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薩赫勒地帶的那些城市裏，北非穆斯林商人與當地居民建立了接觸：這些當地居民有奔走於這些城市與黃金產地之間的黑人商人和控製著撒哈拉貿易的蘇丹地區諸王國的統治者。伊斯蘭教開始在這兩部分人中贏得新的皈依者，並且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隻限於對這兩種人產生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伊斯蘭教是一種分裂的因素：統治集團和一部分黑人商人是穆斯林，平民百姓是“異教徒”。統治集團為了彌合二者之間的裂痕，或者在形式上皈依伊斯蘭教，而在本質上仍保留著對當地傳統宗教的信仰；或者將當地傳統宗教信仰的許多成分雜糅進伊斯蘭信仰中；或者在穆斯林商人麵前表示皈依伊斯蘭教，而在自己的臣民麵前又隱瞞自己的信仰。“統治者擺脫困境的方法就是在伊斯蘭教和傳統宗教之間保持中間立場。因此，他們中間的多數就既不是一個真正的穆斯林，也不是一個完全的異教徒。”
在第一個階段，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在沿著薩赫勒和蘇丹地區與撒哈拉商道相銜接的那些主要商道上形成了一個個小社區。這些社區是與當地居民的村莊或城鎮住區隔離開的，其居民是清一色的穆斯林商人和神職人員；那裏建有清真寺，人們遵循與伊斯蘭信仰相關的風俗習慣，如一日五次進行祈禱，穿阿拉伯款式的衣服，禁食豬肉和烈酒等等。這些社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享有一定的自治權，由它們各自的謝赫（Shaykhs）或卡迪（Kadis）掌管司法權。它們是一塊塊嵌進黑人社會的飛地。從這些飛地出發，伊斯蘭信仰和文明逐漸向當地居民滲透。這種穆斯林與“異教徒”分開居住的模式，一直持續到相當晚近的年代。厄爾—貝克利、伊本·卡爾東（IbnKaldun）等阿拉伯作家，對這種模式都有過精彩的描述。例如，關於加納首都昆比—薩累（Kumbi—Saleh），厄爾·貝克利做了如下描述：“加納的這座城市（theCityofGhana）是由兩個座落在平原上的鎮子（towns）組成的。其中之一由穆斯林居住。這個鎮子很大，擁有12座清真寺，其中有一座清真寺是為人們聚會做星期五祈禱的。每個清真寺都有伊馬姆（imams）、報時人和拿薪俸的《古蘭經》誦經人。那裏有法官和學者。……王城叫作加巴（al—Ghaba，意思是樹林），離穆斯林住的那個鎮子有6英裏遠。……在王城裏，離朝堂不遠有一座清真寺，專供負有外交使命來晉見國王的穆斯林使用。……國王的譯員是穆斯林，他的財務主管和多數大臣也是穆斯林。”在台克魯爾和加奧等王國的京城，穆斯林也同樣有自己單獨的住區（Ward）。
在這個時期，將伊斯蘭教傳播到西蘇丹地區的主要是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當然，並不是每一個穆斯林商人都可以有足夠的時間和興趣去向當地居民傳教。但是隨著穆斯林商人的到來和穆斯林社區的擴大，西蘇丹的許多地方都有了專職的伊斯蘭神職人員，這些人在對伊斯蘭教義的解釋方麵表現出自由派的色彩，對於西蘇丹居民的固有信仰頗為寬容，並且通過治病救人、平息紛爭、釋夢、預卜未來、祈雨和分發護身符等來贏得非穆斯林的尊敬和信任。他們的傳教活動對於西蘇丹黑人的改宗起了重大作用。
第一批皈依伊斯蘭教的西蘇丹商人，漸漸地從他們所屬的族體分離出來，形成了內婚的群體，形成了以其職業和信仰區分於黑人農民的單獨的族體。他們就是如血液流動於血脈中一般在西蘇丹廣大地域的商業網絡中活動的迪烏拉人（Dyula）、豪薩人（Hausa）和迪亞科漢克人（Dyakhanke）。伊斯蘭作為一種宗教誕生於麥加這一商業社會裏，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長期經商，因此伊斯蘭教提供了一套與商業活動密切相關的倫理和實踐規則，這種規則有利於認可和參與商業聯係，提供一種將各不相同的族體的成員團結成一體的意識形態，並有利於實現長途貿易所必需的安全保障和信貸製度的建立。正像A·G·霍普金斯所認為的那樣：“伊斯蘭教有助於維持一個分布於廣泛地域範圍內的商業網絡或公司成員的一致性，這些公司或網絡分布於異域他鄉；它能夠使商人認同，並因此而毫無困難地共事；它提供了一種在道德上和禮儀上崇尚信譽的行為準則，從而使信托和信貸成為可能。”這就是為什麼西蘇丹黑人社會中的穆斯林商人對伊斯蘭教的皈依最為真誠。
西蘇丹各王國的統治者皈依伊斯蘭教的模式有三種：自願、被迫和搖擺不定。位於塞內加爾河下遊的台克魯爾的國王沃爾·迪亞比（WarDyabi）被認為是西蘇丹諸王國中第一個皈依伊斯蘭教的統治者。厄爾—貝克利對這位國王的改宗作了如下的描述：“位於‘尼羅河’（當時塞內加爾河和尼日爾河均被誤認作尼羅河，此處指塞內加爾河——引者）旁的台克魯爾，是由黑人在那裏居住的一個城市，就像其他人（theSudanese）那樣，他們曾是異教徒並信奉偶像，直到拉比斯（Rabis）的兒子沃爾·迪亞比（或沃爾·恩迪亞依War-Ndyay）在位時為止。他變成了穆斯林，引進了伊斯蘭法律，並強製他的臣民皈依這種宗教，使他們睜眼看到了真理。他死於（伊斯蘭教曆）432年（即公元1040年）。今天（即公元1067—1068年）台克魯爾的人民都是穆斯林。”厄爾—貝克利還記載說，台克魯爾的這位統治者開始把伊斯蘭教傳播到毗鄰的錫拉地區（SillaCountry），他的兒子拉比（Labi）於公元1056年追隨穆拉比德人（Almoravids）統帥伊本·奧馬爾（Yahyibn‘Umar）同反叛的朱達拉人（Djuddala）進行戰鬥。由此可見，台克魯爾的統治者皈依伊斯蘭教是自願的和虔誠的。
加納王國的統治者則長期拒絕改宗伊斯蘭教。盡管他們同穆斯林有著廣泛的接觸和密切的聯係，但是仍然固守祖傳的宗教。根據厄爾—貝克利的記述，在加納首都，王城裏的人們的宗教是“異教”，他們“信奉偶像”。“王城周圍是圓頂茅屋和灌木叢，那裏住著他們的負責做傳統宗教崇拜的祭司。那裏還有他們的偶像和王家墓地。……當國王去世時，他們就在墓穴之上造一個很大的木質圓頂……他們把國王的祈禱用品和武器、吃飯和喝酒的器具、食品和飲料以及伺候他吃喝的那些人，都放進墓穴裏。然後封上這個圓頂建築物的入口……他們為死者獻上犧牲和酒類等祭品。”加納國王之所以堅持信奉祖傳宗教，可能旨在保護他的王國免受來自北部的衝擊。但是，北部的穆拉比德王朝崛起之後，加納王國被穆拉比德人征服了，它對伊斯蘭教的抗拒導致了它的政治權力的被摧毀。加納複國之後，它的統治者也成了穆斯林。
加奧（一作考考Kaw-Kaw）以及直到馬裏帝國崛起時的馬林凱人諸王國的國王，則是對伊斯蘭教采取實用主義做法的樣板。約於公元1009—1010年（伊斯蘭教曆400年），加奧的第十五代迪亞（Dya）（或稱紮Za）科索伊（Kosoy）皈依了伊斯蘭教。厄爾·貝克利報道說，當他即位時，一個加裏夫（Caliph）按照典型的伊斯蘭方式，授予他一把劍、一個盾牌和一本《古蘭經》作為權威的標識。他補充說，這位國王信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從來就不把這些權力的標識給予任何一個不是穆斯林的人。但是在加奧，據厄爾·貝克利描述，朝廷儀式顯然是非穆斯林的。同時，在馬林凱人那裏，在有關馬裏帝國的創建者鬆迪亞塔的曆史傳說中，幾乎看不到他信奉伊斯蘭教的任何成分，相反總是強調他作為一個偉大的魔法師的作用，而他繼承的竟是一個早已接受伊斯蘭教的王朝。由此可見，這個類型的改宗，由於信奉伊斯蘭教的王室與千千萬萬的非穆斯林民眾處於文化斷裂的狀態中，沒有可靠的社會基礎。當統治者謀求與伊斯蘭世界加強聯係時，他們便宣稱自己是穆斯林；而當他們謀求動員民族力量時，便轉而向傳統宗教尋求支持。因此，在穆斯林商人眼裏，這些統治者被視作自己的教友；而在臣民眼裏，他們則被視作民族傳統的繼承者和保護人。對於西蘇丹諸王國的統治者來說，在兩種信仰之間的搖擺不定，恰恰是玩弄權力平衡的一種十分微妙的手段。
伊斯蘭教傳入中蘇丹的時間和方式基本上與西蘇丹相同。8—9世紀，伊巴底人和說科普特語的埃及人沿著撒哈拉商道深入到中蘇丹，將那裏業已存在的地方性貿易體係與穿越撒哈拉的伊斯蘭世界貿易體係銜接起來，尤其是將加奧地區的尼日爾河曲地帶的貿易體係與乍得湖以北和以東的卡沃爾（Kawar）、加涅姆（Kanem）地區的貿易體係銜接了起來。到公元900—1100年期間，埃及的法蒂瑪王朝和比它晚一些時候建立的北非的穆拉比德王朝，給穿越撒哈拉的貿易以及加涅姆地區與加奧地區的商業往來，增加了動力，穆斯林商人在中蘇丹的商業活動空前活躍。乍得湖以北和以東地區的加涅姆國，在這種頻繁的貿易活動中接受了伊斯蘭教。
有兩個穆斯林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群體對於伊斯蘭教在加涅姆的傳播做出了突出貢獻。一個是突尼斯南部杜紮爾綠洲（theTuzarOasis）的居民，他們約於公元947年之後南遷到加涅姆；另一個是約於公元1016—1018年間從瓦當（Waddan）綠洲遷入加涅姆的伊本·馬尼（IbnMani）家族。到11世紀時，已有大批穆斯林商人、遊牧民、學者和手藝人遷居於加涅姆，他們自稱具有阿拉伯倭馬亞人（Umayyads）的血統，保存了伊斯蘭—阿拉伯文化。在他們的影響下，加涅姆的統治者從瑪伊·布盧（MaiBulu）在位（1007—1023）時起，開始接受某種形式的伊斯蘭教。然而直到瑪伊·胡梅·傑勒米（MaiHummayDjilmi）在位（1075—1086）時，加涅姆的統治者們仍沒有明確地與傳統宗教決裂。厄爾—貝克利在談到這個時期的情況時說，雖然生活於加涅姆宮廷中的穆斯林教士向一代一代的國王傳授伊斯蘭教義並給他們誦讀《古蘭經》的一些段落，可是沒有一個瑪伊（即國王）公開宣稱信仰伊斯蘭教，加涅姆仍然是“一個信奉偶像崇拜的尼格羅人”的王國。胡梅·傑勒米在位時，伊斯蘭教在加涅姆的傳播開始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在這位國王之前，加涅姆王室是杜古瓦（Duguwa）家族，塞富瓦（Saifawa）是這個家族的旁支。杜古瓦家族在容納眾多形式的傳統宗教的同時又對伊斯蘭教有所采納，而塞富瓦家族則最終皈依了伊斯蘭教並與傳統宗教實現了決裂。胡梅·傑勒米可能是代表塞富瓦家族從杜古瓦家族那裏奪得最高權力的第一位國王，也是加涅姆第一個真正的穆斯林君主。據說胡梅·傑勒米客死於埃及，這說明他是在試圖實現一個穆斯林到麥加朝聖的宿願。他的兒子和王位繼承人杜納馬（Dunama，1086—1140在位）被認為是塞富瓦家族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據說杜納馬擁有一支10—12萬人的強大軍隊，曾向加涅姆的毗鄰地區的“異教徒”發動了一場“聖戰”。他兩次去麥加朝覲，在第二次朝覲途中溺死於紅海。
從胡梅·傑勒米在位時起，圖拉·杜紮爾（TuraTuzar）、加揚巴拉（Gayambara）、卡伊·馬拉卡依（KayiMalakayi）、迪希儒（Dihiru）、迪瑞·賴馬（DiriLaima）和阿賈米·布盧米（AjamiBulumi）這六大穆斯林移民群體開始成為塞富瓦王室的權力支柱。所有這些群體都通過聯姻而與統治王朝結成一體，後來這種聯姻成為固定的製度。於是，皈依伊斯蘭教遂成為塞富瓦王室維持和鞏固權力必需的唯一的選擇。
總之，穆斯林伊巴底人的功績在於他們首先把伊斯蘭教傳播到西蘇丹和中蘇丹各族。但是，他們信仰的伊斯蘭教義對後世蘇丹各族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這種影響似乎隻被保存在一些宗教建築風格上，如西蘇丹和中蘇丹很多地方的清真寺都建有尖塔，這種形式起初來自南突尼斯；這些清真寺的長方形望樓則是對公元10世紀及其以後伊巴底人的主要中心穆紮泊（Mzab）建築形式的抄襲。
從公元11世紀70年代起，伊斯蘭教在西蘇丹和中蘇丹的傳播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導致這一轉變的曆史事變是：信奉正統伊斯蘭教的穆拉比德人崛起於今毛裏塔尼亞境內之後，在北向征服北非、建立了一個大帝國的同時，又南向於1076年征服了加納王國並使加納居民很快就皈依了伊斯蘭教。穆拉比德人將馬立克教派（Malikism）的正統伊斯蘭教傳播到撒哈拉南部和西蘇丹，使那裏的穆斯林伊巴底人輸入的哈瓦利吉派伊斯蘭教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阿拉伯遊牧部落希拉勒人（Hilal）或巴努·希塔勒人（BanuHital）和蘇萊姆人（Sulaym）從1050年起，從上埃及出發，向馬格裏布遷徙，到12世紀中期完全控製了馬格裏布東部並深入到了中部，同時比他們晚來的阿拉伯遊牧部落馬基勒人則沿著撒哈拉沙漠北緣向西馬格裏布推進。這些信奉正統伊斯蘭教的阿拉伯遊牧民取代伊巴底人控製了撒哈拉商道，同時也摧毀了哈瓦利吉教派在西蘇丹和中蘇丹的影響。
在征服加納之前，穆拉比德人已使鄰近加納北部的重要商埠、位於撒哈拉西部商道南端的奧達戈斯特（Awdaghust）皈依馬立克教派的正統伊斯蘭教。關於加納的改宗，阿拉伯作家厄爾—祖赫裏（al—Zuhri）於12世紀中期記載，在加納被征服之後7年，累姆圖納人（Lamtuna，即穆拉比德人）曾支持新近改宗的加納來強迫塔得邁卡的巴努·坦馬克（BanuTanmak）柏柏爾人的統治者們改宗正統伊斯蘭教。塔得邁卡是南撒哈拉的一個商埠，位於尼日爾河曲東北，同北非的塔赫爾特和瓦爾格拉保持著經常的貿易往來。從北非來的伊巴底商人自公元9世紀以來一直把它作為同尼日爾河曲地帶進行貿易的一個中轉站，同時又把它作為向蘇丹地區傳播哈瓦利吉派伊斯蘭教的一個前哨陣地。中蘇丹道臘（Daura）的豪薩人有一個傳說，把“巴格達王子”阿布亞齊杜（Abuyazidu）說成是豪薩城邦的始祖。當代一些學者認為此人似與北非曆史上著名的反叛法蒂瑪王朝的哈瓦利吉派領導人阿布·亞齊德（AbuYazid）有某種聯係。據曆史記載，阿布·亞齊德於公元947年被殺害，他的生母是一個蘇丹黑人，他本人就出生於塔得邁卡或加奧。由此可以看出塔得邁卡在哈瓦利吉教派向蘇丹地區傳播伊斯蘭教方麵所起的重大作用。同時又可以看出，一旦奧達戈斯特、加納和塔得邁卡這些位於撒哈拉南緣和薩赫勒地帶的重要商埠或王國的居民皈依正統伊斯蘭教，那末這種教義向蘇丹地區的傳播就水到渠成了。
加納被征服以後，大批索寧凱人（Soninke）離鄉背井，四處逃散，這是先前已經開始的移民過程的繼續。伊斯蘭化的索寧凱商人，即阿拉伯文獻中所說的萬加臘人（Wangara），在薩赫勒及其以南地區逐漸建立並擴展自己的商業網絡，直至熱帶森林的邊緣。他們事實上幫助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把伊斯蘭教傳播到了這些來自北非的移民從未涉足過的蘇丹的非穆斯林地區。從尼日爾河畔的迪亞（Dya或Dia）遷徙到巴凡河畔（theBafingriver）的迪亞卡巴（Dyakhaba）的索寧凱人，後來變成了著名的經商族體迪亞科漢克人（Dyakhanke）。他們轉而采用馬林凱語並發展成結合緊密的共同體，並將商業活動與傳教活動糅合在一起。此外，起源於索寧凱人而在語言上已經馬林凱化的其他經商族體，則朝著其他方向延伸業已存在的貿易網絡：迪烏拉人（Dyula）大都向著南方深入；馬爾卡人（Marka）活躍於尼日爾河曲地帶；葉爾塞人（Yarse朝著沃爾特河流域挺進。他們對伊斯蘭教在西蘇丹的傳播作了重要貢獻。
繼加納之後相繼崛起於西蘇丹的馬裏和桑海帝國，在對外、對內兩個方麵都需要借助於伊斯蘭教。從對外方麵來說，這些帝國需要通過經營和控製西蘇丹與北非之間的貿易以獲取經濟收入，需要以推進伊斯蘭信仰的邊界和進行聖戰為名來拓展與維持帝國的版圖，需要通過朝拜麥加的活動來顯示帝國的富強，以及建立和維持同其北非顧客與夥伴的良好關係。在對內方麵，這些帝國的統治者麵臨的重大問題之一就是如何保持其同那些血緣與文化彼此迥異的臣服氏族和部落的聯盟關係。而像伊斯蘭教這樣具有普遍性的宗教正符合統治者的需要，因為它可以在各不相同的氏族和部落中建立起一種有較強凝聚力的共同的文化紐帶。在馬裏帝國，開國君主鬆迪亞塔的兒子和繼承人曼薩·烏利（MansaUli）在位期間（1260—1277）曾途經埃及去麥加朝覲。他使馬裏帝國進一步擴張到薩赫勒地帶並控製了迪亞、瓦拉塔（Walata）、廷巴克圖（Timbuktu）和加奧等商埠，從而在嗣後數世紀裏推動著蘇丹地帶各族與來自北非的穆斯林和薩赫勒地帶已經伊斯蘭化的各族保持著經常而頻繁的接觸。而伊斯蘭教作為一種超越氏族和部落的宗教則為這種接觸提供了一種必不可少的規範和粘合劑。在曼薩·烏利之後，朝拜麥加成了馬裏君主的傳統。這種大膽的冒險性旅行使他們更加了解和貼近撒哈拉以北的穆斯林世界，同時也刺激和鼓勵了西蘇丹各族的一些穆斯林到北非去研究伊斯蘭學問。譬如摩洛哥的非斯（Fes）不僅成了穿越撒哈拉的貿易體係的一個商業中心，而且成了來自馬裏的穆斯林學者們學習伊斯蘭學問的中心。由於存在著宗教聯係，摩洛哥素丹與馬裏君主便互相視為兄弟，1352年，摩洛哥素丹阿布勒·哈桑（Abu‘lHasan）去世時馬裏朝廷曾為他舉行了一次悼念儀式。14世紀，曼薩·穆薩（MansaMusa）和他的兄弟曼薩·蘇萊曼（MansaSulayman）在位時，都曾鼓勵在西蘇丹建築清真寺和發展伊斯蘭學問。根據伊本·白圖泰的親自觀察，蘇萊曼在位時伊斯蘭教已深入於普通民眾之中，其主要戒律已成為社會普遍遵循的規範。他報道說，當時穆斯林領袖已供職於馬裏宮廷，君主和所有的宮廷成員都參加群眾性的祈禱活動。在過伊斯蘭教重大節日宰牲節和開齋節的時候，“人們都來到禮拜處，那裏靠近素丹宮，都穿著美麗的白衣服。素丹披頭巾，黑人們隻於節日才戴頭巾，但法官、講演員和法學家們例外，他們經常總是戴著頭巾，他們於素丹麵前誦念讚詞。……禮拜講演完畢，講演員走下講台，坐在素丹麵前，談很多話，……講演員的話，都是勸善止惡，讚頌素丹，鼓勵人們服從素丹，克盡職守的話。”他還談到：“素丹按時作禮拜，時時堅持集體舉行，對於子女，為督促作禮拜而施行體罰。聚禮日，如不早早到寺，會擠得無地容身。”馬裏人於聚禮日都穿上“潔白美麗的衣衫”，“如一人隻有一件破舊的襯衣，他也要把它洗淨弄整齊再去參加聚禮。他們注重背誦《古蘭經》，如背不出來會給孩子們帶上腳絆，待背出，才行撤去。”從這裏可以看出，伊斯蘭教在馬裏帝國的傳播已相當深人，君主明確地、公開地支持伊斯蘭教，同時該教的全部聲望都被直接地用來勸誡民眾忠誠於君主。
然而，即使是正統伊斯蘭教，在西蘇丹普通穆斯林群眾中仍以不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傳統宗教和風俗習慣仍頑強地在伊斯蘭信仰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機會和位置。對此，伊本·白圖泰感觸良深。當他來到馬裏帝國的北部邊城伊瓦倆台時，他感到當地居民的情況“甚屬奇異”：“一個人不是說其父是某某，而且說其舅是某某，一個人的繼承者，不是自己的子孫，卻是自己的外甥，這真是舉世未見的事。除非是在印度木賴巴爾地方的異教徒那裏。可是這裏的人，他們卻是按時禮拜的穆斯林，還學習過教法，能背誦《古蘭經》。至於當地的婦女，她們盡管按時禮拜，卻拋頭露麵，不回避男人”。在馬裏帝國首都，他看到即使在齋月裏，許多女子“都赤裸裸地見人”，“各長官習慣上都在素丹宮開齋吃飯，每人的飯菜由約20名赤條條的使女送來。還有為了敬禮而把灰土揚得滿頭滿身。……還有許多人吃死物的肉和狗肉、驢肉。”前伊斯蘭教的古老習俗也表現在朝廷禮儀方麵。伊本·白圖泰注意到，在馬裏，“黑人對他們的君王極其恭敬屈從，……如與素丹談話，素丹答話，他便揭開背上的衣服，把土揚在頭上背上，像用水沐浴一般。……據說這是他們的禮貌。”
如果說在西蘇丹的統治者和一般民眾中，伊斯蘭教不得不對非洲人傳統的生活方式做某些妥協的話，那末在那裏的一個新興社會階層——穆斯林學者中，伊斯蘭的統一性和純潔性則得到了保持。這個社會集團是在西蘇丹主要的政治和商業城市裏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尼亞尼（Niani）、傑內（Jenne）、廷巴克圖和加奧是他們聚集的幾個著名中心。起初，職業性的伊斯蘭宣教師、法學家和學問家都來自北非和埃及。據伊本·白圖泰的記述，馬裏君主曼薩·穆薩和曼薩·蘇萊曼經常賞賜他們。倒如，穆薩曾於一日之內賞賜伊斯蘭法學家穆德雷克3000密斯卡爾；來自今阿爾及利亞的特累姆森一個名叫伊本·謝赫·勒貝尼的學者，由於在穆薩兒童時期資助過他71/3個密斯卡爾，穆薩竟賜還他700密斯卡爾，還有“錦衣一件，奴隸、男仆多人，並吩咐他要不斷常來走動。”而勒貝尼的兒子也是一位學者，“在馬裏城（即尼亞尼——引者）教授《古蘭經》”。伊本·白圖泰還提到西班牙格拉納達城的“傑出詩人阿布·伊斯哈格·薩赫裏”終老於廷巴克圖並葬在那裏。這些來自北非和埃及的伊斯蘭教神職人員、法學家和學者在馬裏享有優越的地位，在京城尼阿尼的清真寺和布道房裏，設有供政府通緝的犯罪者避難的庇護所。馬西納（Massina）地區穆斯林聚居的迪亞城，在其卡迪（Cadi）的治理下享有自治權，朝廷不得派人進入該城追捕那些尋求庇護的人。
隨著伊斯蘭教在西蘇丹的傳播日益廣泛和深入，到馬裏帝國鼎盛時期，形成了一個由本地的黑人穆斯林學者、宣教師和法官組成的集團，他們中的許多人曾去摩洛哥的非斯學習過，對伊斯蘭學問和詩歌有專門造詣。在西蘇丹的各個穆斯林中心裏，廷巴克圖是最著名的。雖然這座城市到桑海帝國時期才臻於鼎盛，但它在馬裏治下已經變得很重要。正是在那個時代，被後世學者稱作“大學”的兩座聲名遠播的清真寺——星期五清真寺（theFridayMosque）和桑科爾清真寺（theSankoreMosque），建築了起來。它們不僅用於祈禱，而且用於研究。至遲到16世紀，廷巴克圖的多數穆斯林學者都是在西蘇丹土著居民中成長起來的。來自伊斯蘭教的故鄉希賈茲（Hijaz）的謝赫·阿布德·拉赫曼·塔米米（Shaykh‘Abdal-Rahmanal-Tamimi），發現廷巴克圖的學者的學識比他更為宏富。廷巴克圖的所有重要官職如卡迪（Kadi）、伊瑪目（Imam）和哈迪布（Khatib），都由黑人穆斯林充任，他們大都來自馬裏帝國的腹地。傑內的情況與此類似，伊本·白圖泰讚揚那裏的學者是精通阿拉伯詩歌、散文並具有專門學識的傑出的穆斯林。
盡管在此階段伊斯蘭教在西蘇丹得到比較廣泛和深入的傳播，西蘇丹各族人民的傳統宗教和文化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特別是在他們與來自北非的穆斯林的接觸和聯係比較少的情況下是這樣。15世紀60年代以後，隨著桑海帝國的崛起，馬裏失去了廷巴克圖、傑內和薩赫勒地帶的其它穆斯林中心。由於它的衰落，外來的穆斯林共同體逐漸地撤離了它的京城尼亞尼。而當馬裏的勢力完全退縮到馬林凱人的聚居地，即塞內加爾河和尼日爾河這兩條河流的上遊河間地區以後，馬林凱人的傳統宗教和文化則重新大行其道。穆斯林雖然仍能在各個馬林凱人部落的宮廷中占據一定的位置，可是酋長們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在伊斯蘭教和傳統宗教之間搖擺不定的特點，而且往往更多地傾向於和借助於後者。隻有萬加臘人這個無所不在的穆斯林行商群體，依然忠誠於真正的伊斯蘭教，在以後的世紀裏繼續在西蘇丹各族人民中堅持傳播伊斯蘭教的正是他們。同樣，在尼日爾河曲東側的加奧，自從科索伊宣布改宗以來，曆代桑海君主都被認為是穆斯林，但是直到1464—1492年在位的索尼·阿裏·貝爾（Sunni‘AliBer）時，都沒有真正放棄對桑海人傳統宗教的信仰。索尼·阿裏統率桑海人從尼日爾河曲東側擴張到西側的馬西納以後，在廷巴克圖指定了一個卡迪（Kadi），可能在其他伊斯蘭城市也是如此。這些城市的穆斯林貴族對索尼·阿裏的宗教信仰持續不斷地進行了激烈的攻擊，甚至把他描寫成一個殘忍、暴虐和墮落的君主。索尼·阿裏的非正統的、不純粹的伊斯蘭信仰，據說歸咎於他童年時期在他母親的家鄉法魯（Faru），即索科托（Sokoto），所受的桑海傳統宗教教育。近世學者認為，廷巴克圖等城市的烏拉瑪（‘Ulama，即穆斯林貴族）之所以與索尼·阿裏勢不兩立，從政治上說，是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站在阿基勒·阿克·麥勞勒（AkilAkMelaul）領導的圖阿列格人（Tuareg）一邊，而後者則是索尼·阿裏的宿敵；從宗教上說，是因為索尼·阿裏“不是一個好的穆斯林”，而且事實上他是傳統的桑海文化的象征，這種文化是與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社會尖銳對立的。索尼·阿裏死後桑海帝國內部爆發了內戰，新任君主索尼·巴雷（SunniBaare）拒絕變成一個伊斯蘭教的真正皈依者。由洪波裏總督穆罕默德（theHombori—LoiMu-hammad）和他的兄弟烏瑪爾·貢迪亞格霍（‘UmarKomdiagho）領導的一個伊斯蘭教派，舉兵反叛索尼·巴雷，並在靠近加奧的安發奧（Anfao）把他推翻。穆罕默德·圖雷（MuhammadTure）奪取了君主的權力，采用了阿斯基亞（askiya）這一頭銜，建立了阿斯基亞王朝，從此伊斯蘭教在西蘇丹的勢力和影響進入鼎盛時期。阿斯基亞·穆罕默德·圖雷係統地實踐了穆斯林政策，盡心竭力地將伊斯蘭教引進並擴展到西蘇丹地區。到15世紀，伊斯蘭教終於在尼日爾河曲和薩赫勒地帶得到了普遍確立。在城市地區，一個能夠用阿拉伯語閱讀和寫作、潛心研究伊斯蘭學問的知識者階層，對桑海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擁有巨大影響；一批由當地土著穆斯林寫作的伊斯蘭宗教和學術著作的麵世，不僅結束了西蘇丹沒有成文文化的曆史，而且使西蘇丹的伊斯蘭教不再僅僅是一種外來的宗教。阿斯基亞王朝的曆代君主對外來學者采取樂善好施的政策，賜給他們許多榮譽和禮品（包括田產和奴隸在內），使他們享有在別國不可企及的社會聲譽。然而，即使到15—16世紀，伊斯蘭教在全桑海帝國境內仍然不占統治地位。居住在帝國東部的普通桑海人以及生活在帝國其餘部分的鄉村地區的各族人民，仍然固守著他們祖先的信仰。阿斯基亞·穆罕默德·圖雷在寫給來自北非的著名伊斯蘭神學家厄爾—馬吉利（Al-Maghili）的一封信裏，對這一狀況深感痛心，然而他對此卻無能為力。摩洛哥入侵並占領尼日爾河曲地帶以後，桑海帝國分裂為許多部落。在各個部落裏，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臣民，大都複歸於傳統宗教，或者采取介於伊斯蘭教和傳統宗教之間的立場。
11世紀70年代至16世紀末，伊斯蘭教在中蘇丹地區的傳播也有所進展。在加涅姆帝國，到瑪伊·比利·b·杜納馬（Birib.Dunama）在位時期（1140—1166年），傳統宗教習俗在宮廷裏又故態複萌：母後（Maqira）以比利判決一個賊自殺而不是按照《古蘭經》的規定砍掉他的手為借口，將這位瑪伊在宮中囚禁了一年，在這期間比利隻能垂簾聽政（將他與朝臣隔開的一道帷幕叫作Fanadir）。尼日利亞曆史學家巴爾金都（BawuroBarkindo）認為：“肯定地說，母後對這位統治者采取法律行動甚至對他進行懲罰，這不是伊斯蘭教的做法。母後似乎在前伊斯蘭時代占有重要地位，這種地位被胡梅和杜納馬所取消，但是在比利在位時又東山再起，而且一直繼續到王朝的終結。瑪伊垂簾聽政，估計也是一種前伊斯蘭做法的故態複萌，這種做法也繼續到王朝的結束。”再度得以實行的前伊斯蘭時代的其他一些做法，可能還包括瑪伊的登基儀式中的非伊斯蘭成分在內。意味深長的是，宮廷中的伊斯蘭經師（Ulama）對上述非伊斯蘭習俗的複辟居然予以容忍，而且對按照前伊斯蘭習俗的方式登基的瑪伊們依舊予以祝福。
伊斯蘭教在加涅姆帝國擁有的權力和聲望，在13世紀上半葉瑪伊·杜納馬·迪巴拉米在位時（1210—1248年）達到了頂峰。迪巴拉米（MaiDunamaDibalami）作為一個勇武的穆斯林君主和伊斯蘭學問讚助者的名聲，遠播於北非和中東。他不僅親自去麥加朝聖，而且在開羅建築了一所專門用來接待來自加涅姆的朝聖者和學生的館舍。他試圖擺脫前伊斯蘭習俗的約束，但成效不彰。他的繼承人瑪伊·卡代（MaiKaday）在位時（1248—1277年），前伊斯蘭文化在宮廷鬥爭中繼續成為喚起和激發每一個強人覬覦權力、實現其陰謀和野心的精神力量。
塞富瓦王室在瑪伊·烏馬爾·b·伊德裏斯（MaiUmarb.Idris）在位時（1382—1387）放棄了加涅姆地區而遷徙到乍得湖以西的博爾努（Borno或Bornu）地區。在經曆了近兩個世紀的政治混亂，到瑪伊·伊德裏斯·阿勞馬在位期間（1580—1617）才迎來了伊斯蘭教的黃金時代。據編年史記載，伊德裏斯·阿勞馬大力複興伊斯蘭教，在國內建造了一批清真寺，並在麥加建造了一座專供朝聖的博爾努人投宿的旅舍。他試圖強使其臣民遵循伊斯蘭道德準則，“竭盡全力清除和改革一切公開流行的”非伊斯蘭習俗，並用伊斯蘭法律取代習慣法。“為了做到嚴格遵守《古蘭經》和符合穆罕默德的言行，他把一切爭訟都移交給博學的穆斯林法官，並全權委托他們做出各種判決。”這樣就剝奪了各部落酋長傳統的司法職能。至此，伊斯蘭教表麵上看起來已深入到乍得湖地區各族人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而實際上在這種信仰中仍摻雜和混合了當地人傳統宗教習俗的因素。
從博爾努西部邊境到尼日爾河畔，主要是豪薩人居住的地區。在中蘇丹的這一部分，伊斯蘭教的傳播來自西邊的尼日爾河曲和東邊的博爾努這兩個方麵。據《卡諾編年史》記載，國王雅基（SarkiYaji）在位期間（1349—1385年），“萬加臘人從麥勒（Melle）把伊斯蘭教傳進”卡諾（Kano）城邦薩爾基。雅基皈依了伊斯蘭教，並嚴格要求他的臣民遵守伊斯蘭教規。但是直到穆罕默德·雍發（MuhammadRumfa）在位（1463—1499年）之前，皈依伊斯蘭教的隻限於卡諾的統治階級。從15世紀下半期起，豪薩城邦的統治者開始大力將伊斯蘭教傳播到他們的臣民中去。當時紮裏亞（Zaria）城邦的君主穆罕默德·臘鮑（MuhammadRabbo）、卡齊納（Katsina）城邦的君主穆罕默德·科饒（Mu-hammadKorau）和卡諾的穆罕默德·雍發都深受來自北非的穆斯林改革者厄爾—馬吉利和來自埃及的著名伊斯蘭學問家厄爾—蘇玉梯（Al-Suyuti）的影響，並要求對他們的行為按照伊斯蘭教規給予指導。厄爾—馬吉利應雍發之邀寫了《論君主的義務》（theObligationsofPrinces），該書遂成為豪薩城邦君主們的行動指南。據傳說，那時先知的後裔，即謝裏夫（Sharifs）們也抵達豪薩城邦，他們的傳教活動導致了豪薩人伊斯蘭信仰的加強和一些傳統宗教殘餘的被清除。有些君主，如卡齊納的科饒的繼承人伊伯拉罕·蘇拉（IbrahimSura），甚至采取囚禁拒絕祈禱的人等嚴厲的懲罰措施，來強迫自己的臣民改宗。然而，盡管從表麵上看伊斯蘭教被普遍地接受了下來，事實上真正皈依伊斯蘭教的隻限於豪薩商人和職業教士，宮廷圈子的那些人奉行的則是一種混合的宗教，而廣大民眾則繼續堅持其傳統信仰。伊斯蘭教在豪薩人地區傳播產生的一個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結果，是豪薩商人繼迪烏拉人之後，成長為西非另一個最活躍的商人群體。隨著通往柯拉果產地的商道的開辟，豪薩商人和迪烏拉人分別從東、西兩側將伊斯蘭教傳播到了熱帶森林地帶的北部邊緣。
在乍得湖以南和以東地區，巴吉爾米（Bagirmi）也在16世紀變成了一個穆斯林國家。受這一事態的鼓舞，阿布德·厄爾—卡裏姆（‘Abdal-Karim）國王也將瓦代（Wadai）變成了一個至少在表麵上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在蘇丹地帶的西端，即塞內岡比亞（Senegambia），到16世紀時絕大多數居民也都被視作穆斯林了。在那裏沿大西洋海岸幾乎每一個地方，都有穆斯林宣教師在宣傳伊斯蘭教義。岡比亞河邊上的三座裏巴特（ribat）專門培訓宣教師，隨後他們被派遣到各個毗鄰的地區去傳播伊斯蘭教義。沃爾特河流域的莫西人（MosiorMossi）長期抵製伊斯蘭教的傳播，14世紀時他們甚至洗劫了西蘇丹著名的穆斯林中心廷巴克圖和瓦拉塔（Walata）。隻是到了17世紀，穆斯林商人葉爾塞人才開始滲透到莫西人諸王國；而且晚至19世紀，才有一些莫西人改宗伊斯蘭教。
綜上所述，到16世紀，在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緣，南到熱帶森林邊緣地帶，西起塞內岡比亞，東到瓦代的遼闊地域內，各個大國以及多數較小的國家的統治階級，至少在表麵上成了穆斯林。同時，在各個城鎮和多數鄉村地區，屬於各個族體的非洲人都已皈依伊斯蘭教，然而除了穆斯林商人和伊斯蘭神學家、學問家、法官表現出應有的忠誠和熱忱外，其他穆斯林民眾的皈依隻是虛有其表。盡管如此，經過若幹世紀的努力，伊斯蘭教已成為這裏唯一具有普遍性的宗教。8世紀至16世紀的西蘇丹和中蘇丹曆史，並不是一部伊斯蘭文明史，而是伊斯蘭教持續不斷地傳播，逐漸地深入到當地各族人民社會和政治生活的若幹方麵，並與他們固有的文化發生衝突、摩擦、撞擊，以及最終相互妥協、容納與融合的曆史。
西蘇丹和中蘇丹早期的國家
從公元第一千紀初起，由於鐵的使用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也由於撒哈拉商道的逐步完善和貿易量的增大，在西非薩赫勒地帶開始了國家形成的過程。在最早建立起來的一批國家組織中，較為重要的有加納、台克魯爾、馬勒爾、索索、考考（加奧）等。
1.加納
不管加納的統治者是來自柏柏爾人還是來自當地的非洲人（由於缺乏可信的史料，今天很難把這一點搞清楚），但可以肯定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是索寧凱人。索寧凱人是大曼德族係（thegreatMandefamily）分布於薩赫勒地帶的那些族體中的一個，該族係的其它族體分布在向南遠至森林地帶的廣大地域。在北部，索寧凱人與撒哈拉沙漠中的白人遊牧民接觸的時間最長，以至於其別名“薩拉科累人”（Sarakolle）具有“紅種人（白種人）”（‘red[white]people’）的含義。事實上在柏柏爾人抵達西撒哈拉南部之前，索寧凱人的先民已經在那裏生活，從至今仍生活在瓦拉塔、奈馬（Nema）、提奇特（Tichit）以及遠至沈奇特（Shinqit）的那些說阿澤爾語（Azer）、屬於索寧凱人的一個支係的黑人群體，就可以看到這一點。與柏柏爾人不同，索寧凱人以務農為生，隨著金屬工具的引進和使用，他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發生了巨大變革。他們最先承受了南進的柏柏爾遊牧民所帶來的壓力以及穿越撒哈拉的貿易所產生的影響。外部因素推動著他們在較大的範圍裏進行社會—政治的重組，以期戰勝任何來自柏柏爾遊牧民的侵略和贏得對穿越撒哈拉的貿易體係的控製。在這一貿易體係裏周轉的貨物主要是食鹽和黃金：沙漠商隊將產於撒哈拉的礦鹽運進薩赫勒地帶的那些城市，在那裏換得的是產於塞內加爾河與法萊米河（FalemiRiv.）彙合處的班布克（Bambouk）的黃金。加納就是在這些內、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建立起來的。
沿著撒哈拉商道傳播開來的關於加納的信息，抵達撒哈拉以北的阿拉伯人當中，並經過他們傳到倭馬亞帝國的首都巴格達以及帝國的東部地區。“加納”這個名字於830年首次出現於阿拉伯文獻中，出現於厄爾—法紮裏（al-Fazari）和厄爾—科瓦瑞資米（al-Khwarizmi）的著作中。但是除了加納盛產黃金這一點以外，對這個國家的情況則完全沒有談及。厄爾—雅庫比於公元872年寫成的著作，是最早提供了關於加納的較為具體的情況的文獻，他提到了加納、加奧和加涅姆這三個國家以及在它們管轄下的別的王國，而且意識到這三個國家事實上隻是淩駕於那些較小的部落之上的一種超結構（superstructures）。在嗣後的2個世紀裏，阿拉伯地理學家很少談到加納。直到1067或1068年厄爾—貝克利的著作麵世，才使後人對加納能夠有一個比較全麵的認識。這本法文譯名叫《北部非洲記述》的著作是根據到過西蘇丹的旅行者提供的情況寫成的。該書對加納及其鄰國做了詳細描述，因其資料的可靠性而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除了阿拉伯文獻中那些記載外，在索寧凱人各群體中還有一些流傳至今的有關加納的口頭傳說。據人類學家Ch.蒙泰伊經過廣泛的調查、搜集而整理出來的《關於瓦加杜的傳說和索寧凱人的起源》一文，“加納”在索寧凱人中被叫作“瓦加杜”（英文拚寫為Wagadu，法文拚寫為Ouagadu）。瓦加杜是一個繁榮的王國，其首都在昆比（Kumbi），其國王的尊號為“馬加”（Magha）或“曼加”（Manga），國王屬於西塞父係集團（theSissepatronymicgroup）。由於受惠於國王的守護神——一條蛇，瓦加杜每年都能采集到大量的黃金。在祭拜這條蛇時都以一名處女作為犧牲。有一年，被選作祭品的那名處女的意中人殺死了這條蛇，結果意想不到的災難發生了：垂死的蛇發出了可怕的詛咒，從而引起土地的幹涸和黃金資源的斷絕。自那時起，金脈轉移到了尼日爾河上遊的布爾（Bure）。結果，人民四處離散，他們的家園變成了沙漠。這一傳說的某些細節在距今三、四個世紀以前的《蘇丹史》和《探索者史》中已被提及。這兩部史書都將馬裏視作卡亞—馬加（Kaya-Magha）王國的繼承者。《探索者史》說：“馬裏是在西方的統治者卡亞—馬加的王國衰落之後才崛起的……，卡亞—馬加在瓦科雷語（Wa‘kore，即索寧凱語）裏意思是‘黃金之王’（the‘Kingofgold’）……。其首都的名字是昆比（Qunbi），這是一座重要的城市。”《蘇丹史》說：“世界的那一部分的第一個王國就是卡亞—馬加的王國，其首都是加納，這是巴加納（Baghana）地方的一個重要城市。”考古學家P.托馬塞和R.毛尼認為：“索寧凱語中的‘瓦加杜’和馬林凱語中的‘巴加納’是同一地域的兩個名稱”。其他相似之處是各種傳說都提到黃金對於這個國家的作用、馬加這一尊號以及首都昆比。人們假設今毛裏塔尼亞東南角上的昆比—薩累（Kumbi-Saleh），可能就是那個王國的首都。在那裏進行的考古發掘，發現了一座穆斯林城的遺跡，該城在大約13世紀的時候被廢棄了。這或許就是厄爾—貝克利於1067—1068年描述過的加納首都的穆斯林住區。厄爾—貝克利將加納首都確定在奧卡爾（Awkar），這是柏柏爾人為瓦加杜這片地方起的名稱。他將加納這個名稱既用來指稱王國，也用於指稱其首都。他明確地說：“加納是其國王的頭銜。”據人類學家德拉福斯研究，“加納”（Gana）或“卡納”（Kana）在馬林凱語中還具有“軍事首領”（awarchief）這層含義。按照厄爾—貝克利的記述，在1067—1068年時在位的國王是冬卡·麥寧（TunkaMenin），他即位於1063年，王位繼承自他的舅父霸西（Basi）。當代學者萊維戚翁認為，這一關於加納實行母係繼承的證據隻是一個孤證，或許是例外情況而非一般規則。加納王位的父係繼承既同索寧凱人中現行的繼承模式也同古老的索寧凱人王國的曆史傳說相一致。
關於加納的早期發展，據《探索者史》記載，在8世紀末葉之前，曾有44位柏柏爾人君主接連不斷地統治這個國家，其中希吉耒紀元前（即公元622年前）在位的有22位，在那之後在位的有22位。當代學者據此做出推算，認為加納的起源可上溯至公元3世紀或4世紀。加納的疆域長期局限於塞內加爾河和尼日爾河上遊的河間地區。公元8世紀末，一個名叫卡亞—馬加·西塞的索寧凱人奪取了國家權力，從此開始了西塞王朝的統治。9—11世紀是加納繁榮強盛的時代，其領土北起撒哈拉沙漠南緣，南到尼日爾河和塞內加爾河上遊的黃金產地，西與塞內加爾河中、下遊地區的台克魯爾、錫拉兩王國接壤，向東伸展到廷巴克圖附近。今毛裏塔尼亞境內的柏柏爾人當時也臣服於加納。
根據阿拉伯文獻（包括《探索者史》和《蘇丹史》）和索寧凱人的口頭傳說，我們現在有可能對加納的政治體係、經濟生活以及首都的情況進行描述與分析：
政治體係厄爾—貝克利報道說，加納國王冬卡·麥寧“擁有很大的權力並希望像一個偉大的帝國的統治者那樣受到尊重”。國王被視為具有神性的人，他是作為一個族長來統治國家的。他的宮殿裏居住著一個大家族，有他的近親、奴仆和顯貴。他是索寧凱人諸部落的大酋長，又是軍事首領，還是宗教首領，支配著王城附近的聖林（王陵）的祭司們。他被認為是索寧凱人諸部落的保護神的子孫。西塞氏族的成員壟斷著宮廷和整個政治體係中的主要職位，各大臣和省督都是國王從西塞氏族成員中選任的。西塞氏族的圖騰祖先是蛇神瓦加杜——比達（Ouagadou—Bida），據說它在國王即位那天爬出洞穴享受祭品。厄爾—貝克利對加納國王冬卡·麥寧的裝飾和臨朝聽政的情況做了詳細描述：隻有國王和王儲有權穿裁剪和縫製的衣服，其餘的人則身上裹著一塊四角的棉布，富裕的人則裹一塊綢子或錦緞。國王穿戴得像婦女一樣，帶著項圈和手鐲。當他接見自己的人民，傾聽他們的訴訟，為他們主持公道的時候，他坐在一個圓錐形茅屋宮殿裏。宮殿周圍繞著一圈像圍牆一樣的籬笆，院子裏拴著一些披金製馬衣的馬匹。國王“把他的馬匹拴在沉重的黃金樁上”，以炫耀其擁有的財富和權力。國王的身後，站著10個手執盾牌和鑲金寶劍的侍從，他的右邊是在其宮廷中作為人質的藩邦國王們的兒子。他們都穿著華麗，頭發中間編入黃金。王城（叫作“加巴”al—Ghaba，意思是“洞穴”）的總督和宮廷中的諸大臣坐在國王前麵的地上。宮門由良種狗守護著，它們從不離開王座所在的地方。這些狗都戴著金製項圈，項圈上懸垂著一些裝飾品。國王到來的時候，擊鼓升堂，他們把這種鼓叫作“得巴”，是用一塊鑿空的大木頭做成的。民眾一聽到這種鼓聲，就聚攏到這裏來。當他們來到國王麵前時，都一齊跪下並用塵土撒在自己頭上，這是他們朝見國王的禮節。
當國王要死的時候，就用木頭建造一個圓頂的陵墓。國王死後，人們把屍體放在陵寢內一個用毯子和墊子鋪成的台子上。在屍體周圍，放上死者的飾物和武器，以及他生前常用的餐具，裏麵盛滿食物。國王的廚師、司酒官和很多奴婢，也被置於其死去的主子的身邊。然後人們用織物和席子覆蓋在棺木上麵，貼著地麵層層縫合；接著用土隆起一個很大的土墩，土墩周圍挖一條壕溝，隻留下一條通道。每逢重大節日，就殺人祭奠已死的曆代國王。王陵位於王城附近的一片叢林裏，祭司們住在那裏為死去的國王做祈禱，並保護這片叢林，不準任何人入內。國王在這片叢林裏設有監獄，“隻要把什麼人弄到那裏去，那末誰也就不再提這個人了。”
王廷由高官顯宦組成，其中一些人是穆斯林和獲釋奴隸。每天早晨，國王親自在王城裏巡視。他騎著馬，在官員們的陪同下出巡，隨時準備傾聽他的溫馴的臣民可能發出的怨言，並當場為他們主持正義。
國王支配的財富主要來自稅收。他對進口的鹽、銅和其它商品征稅：對驢子運載的每一馱鹽入境征收1個第納爾，出境征收2個第納爾；入境的每一馱黃銅征收5個密斯卡爾（相當於1/8盎司黃金），每馱雜貨征收10個密斯卡爾。從這個國家的礦山裏挖出的天然金塊，全部歸國王所有，隻有金砂留給采金的平民。據說國王擁有一塊重達15公斤的天然金塊，它被嵌在國王的寶座上。
國王能夠動員一支由步兵和騎兵組成的龐大的軍隊，據說有20萬之眾，其中有4萬名弓箭手。京城一帶的索寧凱人居住區，由王廷直接管理。凡達到規定年齡的索寧凱人，必須服兵役。國王經常調兵遣將去征服周圍的小國，將它們淪為藩屬，或者去奪取黃金產地和擄掠奴隸。國王向藩邦征收貢賦，有時派出大臣，會同戍兵去監督藩邦國王，甚至取而代之。國王擁有一支強大的馬隊。《探索者史》依據口頭傳說，對這支馬隊做了如下描述：“數千匹駿馬俯臥在一張張席子上，脖子和腿上都係著絲綢帶子。每匹馬配備一個供排尿用的銅盆……每匹馬都由三個人負責照料：一人管喂養，一人管飲水，一人管排泄。每天晚上，國王高坐在他的紅色寶座上，在眾多侍從的簇擁下，俯視著1萬名被邀到王宮裏用餐的臣民們。”
京城風貌加納京城位於何處，在1919年以前學者眾說不一。《探索者史》的一個手抄本說：“他（國王）的城市的名稱叫昆比，是個大都會。”因此，考古學家梅西埃爾（BonneldeMezieres）於1914年要求當地人帶他去加納京城遺址，他被徑直地帶到了昆比—薩累。據他調查，“薩累”（Saleh）的意思是“聖城”，這樣就排除了厄爾—伊德裏西（AI—Idrisi）關於薩累是一個君主的名字的說法。從昆比—薩累這個地方的格局和廢墟的麵積來看，隻有這個地方才和厄爾—貝克利描述的情況相吻合。
厄爾—貝克利對加納京城的描述，有關穆斯林城區的情況，前已述及。關於王城，他告訴我們那地方距穆斯林城區有6英裏之遙，在這兩個城區之間住著當地的居民，他們的房屋是用石頭和金合歡樹的木頭建造的。兩個城區之間有一條大路相連。在王城裏，宮殿是由一座城堡和許多圓錐形茅屋組成的。城市郊區有很多供居民飲水用的甜水井，水井附近種植蔬菜。
1914年以後，考古學家梅西埃爾·托馬塞（Thomassey）和毛尼（Mauny）等對昆比—薩累做了多次發掘。他們在那裏發現了一片很大的居民點，遺留下來的殘垣斷壁是用一塊塊板岩建造的，以一種高度精確的幾何角度聳立著。牆壁外側用木柱支撐。街道中心是一個大廣場，次要的街道朝向那條向西南延伸的大街。屋內地麵都是用2米長的石板鋪的。有一座二層樓房子長達66英尺、寬42英尺，共有7間彼此相通的房間，有一架保留得很完整的梯子可以上下。另一幢更大一些，有9個房間，牆壁主要是用一塊塊石板似的片麻岩粘以泥膠砌成的，內側塗以一層黃泥。可以看得出，樓上是主人的生活用房，底層則用來開店和接待客人。房間的牆壁上有三角形壁龕，用於放置燈具和日用器具。顯而易見，這片居民點當年是一個商業城區。考古學者在這裏發現了大量的鐵器，其中有標槍、刀子、箭頭、釘子、鑼片、錘子、鑿子、鏈子、無腳杯、各種農具和一把剪刀；還有很多玻璃製的稱砣，顯然是用來稱金子的。此外，在這裏發現了許多地中海一帶生產的陶器的碎片，還有77塊彩石，其中53塊上鐫刻著《古蘭經》的經文，24塊飾有花邊。還發現了墓地和一些鐫刻著阿拉伯銘文的墓碑，並發現死者被頭朝東方放入墓穴。所有這些，都表明這片地方就是當年厄爾—貝克利筆下加納京城的穆斯林城區。然而，考古學家至今尚未發掘出王城和王室墓地，所以我們至今尚不能對加納京城做出更加全麵的描述。
藩邦當代學者普遍認為加納在其鼎盛時期是一個擁有眾多藩邦的帝國。阿拉伯地理學家雅古比於827年寫道：“加納國王是一個偉大的國王。在他的土地上有的是金礦，而且在他的管轄下有許許多多個王國。”主要的藩邦有南方的台克魯爾、索索、馬勒爾等，東邊尼日爾河中央三角洲上的一些王國，北邊的瓦拉塔（Walata）、奧達戈斯特（Awdaghost）等。
奧達戈斯特是加納諸藩邦中最富庶的一個。它是公元6世紀時柏柏爾人在一片綠洲上建起來的一個商埠。人們認為它與今天毛裏塔尼亞境內東塔幹特（Tagant）的台格道斯特（Tegdaoust）是一個地方。奧達戈斯特是柏柏爾人的一個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在今天的台格道斯特發掘出來的一些房屋的廢墟，表明那些房屋當年是被用作貨棧的。據伊本·卡爾東（IbnKhaldoun）說，9—10世紀時，柏柏爾人王公提科蘭（Tiklan）及其偉大的繼承人提魯坦（TinYeroutanTiloutan）將柏柏爾人聯合起來，建立了奧達戈斯特公國。厄爾—貝克利帶有幾分誇張地報道說，當時奧達戈斯特擁有10萬名沙漠行商和單峰駱駝，並迫使加納以外的黑人群體繳納貢賦。從10世紀末起，加納攻占了奧達戈斯特，在這裏設了一名黑人總督。
厄爾—貝克利告訴我們，奧達戈斯特生意興隆，“市場總是很活躍的。人群擁擠，喧鬧之聲震耳欲聾，以致於人們隻能勉強聽見身邊的人講些什麼話。買主以金砂付款，因為那裏沒有白銀貨幣。那裏有美麗的建築物和漂亮的住房。人口中的多數是柏柏爾人。”城市郊區有菜園，園中種著黃瓜；還有椰棗園和無花果園。這樣就在城市周圍形成一道阻擋沙漠侵襲的屏障。奧達戈斯特是一個重要的伊斯蘭教中心，那裏建有一座紮美式（djame）大清真寺，還有不少較小的清真寺。
奧達戈斯特之所以富庶繁榮，是因為它位於從北非的西吉爾馬薩（Sidjilmasa）南下越過撒哈拉沙漠的商道的南方終點，它北距西吉爾馬薩有2個月的路程，南距加納京城有15天的路程。
經濟生活加納的居民大都是農民，他們種植高粱、黍、小麥和棉花，采割樹膠和蜂蜜。農民們在收獲之後用糧食納稅。加納的手工業也頗為發達。北非商人到昆比去購買棉製品和鞋子，這些商品是由索寧凱人工匠製作的。厄爾—貝克利在講到尼日爾河流域的特蘭加城時寫道：“在那裏紡織名叫‘席皮亞’的布匹，這種布匹長寬各4肘。居民們並沒有多少棉花，但是差不多每家都有棉田。”
加納經濟的支柱是金礦的開采和對外貿易。黃金產自南方的加蘭（Galam）、班布克（Bambouk）和布雷（Boure）等產金區。國王對金礦的開采實行某種形式的壟斷，隻有金砂才能投入流通。金砂產出後，經萬加臘（Wangara）商人流入薩赫勒地帶的商埠。萬加臘人由於經常往返於黃金產地與昆比等商埠之間，與阿拉伯和柏柏爾商人之間聯係密切，所以較多地接受了伊斯蘭教。厄爾—貝克利說，加納最好的黃金來自吉亞茹（Ghiyaru）城，該城距加納首都有18天路程，是位於塞內加爾河上遊右岸的一個貿易據點，距今卡葉斯（Kayes）城不遠。這個城市的西邊是亞拉斯尼（Yarasni），那是另一個貿易中心。厄爾—貝克利沒有談到沿著昆比至吉亞茹和亞拉斯尼這條商路而居住的穆斯林社區，但是說到“當穆斯林進入他們那個地方時，人們給他們以尊重，不過二者的生活方式並不一致。”
加納的黃金可能在8世紀時就已大量輸出到馬格裏布。伊本·蒙卡爾（IbnHawkal）在講到734年一支阿拉伯軍隊深入到西蘇丹的情況時說：“他們滿載而歸，帶來許多黃金。”雅庫特在其《地名辭典》的“提卜爾”一條中，講到馬格裏布商人深入到加納的黃金產地進行“啞交易”的情況：“這（即提卜爾）是蘇丹人地域內的一個國家，稱為比拉德—阿特—提卜爾（金砂之國）。純金即由此運出。該地區位於馬格裏布以南。商人們從西吉爾馬薩出發，前往蘇丹邊緣地帶一個叫作加納的城市。……他們在前往加納途中經曆了聞所未聞的困難，……終於來到他們和金砂之國分界的地方。於是他們敲響隨身攜帶的大鼓，凡當地人民所住之處，都能聽到鼓聲。……商人們斷定那些人已經聽到鼓聲，於是就擺開各人所帶的貨物，各種商品分門別類地陳列。然後他們離開這個地點大約一天路程的地方，這時候蘇丹人帶了黃金來到這裏，在每一類貨物旁邊放上一定數量的黃金，然後離去。接著，商人們就來收起放在自己貨物旁邊的黃金，將貨物留下，最後商人們擊鼓離去。”他在“加納”一條裏說：“這是馬格裏布以南的一座大城市，和蘇丹人的地域相接。商人們集中到這裏，然後由蘇丹人的地域進發，到黃金之國去。”由此我們可以斷定，雖然在加納京城商品關係已經頗為發達，但在邊遠地區居民對商品交換還相當陌生，還處在“啞交易”的階段，啞交易這種方式見諸史籍者可上溯至法老埃及時埃及人在蓬特（Pount）所進行的貿易，古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曾記述過這種交易形式。
加納由於位於撒哈拉食鹽產地與黃金產地之間的連結點上，而從這兩種產品的交換中獲得了極大的好處，並促進了商品關係的發展。在昆比，加納的居民向馬格裏布商人提供的貨物有金砂、布匹、鞋子、奴隸等；而馬格裏布商人輸入的商品則有鹽、貨貝、珍珠、銅、生產工具等。馬格裏布商人獲利之豐，從伊本·豪卡爾記載下來的一件事可見其一斑。他說，在西吉爾馬薩親眼看見該城一個名叫薩杜恩（MohammedBenAliSadoun）的批發商開出一張4.2萬第納爾（約值200公斤黃金）的支票。西吉爾馬薩是澤納塔（Zenata）柏柏爾人的首府，位於南摩洛哥的塔菲拉勒（Tafilalet）地方。這位商人顯然是獲利於撒哈拉貿易。正是因為這種貿易極有吸引力，“所以長長的沙漠商隊，穿過撒哈拉大沙漠，來到加納，昆比就變成了阿拉伯商人和黑人商人交彙的一個樞紐。正是在這個時候，索寧凱人變成了商人，直至今天他們仍是商人。”
穆拉比德人崛起於塞內加爾河口一帶之後，於1054年奪取和洗劫了奧達戈斯特，城中一部分黑人居民逃往南方，另一部分則皈依了伊斯蘭教。20年後，阿布·貝克爾指揮的穆拉比德軍隊征服了加納，於1076年攻占昆比。伊本·卡爾東約於1400年記述了這一事變。他說：“加納王國在穆拉比德帝國開始強盛時已極度衰弱。（穆拉比德人）擴張其對尼格羅人的統治，蹂躪其領土，劫掠其土地，把‘吉茲亞’強加在尼格羅人頭上，並迫使他們納貢，還誘使許多人改宗伊斯蘭教。他們摧毀了加納國王的權力，征服了這個國家，使這個國家的居民淪為奴隸。”據12世紀時阿拉伯地理學家厄爾—祖赫裏（al—Zuhri）的報道，加納的人民在穆拉比德人占領期間改宗了伊斯蘭教。厄爾—伊德裏西說，12世紀中期加納國王及其人民都成了穆斯林。
穆拉比德人對加納的統治隻維持了11年。阿布·貝克爾於1087年去世後，加納重獲獨立。但是，穆拉比德人的入侵給加納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由於烽煙四起，戰火不熄，造成商路不通，加納的對外貿易和國家稅收受到致命打擊；由於穆拉比德人濫加放牧，水井失修，牧草消耗殆盡，造成沙漠南侵，農耕難以進行，甚至連京城昆比也日漸荒廢。在這種情況下，加納以前的藩邦紛紛叛離。總而言之，加納的崩潰之勢已成，往昔國勢昌盛的時代一去不複返了。
2.索索
曼丁哥人（Mandingo）包納分布於從大西洋到艾爾（Air）的蘇丹—薩赫勒地帶以及向南深入到貝寧灣（theBightofBenin）森林中的一係列族體及其支係。在12世紀初，曼丁哥人的居住地遠沒有今天這樣廣大。當時能夠識別出來的族體主要有三個：加納的創始者索寧凱人（薩拉科勒人），他們基本上居住在瓦加杜（奧凱爾Auker）、巴卡努（Bakhanu）和卡尼亞加（Kaniaga）；往南是索索人（Soso或Sosso），他們居住在庫利科羅山（thekulikoromountains）腳下，以索索城（thecityofSoso）為首都；再往南是馬林凱人（Malinke）的居住地，位於坎加巴（Kangaha）和錫給裏（Siguiri）之間的尼日爾河上遊盆地。當加納受到穆拉比德人的一再侵略的時候，索寧凱人紛紛逃離其祖居地瓦加杜而同尼日爾河沿岸的居民混合了起來，在那裏他們創建了新的定居點。對黃金的尋求導致他們向南挺進到森林的邊緣地帶。可以肯定，15世紀時臻於鼎盛的傑內城（thetownofJenne），最早是由索寧凱商人創建的，在時間上大概要先於阿拉伯人抵達那裏之前許久。20世紀70年代的考古發掘資料表明，被叫作“傑內—傑諾”（Jenne—Jeno）的舊城，其早期曆史與9—10世紀以來以阿拉伯人為主導的穿越撒哈拉的貿易沒有直接關聯，因為傑內—傑諾的最古老的居民點上溯到了公元前3世紀，是由農民、牧民和鐵工（iron—workers）創建的。除了尼日利亞的包奇高原（theBauchiPlateau）外，傑內—傑諾老城是那個時代西非唯一的金屬製作的地點。公元1世紀起稻子在這個地區得到了種植，因此非洲品種的稻子的種植至少可以上溯到那個時間之前很久，這樣就否定了非洲種植的水稻是從亞洲引進的這一理論。
後來人們為什麼要離開傑內—傑諾而聚居到傑內新城去呢？據一些學者的分析，可能是舊城裏的穆斯林商人更喜歡使他們自身與異教徒分離開來而造成的。大約到公元800年，該城已經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貿易中心，與西蘇丹和薩赫勒地帶各地區保持著密切聯係。它主要進口銅，而以從南方運來的黃金、柯拉果和鐵與之交換。11世紀末昆比—薩累衰落之後，直至1235馬裏帝國的創始人鬆迪亞塔（Sundiata）登基，在這60年裏，由於隻留下來很少一點關於西蘇丹的文字資料，所以我們對西蘇丹的曆史所知不多。根據口頭傳說，我們知道昆比的陷落引發了一連串的戰爭，並在索寧凱人當中引發了人口的遷徙。在穆拉比德人攻占加納以前，昆比的索寧凱商人中已有許多人皈依伊斯蘭教，但是其餘的人則試圖保持其傳統的宗教信仰。複雜的鬥爭造成了這個省同那個省的不和，而在同一個省裏，這個氏族則同那個氏族不和。瓦加杜這個中央省份被內部傾軋所撕裂；對傳統宗教仍保持堅定信仰的索寧凱人群體，逃到了麥馬（Mema）省並定居在那裏；類似的鬥爭則將卡尼亞加省的居民分裂開來。馬哈穆德·卡迪（MahmudKa’ti）寫道：“在卡尼亞加有一個古老而重要的城市，它很早就在紮臘（Zara）建立了起來並被用作省會；它被叫作薩因·代姆巴（SainDemba）；它是迪亞富奴（Diafunu）的人民——叫作迪亞富奴凱人（Diafununke）——的主要城市。……正是在加納帝國被摧毀之後，紮臘被建立起來了。帝國的一些居民遷徙到了庫薩塔（Kussata），並被稱作庫薩人（Kussa）。其它一些人則去了紮臘；他們被卡尼亞加·法潤（KaniagaFaren）所征服，法潤奪取了他們的王國並製服了阿拉伯人，而這些阿拉伯人曾使圖圖梯（Tututi）、提席特和塔卡納加（Takanaga）諸地歸屬於他們。”紮臘王國（迪亞拉）投入了反對法潤統治的鬥爭並開始同正在擴張的索索發生衝突。
紮臘王國的霸權從1180至1230年持續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在12世紀末，康泰王朝（Kantedynasty）領導下的索索人（theSosopeople）作為反穆斯林的勢力而崛起。索索人是馬林凱人的一部分。按照口頭傳說，其首都所在地索索位於庫利科羅（Kulikoro）地區巴馬科（Bamako）以北80公裏的山裏。索索人與馬林凱人隻有一點不同，即前者堅持其祖先傳統，對伊斯蘭教持敵視和反對的態度，而後者則皈依了伊斯蘭教。索索人是專門的鐵匠，並以職業為界限形成一個內婚群體。從12世紀中期起，索索人試圖反對伊斯蘭教和攫取索寧凱人聚居的地區。據傳說，索寧凱人的迪亞利索氏族（theSoninkeClanoftheDiarisso）甚至在昆比衰落之前就已經擺脫加納而獨立，康泰則據有索索和卡尼亞加而建立了一個新王朝。索索王凱模科（Kemoko）把索索和卡尼亞加統一成為一個單一的王國，其子蘇曼古魯·康泰（Sumaguru，或蘇毛洛Soumaoro）登基後則繼續了他的征服事業。據德拉福斯（Delafosse）編定的馬裏編年史，蘇曼古魯的生卒年份為1200—1235年。這位新國王征服了索寧凱人的省份，並進攻了曼德（Mande），受到曼德國王的激烈反抗。據說他曾9次攻破並劫掠了曼德，而每一次馬林凱人都重整旗鼓，進行反攻。曼德國王納雷·發·馬幹（NareFaMaghan）死後，其長子曼薩·丹卡讓·圖曼（MansaDankaranTuman）有意與索索媾和，將自己的妹妹納納·特裏班公主（PrincessNanaTriban）嫁給蘇曼古魯為妻。
傳說強調蘇曼古魯是一個法力無邊的魔法師和巫師，稱他為巫師國王（theSorcererKing）。他曾試圖強行製止索寧凱人的奴隸貿易並堅決反對伊斯蘭教。他征服並處死了9個國王。他的殘暴統治不止一次地引起“曼丁卡人”（the‘Mandinka’）的反叛。他們籲請曼德的曼薩·丹卡讓·圖曼率眾起義。但是由於擔心蘇曼古魯報複，這位曼德的國王向南逃入森林地帶，在那裏建立了“救星之城”基西杜古（Kisidugu，the‘CityofSalvation’）。於是起義者轉而籲請納雷·發·馬幹的第二個兒子鬆迪亞塔出麵指揮。1235年，鬆迪亞塔率軍與蘇曼古魯決戰於庫利科羅以北的基裏納，蘇馬古魯兵敗身亡，索索國的領土被納入馬裏帝國的版圖。
3.台克魯爾
台克魯爾（Takrur）是西蘇丹最早的王國中的一個。14世紀以後，阿拉伯文獻中往往將整個西蘇丹叫作“比拉德·厄爾—台克魯爾”（Biladal—Takrur），而將西蘇丹的穆斯林統稱作“台克裏爾”（Takrur），意思是“台克魯爾人”。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台克魯爾最早改宗伊斯蘭教，並曾一度在經濟上居西蘇丹諸國之首的緣故。
台克魯爾的情況由厄爾—貝克利第一次介紹給阿拉伯世界。這位阿拉伯地理學家指出，台克魯爾是塞內加爾河畔的“一個鎮子（town）”。12世紀中期，厄爾—伊德裏西對台克魯爾的國王的描述是：他是一個獨立的君主，擁有奴隸和軍隊，以果斷、堅定和公平決斷而聞名於世。來自馬格裏布的商人頻繁地來到台克魯爾，帶進來呢絨、銅和玻璃珠，輸出黃金和奴隸。在台克魯爾以東，塞內加爾河畔座落著另一個重要的商業城鎮錫拉（Sylla），它是台克魯爾的一個屬國。“其人民是被沃爾·迪亞比改宗的穆斯林。錫拉的國王同他自己的那些城鎮和加納之間的土地上的異教居民進行戰鬥。”
伊本·賽義德（IbnSa’id）寫於1240年的書告訴我們，台克魯爾的居民分為兩部分：定居者和遊牧者，即圖庫洛爾人（Toucouleur）和富拉尼人（Fulani）。在安琪利諾·杜爾塞爾特（AngelinoDulcert）於1339年畫成的那張地圖上，標以“菲勒”（Felle）和圖科洛爾（Tochoror）之名的，就是指這個地區。
有關台克魯爾的早期曆史的全部文字資料僅此而已，而剩下的就得靠口頭傳說來填補。富拉尼（theFulani）人的先民可能是在台克魯爾的第一個統治王朝，即迪亞奧果（theDye’ogo）王朝時期來到富塔的，據說迪亞奧果具有白人血統。當時謝列爾（theSerer）人居住在富塔，他們成了迪亞奧果的臣民。迪亞奧果在公元第一千紀末期確立了對整個富塔的統治。在10世紀，迪亞奧果王朝被一個新王朝，即馬納王朝（theMannaDynasty）所推翻。新統治者是尼亞科哈特氏族（theNyakhateClan）的一支，該氏族是加納和富塔之間的薩赫勒地帶的一個索寧凱人國家迪亞拉（Dyara）的統治者。沃爾·迪亞比（或沃爾—恩迪亞依）是台克魯爾的第一個穆斯林國王，死於1040或1041年。厄爾—貝克利視台克魯爾為一個蘇丹人的、黑人的王國。
正是在那個時期，台克魯爾的人民圖庫洛爾人變成了熱情的穆斯林。來自撒哈拉柏柏爾人日益增長的壓力推動著蘇丹人向南遷徙到塞內加爾河以遠地區。在這一過程中，在同一群體內部出現了圖庫洛爾人、沃洛夫人（Wolof）和謝列爾人之間的差別，後二者未皈依伊斯蘭教，其中沃洛夫人在14世紀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卓洛夫（Jolof），而謝列爾人的國家組織發展比較遲。
富塔的馬納王朝在11和12世紀是依附於迪亞拉的統治者的。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台克魯爾早在11世紀中期就已經擺脫加納的統治，因為沃爾·迪亞比作為一名虔誠的穆斯林參加了穆拉比德人發動的聖戰，其子拉比或拉巴（LabiorLaba）繼續同穆拉比德人結盟並站在他們一邊，於1056年同高達拉人（Godala）打仗。台克魯爾控製了塞內加爾河，並事實上壟斷了加蘭（Galam）的黃金產地，一度取代昆比成為貿易中心。厄爾—伊德裏西認為台克魯爾是12世紀時的一個強國，其在塞內加爾河流域的權威是無可爭議的。它兼並了巴裏薩（Barissa）城，又控製了奧裏爾（Aoulil）的鹽礦。在加納之後，台克魯爾成了最為12世紀時的阿拉伯人所知曉的一個王國。其商人超過了加納的商人，因為後者受阻於瓦加杜、巴科胡奴（Bakhunu）、卡尼亞加和麥馬等相互敵對的索寧凱人省份之間的內戰。上溯至鞏迪奧儒（Gondiouru，位於卡葉Kayes地區）的塞內加爾河可通航的河段，在交通上有利於從台克魯爾來的商人從事奧裏爾的鹽與巴裏薩以遠的黃金的交換。
越來越確鑿的證據表明，在11世紀末和12世紀中期的某個時候，台克魯爾臻於鼎盛。在索索和馬裏顯露頭角之前，台克魯爾在經濟上處於領先地位。柏柏爾和阿拉伯商人川流不息地來到桑加納（Sangana）、台克魯爾和錫拉等城鎮。昆比衰落之後，黃金貿易並未中止，而是由台克魯爾暫時填補了由昆比留下的真空。在台克魯爾，也跟在昆比一樣，形成了一個柏柏爾和阿拉伯人的社區。但是，台克魯爾隻是滿足於將其影響在塞內加爾河盆地擴展開來，而沒有投身到索寧凱人、馬林凱人和索索人爭奪霸權的鬥爭中去。
4.迪亞拉
13世紀迪亞拉變成了馬裏的一部分。它可能是作為馬裏的藩邦，將其影響擴展到了台克魯爾。伴隨著加納和索索滅亡之後索寧凱人請群體向塞內加爾河穀的遷移，索寧凱人和馬林凱人在富塔的影響變得越來越大。富塔在來自各個方麵的壓力下，顯得動蕩不定。這些壓力來自北方的柏柏爾人和摩爾人（Moors），東方的索寧凱人和馬林凱人，南方的沃洛夫人、謝列爾人以及逼近岡比亞河上遊的馬林凱人。在14—15世紀，口頭傳說記錄了一係列急劇的王朝變遷，所有的變遷都同來自富塔外部的侵略相關連。具有索寧凱血統的馬納王朝被具有謝列爾和馬林凱混合血統的冬迪翁王朝（thedynastyoftheTondyon）所推翻，冬迪翁王朝又被拉姆—泰爾姆斯和拉姆—塔加（Lam—TermesandLam—Taga）這兩個來自霍得赫（位於加納首都正西）的族群建立的王朝所取代，他們大概是富拉尼人（Fulani）和柏柏爾人的混血種。據推測富塔已變得支離破碎，被幾個各自統轄著小小的酋長國的王朝所分割，沃洛夫人的卓洛夫國成長起來以後，也在15世紀後期在富塔分得一杯羹。而在這個時期，迪亞拉王國深入到了塞內加爾河的右岸。
迪亞拉王國的中心在金給（Kingui），即現在的尼奧羅（Nioro）一帶。根據口頭傳說，它是在加納王國垮台之後，由尼亞科哈特人（Nyakhate）的索寧凱氏族建立的。迪亞拉起初大概是卡尼亞加的索索人的藩邦，後來則被置於馬裏的統治之下。作為馬裏的臣屬，尼亞科哈特人被允許繼續治理其王國。在那時，尼亞科哈特人甚至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了卡尼亞加、台克魯爾和其它毗鄰的省份。
到14世紀末，尼亞科哈特人統治被迪亞瓦拉王朝（thedyn-astyoftheDyawara）取代。據口頭傳說，迪亞瓦拉人趁馬裏內亂之機殺死了馬裏駐迪亞拉的代表，並使迪亞拉獨立。沙漠商隊川流不息地來到迪亞拉，其首都成了一個商業中心。迪亞拉的軍隊以騎兵為主幹，顯示了迪亞瓦拉人的強大。從16世紀後期起，持續不斷的內戰削弱了迪亞拉王國。1754年，被卡阿爾塔（Kaarta）的班巴拉人（Bambara）滅掉。
馬裏帝國興衰史
馬裏原是尼日爾河支流桑卡拉尼河地區的一個小酋長國，由說曼丁哥語的凱塔部落組成。當代多數學者都認為厄爾—貝克利於12世紀時提到的馬勒爾王國就是後來發展成為馬裏帝國的那個國家的早期形態。厄爾—貝克利說：“被叫作囊加爾馬塔（Nungharmata，即萬加臘人）的阿傑穆黑人（theAdiemmblacks）是商人，他們將金砂從艾爾塞尼（Irseni）轉運到別的國家去。在這座城市的對麵，（塞內加爾）河的另一岸，是一個大王國，其疆域之寬廣有8天的路程，其君主冠以‘杜’（Dou，或‘鐸’Do）的頭銜。這個國家的人民在戰場上用弓箭作戰。該國以遠是另一個叫作馬勒爾（Malel）的國家，其國王的頭銜是‘厄爾—穆斯裏馬尼（al—Muslimani）。”一個世紀以後，厄爾—伊德裏西告訴我們，在巴裏薩（Barissa），即厄爾—貝克利所說的艾爾塞尼以南，那裏是萊姆—萊姆（Lem—Lem）人的國土，受到過台克魯爾和加納人的襲擊。他提到那裏有2座城市，即馬勒爾和鐸（Do），其間相距4天的路程。他還注意到萊姆—萊姆人在臉上刻標記或將麵部劃傷。從厄爾—貝克利和厄爾—伊德裏西談到的馬勒爾和鐸的地理方位來判斷，這兩個國家在塞內加爾和尼日爾兩河上遊的河間地區。這是有關馬裏王國的最早的曆史記載。
有關馬裏早期曆史的口頭傳說，都是以鬆迪亞塔（Sundiata）為核心人物展開的。這些口述史料確認，最初存在著兩個分立的王國，一個是鐸，另一個是基裏（Kiri）或曼德（Mande）。“曼德”後來被用來稱呼整個馬林凱人地區。鐸或鐸杜古（Dodugu）王國的居民屬於貢德部落（theCondetribe），而科納特（Konate）和凱塔（Keita）部落則居住在以南的基裏（曼德）王國。卡馬拉（Camara）部落擁有錫比（Sibi）和塔蓬（Tabon）兩座城市，並逐漸征服了尼日爾河右岸；特拉奧雷（Traore）部落據有基裏的一部分，而其多數則住在後來被叫作甘加蘭（Gangaran）的那個省裏。
強盛的鐸杜古王國擁有12座城市，尼日爾河右岸有4座城市。因此，口頭傳說證實了文字資料的可靠性，即那裏有鐸和馬勒爾（即口頭傳說中的基裏）2個王國。馬勒爾統一了該地區之後，鐸這個名稱就消失了。厄爾—貝克利談到在昆比陷落之前馬勒爾的一個國王就已經皈依伊斯蘭教，伊本·卡爾東則記載了這個國王的名字：貝雷芒達納或塞雷芒達納（BeremundanaorSeremundana）。11—12世紀尼日爾河上遊所有這些小王國都被凱塔部落統一。國王貝雷芒達納皈依了伊斯蘭教並曾去麥加朝覲。我們設想這時鐸和基裏已成為一個單一王國。
凱塔部落相信他們是比拉利·布納馬（BilaliBunama）的後裔，此人被認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虔誠的仆人和穆斯林共同體的第一位報時人（muezzin）。其子拉瓦洛（Lawalo）定居於曼丁（Manding），並在那裏建立了基裏城。拉瓦洛之子拉塔爾·卡拉比（LatalKalabi），其孫是拉希拉杜爾·卡拉比（LahilatulKalabi）。拉希拉杜爾·卡拉比是赴麥加朝覲的第一位曼德國王，其孫馬馬迪·卡尼（MamadiKani）將統治區域擴張到鐸、基裏、巴科（Bako）和布裏（Buri）。馬馬迪·卡尼約於12世紀初在位。他有四子，其中一個兒子叫西姆蓬·巴馬裏·塔戈諾高科林（SimbonBamariTagnogokelin），此人的兒子是姆巴裏·奈內（MbaliNene），後者的長孫是納雷·發·馬幹（NareFaMaghan）。納雷·發·馬幹於13世紀初在位，當時索索正值鼎盛時期。他死後，其長子曼薩·丹卡讓·圖曼繼位，但是索索國王蘇曼古魯兼並了曼德，圖曼王逃往南方森林地帶。
在這種情況下，馬林凱人各部落擁立曼薩·丹卡讓·圖曼的同父異母兄弟鬆迪亞塔。根據口頭傳說，鬆迪亞塔的童年是不幸的，他長期癱瘓，其母索戈隆·貢德（SogolonConde）總是被妃嬪們嘲笑。他一學會走路就成了他那個年齡群體的領袖。他受到了曼薩·丹卡讓·圖曼的摧殘，結果他和母親、弟弟曼德·布加裏（MandeBugari）不得不亡命異國。沒有哪個馬林凱人酋長敢於給他們提供避難所，所以他們就去了加納並在昆比得到了接納。然而隻是在麥馬，他們才找到了安身之處。麥馬國王曼薩·冬卡拉（MansaTunkara）對鬆迪亞塔委以重任。流亡生活持續了許多年。在麥馬，曼丁哥的探子發現了他並向他轉達了馬林凱人各部落酋長對他的擁護。麥馬國王給了他一支武裝力量，他返回了故國。消息傳開後，馬林凱人各部落紛紛武裝起來，各部落將領與鬆迪亞塔在錫比平原（theplainofSibi）舉行了會議並結成同盟，鬆迪亞塔被推舉為聯合作戰司令。他在1220—1235年同索索王國展開了激烈的爭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