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書的設置時間
我國自秦漢以來，就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官僚機構，以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兵部尚書，就是這套機構中的一員。
漢時，皇帝為分散相權，設立了三公，由於三公不能統一，皇帝遂獨攬軍政大權。但是皇帝又不能親理朝政，乃委任近臣尚書，《通典·職官典》載：尚書“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因此，“天下樞要，在於尚書”，這在《後漢書·韋彪列傳》中有記載，尚書雖位在三公之下，權力卻高於三公。魏晉以來，三公為宰相，僅是一個虛稱而已。
尚書機構在東漢時稱為台，南北朝劉宋時已稱為尚書省，梁時遂正式改稱尚書省，並設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都官、五兵六曹尚書。在當時，尚書省下統五至六尚書各朝不等，其名稱不盡相同，職掌也有些出入，如北齊的“六尚書”為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隋文帝取得政權以後，為了加強封建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改周之六官，其所製名，多依前之法”(《隋書·百官誌》)，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官製的基礎上，製定了三省六部製。三省是執掌封建中央樞機的政權機關，其長官為宰相。所謂三省，就是內史省(中書省)、門下省和尚書省，隋文帝把曆代尚書各曹確定為六部，就是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
兵部尚書的設置開始於隋朝，這在唐以後的史書中都有敘述。《通典·職官》記：“後魏為七兵尚書，北劉為五兵，……至隋乃有兵部尚書”；《大唐六典》也雲：“曆齊、梁、陳、後魏、北齊，皆置乃有兵部尚書。後周依《周官》，置大司馬卿一人，隋改為兵部尚書，皇朝因之”。在今人的著述中，兵部尚書之設始於隋朝，似乎更是無可非議，他們指出，隋文帝確定尚書省下設包括兵部尚書在內的六部尚書，每一尚書轄有四個子司，共二十四司。隋文帝建立的這套三省六部製度，一直沿至清代，並指出，由隋文帝首創的六部是我國古代封建國家最高行政管理機關，它標誌著我國封建社會中央政府的進一步嚴密化。
也有人通過對史籍及考古資料的研究，不同意“至隋乃有兵部尚書”說，認為兵部尚書早在隋朝以前就出現了，這就推翻了杜佑等人的論斷。其理由是：
一、據文獻記載，十六國時期，至少有後燕、西秦、北涼三個政權設置過兵部尚書。《魏書·張蒲傳》載：張蒲父親張攀，曾為後燕主“慕容垂禦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晉書·乞伏乾歸載記》裏記載著以杜宣為兵部尚書事。又據《魏書·張湛傳》載：湛“仕(北京)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可見，後燕、西秦、北涼都曾有過兵部尚書之職，那這三個政權為何不沿晉製稱“五兵”尚書而稱為兵部尚書呢?這大概是由於十六國有些政權很小，國家機構不健全，有的可能是配不齊五兵或七兵，隻有用當時的泛稱，稱為兵部尚書了。約在稱五兵或七兵尚書時，便已有了作為泛稱的“兵部”，如後秦七兵尚書的屬官有稱為“兵部郎”的。據《晉書·姚興載記》載，“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荷，宜尊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眾之法以損益之”。這個兵部郎為尚書兵曹內職務頗重之郎官，既稱為兵部郎，則說明兵部為七兵尚書曹的泛稱。
二、十六國之後、隋以前，也曾存在過兵部尚書，如西魏、北周。557年以前，就有北周“行《周禮》，建六官”(《周書·文帝紀》)前，西魏時曾有兵部尚書。又據《周書·郭彥傳》記：“魏恭帝元年(554年)，除兵部尚書”，在《周書·李彥傳》裏，載道“拜兵部尚書。……六官建，改授軍司馬”。實際上，在建六官以後，大司馬所署的泛稱為兵部，隻是沒有尚書官而已。如大司馬屬官就有兵部中大夫(《通典·職官》)，韋王真的兒子韋師，就曾“曆兵部小府下大夫”(《周書·韋王真傳》)。
三、不但中原地區，即使某些邊遠地區，也早於隋代設立了兵部。如位於吐魯番盆地的高昌王國，“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相同”(《隋書·高昌傳》)，高昌王之下，官有“令尹”、“公”、“左右衛”和“八長史”，所謂“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民部、兵部等長史也”(《周書·高昌傳》)。其中雖有的官名與華夏小異，實際是依照華夏而設立的，各部相當於華夏尚書台各部，其兵部長官也就相當於華夏兵部尚書。《吐魯番文書》第三冊載阿斯塔那48號墓文書中，就有高昌延昌二十七年(587年)兵部文書多份。它的發現，就作為考古資料，證實了《周書》關於高昌兵部的記載。