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軍政權也和文官統治一樣，有比較激進的和比較溫和的之分。總的說來，它們在維護民族獨立、至少在維持短期穩定政局方麵起過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它們是借暴力維持統治，且缺乏治國理財的本領和經驗，軍政權的臨時性和過渡性就更加突出了。一般比較明智的軍隊領導人不僅把還政於民作為舉事旗號，而且也作為其施政綱領的組成部分。加納的羅林斯軍政權基本上也屬於此類。
五、非洲現階段的政治體製改革
由於受到國內外各種勢力的衝擊，自1988年底、特別是1990年以來，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浪潮猛烈衝擊著非洲大陸。從西非的貝寧到東非的莫桑比克，從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到南端的南非，從幅員遼闊的尼日利亞到彈丸之地的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要求結束一黨製和軍政權、開放民主、引進多黨製、尊重人權的政治運動方興未艾。與此同時，民眾還要求經濟自由化，並要求采取堅決行動來對付貪汙腐敗。因此，多黨製成為政權建設現階段的一股巨流。目前已有30多個國家（包括3/4以上的人口）走上或即將走上多黨民主製建設的軌道。這一浪潮還在發展，幾乎每天都有事件發生。非洲正經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易變期，人民還將遭受更多的苦難和折磨，但也不排除少數國家可能會向著由亂到治的方向發展，特別是一些有識之士，包括某些政治家在經曆這次浪潮的衝擊後，可能會在進一步總結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麵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探索出一種符合非洲實際情況的政權模式和發展道路。
非洲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始於1988年底，先是阿爾及利亞，爾後擴及到西非，最後衝擊到非洲大陸各個角落。參加者主要是城市居民，包括工人、中下級官員、自由職業者、學生及青年失業者，有些國家還有軍人或少許高級官員。運動的目標是反對經濟停滯和經濟危機、要求改善或至少能保持原生活水平不致下降。運動後來因反對黨派的推波助瀾而迅速轉變為政治鬥爭，即執政黨與反對黨派奪權與反奪權、分權與反分權的鬥爭。浪潮來勢之猛、時間之長、衝擊政府的合法性之廣泛，是1960年代獨立以來空前未有的現象。一批在爭取民族獨立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的、享有極高威望的、甚至被神化了的領導人，幾乎已成了人們回憶中的人物。1990年出席第二十六屆非統首腦會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就有8位未出席1991年第二十七屆非統首腦會議。這也是1963年非統成立以來罕見的事例。僅最近一兩年間，就有10位總統下台。這表明，非洲正進入一個一代新人換舊人的階段。
截至目前為止，非洲政權更迭一般有如下幾種類型：
一是靠槍杆子奪權。這類情況多發生在內戰的國家，即武裝反對派已兵臨城下，或者武裝反對派兵臨城下與城內民主化浪潮內外夾擊，實現政權更迭。如埃塞俄比亞門格斯圖、索馬裏西亞德、乍得哈布雷以及馬裏特拉奧雷等政權的垮台。
二是貝寧模式，又被稱為“文官政變”。所謂貝寧模式，就是在1990年2月以貝寧總統克雷庫為首的人民革命黨在局勢失控的情況下，由法國出謀劃策，通過召開有反對黨派參加的全國會議，並由反對黨派選出一名政府首腦主持臨時內閣，負責籌備立法和全國大選事宜，然後由選舉產生最高權力機構、總統和正式內閣。在整個過程中，全國會議是關鍵。由於反對黨派在推翻原政權或要求分享權力方麵目標一致，且在會議中票數占壓倒多數，又有社會上民主化浪潮的依托，它們對原當權派都進行無情的揭露與鞭撻，從而比較順利地奪權。這種模式始於貝寧，目前還在延伸和擴大，也備受西方的支持和鼓勵。如貝寧總統索格洛1991年訪美，禮遇甚高，布什親自接見，並讚揚索格洛是民主的“偉大捍衛者”，允諾向貝寧增加援助，其金額已從1990年的200萬增至800萬美元，另外還提供750萬美元作為第二期經濟結構調整之用，答應在今後五年內提供援款5700萬美元。布什還呼籲籲如紮伊爾、肯尼亞等非洲國家學習貝寧的榜樣。
目前許多非洲國家都采用貝寧模式進行政治改革。剛果、尼日爾、馬達加斯加等國已通過全國會議實現了最高權力的轉移，反對派推舉出來的代表擔任了過渡時期的總理，掌握了實權。多哥雖已實現了最高權力的轉移，但卻出現了事與願違的結果。由於臨時政府首腦約瑟夫·科菲戈欲奪取總統全部權力，並禁止原執政黨的活動，軍官集團出麵幹預，導致了總統、軍官集團及臨時過渡政府三方就分權問題重開談判，科菲戈不得不作出讓步，重新改組政府，權力已大不如前。剛果軍隊也反叛總理安德烈·朱隆戈，但他幸存下來了。紮伊爾蒙博托總統與反對派關於分權問題鬥爭激烈。蒙博托竭盡全力分裂反對黨派，鼓勵它們成立自己的政黨，僅臨時過渡政府就已進行了三次改組，對社會上反對他的遊行示威進行鎮壓。後在塞內加爾斡旋下，雙方達成初步和解，任命了新總理。喀麥隆執政黨已與反對黨派就召開全國會議達成了協議。
三是通過選舉實現政體改革，這類國家也各有不同情況。
通過選舉原執政黨仍繼續執政的國家，例如突尼斯、加蓬、科特迪瓦、塞內加爾、布基拉法索及毛裏塔尼亞等國，受民主化浪潮的影響，被迫進行某些政策的調整。
通過選舉，執政黨敗北、反對黨上台執政的，有貝寧、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讚比亞等國。阿爾及利亞原執政黨民陣在地方選舉及議會第一輪選舉中均告失敗，伊斯蘭救國陣線獲大勝，上台執政的格局已定。但由於軍隊出麵幹預，原總統沙德立被迫辭職，中止第二輪選舉，阻止了伊陣上台。
已決定引進多黨製、並確定了選舉時間的國家，有馬裏、安哥拉、布隆迪和肯尼亞等國。除安哥拉外，其他幾國都一次或兩次推遲了選舉日期。未確定選舉日期的，有塞拉利昂、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國。莫桑比克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同武裝反對派達成停火協議或和平協定。幾內亞比紹也開始實行多黨製。
規定了民主化的框架，使多黨製政權能在有秩序的和平環境中妥善地建立起來，這類國家有坦桑尼亞。軍政權更是如此。尼日利亞軍政權相當成功地控製了國家政局，宣布實行兩黨製，一個黨是中左派，另一個黨是右派，政府向它們提供活動經費及其他方便條件，目前兩黨已形成，總統選舉預定在1992年8月舉行，而大選則在12月。幾內亞軍政權與該國類似。加納羅林斯軍政權提出了還政於民、建立多黨製政權等一整套計劃步驟。目前它已成立了新憲法起草委員會，並準備在今年上半年對新憲法舉行公民投票，同時提出在全國協商會議召開前保持黨禁。
非洲民主化浪潮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也是國際大氣候的直接產物。
非洲絕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東風勁吹”的劇變的國際形勢中先後取得獨立的。民族主義和非洲社會主義兩麵大旗一直在非洲的上空飄揚。非洲國家無論是以社會主義，還是以資本主義為發展方向，都在政治上建立起高度集權的一黨製或軍政權，在經濟上建立起比較嚴格的集中管理體製。這樣的政權體製，在部族分裂、經濟落後、西方特別是宗主國為保護其傳統權益不斷施壓和破壞等曆史背景下，是非常必需的，也有利於推動曆史發展的進程。
但另一方麵，絕大多數國家沒有或完全沒有擺脫部族主義、地方主義的痕跡，它們大多憑借國家機器、特別是軍事力量，實行對人民和對其他部族的統治。政權的改變和領導人的頻繁更迭，在較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上層人物或精英玩弄“搶座位的遊戲”，沒有也不可能涉及到製度的變革。政權腐敗，兩極分化日趨嚴重，加上經濟政策方麵的失誤，如嚴重的對外依賴、對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重視不夠、人口增長率過高以及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而造成的貧民階層和失業群等等，導致了1980年代的生存危機和經濟危機。1980年代政策調整又大大超過了人民和社會的承受能力，人民生活降至獨立時，甚至低於獨立前的水平。非洲有600萬難民，還有數千萬人處於饑餓狀態。城市居民特別是工資收入者再也不能容忍那些侵吞公款、把贓物藏匿在外國銀行的統治者，也不能容忍那些總是迫使政府無休止地借款的外國人。他們紛紛走上街頭，發泄不滿和怨恨，並把矛頭對準了當權者。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對國家疲備不堪、專製腐敗以及當權者對人民的種種承諾不兌現而產生的厭煩、憤懣和絕望情緒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然也有反對黨派的利用和推波助瀾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1960年代以來，為爭奪非洲，美蘇兩霸都爭先恐後地向非洲提供數十億美元的援助，以求非洲形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從而使非洲生存活動餘地較大，極少數國家甚至借助冷戰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統治。
冷戰結束、東歐形勢劇變、蘇聯解體，不僅加速了非洲民主化和新自由主義傳播和實施的進程，而且由於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使非洲回旋餘地日益縮小。美國對非洲由過去阻遏、破壞蘇聯擴張為目的的政策轉變為把非洲納入其國際新秩序，即建立一個政治民主、經濟自由、人權和民主製度盛行而穩定的新世界的軌道。為此，西方特別是美國日益加緊強化強權政治，把西方的價值觀強加給非洲，把推翻集權或獨裁統治者作為國策，粗暴幹涉非洲國家內政（美國建立數千萬美元的促進民主化基金以支持各國的反對派），並把援助與民主化掛鉤，緊緊卡住非洲國家當權派的脖子。絕大多數當權派隻能在唯命是從和被拋棄這兩者之間作出抉擇。
紮伊爾原是美蘇兩霸爭奪的大塊肥肉，又是稱霸非洲的關鍵地區之一。它獨立伊始，美國就實行鯨吞紮伊爾的政策。第一屆政府總理帕特裏斯·盧蒙巴被殺害後，蒙博托一直被視為執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非政策的中心人物。美國先後提供30多億美元的援助（不包括軍火援助）。美、法、比三國至少三次配合行動，派兵前往紮伊爾幫助維持社會和法律秩序，穩定政局。冷戰結束後，美國對蒙博托政權日益冷淡。在1991年9—10月間軍民搶劫、社會動亂危及到蒙博托政權的統治時，美國助理國務卿科恩公開譴責紮伊爾政治腐敗、專製獨裁，要蒙博托下台。科恩說：“蒙博托應從過去擺脫出來，讓一個來自反對黨派的人擔任總理，以管理國家政治和經濟事務，特別要對蒙博托的經濟狀況實行監督。”法、比等國不僅中斷了對紮伊爾的經濟援助、軍事和技術方麵的合作，而且還以護僑、撤僑為名，派兵占領紮港口、機場、逼蒙博托讓權。
肯尼亞一貫以資本主義為發展方向，經濟發展較好，政局長期保持相對的穩定，被譽為非洲的“櫥窗”和“樣板。”美國原先一直把莫伊總統視為“最可靠的盟友。”。肯尼亞每年從美國和世界銀行等處獲得約10億美元的援助。但冷戰結束後，美借口莫伊政權缺乏民主、貪汙腐敗，特別是不滿意莫伊堅持一黨製，向肯尼亞施壓日甚一日，由一般指責發展到公開支持和援助反對黨派，由要挾減少援助發展到停止援助，由美國定調發展到西方集體譴責和停止援助。西歐共同體已通過決議，暫時停援為期6個月。英國《經濟學家》周刊1992年2月22日稱，“捐助者們以前的態度從來沒有這樣強硬過，提出的條件政治性也沒有這麼強。”在這種情況下，莫伊政府被迫接受向多黨製轉變，否則失去10億美元的外援，其經濟就可能運轉不靈甚至破產。
西方對肯尼亞、紮伊爾的政策是向全非所有國家發出的信息。據悉，歐共體已告誡馬拉維總統卡穆祖·班達，如果他不能滿足它們期望的東西，捐贈國可能會像對待肯尼亞那樣對待他的國家。英國已削減了對馬拉維的援助，由1000萬英鎊減少到500萬英鎊，以抗議班達政權忽視人權和容忍政府揮霍國家財產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