係的裏凱利克，這時名義上是教長兼宰相，實則為豐吉國家的攝政，統治著豐吉國家的老區與科爾多凡新區。1769年，裏凱利克索性廢黜了納西爾，並將其殺害，另立其兄弟伊斯梅爾為王。
此後，在攝政裏凱利克家族和素丹家族的兩大集團之間屢次發生衝突，宮廷密謀、戰場廝殺接連不斷。鬥爭的結果，攝政家族雖獲勝，但整個豐吉國家卻遭到極大削弱，首都散納爾和另一座大城市阿巴吉都毀於兵燹。隨著頻仍的內耗，豐吉國勢日衰，對遊牧諸族的控製也大大削弱。科爾多凡地區趁機重新擺脫了豐吉人的統治。
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不僅沒有伴隨國勢衰頹而平息，反而更加加劇起來。在壓倒素丹家族集團之後，攝政家族的內部又展開了你死我活的鬥爭。攝政們接二連三地遭到殺害。不是死於自己的兄弟，就是死於自己的子侄。每個靠謀害別人而登台的攝政，很快又成為另一次仇殺和篡奪的對象與犧牲。
國勢的衰微，為自然災害的肆虐打開了方便之門。1809—1810年，豐吉瘟疫流行，土地荒蕪，人口銳減。1813年，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裏的使者到達散納爾，對這個國家的衰敗情況有了清楚的了解。豐吉素丹國的衰敗，更加刺激了穆罕默德·阿裏擴張的野心。1821年，穆罕默德·阿裏之子、埃及遠征軍統帥伊斯梅爾率軍南下，豐吉國家仍內訌不已，根本無力組織抵抗。素丹巴迪六世率眾投降。展現在伊斯梅爾·卡米爾帕夏麵前的豐吉首都散納爾，竟幾乎已是一片廢墟。
當豐吉國家因內爭而日衰時，其周邊的附庸卻獲得一定的發展機會。北方副王阿布杜拉的附庸賈爾（或稱賈裏雍）的情況就是一例。這個本是豐吉素丹的二等附庸的小邦，由於南方散納爾等大城市的衰落，其首府申迪竟日趨重要。根據19世紀初歐洲旅行家的目睹，申迪成為四方商隊彙聚之處。這裏北通埃及，從那裏運來歐洲貨物、香料和藥品等，同時運去奴隸與駱駝；南麵的散納爾地區運來黃金和奴隸，西方的科爾多凡、達爾富爾地區運來大批奴隸和阿拉伯樹膠，東麵則從蘇瓦金海港運來印度的紡織品。豐吉國家晚期東蘇丹地區經濟重心北移這一現象，更加加重了這一地區曆史上長期存在的北部先進而南部落後的發展不平衡狀態，盡管豐吉國家的發展和繁榮一度為打破這種不平衡提供了極好的機會。
除了豐吉國家以外，在17—18世紀，東蘇丹地區還存在著兩個穆斯林國家，即達爾富爾素丹國和科爾多凡素丹國。
建國於達爾富爾地區的達爾富爾素丹國，大約從17世紀中葉一直延續到1874年。創建這個穆斯林王國的是原來居住在傑貝·馬拉地區富爾人孔賈拉部落的凱拉氏族。由於傑貝·馬拉地區的戰略位置優越，凱拉人王朝的素丹們控製了四周平原地區的遊牧諸族。這個國家除了接受來自北非穆斯林世界的影響之外，還接受了西蘇丹地區穆斯林社會的影響。許多從西蘇丹地區赴麥加朝聖的穆斯林途經達爾富爾，給當地的政治、文化發展以積極推動，同時也給這裏漫長的伊斯蘭化曆程打下了這樣的印記：達爾富爾的穆斯林社會具有更濃厚的非洲色彩，而且保留了相當多的非伊斯蘭成分，即使其王室也不例外。
起初，凱拉人王朝企圖向西擴張。經過一係列不甚成功的戰爭，他們決定掉頭東向。從素丹穆罕默德·泰拉布（1756—1787年在位）開始，達爾富爾素丹國重點東向經略。由於不斷的侵掠性戰爭，達爾富爾素丹擁有大批戰俘奴隸，並成為奴隸輸出國家。1800年，它每年輸出5000名奴隸。
在達爾富爾的東方，是科爾多凡素丹國。該國的創立者，是同為傑貝·馬拉地區富爾人孔賈拉部落的另一氏族穆薩巴阿特。這個氏族或者由於自然遷徙，或者由於同凱拉氏族的衝突失利，離開傑貝·馬拉地區，輾轉移居科爾多凡地區，並於18世紀在那裏創建了自己的國家。
科爾多凡素丹國處於豐吉國家與達爾富爾之間，在三個穆斯林王國家中間勢力最弱，而且左右強鄰虎視眈眈，難以發展。1747年，科爾多凡素丹國一度被豐吉人所滅。但在豐吉國家內訌勢衰之際，科爾多凡又乘機複國，並與企圖征服它的達爾富爾人進行了長期的抗爭。戰爭結果，達爾富爾素丹泰拉布獲勝，科爾多凡素丹哈希姆·穆薩巴維逃往散納爾避難。科爾多凡素丹國又落入達爾富爾人手中。
泰拉布死後，宦官庫拉擁立阿布德·拉赫曼繼位為素丹。他是一位能幹的君主，虔誠而又博學。正是在他統治時期（1787—1801年），原來不斷移動的達爾富爾王都終於固定在傑貝·馬拉的東麵，並成為永久性的都市。素丹還大力加強對外聯係，與埃及、奧斯曼帝國甚至法國的拿破侖·波拿巴建立聯絡。1821年，穆罕默德·阿裏派其女婿穆罕默德·貝伊·庫斯勞南征達爾富爾。由於尼羅河地區的起義和騷亂，這次遠征無功而返。這一曆史機遇，使達爾富爾素丹國的凱拉人王朝得以延續至19世紀下半葉列強瓜分非洲時期。
二、十六至十八世紀的埃塞俄比亞
1497—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率領的葡萄牙遠洋船隊繞過好望角，開辟了通向印度的新航路。此時，陌生的印度洋貿易網正被奧斯曼帝國以及穆斯林世界形形色色的商人集團所控製。為了打破自己在這片廣袤的海域和陸地的孤立感，葡萄牙人努力在東方世界尋求盟友。於是，12世紀以來流傳在歐洲的關於“約翰教長國”的故事，就對他們產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就在達·伽馬遠航印度前後，葡萄牙和埃塞俄比亞兩國開始接觸，使節互訪。1520年4月，當埃塞俄比亞的使節、亞美尼亞人馬修從葡萄牙返回時，葡萄牙艦隊也派出一支分遣艦隊，由唐·羅德裏格·德·利馬率領，在馬薩瓦港登陸。
在這支葡萄牙分遣艦隊之中，有一位隨軍神父弗朗西斯科·阿爾瓦雷茲。他的遊記，成了近代歐洲人對埃塞俄比亞最早的明確記載。阿爾瓦雷茲記述了埃塞俄比亞貴族爵位的等級與稱號，以及宮廷鬥爭的失敗者被囚於平頂山監獄的情況，還記述了埃塞俄比亞基督教會的情況，等等。這部於1540年問世的《出使埃塞俄比亞記》，是人們了解15—16世紀埃塞俄比亞社會的重要資料來源。
阿爾瓦雷茲筆下的埃塞俄比亞，當時正處在“所羅門王朝”（1270—1855年）的統治下。埃塞俄比亞皇帝，即“萬王之王”，是這個非洲古老的基督教王國的最高統治者。其下則是控製著這個高原之國各個地區的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公、貴族。這些領主們平時向“萬王之王”繳納貢賦，戰時則提供軍隊。“萬王之王”還常常聘娶地方諸侯之女，通過這種政治婚姻來維係彼此的封建統屬關係和權益、地位。“萬王之王”還經常率領皇室與中央政府的大小官吏及護衛兵員巡行各省，總數有時達數萬之眾。其目的一可就食四方，以減少貢賦轉輸之累；二可借此機會威懾諸侯，以加強中央政權對各地的控製。盡管如此，由於境內地形十分複雜，交通極為不便，各地封建領主又握有兵權、財政，因而分立主義、地方主義的傾向仍然相當強烈。除了“萬王之王”雄才大略、中央政府兵盛財足的少數時期，一般地說，各地諸侯對於“萬王之王”的臣服多半僅僅停留在表麵和口頭上，實際則處於一種割據或半割據狀態。為了維係國家的大致統一，基督教會在埃塞俄比亞國家政治、經濟和精神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
葡萄牙人的到來與示好，也得到了埃塞俄比亞方麵積極的響應。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埃塞俄比亞這個基督教國家處在被伊斯蘭勢力所包圍和孤立的地位，境地維艱。自從紅海為阿拉伯人所控製以後，伊斯蘭教就隨著阿拉伯商人由沿岸向內地傳播開來。在達納基爾地區和今索馬裏北部至紹阿地區邊緣一帶，出現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穆斯林邦國。它們同基督教埃塞俄比亞之間不斷發生著摩擦與衝突，戰爭連綿不絕。這種衝突以宗教為旗幟，自然包含著宗教衝突的內容。但在宗教衝突的喧囂之下，也掩蓋著利益的衝突，即沿海穆斯林商人集團向內地基督教封建主統治地區的進軍。在這些穆斯林邦國當中，先後以伊法特和阿達勒兩國最為狂熱。到了16世紀，由於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埃塞俄比亞的外部環境更加惡劣。占領了埃及的奧斯曼帝國，為了進一步擴張自己的勢力，積極支持紅海西岸這些穆斯林邦國對埃塞俄比亞的戰爭。為了應付這一局勢，德勒布納·丹吉爾皇帝於1535年要求他的葡萄牙盟友提供火槍等先進武器。
然而，伊斯蘭勢力的進攻來得更快。這次進攻很快演變成一場關乎埃塞俄比亞國家和古老的基督教文明生死存亡的戰爭。這場對基督教埃塞俄比亞進行的伊斯蘭聖戰，是由阿達勒的一位綽號為“格蘭”（意為“左撇子”）的伊曼·艾赫邁德·伊本·伊布拉欣·加齊教長所領導的。從1527年開始，格蘭在奧斯曼土耳其人及其火器的援助下，率領大軍入侵埃塞俄比亞。格蘭大軍一路所向披靡，深入紹阿、阿姆哈拉、拉斯塔等埃塞俄比亞腹地，1535年占領古都阿克蘇姆。被劫掠欲望和宗教狂熱煽動起來的穆斯林士兵，對他們占領的地方大肆燒殺搶掠，焚毀了無數村鎮和城市，甚至將沃洛地區高達130英尺的著名的“三位一體”大教堂也付之一炬，破壞了大批基督教建築和珍貴文物、工藝精品，還強迫被占領地區的廣大居民改宗伊斯蘭教。
“萬王之王”勒布納·丹吉爾在顛沛流離的逃難環境中死去。繼位的加拉德沃斯皇帝（1540—1559年在位）終於得到了葡萄牙人的支援。1541年，450名葡軍在馬薩瓦登陸。在他們的幫助下，埃塞俄比亞終於在阿拉吉平頂山與阿散吉湖之間的荒野山區擊傷格蘭，打敗入侵的穆斯林大軍。格蘭暫時退兵，進行整頓。在補充了900名土耳其、阿拉伯和阿爾巴尼亞火槍手和大炮之後，格蘭卷土重來，並一舉俘殺了葡軍指揮官、著名航海家達·伽馬之子唐·克裏斯多夫·伽馬。但加拉德沃斯皇帝親率大軍自南方兼程北上，雙方決戰於塔納湖畔。穆斯林大軍因格蘭在激戰中陣亡而潰散。埃塞俄比亞雖然闖過了民族危亡的險關，卻元氣大傷，大量財富被洗劫一空，人口銳減，經濟嚴重破壞，到處一片殘破景象。
加拉德沃斯乘勝利之勢頭，力圖強化中央政權對各地封建統治者的控製，同時加強教會的地位，希望以教會的力量，團結地域、民族、文化背景不同的人民。此時，曾在對抗格蘭的戰爭中支持過加拉德沃斯的葡萄牙人，依仗自己有功，竟要求“萬王之王”皈依羅馬天主教。遭到拒絕後，耶穌會勢力被迫離開皇帝的宮廷，退入北方提格雷地區，受到當地封建統治者的保護，繼續成為埃塞俄比亞的隱憂。加拉德沃斯在力拒葡萄牙人無理要求的同時，發兵入侵阿達勒，並實施報複性的破壞與劫掠。這種極端的行動，反而迫使穆斯林加強團結。他們擁立格蘭之侄努爾·穆賈希德（又稱努爾伊瑪目），對埃塞俄比亞人進行殊死戰鬥，結果加拉德沃斯命喪沙場。
就在埃塞俄比亞人與沿海穆斯林諸邦兩敗俱傷之際，一股新的力量乘虛而入，成為埃塞俄比亞近代曆史發展中的重要因素。這就是加拉人的入侵。
加拉人屬庫希特人一支，是一個遊牧民族。他們的淵源，至今難以確知。早期的加拉人可能居住在東非之角的東部和東南部一帶。後來受到從北方南下的達納基爾人和索馬裏人的壓迫，加拉人逐漸向南和向西遷移。16世紀前後，他們活動在埃塞俄比亞南部與肯尼亞北部的廣大邊陲地區。無論是埃塞俄比亞的“萬王之王”加拉德沃斯，還是穆斯林阿達勒國家的統治者努爾伊瑪目，都對日漸壯大並逐漸北上的加拉人深懷警惕，並力圖限製他們的移動。但是，在這兩位統治者先後於1559年和1567年死去之後，整個南方門戶大開。加拉人遂大舉北移，順利向埃塞俄比亞高原各地滲透，所到之處，奪取土地、放牧牛羊。由於加拉人處在社會發展較低階段，沒有全部族統一的組織，因而這種遷徒隻是以個別或幾個部落為集群分散的北移。這些移民波力度欠強，因而難以給埃塞俄比亞帝國以集中的、致命的一擊，使它發生根基性的動搖。
“萬王之王”加拉德沃斯身後無嗣，王室內部自然爆發了奪位之爭。爭奪各方彼此兵戎相見，有的竟求助於奧斯曼帝國。國內政局的不穩和加拉人入侵的壓力，迫使埃塞俄比亞人將國家重心轉移至北方的塔納湖一帶。那裏農業基礎較好，同時又有象牙、黃金、香料乃至奴隸的來源。
17世紀初，蘇森尼奧斯（1607—1632年在位）登上“萬王之王”寶座。在他統治前期，蘇森尼奧斯鎮壓地方封建主們的分立傾向，並努力遏製加拉人的繼續北移；對於已移入的加拉人，則吸收他們加入軍隊，並令其駐紮各省。這說明，一部分加拉人已從外來入侵因素開始轉化為埃塞俄比亞的內部因素。蘇森尼奧斯的這些舉措，顯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617—1619年，“萬王之王”已有餘力派遣遠征軍入侵豐吉素丹國。但是，蘇森尼奧斯在宗教政策上日益傾心於天主教，並於1622年正式皈依天主教，希望用這一新的宗教為手段進一步強化其統治。這一政策，顯然違反了國情。當年入援加拉德沃斯皇帝抗擊格蘭的葡萄牙士兵一直留居埃塞俄比亞，他們的後裔信奉天主教，享有優待，形成一個特殊的集團。由此淵源，葡萄牙人遷來埃塞俄比亞者日多，其中不少是耶穌會士（內有若幹西班牙或其他國家的人）。一些耶穌會士，如教長奧維多和門德斯等，實際上充當了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觸角。例如，門德斯就居心叵測地提出一些埃塞俄比亞人難以接受的措施：全體教徒要重新受洗；所有教堂須重新命名；在祈禱時用拉丁語取代格爾茨語；不承認埃塞俄比亞曆史上的聖徒，挖掘他們的墳墓，等等。他們的目的，是要通過天主教的傳播來征服埃塞俄比亞。他們的活動早已造成了長達數十年的動亂，造成了埃塞俄比亞內部各社會集團間的不和。因而蘇森尼奧斯大力推行天主教的活動，在舊有宗教界人士、貴族和埃塞俄比亞廣大百姓當中引起普遍的不滿和怨恨。它引起的衝突，使8000人喪失了生命。蘇森尼奧斯的兒子法西利達斯決心結束這種動亂。他指出：“你們看到的這些躺倒在地上的死人，既不是異教徒，也不是穆斯林。……他們是你們自己的臣民，你們的同胞，有些還是你們的親人……我們贏得的並不是一次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