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張強《中國畫學》叢書的訪談
張強/傅京生
時間：2005-03-25
地點：北京—重慶
形式：傳真
一本書，一套叢書，刊行麵世後，它就會“生活”在它誕生之後的文化空間，四川美術學院當代視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張強教授的《中國畫學》叢書出版後，作為參與此書撰寫的作者，我深知這套叢書的學術分量和價值所在，但我還設想了這套叢書一旦“生活”在當下文化空間的“生存狀態”，於是，就有了如是對話。
——訪談手記
1.河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這套《中國畫學》，通讀一遍，總的感覺是體係過大，恐怕因學術準備倉促而會引起學術界大多數專家學者的詬病。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方法論上另起爐灶，與現行的學術規範多少背道而馳。按現行的學術習慣，一套叢書，基礎理論研究就是“基礎理論”研究，藝術形態學研究就是形態學研究，二者不宜混雜在一套叢書中，但現在這套叢書，有些“拚盤”、“雜燴”的感覺，這之中是否有什麼價值指向上的意圖？是否另有什麼奧秘？譬如，與中國古代的混沌思維、空無思想或西方後現代解構思潮有什麼關聯？
張強：我以為體係本身沒有大小的問題，隻有“有無”能力把握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老子五千言《道德經》的體係是大是小呢？我之所以舉出這個極端的例子，原因在於結果的呈示。至於說到所謂專家為此而“詬病”，那是與我無幹的，因為我不是為了“學術界大多數專家學者”的情緒而進行研究並寫作的，我隻忠實於我的心靈。因為我覺得遠比忠實於那些中國畫的專家的情緒要可靠得多。其實，有關本書的“方法論”問題，是我在主編並親為撰寫過程中，所苦心經營的核心部分。因為我發現，其實，說到底，任何學術的起點是“方法論”，而其終點也是在於“方法論”！這是因為所有的學術研究，必定以方法切入問題的角度，才會顯現其論述的可能度——也就是其學術的價值所在。就所謂的史料的運用而言，如果最終不能夠指向問題的考掘，那麼，史料也就成為一堆非生命的無機物而已。所謂的“學術規範”在我看來，應該是“著述”者主體在著述過程中的“消隱”，在論述的方法上顯示出其獨立存在的身份和意義。而至於說到著作是否必須引用“原著”，以及在引用過程中所遵循的原則，還有寫作的格式，則不過是在技術層麵上的東西。嚴格地講這還不是“規範”層次。說到“學術規範”的問題，我一直主張在論述上的樸素直觀，保持書麵語言的感覺，排斥情緒化，以理性的表述和邏輯的自然延伸，抵達最終的結論。在這方麵，倒是一些善於調用大量史料進行敘述的“學者”在其著作中，不斷地夾雜著各種情緒化的“口語”，動輒“我認為”、“我堅持”、“我的看法”，反倒是違反學術規範。同時，從深層上來理解“學術規範”，決不是在論述中必須遵循什麼樣的方法。
而是在對這個學科發展的“已有成就”上的諳熟於胸，在此基礎上，針對這個學科內在發展邏輯上的自然“推進”。逐步建立起有關這個學科論述的“語言係統”，以及對於這個學科成果的“評價係統”。如此才能夠稱得上“規範”。強調“學術規範”的意義是，研究者必須清楚本學科發展的真實動勢，避免在另一個層麵上進行重複的論述，避免不顧及已有社會化的學術成果的呈示，表麵看來是進行方式轉換地呈現相似的學術研究，實則是另一種方式的抄襲與剽竊。我要說明的是，這套叢書的出現，以及其中各個分部的結構之間，的確存在著貌似草率處理的現象。但是，這是“時代的匆忙”所致，我個人是負不起這個責任的。諸如說，在對於國畫在當代的變異性發展的把握，我使用了一個“現代國畫形態”這樣的概念，原因是國畫的急速變異期還沒有完全結束，如果這個時候使用“現代國畫原理”或“現代國畫體係”之類的名稱，與整套書的邊際之間，倒是吻合了，但是，卻有可能因為倉促，而失去更為深刻的問題。因此，在這個過程中，我寧肯保持一種觀察的眼光，去注視它的成長，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所表露出來的可能性。事實上，我也並沒有將“現代國畫”這個概念截然地放置在“當代文化”的語境之中。因為那樣以來，國畫就不再成為討論的話題。注意尋求國畫“現代化”中的自身穩定的邏輯脈線，以期使它保持其論述上的“生態性”，也是我的悉心著意之處。至於說到與中國古代的混沌思維、空無思想或西方後現代解構思潮有什麼關聯，我覺得在我所采納的“方法論”，以及在不同著述中所顯示出來的風格傾向，的確有中國的禪宗感性頓悟與潛邏輯思維、道家的自然生態觀、甚至包括西方後現代思想的構成因素在內……
2.叢書大量使用了近似“哲學思維”、“現象學還原”的方法，這與影響了整個20世紀藝術史研究的蘭克學派“客觀”地如實再現“曆史真實”的方法相較，多少有些“離經叛道”的意味。在我們現在的學術界，學者普遍認為，“如實直書”的“第一序”（first-order）的研究模式是真正的學術研究。所以大量引證史料，進行知識考古，就能令人信服。而中國古代禪宗的“一超直入如來地”式的學術研究方法，則往往被人所不齒。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畫學》叢書有意懸置史料，躍過細致地展開考據、考證某種觀念或原理的曆史文脈源流的作法，是疏忽？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此外，在文風上也沒有像剝筍那樣，層層剝開，然後見真諦。這是目前學術界約定蹤跡第四部分學科·創想俗成，具有公識屬性的作法。
叢書為什麼在采用這種方法上鮮有體現？張強：我覺得你使用這個“近似”是非常準確的，因為我時刻注意不要套用現成的哲學或藝術學的方法論，這個警覺體現在我從開始從事這個課題的研究之初。因為任何現成的哲學理念與藝術史方法，更多地有效於“發現者”，而不是後來的使用者。甚或相反，後來的應用者隻是在用他的工作為前者做著“證明”的習題。當然，任何研究方法的發現，同樣也不是既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憑空而降，它必須有非常可靠的學術基礎做出準備，是在哲學觀照層麵上的“逾越”。與沿襲性的研究方法相比較，獨創性的方法，更具有冒險性。它極有可能因為陷入虛誇而被“懸置”，從而無法產生任何應有的“學術效應”。所以，我時常對我的研究生說的一句話就是：如果你沒有足夠的去獨創能力和長久的心理培育，你寧肯做一個學術工人，也不要陷入浮誇。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說通過“生效”來檢驗其是否具有意義的。因此，在這個層麵上，也就不存在所謂“真正的學術研究”，如果隻有一種研究方法被證明是真正的學術研究，那確是“學術的工業化”的到來，也就是學術在思想層麵上的死亡。在“中國畫學”的研究過程中，的確充滿了“一超直入如來地”的感覺。但是，所有的結論也是建立在對足夠的材料作為基本的支持與證明上。至於說隻有使用“偏僻”的材料，才能夠證明問題，或者說必須做到“細致地展開考據、考證某種觀念或原理的曆史文脈源流”才能夠做出相應正確的結論，更屬一種樸素的偏見。這裏存在著一個“局部與整體的關係”。舉例來說，在“山水畫學”這個課題中，僅僅是“南北宗”的問題，我相信100萬字也說不清楚，也無法讓所有的人認定你是終極的真理。關鍵在於你的史料的應用要說明什麼問題，你的考據要論證什麼問題。因為南北宗本身就是一個“虛構的問題”，而一旦虛構出來之後，就產生了應有的作用。對於這樣一個問題，我感興趣的是這個“問題發生的情境”，以及發生之後所產生的“意義變量”。反之，所有的“考據”隻能是被絞進一個“黑洞”之中，麵對一個虛構的目標，進行狂轟爛炸。當然，學術是民主而且是自由的，你在這個虛構的“狂轟爛炸”過程中，獲得你的快感與成就感，也是你的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