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C：我認為這個問題在於當人類製造第一塊石器的時候，這個石器能不能算是藝術。如果說不算的話，這個同步說就有問題，如果它算的話，應該就成立。（張：你覺得應該算是藝術嗎？）我認為不算，同步說是不能成立的。
同學D：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前提是能否與人沾邊，就是說在人類以前的東西是不是藝術？比如一個鳥窩。（張：那你覺得這個鳥窩是不是藝術？）我認為不是。
同學E：我認為這個理論是不成立的。
到此為止，我們會發現這個同步說是有問題的，它表麵上是一個真理，但卻是一個荒謬的真理。它的真理性在什麼地方呢？是它確實囊括了各種各樣的理論，但是它的荒謬也正在這個地方。一個概念的無限的包容將導致這個概念的失效和無意義。所以這個同步說是一個非常吊詭的說法，在這裏麵所提示的是一種對藝術本身沒有任何責任承擔的情況下，把它一網打盡。
那麼既然我們剛才找到的十種理論都不能說明藝術的起源問題，而且這個藝術起源和人類起源的同步說我們也把它放在一邊了，那麼，這個藝術是從哪兒來的呢？我們先不急於進行正麵接觸，我們看一下另外的一個說法。我們將看到中國元代的一個學者，叫做郝經，在他的個人文集《陵川集》中有這樣的一段話：以書為工，古與射禦並，故三代先秦不以為學，……後（魏晉）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專門書家，始有學焉。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文字所表述的意思，用我們今天的現代漢語來講，這個“以書為工，古與射禦並”就是說書法是一種功力的東西，是一個技藝達到的程度，所以“三代先秦不以為學”。到了魏晉的時候，“後寓性情、襟度、風格其中，專門書家，始有學焉”，這段文字說明了什麼道理？這個寓是藏的意思，是住的意思，比如我們今天說的公寓，是住人的地方。那麼書法裏麵住進去什麼東西呢？住進去了六個東西，是性情、襟度、風格在其中。為什麼說是住進去六個東西呢？我們可以看一下，性情是指什麼？對於一個古代的中國人來講，是把性情看得非常重要的，這個性情中的性不是性別之性、男女之性，而是你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的最穩定的那個部分，而情是你的變化。所以古人才講：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那麼這個人的命運要從骨法裏才能體現，而情緒呢可以通過麵部表情表現出來。所以性是穩定的，而情是不穩定的，是容色的東西。第二個，襟度。襟是什麼？這裏的襟指的是衣服的邊際，衣襟，度是程度。那麼就是說一個人衣服擺動的幅度就是他的襟度。那麼如果一個人走路是搖來搖去的的話，一看這個人就是性情遊移，有奸猾之嫌，是不可靠的人；而一個有涵養的人，衣襟是不會隨便亂動的。所以這個襟度指的是一個人的動作和動態。第三個是風格，這個風格和性情有接近的地方，風是流動的東西，格是你的氣局。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你的格調、性情和你的風度在書法裏麵得到表現，於是書法開始成立了。注意我們在這裏使用了“成立”這樣一個概念，那麼書法的成立有這樣一個基本的評判的標準。那麼我們為什麼選擇了書法？因為別的藝術方式在古代的文獻中沒有這樣明顯的提示出來，隻有在元代郝經的這個文章中明確的提出來了：專門書家，始有學焉。就是說書法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開始建立起來了。
那麼書法既然建立了獨立的學科以後，帶來了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我們講，這個時候書學開始成立，或者叫開始獨立。我們想象一下獨立以後，我們隻能說一種條件導致了它的成熟，我們很難說它起源於什麼。按照我們理論的慣例，對於書法來講，我們追問它的起源的話，我們換一種方式來思考。
比如我們今天有五個同學集資，注冊了一個設計公司，這些同學選擇了一個時間然後慶祝了一番，說一個公司成立了，但我們能否說一個公司起源了呢？肯定沒有辦法這麼來說，如果我們以後這個公司做大了，成為了一個設計帝國，你隻能說我們當時能具備這個公司的條件，我們沒有辦法去說一個公司的起源。你隻能說是誰提議的，這個提議能說是一個起源嗎？另外，起源更多的是指的一種自然狀態的描述，比如生命的起源，這個我們可以尋找到可以測量的指標。那麼也就是說起源隻針對一種生命體，生命的現象，我們說植物、人類的起源，今天我們基本上把人類的起源搞清楚了。最早起源於一種蛋白質、蛋白質逐漸變成了一種菌類，菌類漸漸變成了一種植物，植物逐漸變成了一種動物。我們可以看到人類起源的過程中有一條一條的鏈條，非常地清楚。但是對於一個公司、一個黨派可不可以這樣說？比如一個中國共產黨，有它的黨史，成立於那一年這一類的，但我們沒有辦法說它起源於什麼時候。起源指的是這個事情發生地最初的源頭因素，是個源點。上個世紀80年代有一個畫家，叫董欣賓，他寫了《中國繪畫六法生態論》，包括對偶範疇論，在中國美術界有較大的影響，他後來寫了一本書叫《太陽的魔語》，他執意於這樣一種見解，說人類的起源來自外星球。於是當我們說到起源的時候，說到源點的時候，就必然帶來這樣一種問題：就是它的本質。人類的本質是什麼？就是一種高級的生命形態，這個是沒有辦法法去爭議的，這是人類成為人類的本質之所在，你可以把它本質化，也可以進一步追問這個本質，於是它有了一個源點，那麼一個公司有沒有本質呢？我們想象一下，本質是不變的。我們是一個設計公司，那麼這個設計是它的本質嗎？我們把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黨派來判斷的話，它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這是它的本質。我們現在不作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判斷，我們隻是說一個黨派的一個概念，我們會發現在如果現在提共產主義的概念，提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終身，很多人都會覺得有點疑惑。為什麼會有疑惑感？就是人們發現意識形態裏的本質設定裏有一個問題，本質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它是穩定不變的，就是穩定性。當本質沒有一種穩定性的狀態或概念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討論它的。
我們已經講過既然藝術不是一種起源的話，我們把它放置為一種成立。而成立以後會帶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對於這些成立之前的東西應該怎麼辦？就像一個公司一樣，成立以後它要發展。但是對它之前的東西，對於成立之前的現象，應該怎麼來處理？或者說一個特別的現象它具備一種藝術的可能性的時候，在這裏麵應該做一種什麼樣的儀式？在這個過程中我想到了另外一個情況，還是和中國共產黨有關係。比如有一個人，他寫了入黨申請書，由於組織上的考驗，老是不能被批準，被認為有很多的毛病。突然有一天他路過一個水塘，看到一個小孩掉到水裏去了，於是這個想要入黨的人就跳到水中，把這個小孩救了上來，而自己由於筋疲力盡，死在了水裏。後來怎麼辦呢？一翻檔案，發現這個人一直有進步的要求，一直要求加入組織。但現在這個人已經死了，怎麼辦呢？所以中國共產黨有這麼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策略，叫作“追認”。什麼叫追認呢？我開始一直不太清楚，他死掉了你能把他追回來嗎？肯定不能，但是這個“追認”本身很有意思，它變成了一種儀式，成為一種命名。所以中國共產黨這個追認行為本身包含了一種很深的哲理性，就是一個命名的問題。命名有正度命名和負度命名。什麼叫正度命名，你在這個事情的發生過程之中，給它一個名義。一件事情發生了，然後覺得這個事情和一個概念有很多相近的地方，所以就有了一種負度命名，於是一個最有意思的概念：“追認”出現了。當然我們不去判斷一種意識形態的價值，我們隻是中性的參照這個行為本身，確實包含了很多智慧性的東西，它有一個很深的哲學性的原理在裏麵。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剛才我們談到有關藝術起源的十幾種理論的時候，它們都沒有解決藝術起源的問題，但是解決了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就是“藝術是什麼”這個問題。藝術可以是模仿，可以是遊戲，可以是巫術、勞動，也可以是自然、是意識的衝動。所以藝術起源的理論在藝術沒有起源的時候，在“起源”失效的時候，卻放大了藝術的定義，所以這裏是一個意義的放大。藝術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放大了它的意義。就在放大的過程中意義不斷地產生了變異，就是意義產生了彎曲。那麼意義的彎曲是怎麼來的呢？我們還是以書法作為例子。書法史上有一個書聖叫什麼名字？就是王羲之。既然郝經講的這個概念是以王羲之作為標準的，這個我們很容易理解。那麼王羲之是被誰塑造成了書聖呢？是唐太宗李世民。因為唐太宗非常喜歡王羲之的字，比如大家熟悉的“蕭翼計賺蘭亭序”的故事。後來唐太宗把真正的《蘭亭序》帶到了他的陵墓裏，留下的隻有褚遂良和馮承素所摹寫的兩個摹本。於是唐太宗建立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神話，我們用贗品構建了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典範。
後來五代時期，南唐後主李煜有一個大臣，書法很好，於是李煜就問他，說你的書法如此的精妙，為什麼不能達到二王的高度呢？這個大臣回答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話，說“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臣法”。所以逝者已矣，無以可追，所以隻能去“追認”。可見，王羲之的“書聖”的位置，也是追認而來的。到了後來蘇軾不滿意這一點，他說過這樣一句話，說“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就是說天下的能工之事已經到達了極致了。這說明書法到了宋代時，它的評判標準已經發生了變化，從以王羲之為標準的這樣一個依據，開始走向了對一種審美趣味的叛離。
於是後人做了這樣的一個總結，說魏晉時期書法尚韻，唐代書法尚法。魏晉時期的這個韻是說裏麵包含了無窮的韻致，韻很容易和氣這個字聯係在一起。崇尚韻致，這個與“氣”還不一樣，為什麼呢？在中國古代美學裏麵，氣韻是最重要的一個範疇。唐代尚法，什麼法？就是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法度。但是法度的背後是什麼呢？是一種狂放的對法度的反動。所以中國書法史上最放逸性的書寫也產生在這個時代，就是張旭和懷素，他們的書法被稱之為“狂草”。唐代之後，狂草這個概念一直沒有被人再撿拾起來，為什麼？因為狂放的書寫需要一個張力，就是唐代那種極致的法度做一個對立麵，所以使得書法進行了一種美學上的調節。這個時期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像張旭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書，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草書益進，他們的書法和自然地關係是很密切的。
那麼到了宋代，書法又轉移了它的崇尚性，宋代書法尚意。意就是一種味道、意趣。相傳一次宋徽宗問米芾，蘇、黃、米、蔡各有什麼樣的特點。米芾說蘇軾的字是畫出來的，黃庭堅是描字，我自己是刷字，是刷出來的。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宋代的書法開始強調一種個體書寫方法的變化。還有一個有趣的爭論，黃庭堅說蘇軾的書法是“石壓蛤蟆”，而蘇軾說黃庭堅的字是“死蛇掛樹”。我們從這種嘲諷性的語言中能撲捉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特點，就是說宋代的書法家開始有意識的模仿自然裏的種種意態，所以它充滿了一種意味。意味是什麼？就是一種內容、一種趣味和意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