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留傳統土著土地關係的前提下，殖民當局使用經濟和超殖民地經濟結構的雛形經濟的權力，把西非仍然變成了自己的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到19世紀末，西非地區曾猖獗一時的奴隸貿易已呈強弩之末，但在西蘇丹內地家內奴隸製還廣泛存在。當時尼日利亞還有上百萬名奴隸，而法屬西非到1905年尚有約200萬名奴隸。這種狀況顯然不利於殖民地經濟的發展，於是殖民當局著手廢除奴隸製。1901年，尼日利亞英國當局發布公告，規定1901年4月1日後出生的所有兒童均為自由人；奴隸製的存在屬於非法；取消債務奴隸製。但該公告對奴隸主還是作出一些讓步，如不強迫奴隸主解放他的奴隸，奴隸隻有在遭受主人虐待時才可向英國駐節官申訴獲得解放。在黃金海岸，1874年，英國總督就宣布了內容相似的廢奴條例。從1887年起，法國殖民當局曾設立了一些“自由村”，以安置那些掙脫奴役枷鎖的非洲奴隸，僅在1905—1907年法屬西非就有約30萬奴隸獲得解放。
殖民當局為促使村社農民種植出口作物，采取了一係列經濟和行政措施。首先是以貨幣征收直接稅。英、法、德當局在其各自所屬的西非殖民地均按人或戶對土著居民征收高額貨幣稅，如在法屬西非殖民當局要求土著居民用法國貨幣交納1—3法郎的人頭稅。這樣，過去習慣於物物交換、與貨幣接觸甚少的非洲小農現在為獲得足夠的貨幣繳付稅款，不得不種植可在市場出售的出口經濟作物。其次是實行強製性行政手段。在英屬西非殖民當局把種植經濟作物作為農民擁有土地的必備條件。法屬西非則推行以行政製裁相威脅的義務作物製，如從1908年起象牙海岸農民必須種植一定數量的可可樹，否則就被處以罰款和監禁。再次是歐洲殖民當局為推廣經濟作物種植而采取各種支持、鼓勵措施，包括建立試驗站和苗圃、提供優良種籽和苗木、指導栽培技術、實行優惠貸款、提高收購價格等等。
到20世紀初，西非各地已初步形成以生產、出口單一經濟作物為特征的畸形的殖民地經濟結構。黃金海岸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可可生產國。1879年，提蒂·克瓦西從斐南多波島帶回一些可可莢，在阿庫皮姆的曼蓬試種成功。此後，黃金海岸可可種植麵積迅速擴大，1891年首次出口80磅，到1913年已達5.06萬噸，占世界首位。尼日利亞農民種植經濟作物已呈現地區專業化趨勢。棉花與花生的種植主要在北部，可可種植業幾乎全部集中在以阿貝奧庫塔為主的西部諸省，而油河地區仍是西非最大的棕櫚產品產地。1900年，棕櫚產品超過尼日利亞出口總額的80%。岡比亞則是西非的花生產地，1913年花生占岡比亞出口總值95%。花生也是塞內加爾輸出的主要商品，1880—1900年間在該地區出口商品中的比例由52%增至73%。
在西非，出口經濟作物主要由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種植。西非歐洲資本家主要通過控製流通領域剝削土著農民。大批來自利物浦、曼徹斯特、馬賽、波爾多和漢堡的英法德各貿易公司在西非各地操縱、壟斷經濟作物的收購與出售。它們一般不直接與非洲小農打交通，而是由當地的非洲人及敘利亞人、黎巴嫩人充當中間商，由他們將收購來的經濟作物彙集沿海歐洲人商站集中輸出。如在19世紀末，有20家英國商行在油河地區設立近60個商站，雇傭200名歐洲職員和約200名非洲中間商。該時期西非各地因廣泛種植出口經濟作物，傳統的糧食作物生產麵積大為縮小，不得不從海外進口糧食。當時塞內加爾每年輸入印度支那大米達1500—2000噸。大批廉價的歐洲日用品湧入西非市場，給西非原有的手工業以致命打擊，昔日著名的卡諾紡織業和塞內加爾土布業日趨衰落。歐洲壟斷資本家在西非低價收購當地生產的經濟作物，高價出售西非所需要的糧食、布匹等日用品。19世紀末，在歐洲每噸售價為520法郎的棕櫚油在達荷美卻以240法郎收購，在印度支那按每噸160法郎收購的大米在西非售價竟達350法郎。歐洲資本家通過賤買貴賣的“剪刀差”，攫取超額利潤。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西非農村社會開始發生由傳統經濟向殖民地經濟轉換的深刻變革，農村傳統的村社土地所有製日趨瓦解。首先，經濟作物的種植縮短或改變了維係土地公有關係基礎的休耕製和定期分配製，諸如可可樹這樣的長年生作物，農戶可以連續種植數十年而無需休耕。這就需要小農擁有土地的長期固定使用權，而長期使用權經過登記後往往變為所有權。其次，種植出口經濟作物提高了小農對土地價值的認識，土地通過出租、轉讓而日趨私有化。例如，19世紀末，阿庫皮姆的可可農開始向西邊森林地帶的部落首領購買或租借土地。他們通常集體購買一大片土地，然後按出資多少分得自己領有的一段土地。到1914年前，僅在阿基姆阿布庫瓦一地就有約800平方英裏土地轉賣給外地人，成為可可農的私有農莊。
殖民地經濟的另一個特征是歐洲資本家把西非各國變成自己的礦產原料產地。20世紀初，英國在西非殖民地實行租借法，迫使非洲酋長把蘊藏礦產的土地全部轉讓給歐洲各公司。黃金海岸金礦的主要產地在塔克瓦，1878年法商邦納特的非洲黃金海岸公司獲得了第一個租借地，開始運用科學方法采金。1900—1901年，來此采金的歐洲礦業公司不下300家，它們從當地酋長那裏獲得約4000塊租借地作為礦場，其中著名的阿散蒂金礦公司控製的采礦地麵積竟達2600平方公裏。歐洲租讓企業擠垮了非洲人慘淡經營的采金業。到19世紀末，加納人已被外籍礦業公司完全排擠出采礦業。1908年，塞康第到塔克瓦鐵路修成，大批采礦設備運入，黃金產量急劇提高，輸出量由1901年的6萬盎斯增至1914年的40萬盎斯，成為僅次於可可的第二大出口商品。1910年，歐洲人在黃金海岸的恩蘇塔開始采掘錳礦；1914年後每年輸出錳礦石約3萬噸。采錫業是尼日利亞采礦業的主要部門。1910年前後，歐洲人在包奇高原開始大規模開采錫礦，到1913年已有55家企業投資400萬英磅在此采錫。西非采礦業掌握在歐洲公司手中，土著居民往往被迫成為礦場的契約勞工。
西非殖民地經濟的第三個特點是加工工業極不發達。英、法、德資本家隻在沿海城鎮開辦了為數不多、規模不大的農副產品初加工廠，如榨油廠、軋棉廠、鋸木廠、碾米廠和棕櫚油、椰子幹、魚類罐頭加工廠等等，分別對花生、棉花、木材、糧食、棕櫚產品、椰子和魚類等各種農副產品在出口前進行初步加工，而將半成品運回歐洲，變成最終產品。1880年，法國人在大巴薩姆建立象牙海岸第一家鋸木廠；1890年，在塞內加爾建起擁有50名工人的當地第一家榨油廠。
為了暢通無阻地運出西非經濟作物產品和礦產原料，以及征服內地、維護殖民統治的戰略需要，19—20世紀之交，歐洲列強在西非修建鐵路、公路與港口。鑒於鐵路便於加強沿海與內地聯係，能夠有效提高運輸效率，特別是運輸軍隊及其設備的效率，英、法、德殖民當局均較重視鐵路建設。到1913年，英屬西非鐵路總長1405英裏，法屬西非鐵路總長1545英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屬多哥與喀麥隆鐵路總長分別達364.5公裏與340公裏。當時西非所有的鐵路均從沿海向內地輻射，往往有著特殊的用途。如洛美到阿內喬的鐵路被稱為“椰子線”，此外還有“可可線”、“棉花線”、“鐵礦線”、“棕櫚線”。西非內地還修築了許多通往火車站和水路碼頭的公路，新建和擴建了一批港口。這些近代交通運輸網都控製在殖民當局手中，並建立在大量役使土著居民無償勞動的基礎上。如法屬西非全境35000公裏的公路敷設和維修，90%是靠抽調勞役完成的。一切鐵路、港口均是借款建築的，借款利息多由當地居民以各種捐稅形式支付。殖民地經濟的發展、交通運輸網的建設，促使一批近代城市在礦區、貿易中心、鐵路與公路沿線以及沿海港口興起與發展。象牙海岸的布瓦凱（1896年）和阿比讓（1903年），尼日利亞的喬斯（1903年）、邁杜古裏（1907年）、埃努古（1909年）、哈爾科特港（1921年）和卡杜納（1913年）等城市，均是在這一時期建立起來的。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西非社會經濟開始劇烈變化的年代，原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逐漸被納入統一的、無所不包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
民族主義運動
19世紀末20世紀初也是西非社會階級關係的大變動時代。隨著殖民列強對西非的瓜分，非洲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即由傳統社會統治者（酋長、封建主或奴隸主等）與被統治者（農牧民、手工藝人、城鎮貧民、小商販、奴隸等）為主的矛盾逐步變成了西非各族人民同西方殖民者之間的矛盾。大體上，起初是傳統社會的上層領導各族人民反抗殖民侵略者。但隨著歐洲殖民者對西非地區政治統治的確立，原有的國家組織趨於解體，在實行直接統治的地區，原來的非洲國王、部落酋長等傳統首領被廢黜和放逐，殖民當局往往以一些並非出身於酋長和皇室家族的忠誠者取而代之，充當殖民機構的下屬官員，成為殖民當局的忠實走狗。而在實行間接統治的地區，殖民當局通常保留地方上傳統的首領及其權力，運用籠絡和威脅的手段促使他們馴服地成為殖民統治的地方代理人。他們不僅死心塌地為殖民當局效勞，而且利用最落後的封建奴隸製剝削形式對非洲人民進行殘酷剝削。當然也有一些傳統首領良知未泯，拒絕幫助殖民者欺壓本族人民，甚至積極投身於當地的反帝反殖鬥爭，1898年塞拉利昂的茅屋稅戰爭便是明顯一例。
經濟作物的種植、私有土地的增多、商品經濟的發展，使西非廣大農村形成一個數量龐大的小農階層，並開始出現兩極分化。這種現象在黃金海岸、尼日利亞等地最為明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黃金海岸的經濟作物產區出現了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和富農。富農中的許多人還經營商業與高利貨。自耕農，即耕種自己小塊土地的小農（可可農），擁有3—6英畝土地。他們地位極不穩定，或發財致富升為富農，或負債破產淪為租佃農。租佃農則佃耕地主或富農土地，其收成的2/3上交。被地主、富農甚至自耕農長期或臨時雇傭的農工，有的領取固定的月工資，有的按日計酬或計件付酬。
西非民族資產階級處在形成的早期階段。在尼日利亞、黃金海岸和塞內加爾等地出現了一些土著商業資產階級，有的充當歐洲商業公司的中間商，為歐洲商人收購經濟作物、推銷歐洲日用品。他們逐漸在沿海城市贏得一定的社會地位，力圖打破歐洲商業公司對殖民地貿易的壟斷。有的也向工礦業投資，開辦公司，但遭殖民當局和歐洲資本家的壓製和排擠。例如三個芳蒂企業家於1890年在奧布瓦西開采金礦，雇傭200餘名工人，不久即被英國人辦的阿散蒂金礦有限公司所收買。這些土著商業資產階級的力量還十分薄弱。
西非工人階級這時也已出現。最初的一批西非工人主要是在采礦企業、交通運輸部門、建築工地上從事雇傭勞動。在黃金海岸，他們大多是農場工人、礦工、鐵路工人、船夫、裁縫、建築工人、司機、機修工等。1900年，塞內加爾約有900名各類工種的工人（雜工不算）。
西非民族知識分子的出現是引進、推廣西方教育的結果。從19世紀起，歐洲殖民當局和教會出於殖民侵略和統治的需要，在西非建立了許多進行歐式教育的學校。1827年，英國行教會在塞拉利昂創辦福拉灣學院；1845年，又在巴達格裏創辦尼日利亞第一所學校。1857年，法國聖靈傳教會在達喀爾創辦小學、中學和職業學校各一所。1856年和1905年，法國與英國殖民當局分別在塞內加爾的聖路易和塞拉利昂的博城創辦酋長子弟學校，其目的是培養一批為其服務的土著名流。1909年，英國當局又在黃金海岸的阿克拉設立培訓師資的學院和工藝學校。19世紀下半葉，出現了一批受過西方教育、掌握一定的文化科技知識的近代西非民族知識分子，包括醫生、律師、教師、新聞記者、編輯、行政職員、公司雇員等，其中不少人曾到歐洲留學深造，他們逐漸聚合成一支為數可觀的政治力量。這些飽嚐種族歧視之苦的黑人知識分子較早受到近代資產階級民族民主思想的影響，許多人成為西非早期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骨幹。
西非淪為殖民地之後，酷愛自由的西非人民繼續開展反殖武裝鬥爭，例如1898年的塞拉利昂茅屋稅戰爭、1903—1904年的黃金海岸北方部落暴動、1906年的尼日利亞薩提魯起義、1907年的喀麥隆阿達馬瓦聖戰、1908年的象牙海岸巴烏萊人起義等等。這些鬥爭盡管采取中世紀的形式（如部落起義、伊斯蘭聖戰），是下層群眾自發性的反殖鬥爭，但由於西非社會性質的變化，這些鬥爭已帶有民族覺醒的特點，鬥爭目標主要指向殘暴的殖民統治。其中比較突出的是茅屋稅戰爭。1897年，塞拉利昂英國當局宣布，自1898年起在保護地征收5—10先令的茅屋稅，由各地酋長負責征收。但不少酋長堅決反對。1898年2月，洛科港東北地區有兩位酋長因不肯收稅而被逮捕，土著居民隨即揭竿而起。在德高望重的老酋長拜伊布裏赫領導下，起義者搗毀歐洲人的倉庫、商站、襲擊歐洲殖民者，重創前來鎮壓的英軍。5月，起義部隊逼近弗裏敦，英國趕忙從拉各斯調來援軍圍剿起義者。11月，拜伊布裏赫不幸被俘，後被放逐黃金海岸，眾多將領悉被處死。英國總督認為，這是“非洲人政治覺醒和保護財產意識日益增強的表現”。
從西非曆史發展的趨勢看，反殖鬥爭已是正在興起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
19世紀中葉，西非一些國家已經出現了一批早期民族主義思想家和活動家，他們著書立說，宣傳民族主義思想。詹姆斯·A.霍頓（1835—1883年）是塞拉利昂獲釋奴隸之子，曾在福拉灣學院就讀，後赴英國深造。他不但是一位頗有造詣的非洲醫生，而且通過對西非曆史和現狀的研究發表了《西非國家和人民》等著作，批駁歐洲種族主義謬論，宣傳愛國思想。被譽為“非洲民族主義之父”的愛德華·W.布萊登（1832—1912年）是西非傑出的民族主義思想家。自從移居塞拉利昂以後，他除了從事教育工作外，於1872年在弗裏敦創辦《尼格羅人報》，後又參與創辦《西非記者報》、《塞拉利昂每周新聞》、《拉各斯每周記事》等報刊。他著述甚豐，先後出版了《流血中的非洲人呼聲》、《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尼格羅人種》、《非洲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歐洲人到來之前的西非》等一係列著作，是係統提出非洲民族主義思想的第一人。他認為黑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曾以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為人類文明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他指出近代非洲的落後不是種族的原因，其根源在於歐洲人所進行的萬惡的黑奴貿易。他強調保持非洲黑人的特殊個性。他說道：“民族主義是一個自然法則，沒有一個獨特而有效的民族主義，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一個有影響的地位。”布萊登倡導的“非洲個性”或“黑人傳統精神”基本上包括三個因素：一是非洲人生活中的村社概念和非洲社會的和諧團結關係；二是非洲人跟自然界廣泛的和諧一致；三是非洲人在宗教信仰上跟神（上帝）的廣泛一致。由此他提出，“隻有在非洲，黑人的天分才能如實表現。”布萊登渴望在西非建立一個以非洲文化為基礎、汲取西方先進文明的非洲新國家，鼓勵克裏奧爾人非洲化，支持成立獨立的非洲基督教會。他的思想不僅極大地促進了西非早期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而且對西非現代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及其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
隨著早期民族主義思潮的傳播，西非出現了一批早期的民族主義的政治組織。1897年，黃金海岸一些知識分子和酋長、商人建立了保障土著居民權利協會，其主要領導人為兩位律師薩爾巴、海福德以及商人約翰遜。協會開展聯合鬥爭，兩次迫使殖民當局廢除旨在剝奪非洲人土地的《公共土地法令》，隨後在拉各斯和塞拉利昂分別成立了該協會的兩個分會。1908年，在反對當局征收自來水捐的群眾抗議運動中，拉各斯的兩位非洲醫生發起成立了保衛非洲人權利民族聯盟。在西非民族知識分子的領導和推動下，英屬西非特別是一些沿海城市的廣大群眾開展了反對殖民統治的鬥爭。1895年，拉各斯發生了抗征房捐和地產稅的示威運動，500名群眾參加遊行，迫使殖民當局取消了這兩項捐稅。1912年，南尼日利亞又掀起大規模群眾運動，抗議當局把北尼日利亞土地法推廣到南部各省。次年，由拉各斯知識分子與阿貝奧庫塔等地酋長組成的土著代表團前往倫敦抗議請願，使該法未能實施。
擺脫歐洲傳教士對基督教會的控製，建立非洲人自己領導和管理的基督教土著教會或教派，是民族運動的興起在宗教領域的反映。1891年，在布萊登的積極推動下，一些非洲基督徒由拉各斯商人科爾領導下成立了聯合非洲教會；1901年，它與1888年成立的約魯巴獨立土著浸禮會合並。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油河地區非洲部落中出現了一個由布雷德領導的“以利亞第二”教派，主張農民組織起來，驅逐歐洲殖民者，結果遭到英國當局的鎮壓。1914年，在象牙海岸等地掀起相當規模的哈裏斯運動。哈裏斯是一位利比裏亞黑人新教牧師，1910年因參加部落起義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創立哈裏斯教派，出獄後在象牙海岸南部傳教布道，宣傳非洲人之間是平等的兄弟般關係，抨擊殖民當局的黑暗腐敗，深為非洲農民所歡迎，1913年信徒發展到12萬人。後來遭到法國當局的鎮壓，哈裏斯也被流放。
法屬西非早期民族主義運動主要興起於塞內加爾。1912年，“青年塞內加爾”在聖路易創立，領導人為沃洛夫族的貴族迪奧普，其成員多為職員、教師、翻譯等受過教育的非洲人。這是個溫和的民族主義組織，並沒提出獨立的要求，隻是主張與宗主國的法國人享有完全平等的權利，支持非洲職員提高工資的要求。1914年，該組織推選塞雷爾族的布萊斯·迪阿涅參加議會選舉，迪阿涅以“爭取我們作為法國公民的權利”為口號，在該年4月16日以1910票競選獲勝，成為進入法國議會的第一位非洲人。他提出把沒收的土地歸還達喀爾居民，保證付給鐵路工人退休金。1916年9月，他又在法國議會中為達喀爾等城市的非洲居民爭得了擴大公民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塞內加爾也出現了反對法國殖民統治的伊斯蘭教穆裏底教團，它由沃洛夫族的一位伊斯蘭教隱士阿赫馬杜·班巴創建，主張保持傳統教規，抵製異教徒。其信徒從鄉村農民發展到城鎮勞工，1895年已達5000名之多，成為塞內加爾一支重要的反法力量。法國當局對之深為憂慮，曾兩次流放班巴，並迫害該教團成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西非開始出現最早的工人罷工。1890年，達喀爾、聖路易鐵路工人罷工。1897年，拉各斯工人為增加工資而舉行罷工，被稱為西非“第一次殖民地大罷工”。同時，西非工會組織也陸續出現。1912年，南尼日利亞城市公用事業工人在拉各斯成立第一個工會。1915年，塞拉利昂出現第一個鐵路工人工會。同年，黃金海岸也成立汽車司機工會，有會員近8000人。不過，此時西非工人階級人數不多，工會組織力量也比較微弱，工人運動尚處於初興的爭取經濟權利鬥爭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